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医疗“三重门”
能解除病人生死苦难的医师，对病人而言就是贵人，就是活佛。
纵观目前中国的医患关系，实事求是地讲可能是一段较差的时期。医患之间存在着不信任和防备之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难以回避。为什么在现代医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医患关系却是难以和谐呢？这个问题值得广大医务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思考。
医患关系中的人文因素
当前医疗界在大声疾呼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时候，往往政治考量过重而人文考量不足。所谓人文因素，笔者认为至少应包含下面两个子因素，一个是“医患关系中的信仰因素”，另一个是“医患关系中的亲情因素”。
现代医院形式起源于西方，最早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在医学伦理上，临终关怀始终是医学与宗教交叉重叠最甚之处。过去，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临终前会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陌生的牧师和修女(即今天的医生和护士)，因为信徒认为生命是上帝赐予的，临终托给上帝的仆人是自然的，心安理得的。
, http://www.100md.com
笔者曾在西藏逗留了一个半月，游历全藏三分之二的地区，也曾访问过几家当地医院。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地医患之间充满信任和理解。即便有人去世，家属仍然对医生、护士的悉心照料充满感激。在笔者看来，西藏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经济水平与内地相比应该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医患关系却表现得如此“和谐有素”呢？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应与藏民多数信奉佛教有关。他们有精神寄托，面对亲人的离去比较坦然，而不会责怪医生。
与源于西方的现代医院形式不同，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医药，在医患关系中有其独特的亲情因素。古代的华夏大地是没有“医院”这种医疗形式的。病人有病，往往会请郎中到家里望闻问切，病情轻的人也可自行到有“坐堂郎中”的药铺去求诊，然后抓点药回家煎服(就像今天的门诊病人)，但郎中家里或药铺是不会接受病人留宿的(即古代没有住院这种医疗形式)。对于临终病人，无论如何必须呆在家里，在至爱亲朋的陪伴下，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然后入土为安，子女还必须为父母丁忧三年。由于儒家“孝道”思想的缘故，中国古人的临终关怀，更多的是由亲人来完成的，郎中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古人听天由命的宿命观，也很难让他们把亲人的病逝迁怒于大夫。
, 百拇医药
缩短医患对治疗预期的差距
如今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因为病人满意度低，而低满意度可再细分为“结果不满”和“过程不满”。
过程不满指的是在病人求医过程中感到的不满，如挂不上号，候诊时间过长，医护人员态度不好等，主要是与“看病难”相关的不满意。过程不满的“愤怒指数”较低，如果医方能及时解决问题，病人的不满很快就消除。
而结果不满指的是病人求医结果与预期的不相符所导致的不满，如出现病人死亡(可能本来也是无法救活的)，出现医疗事故、病人致残、严重副作用、医疗费用比预期的高出许多等，主要是与“看病贵”以及“结果不好”相关的不满意。结果不满的“愤怒指数”较高，患方一般难以平息，这往往是发生严重医患矛盾的主要原因。
接受过普通教育的人都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规律，医疗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医生所能做的其实很少，只能缓解和减慢这个过程，医学技术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人定胜天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再者，医疗过程具有高风险，治愈率并非百分之百，而出现预期外的严重副作用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人定胜天”思想与“宿命观”使患方与医方对医疗结果的预期具有很大的差别，这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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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性医疗服务逐层递进
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笔者认为除了卫生主管部门从体制上进一步完善医疗市场，从管理上强调医生的责任之外，医院可尝试从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做起。人文性医疗服务包括表层、中层、深层三重服务，三者是逐层递进的关系。
表层的服务即空姐式服务，目前许多医院已有意识地提供人文性医疗服务，但多数仍属于微笑服务，强调服务态度；中层的服务即亲友式服务，少数医院的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已自发产生了对病人的同情心、同理心，提供亲友式的服务；深层的服务即牧师式服务，医务人员成为病人的精神支柱，帮助其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是人文性医疗服务的最高境界。
台湾慈济医院“志为人医”的服务宗旨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身为医师，应视救人为志愿，志为人医。人医就是良医，不只治疗患者的身体病痛，也能念及安慰患者的心苦。能解除病人生死苦难的医师，对病人而言就是贵人，就是活佛。”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9期, 百拇医药(庄一强)
纵观目前中国的医患关系，实事求是地讲可能是一段较差的时期。医患之间存在着不信任和防备之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难以回避。为什么在现代医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医患关系却是难以和谐呢？这个问题值得广大医务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思考。
医患关系中的人文因素
当前医疗界在大声疾呼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时候，往往政治考量过重而人文考量不足。所谓人文因素，笔者认为至少应包含下面两个子因素，一个是“医患关系中的信仰因素”，另一个是“医患关系中的亲情因素”。
现代医院形式起源于西方，最早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在医学伦理上，临终关怀始终是医学与宗教交叉重叠最甚之处。过去，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临终前会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陌生的牧师和修女(即今天的医生和护士)，因为信徒认为生命是上帝赐予的，临终托给上帝的仆人是自然的，心安理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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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西藏逗留了一个半月，游历全藏三分之二的地区，也曾访问过几家当地医院。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地医患之间充满信任和理解。即便有人去世，家属仍然对医生、护士的悉心照料充满感激。在笔者看来，西藏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经济水平与内地相比应该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医患关系却表现得如此“和谐有素”呢？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应与藏民多数信奉佛教有关。他们有精神寄托，面对亲人的离去比较坦然，而不会责怪医生。
与源于西方的现代医院形式不同，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医药，在医患关系中有其独特的亲情因素。古代的华夏大地是没有“医院”这种医疗形式的。病人有病，往往会请郎中到家里望闻问切，病情轻的人也可自行到有“坐堂郎中”的药铺去求诊，然后抓点药回家煎服(就像今天的门诊病人)，但郎中家里或药铺是不会接受病人留宿的(即古代没有住院这种医疗形式)。对于临终病人，无论如何必须呆在家里，在至爱亲朋的陪伴下，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然后入土为安，子女还必须为父母丁忧三年。由于儒家“孝道”思想的缘故，中国古人的临终关怀，更多的是由亲人来完成的，郎中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古人听天由命的宿命观，也很难让他们把亲人的病逝迁怒于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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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医患对治疗预期的差距
如今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因为病人满意度低，而低满意度可再细分为“结果不满”和“过程不满”。
过程不满指的是在病人求医过程中感到的不满，如挂不上号，候诊时间过长，医护人员态度不好等，主要是与“看病难”相关的不满意。过程不满的“愤怒指数”较低，如果医方能及时解决问题，病人的不满很快就消除。
而结果不满指的是病人求医结果与预期的不相符所导致的不满，如出现病人死亡(可能本来也是无法救活的)，出现医疗事故、病人致残、严重副作用、医疗费用比预期的高出许多等，主要是与“看病贵”以及“结果不好”相关的不满意。结果不满的“愤怒指数”较高，患方一般难以平息，这往往是发生严重医患矛盾的主要原因。
接受过普通教育的人都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规律，医疗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医生所能做的其实很少，只能缓解和减慢这个过程，医学技术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人定胜天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再者，医疗过程具有高风险，治愈率并非百分之百，而出现预期外的严重副作用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人定胜天”思想与“宿命观”使患方与医方对医疗结果的预期具有很大的差别，这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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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性医疗服务逐层递进
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笔者认为除了卫生主管部门从体制上进一步完善医疗市场，从管理上强调医生的责任之外，医院可尝试从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做起。人文性医疗服务包括表层、中层、深层三重服务，三者是逐层递进的关系。
表层的服务即空姐式服务，目前许多医院已有意识地提供人文性医疗服务，但多数仍属于微笑服务，强调服务态度；中层的服务即亲友式服务，少数医院的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已自发产生了对病人的同情心、同理心，提供亲友式的服务；深层的服务即牧师式服务，医务人员成为病人的精神支柱，帮助其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是人文性医疗服务的最高境界。
台湾慈济医院“志为人医”的服务宗旨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身为医师，应视救人为志愿，志为人医。人医就是良医，不只治疗患者的身体病痛，也能念及安慰患者的心苦。能解除病人生死苦难的医师，对病人而言就是贵人，就是活佛。”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9期, 百拇医药(庄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