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在体制 综合治理——代表委员为解决看病贵药价高问题支招
自1996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已经连续进行了17次药品降价，但是百姓依然感觉看病贵。今年“两会”期间，看病贵、药价高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部分代表委员从源头进行了剖析，并积极为实现老百姓看得起病的目标建言献策。
■以药养医导致药价虚高
“如果医药不分业，那么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全国人大代表、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刘存周认为，以药养医、医药不分的体制是导致药价虚高、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也认为，虚高的药价看似价格问题，涉及的却是价格背后的体制问题。国家允许医院以药养医，初衷是希望医院有发展的动力，但由于医疗信息不对称，医生开大处方、医院卖高价药，患者对此只能徒呼无奈。
据统计，药品收入占我国医疗机构收入的50%以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端湜指出，我国药品80%通过医院销售，以药养医导致高价药反而好卖。
, 百拇医药
刘存周代表举例说，全国有200万个医生有处方权，如果200万个医生有20%开大处方，那就是40万个医生。40万个医生一个医生一天看8个病人，每一个人多开100元钱的药，以一年300个工作日计，就多开出960亿元。
在此次“两会”审议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医药分开被作为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对以药养医弊病深恶痛绝的代表委员们对此特别关注，他们建议尽快终止以药养医，逐步实现医药分业，合理用药。
■投入不足导致医院公益性淡薄
实行医药分业之后，医疗机构失去当前主要收入来源，应该怎样生存？代表委员们认为，应该加大政府投入，保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现有投入不足导致医院公益性淡薄，逐利性增强，这正是医疗费用膨胀的原因。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管晓虹指出，由于政府在管理体制上的缺位和资金投入不足，导致许多公立医院以垄断的形式去追求经济效益，造成医疗价格的恶性膨胀和医疗市场秩序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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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带来了一份《尽快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建议》。在建议中，冯世良委员分析说，近20年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都以1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可是从1978年到2003年期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总卫生支出比重却由39%下降到15%。由于对卫生投入的逐年减少，使得具有福利性事业单位性质的公立医院被盲目地推向了市场，使公立医院也跌入了“市场化”、“商业炒作”，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泥潭中。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鲁南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志全也认为，看病贵、看病难，在广大农村更为突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在农村，卫生机构要自己养活自己，县里的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都成了自负盈亏或者是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国家财政缺位了，迫使医疗机构去搞创收，经济负担最终必然转嫁到患者头上。他建议，增加政府对农村卫生的投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药品定价机制有待完善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朱佩玲认为，药品定价机制不够完善也是造成药品价格虚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全国几千家药厂、几万个品种规格药品的价格由政府统一定价。这种定价机制公众参与严重不足，很难对药品的成本、工艺、生产过程进行界定，有些是按照企业的申报资料进行定价，致使药价过高，同品种、同规格、不同厂家的药品生产价格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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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茂祥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王茂祥建议，减少政府定价范围，完善药品定价机制。政府定价药品应限制在政府招标药品范围内，绝大多数药品均应由企业自主定价K孀攀谐』潭鹊奶岣撸χ鸩郊跎僬鄣姆段В?br>扩大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的比例。为杜绝企业虚高定价，建议成立药品定价和测算机构,组织药学专家、临床专家、经济学专家等相关专业人员，对现有药品，尤其是新药，逐个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此作为调整价格的依据，将结果向社会公布。
■药品招标导致价格不降反升
实行药品统一招标采购的最终目的是使虚高药品价格下降,切实减轻群众医药负担。但朱佩玲委员提出，国家在药品最高限价的基础上实行政府招标采购，操作过程中无形又增加了一笔招标费用，而这些费用最终又通过销售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戴秀英指出，药品招标的参照价一般由医疗机构提供，这里面有一个财政明确规定的医疗机构可以加价15%的环节，同时还有流通环节的层层加码，这样直接导致了药价的虚高。因此，应改革当前药品招标价格参考机制，招标价格的参考侧重于参考零售药店相关品种的销售价格，彻底挤干流通环节的水分。同时招标也应允许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参与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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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祥委员建议将招标药品的种类只限政府采购公费的大部分用药，严格监管中标药物的价格执行情况。应采取网络招标模式，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招标成本，并不断完善招标程序。孙继业委员也提出目前我国药品招标采购成本畸高，应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建立和完善药品网络招标采购的交易平台。药品招标采购的目标定位应是降低药价，药品定价部门应加大源头治理力度，一方面从出厂环节开始控制价格，根据社会平均成本和利润率，按照药品通用名和同质同价原则合理确定出厂价格；另一方面，应以各地招标价格为基础，按照《差比价规则》，随时调减药价，确定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巩固招标成果。
此外，湖北省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肖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执行委员周超凡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沈悌委员等认为，药品流通中间环节多，价格低廉的中医药防病治病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医疗保障未达到全覆盖都是让老百姓觉得医药负担过高的原因。要根治看病贵、药价高问题，体制机制是关键，希望各相关部门协同治理，最大限度地降低医药领域的水分和暴利空间，真正实现让利于民。
本报记者 王春梅, 百拇医药
■以药养医导致药价虚高
“如果医药不分业，那么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全国人大代表、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刘存周认为，以药养医、医药不分的体制是导致药价虚高、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也认为，虚高的药价看似价格问题，涉及的却是价格背后的体制问题。国家允许医院以药养医，初衷是希望医院有发展的动力，但由于医疗信息不对称，医生开大处方、医院卖高价药，患者对此只能徒呼无奈。
据统计，药品收入占我国医疗机构收入的50%以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端湜指出，我国药品80%通过医院销售，以药养医导致高价药反而好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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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存周代表举例说，全国有200万个医生有处方权，如果200万个医生有20%开大处方，那就是40万个医生。40万个医生一个医生一天看8个病人，每一个人多开100元钱的药，以一年300个工作日计，就多开出960亿元。
在此次“两会”审议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医药分开被作为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对以药养医弊病深恶痛绝的代表委员们对此特别关注，他们建议尽快终止以药养医，逐步实现医药分业，合理用药。
■投入不足导致医院公益性淡薄
实行医药分业之后，医疗机构失去当前主要收入来源，应该怎样生存？代表委员们认为，应该加大政府投入，保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现有投入不足导致医院公益性淡薄，逐利性增强，这正是医疗费用膨胀的原因。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管晓虹指出，由于政府在管理体制上的缺位和资金投入不足，导致许多公立医院以垄断的形式去追求经济效益，造成医疗价格的恶性膨胀和医疗市场秩序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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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带来了一份《尽快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建议》。在建议中，冯世良委员分析说，近20年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都以1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可是从1978年到2003年期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总卫生支出比重却由39%下降到15%。由于对卫生投入的逐年减少，使得具有福利性事业单位性质的公立医院被盲目地推向了市场，使公立医院也跌入了“市场化”、“商业炒作”，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泥潭中。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鲁南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志全也认为，看病贵、看病难，在广大农村更为突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在农村，卫生机构要自己养活自己，县里的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都成了自负盈亏或者是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国家财政缺位了，迫使医疗机构去搞创收，经济负担最终必然转嫁到患者头上。他建议，增加政府对农村卫生的投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药品定价机制有待完善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朱佩玲认为，药品定价机制不够完善也是造成药品价格虚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全国几千家药厂、几万个品种规格药品的价格由政府统一定价。这种定价机制公众参与严重不足，很难对药品的成本、工艺、生产过程进行界定，有些是按照企业的申报资料进行定价，致使药价过高，同品种、同规格、不同厂家的药品生产价格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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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茂祥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王茂祥建议，减少政府定价范围，完善药品定价机制。政府定价药品应限制在政府招标药品范围内，绝大多数药品均应由企业自主定价K孀攀谐』潭鹊奶岣撸χ鸩郊跎僬鄣姆段В?br>扩大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的比例。为杜绝企业虚高定价，建议成立药品定价和测算机构,组织药学专家、临床专家、经济学专家等相关专业人员，对现有药品，尤其是新药，逐个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此作为调整价格的依据，将结果向社会公布。
■药品招标导致价格不降反升
实行药品统一招标采购的最终目的是使虚高药品价格下降,切实减轻群众医药负担。但朱佩玲委员提出，国家在药品最高限价的基础上实行政府招标采购，操作过程中无形又增加了一笔招标费用，而这些费用最终又通过销售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戴秀英指出，药品招标的参照价一般由医疗机构提供，这里面有一个财政明确规定的医疗机构可以加价15%的环节，同时还有流通环节的层层加码，这样直接导致了药价的虚高。因此，应改革当前药品招标价格参考机制，招标价格的参考侧重于参考零售药店相关品种的销售价格，彻底挤干流通环节的水分。同时招标也应允许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参与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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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祥委员建议将招标药品的种类只限政府采购公费的大部分用药，严格监管中标药物的价格执行情况。应采取网络招标模式，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招标成本，并不断完善招标程序。孙继业委员也提出目前我国药品招标采购成本畸高，应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建立和完善药品网络招标采购的交易平台。药品招标采购的目标定位应是降低药价，药品定价部门应加大源头治理力度，一方面从出厂环节开始控制价格，根据社会平均成本和利润率，按照药品通用名和同质同价原则合理确定出厂价格；另一方面，应以各地招标价格为基础，按照《差比价规则》，随时调减药价，确定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巩固招标成果。
此外，湖北省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肖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执行委员周超凡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沈悌委员等认为，药品流通中间环节多，价格低廉的中医药防病治病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医疗保障未达到全覆盖都是让老百姓觉得医药负担过高的原因。要根治看病贵、药价高问题，体制机制是关键，希望各相关部门协同治理，最大限度地降低医药领域的水分和暴利空间，真正实现让利于民。
本报记者 王春梅,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