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将药物经济学推上前台
参与医疗保健政策决策——
本届大会上，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以及WHO的代表介绍了世界各国应用药物经济学参与医疗保健政策决策的做法和现状。如何在控制不断上升的药物开支的同时，又确保药物的研发创新等空间，各国药物经济学为此积极参与医疗保健政策的决策，有的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强制或正计划强制推行评价指南，但效果不一；有的虽然尚未立法，却正在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国家药物目录等多种措施协同实现用药的经济性和有效性；还有的国家则因重视不够等原因，药物经济学应用还存在着诸多难题，需要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进一步支持……这些经验、做法和思考，对我国药物经济学如何参与、运用到医疗保健政策决策中去，都弥足珍贵。
通过立法强制推行
WHO药品政策和标准部
Suzanne Hikk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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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成功经验奉为典范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强制推行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鼓舞了世界各国，被奉为典范，目前该国在医疗保障方面已实现“高水平，广覆盖”。澳大利亚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和应用指南是如何影响医疗保健政策决策的呢？
现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是药物开支不断上升，二是如何确保药物的创新、质量与药价间合理的平衡，药物经济学应运而生。澳大利亚有全国药物政策，国家控制药价和供应链。国家制定药物评估标准，由制药公司先评估，再经过第三方审查，之后不定期地根据反馈意见再评估，资料公开少，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程度低。评估时，国家还非常注重成本和生命质量年，一个药品如果年花费大于52400澳元的生命质量年花费，很难通过评估。
Suzanne Hikk博士同时也指出，药物经济学的应用也与国情有关，必须注意到澳大利亚只有2000万人口，这与中国等很多国家的国情都不一样。
, 百拇医药
对澳大利亚的批评者则认为，该国对药品审批太严，新药上市申请每年有60%遭到拒绝；现在该国的药价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6%～18%，不利于药品研发；对老产品没有审核；药品的评估过程太保密等等。现在，澳大利亚正在讨论是否引入竞标定价。
WHO药品政策和标准部
Suzanne Hikk博士：
英国——强制推行效果不明显
药物经济学是控制药费的好举措，但并不一定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和澳大利亚一样，因为药费的不断上升，英国也很早就通过立法强制实施了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并把GDP的6%～9%用于健康保健开支，但药费上升还是很快。为何同是立法，澳大利亚实施效果明显，在英国的实施效果却不尽人意呢？
专家分析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英国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国家层面上的推广力度不够。英国没有制定国家药物政策，而是实施重点健康政策，其评估标准由非国家的私人企业或私人基金出资制定，经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每两年进行修订，较为透明，利益相关方参与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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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进行药品评估时，也注重成本和生命质量年，一种药品如果年花费大于45000美元的生命质量年花费，很难通过评估。但与批评者提出的澳大利亚新药审批严格影响到药品研发这一点相反，英国因其高福利国家的背景、及药物评估标准由“私人”制定，新药容易上市，也受到了批评。批评意见指出，这导致药费开支增长过快，国家鼓励制药业发展的同时也使药价提高。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Bong-min Yang：
韩国——药物经济学立法有争议
韩国在2002年开始将药物经济学运用到医疗卫生体系中，当时的行动原则就是用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来决定和调节新医疗科技的运用，包括新药物、新治疗方式、新医疗设备。
韩国的大胆尝试参照了药物经济学研究和运用非常成熟的两个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目前韩国还决定将之立法，以强制推行，即申请新科技的审批需要提交药物经济学研究报告。2005年，韩国两次对指南进行讨论、完善，并在2005年中召开了听证会，但至今未能实施，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药物经济学的专家太少，未完善的指南计算方法不被业内认同。
, 百拇医药
目前，在药物经济学同药物的结合上，韩国主要的做法是纳入医保目录和作为定价时的重要参考依据。Bong-min Yang教授作为药物经济学立法的支持者，认为这对于消费者、医药厂商和保险支付者都将有积极作用，尤其是保险支付者要更多地考虑到采购的效益，而非采购的医疗服务本身。
有效控制药费增长
泰国卫生部国际卫生政策项目主任Viroj Tang Charoensatten：
泰国——药物经济学运用决定医院赢利水平
自2002年开始，泰国实行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这一医疗保障体系包括：社会医疗保险——由工作人群和企业共同支付，约占人口的13%；城市医疗保障体系——包括公务员、退休老人和儿童等，占人口的10%；第三部分的保险体系涵盖了其他人口。后两个体系的基金都从税收中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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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物基本目录参考药物经济研究数据做定期修改，所以药物经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保险体系购买的服务是否有效益。目前泰国依据国际数据来评估药品的价格等指标。
Viroj Tang Charoensatten从事泰国公共卫生部的国际健康政策项目研究。据他介绍，社会医疗保险是实行报销制度的，不设立封顶，但对医疗保障体系中后两个体系，政府按人头购买服务，有规定的定额。所以，医院如何用更经济的方法来治疗病人，将决定医院的赢利水平，因此医院都很重视药物目录，基本上参考这一目录，但也采用目录外的药物，不过都会将经济性和有效性并重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药物的支出。
Viroj Tang Charoensatten还指出，目前对泰国来说还有一个影响研究和实践结果的因素：评估药品的价格等指标采用的是国际数据，但缺乏泰国自身的数据。
新加坡国立大学 Shu-ChuenLi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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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与医院共同控制药费支出
新加坡在2005年7月1日开始实行新的医疗保险体系，保障的年龄比之前延长了十年，对老年人的保障更加侧重，高福利社会对药费支出形成了新的考验。未来3年，政府还要对药品目录进行更新。这些都将对药物在新加坡的市场使用有影响，Shu-Chuen Li教授就这一新情况向与会代表作了介绍。
新加坡的药品目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本药物，必须价格实惠，可为大多数民众健康提供保障，另一部分是价格较昂贵的药物。在药物审批时，政府会依据药物经济学的原则，对这两部分药物的比例进行经济、有效的控制。
在新加坡，公立和私立两个医院集团并存，各有8家、13家医院。医疗费用支出占整个国家GDP的4.3%，药物支出比例在整个医疗支出比例中非常低，仅为14.3%。这里面包括医院在心理、护理等多方面的努力，有效减少了药物支出，体现了药物经济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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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Kebangsaan大学Syed Mohamed Akjunid教授：
马来西亚——药物经济学获得众多研究基金
Syed Mohamed Akjunid教授详细列出了当地的地理基本情况，这个2500万人口的国家在医疗保健数据分析方面全面而详细。依据最新数据，该国医疗保健支出占据GDP的4.5%，有多种相关文件协同控制医药费用支出，包括国家药物目录、招标采购、临床使用指南、质量控制项目、健康科技指南等。
药物经济学在马来西亚获得了众多的研究基金，包括基础研究基金、短期研究基金、制药企业赞助和非政府机构支持。研究的主题目前包括：药物临床实践、药物费用研究、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同其他国家一样，研究者们期望研究结果能够为卫生体系决策者采用，而目前主要的困难在于专业研究人员匮乏、研究时间没有保障、数据采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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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的困难和展望
巴基斯坦Aga Kham大学医学院讲师Aamir Hameed教授：
巴基斯坦——国家要提高对药物经济学的重视度
作为一个人口持续增长的国家，巴基斯坦的医疗服务系统落后与日益增加的医疗卫生需要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因此如何用有限的资金购买更经济有效的服务是重点。巴基斯坦80%的医疗支付在药品方面，尽管该国拥有411家本土药厂和30家合资企业，能够提供125类药物，但95%以上的放射用品等材料还是需要进口，因为这方面的企业只有3家。
据Aamir Hameed教授介绍，该国的药品法出台于1976年，因为时间太久、中间没有对法规进行过修改，以至于药品审批的门槛很低，在过去30年里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超过3个药物注册，而且还缺乏不良反应监测控制，所以这个法规在现在看来效力已经比较微弱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有452个药物，这在南亚地区已是一个最大的目录了，但在巴基斯坦这个目录实际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这些都给当地的药物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这个学科的基础非常薄弱，缺乏资金和设备，数据采集也极为困难，有的研究数据还没有成为决策者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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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mir Hameed教授认为，提高当地对药物经济学的重视度、更新法规、加强药物管理、增强对学生和医生的培训都是眼下所要解决的问题。
印度topwaka医学院Renuka Kim博士
印度——确保基本生命救治药物的合理价格
印度的医疗保障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只有17%的费用来自于公共医疗基金，其他都是个人自费。大约只有10%的人口享有医疗保险。但是印度的医药产业在过去的10多年中有巨大的发展，2005年医药市场规模是1990年的整整10倍，达到10亿美元，2010年将再翻一番。
印度的药品法规于1978年出台，此后在1986年和2002年两次修改。在1970年几乎所有的药物都受到价格控制，此后受到价格控制的药物范围不断缩小。印度基本药物目录建立于1996年，2003年修改后，包含354种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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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目前对医疗卫生支出非常低，仅占GDP的0.9%，在未来5年，印度计划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对贫困家庭设立国家保障计划，设立公共基金用于控制传染病和艾滋病，确保基本生命救治药物在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
南亚85%的艾滋病感染者集中在印度，印度政府在防治方面也做了特别的部署，开展“公共—个人合作项目”抗击艾滋病和癌症。政府通过与医药生产企业和医院之间的协议，让抗艾滋病药物和癌症药物最大范围内让老百姓可以获得，这两类药物免除一切税收，生产企业和商业公司都被要求减少从这两类药物中获得的差价和利润。其他危及生命的药物也同样有区别对待，专利药物价格要通过价格谈判来决定，基因类药物得到提倡和推广，病患教育以及详细的健康网站都在建设中。
26%的印度人处于贫困线下生活，针对这个巨大的群体——约为34000个家庭，如何为他们提供药物？印度设立了多个基金，包括国立疾病辅助基金、贫困人群健康基金等。如何让有限的资金覆盖更多的民众，药物经济学有很大的探索和实践空间。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9期, 百拇医药(张莉 王勇 摄影报道)
本届大会上，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以及WHO的代表介绍了世界各国应用药物经济学参与医疗保健政策决策的做法和现状。如何在控制不断上升的药物开支的同时，又确保药物的研发创新等空间，各国药物经济学为此积极参与医疗保健政策的决策，有的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强制或正计划强制推行评价指南，但效果不一；有的虽然尚未立法，却正在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国家药物目录等多种措施协同实现用药的经济性和有效性；还有的国家则因重视不够等原因，药物经济学应用还存在着诸多难题，需要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进一步支持……这些经验、做法和思考，对我国药物经济学如何参与、运用到医疗保健政策决策中去，都弥足珍贵。
通过立法强制推行
WHO药品政策和标准部
Suzanne Hikk博士：
, http://www.100md.com
澳大利亚——成功经验奉为典范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强制推行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鼓舞了世界各国，被奉为典范，目前该国在医疗保障方面已实现“高水平，广覆盖”。澳大利亚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和应用指南是如何影响医疗保健政策决策的呢？
现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是药物开支不断上升，二是如何确保药物的创新、质量与药价间合理的平衡，药物经济学应运而生。澳大利亚有全国药物政策，国家控制药价和供应链。国家制定药物评估标准，由制药公司先评估，再经过第三方审查，之后不定期地根据反馈意见再评估，资料公开少，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程度低。评估时，国家还非常注重成本和生命质量年，一个药品如果年花费大于52400澳元的生命质量年花费，很难通过评估。
Suzanne Hikk博士同时也指出，药物经济学的应用也与国情有关，必须注意到澳大利亚只有2000万人口，这与中国等很多国家的国情都不一样。
, 百拇医药
对澳大利亚的批评者则认为，该国对药品审批太严，新药上市申请每年有60%遭到拒绝；现在该国的药价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6%～18%，不利于药品研发；对老产品没有审核；药品的评估过程太保密等等。现在，澳大利亚正在讨论是否引入竞标定价。
WHO药品政策和标准部
Suzanne Hikk博士：
英国——强制推行效果不明显
药物经济学是控制药费的好举措，但并不一定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和澳大利亚一样，因为药费的不断上升，英国也很早就通过立法强制实施了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并把GDP的6%～9%用于健康保健开支，但药费上升还是很快。为何同是立法，澳大利亚实施效果明显，在英国的实施效果却不尽人意呢？
专家分析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英国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国家层面上的推广力度不够。英国没有制定国家药物政策，而是实施重点健康政策，其评估标准由非国家的私人企业或私人基金出资制定，经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每两年进行修订，较为透明，利益相关方参与程度较高。
, http://www.100md.com
英国在进行药品评估时，也注重成本和生命质量年，一种药品如果年花费大于45000美元的生命质量年花费，很难通过评估。但与批评者提出的澳大利亚新药审批严格影响到药品研发这一点相反，英国因其高福利国家的背景、及药物评估标准由“私人”制定，新药容易上市，也受到了批评。批评意见指出，这导致药费开支增长过快，国家鼓励制药业发展的同时也使药价提高。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Bong-min Yang：
韩国——药物经济学立法有争议
韩国在2002年开始将药物经济学运用到医疗卫生体系中，当时的行动原则就是用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来决定和调节新医疗科技的运用，包括新药物、新治疗方式、新医疗设备。
韩国的大胆尝试参照了药物经济学研究和运用非常成熟的两个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目前韩国还决定将之立法，以强制推行，即申请新科技的审批需要提交药物经济学研究报告。2005年，韩国两次对指南进行讨论、完善，并在2005年中召开了听证会，但至今未能实施，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药物经济学的专家太少，未完善的指南计算方法不被业内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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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药物经济学同药物的结合上，韩国主要的做法是纳入医保目录和作为定价时的重要参考依据。Bong-min Yang教授作为药物经济学立法的支持者，认为这对于消费者、医药厂商和保险支付者都将有积极作用，尤其是保险支付者要更多地考虑到采购的效益，而非采购的医疗服务本身。
有效控制药费增长
泰国卫生部国际卫生政策项目主任Viroj Tang Charoensatten：
泰国——药物经济学运用决定医院赢利水平
自2002年开始，泰国实行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这一医疗保障体系包括：社会医疗保险——由工作人群和企业共同支付，约占人口的13%；城市医疗保障体系——包括公务员、退休老人和儿童等，占人口的10%；第三部分的保险体系涵盖了其他人口。后两个体系的基金都从税收中提取。
, http://www.100md.com
国家药物基本目录参考药物经济研究数据做定期修改，所以药物经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保险体系购买的服务是否有效益。目前泰国依据国际数据来评估药品的价格等指标。
Viroj Tang Charoensatten从事泰国公共卫生部的国际健康政策项目研究。据他介绍，社会医疗保险是实行报销制度的，不设立封顶，但对医疗保障体系中后两个体系，政府按人头购买服务，有规定的定额。所以，医院如何用更经济的方法来治疗病人，将决定医院的赢利水平，因此医院都很重视药物目录，基本上参考这一目录，但也采用目录外的药物，不过都会将经济性和有效性并重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药物的支出。
Viroj Tang Charoensatten还指出，目前对泰国来说还有一个影响研究和实践结果的因素：评估药品的价格等指标采用的是国际数据，但缺乏泰国自身的数据。
新加坡国立大学 Shu-ChuenLi副教授：
, http://www.100md.com
新加坡——政府与医院共同控制药费支出
新加坡在2005年7月1日开始实行新的医疗保险体系，保障的年龄比之前延长了十年，对老年人的保障更加侧重，高福利社会对药费支出形成了新的考验。未来3年，政府还要对药品目录进行更新。这些都将对药物在新加坡的市场使用有影响，Shu-Chuen Li教授就这一新情况向与会代表作了介绍。
新加坡的药品目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本药物，必须价格实惠，可为大多数民众健康提供保障，另一部分是价格较昂贵的药物。在药物审批时，政府会依据药物经济学的原则，对这两部分药物的比例进行经济、有效的控制。
在新加坡，公立和私立两个医院集团并存，各有8家、13家医院。医疗费用支出占整个国家GDP的4.3%，药物支出比例在整个医疗支出比例中非常低，仅为14.3%。这里面包括医院在心理、护理等多方面的努力，有效减少了药物支出，体现了药物经济学原则。
, http://www.100md.com
马来西亚Kebangsaan大学Syed Mohamed Akjunid教授：
马来西亚——药物经济学获得众多研究基金
Syed Mohamed Akjunid教授详细列出了当地的地理基本情况，这个2500万人口的国家在医疗保健数据分析方面全面而详细。依据最新数据，该国医疗保健支出占据GDP的4.5%，有多种相关文件协同控制医药费用支出，包括国家药物目录、招标采购、临床使用指南、质量控制项目、健康科技指南等。
药物经济学在马来西亚获得了众多的研究基金，包括基础研究基金、短期研究基金、制药企业赞助和非政府机构支持。研究的主题目前包括：药物临床实践、药物费用研究、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同其他国家一样，研究者们期望研究结果能够为卫生体系决策者采用，而目前主要的困难在于专业研究人员匮乏、研究时间没有保障、数据采集困难。
, 百拇医药
一些国家的困难和展望
巴基斯坦Aga Kham大学医学院讲师Aamir Hameed教授：
巴基斯坦——国家要提高对药物经济学的重视度
作为一个人口持续增长的国家，巴基斯坦的医疗服务系统落后与日益增加的医疗卫生需要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因此如何用有限的资金购买更经济有效的服务是重点。巴基斯坦80%的医疗支付在药品方面，尽管该国拥有411家本土药厂和30家合资企业，能够提供125类药物，但95%以上的放射用品等材料还是需要进口，因为这方面的企业只有3家。
据Aamir Hameed教授介绍，该国的药品法出台于1976年，因为时间太久、中间没有对法规进行过修改，以至于药品审批的门槛很低，在过去30年里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超过3个药物注册，而且还缺乏不良反应监测控制，所以这个法规在现在看来效力已经比较微弱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有452个药物，这在南亚地区已是一个最大的目录了，但在巴基斯坦这个目录实际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这些都给当地的药物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这个学科的基础非常薄弱，缺乏资金和设备，数据采集也极为困难，有的研究数据还没有成为决策者的参考依据。
, http://www.100md.com
Aamir Hameed教授认为，提高当地对药物经济学的重视度、更新法规、加强药物管理、增强对学生和医生的培训都是眼下所要解决的问题。
印度topwaka医学院Renuka Kim博士
印度——确保基本生命救治药物的合理价格
印度的医疗保障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只有17%的费用来自于公共医疗基金，其他都是个人自费。大约只有10%的人口享有医疗保险。但是印度的医药产业在过去的10多年中有巨大的发展，2005年医药市场规模是1990年的整整10倍，达到10亿美元，2010年将再翻一番。
印度的药品法规于1978年出台，此后在1986年和2002年两次修改。在1970年几乎所有的药物都受到价格控制，此后受到价格控制的药物范围不断缩小。印度基本药物目录建立于1996年，2003年修改后，包含354种药物。
, http://www.100md.com
印度目前对医疗卫生支出非常低，仅占GDP的0.9%，在未来5年，印度计划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对贫困家庭设立国家保障计划，设立公共基金用于控制传染病和艾滋病，确保基本生命救治药物在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
南亚85%的艾滋病感染者集中在印度，印度政府在防治方面也做了特别的部署，开展“公共—个人合作项目”抗击艾滋病和癌症。政府通过与医药生产企业和医院之间的协议，让抗艾滋病药物和癌症药物最大范围内让老百姓可以获得，这两类药物免除一切税收，生产企业和商业公司都被要求减少从这两类药物中获得的差价和利润。其他危及生命的药物也同样有区别对待，专利药物价格要通过价格谈判来决定，基因类药物得到提倡和推广，病患教育以及详细的健康网站都在建设中。
26%的印度人处于贫困线下生活，针对这个巨大的群体——约为34000个家庭，如何为他们提供药物？印度设立了多个基金，包括国立疾病辅助基金、贫困人群健康基金等。如何让有限的资金覆盖更多的民众，药物经济学有很大的探索和实践空间。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9期, 百拇医药(张莉 王勇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