直面民生 关注民意——代表委员谈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表明，48.9%的群众有病不去就诊，29.6%的群众应住院而不住院。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相关部门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问题还远未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看病难”、“看病贵”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牵动着普通百姓的心，更是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看病难”、“看病贵”原因复杂
“确切地说，‘看病难’并不是指老百姓没有地方去看病，而是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到好的医院、找好的医生看病比较难。因为现在到大医院看病需要排很长的队，专家号几乎挂不上。另一层意思是，由于到医院看病所花费的医疗费用太高，老百姓看不起病。这种‘看病难’，与看病贵、药价高密不可分。”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周宜开对记者说。
针对前一种“看病难”，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中医研究院院长张大宁表示，这与国家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直接相关。他说，尽管全国所有的医院都对老百姓敞开大门，但是由于城市三甲医院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优质卫生资源，大量患者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涌向三甲医院，形成了基层医院门可罗雀，而大医院人满为患，专家号“一号难求”的怪现象。“一名医生、一家医院，每天接诊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优质资源供给相对不足就导致了百姓看病难。”他指出，其实，一些小病基层医院完全有能力治疗，老百姓没有必要非去三甲医院不可，非找专家看不可。这种对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看病难”。
, 百拇医药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管晓虹指出，由资源分配不合理造成的“看病难”问题，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看病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有关部门已经连续进行了17次药品降价，但国家整体医疗费用并没有减少。“这就说明，‘看病贵’是一个体制问题，不能简单地将板子打在医院和药厂身上。”
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制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给记者拿出了一份长达9页的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的议案。议案详细分析了产生“看病难”、“看病贵”的深层原因。他表示，“看病贵”问题的本质在于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个人负担费用比例过高，而“药价高”则是由于医院补偿机制不合理，药价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补偿功能。“目前，我国有将近10亿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看病吃药全部个人负担，即使是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个人也要承担相当比重的费用。国际经验显示，医药费用不断增长是正常的，但疾病风险是个人无法抗拒和完全承担的，因此，各国政府或者通过财政或者通过健全保险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我国，医药费用大部分是个人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药品价格降到合理水平，即使医药费用不增长，群众也会感觉到看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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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老百姓反映强烈的“药价贵”问题，一些代表委员表示，流通环节的层层加码、虚高定价、以药养医的补贴政策都是导致“药价高”、“看病贵”的直接原因。
■解决痼疾需多管齐下
“单纯降低药价并不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信谊联合医药药材有限公司营业员樊水玉这样对记者表示。“由于企业生产无利润甚至是亏损，一些经典廉价药已经退出市场。而市场上替代产品的价格往往是前者10倍、20倍乃至上百倍。‘一刀切’式的降价方式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重了百姓看病负担。”
比如说糜蛋白酶注射剂，三十多年它一直是临床必需的基础一线广谱用药，目前国家限制零售价是0.87元/瓶。但由于2004年国家出台政策规定，冻干粉针必须改包装，由安锫瓶改为西林瓶，现在光一只西林瓶的空瓶就需要0.60元，再加上原材料涨价等一系列原因，企业纷纷停止生产，目前仅上海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仅凭社会责任在维持生产。“现在已经有十几个经典常用药采购不到了。”在药店当了近30年店员，每天都与顾客打交道的樊水玉对此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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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孙学明表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对药品的具体价格需要区别对待，单纯降价基本上是无效的。“有些药品的价格一定要降，有些药品的价格，该上调的还是应该上调。否则，受损失的还是老百姓。”
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需多管齐下，已经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共识。到底有哪些解决途径呢？张大宁此次提交的提案是呼吁广泛建立平民医院。在他看来，想一蹴而就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但针对“看病贵”的问题，国家可以将平民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建设相结合，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东盛集团执行总裁刘存周则认为，关键是实现“医药分业”，切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联系，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规范药品价格管理。
“看病难、看病贵、药价高，表面上看是政府监管不到位造成的，但本质上还是体制、机制不合理的问题。不改变这种制度设计，不理顺医药卫生领域各种收入的分配关系，即使再加大监管力度，付出更多的行政监管成本，也难以在看病难、看病贵、药价高等问题上取得突破。”对此，蔡东晨提出了五点建议：国家应加大对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投入在卫生费用中的比重；加快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步伐，通过多种形式的制度，将大部分人群纳入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切实解决少数贫困人群的医疗费用问题；合理配置医疗资源，集中财力办好公立医院，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加强农村医疗机构建设，引入社会资本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满足不同人群多层次医疗需求；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完善医院补偿机制，下决心推进医药分家改革，为合理用药和合理施治创造条件；健全法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采访过程中，还有一些代表向记者表示，加大对医务人员医风医德的建设，普及、加大对民众的健康教育，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矛盾。
文/本报记者 胡芳, 百拇医药
■“看病难”、“看病贵”原因复杂
“确切地说，‘看病难’并不是指老百姓没有地方去看病，而是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到好的医院、找好的医生看病比较难。因为现在到大医院看病需要排很长的队，专家号几乎挂不上。另一层意思是，由于到医院看病所花费的医疗费用太高，老百姓看不起病。这种‘看病难’，与看病贵、药价高密不可分。”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周宜开对记者说。
针对前一种“看病难”，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中医研究院院长张大宁表示，这与国家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直接相关。他说，尽管全国所有的医院都对老百姓敞开大门，但是由于城市三甲医院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优质卫生资源，大量患者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涌向三甲医院，形成了基层医院门可罗雀，而大医院人满为患，专家号“一号难求”的怪现象。“一名医生、一家医院，每天接诊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优质资源供给相对不足就导致了百姓看病难。”他指出，其实，一些小病基层医院完全有能力治疗，老百姓没有必要非去三甲医院不可，非找专家看不可。这种对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看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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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管晓虹指出，由资源分配不合理造成的“看病难”问题，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看病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有关部门已经连续进行了17次药品降价，但国家整体医疗费用并没有减少。“这就说明，‘看病贵’是一个体制问题，不能简单地将板子打在医院和药厂身上。”
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制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给记者拿出了一份长达9页的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的议案。议案详细分析了产生“看病难”、“看病贵”的深层原因。他表示，“看病贵”问题的本质在于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个人负担费用比例过高，而“药价高”则是由于医院补偿机制不合理，药价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补偿功能。“目前，我国有将近10亿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看病吃药全部个人负担，即使是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个人也要承担相当比重的费用。国际经验显示，医药费用不断增长是正常的，但疾病风险是个人无法抗拒和完全承担的，因此，各国政府或者通过财政或者通过健全保险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我国，医药费用大部分是个人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药品价格降到合理水平，即使医药费用不增长，群众也会感觉到看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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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老百姓反映强烈的“药价贵”问题，一些代表委员表示，流通环节的层层加码、虚高定价、以药养医的补贴政策都是导致“药价高”、“看病贵”的直接原因。
■解决痼疾需多管齐下
“单纯降低药价并不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信谊联合医药药材有限公司营业员樊水玉这样对记者表示。“由于企业生产无利润甚至是亏损，一些经典廉价药已经退出市场。而市场上替代产品的价格往往是前者10倍、20倍乃至上百倍。‘一刀切’式的降价方式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重了百姓看病负担。”
比如说糜蛋白酶注射剂，三十多年它一直是临床必需的基础一线广谱用药，目前国家限制零售价是0.87元/瓶。但由于2004年国家出台政策规定，冻干粉针必须改包装，由安锫瓶改为西林瓶，现在光一只西林瓶的空瓶就需要0.60元，再加上原材料涨价等一系列原因，企业纷纷停止生产，目前仅上海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仅凭社会责任在维持生产。“现在已经有十几个经典常用药采购不到了。”在药店当了近30年店员，每天都与顾客打交道的樊水玉对此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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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孙学明表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对药品的具体价格需要区别对待，单纯降价基本上是无效的。“有些药品的价格一定要降，有些药品的价格，该上调的还是应该上调。否则，受损失的还是老百姓。”
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需多管齐下，已经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共识。到底有哪些解决途径呢？张大宁此次提交的提案是呼吁广泛建立平民医院。在他看来，想一蹴而就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但针对“看病贵”的问题，国家可以将平民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建设相结合，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东盛集团执行总裁刘存周则认为，关键是实现“医药分业”，切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联系，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规范药品价格管理。
“看病难、看病贵、药价高，表面上看是政府监管不到位造成的，但本质上还是体制、机制不合理的问题。不改变这种制度设计，不理顺医药卫生领域各种收入的分配关系，即使再加大监管力度，付出更多的行政监管成本，也难以在看病难、看病贵、药价高等问题上取得突破。”对此，蔡东晨提出了五点建议：国家应加大对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投入在卫生费用中的比重；加快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步伐，通过多种形式的制度，将大部分人群纳入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切实解决少数贫困人群的医疗费用问题；合理配置医疗资源，集中财力办好公立医院，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加强农村医疗机构建设，引入社会资本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满足不同人群多层次医疗需求；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完善医院补偿机制，下决心推进医药分家改革，为合理用药和合理施治创造条件；健全法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采访过程中，还有一些代表向记者表示，加大对医务人员医风医德的建设，普及、加大对民众的健康教育，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矛盾。
文/本报记者 胡芳,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