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分业是途径——代表委员再议如何解决看病贵问题
“医药分业，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中国的药品价格改革才会见成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刘存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如何解决看病贵问题，一致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医药分业是途径。
■体制导致“以药养医”
刘存周代表告诉记者，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结束后，他就“医药分业”等专题进行了广泛调研。在调研中发现，我国药品流通体系中，药品总量的80%是通过医院终端销售的，其余20%通过社会零售药店销售。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医疗机构总收入为2866亿元，其中：财政补助261.6亿元，占总收入的9.1%；医疗收入1258亿元，占总收入的43.9%；药品收入1246.4亿元，占总收入的43.5%；其他收入为100亿元，占总收入的3.5%。由此可见，“以药养医”已成为医疗机构最突出的运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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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肖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多年来，我国医疗技术的发展，检测设备的更新，新的医疗手段和先进检测设备的运用，新的医疗领域不断开辟，等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医院的成本费用，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医院自身承担，政府的投入和补偿几乎没有，或者有也只是一点点“意思”。以武汉市为例，2004年市级医疗机构获得的设备补偿总额为439万元，2005年只有190万元，杯水车薪的补偿和巨大的医疗成本上升造成强烈反差，最后造成医院创收主要靠给患者开药。
刘存周代表分析说，“以药养医”导致医疗机构过分追求药品差价收入。药品价格补偿政策规定，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可获得销售收入，一般为药品购进额的15%。药品价格越高，药品销售越多，医疗机构药品加成收入越多。现在，医院与企业有一个共同利益机制，就是药品加成政策，购进的药品和器材价格越高，医院的加成收入就越多，这是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加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应彻底实施医药分业
, 百拇医药
“有报道说，药品进入医院，从进库员一直到院长，20多个环节的回扣，药价能降下来吗？”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张肖认为，现在之所以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由于两方面的错误：一个错误是把公立医院市场化了，所有的公立医院一方面实行公费医疗，一方面把价格抬高。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待遇没有保证。医生待遇不高，带来第二个错误，就是以药补医。医生的收入不够，就从药里补，因此药进医院层层回扣。张肖代表建议，把药“赶出”医院，医院就是医院，买药就是买药。如果不把药“赶出”医院，回扣永远取消不了。
有着30多年医药行业工作资历的刘存周代表对此很有同感。他分析说，如果“医药分业”问题不解决，“以药养医”现象不改变，利益驱动导向不变，“医药合谋”就会随时发生，开大处方的现象就不可能根除，看病贵的问题也就无从解决。
“以药养医”的体制不改变，医师手中的“大处方权”不改变，抗生素滥用的情况就很难改变。高档抗生素主要是在医院使用，给患者开的往往都是高档抗生素，而“能用窄谱不用广谱、能用低级不用高级、能用一种不用混合”的原则，医师很少执行。他认为，目前国内药品价格不合理的原因是各个流通环节层层盘剥加价，使得终端药价下不来。而抗生素滥用的根源则既不在生产厂家、流通环节，也不在零售药店，而是在各级各类“以药养医”的医院——抗生素用量85%在医院，只有15%是通过药店售出。因此，从根本上说，“医药分业”是缓解国内药品流通、药品生产、医疗机构这几个环节利益矛盾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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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医药分业”的改革进展很慢，重要原因是国家针对医疗机构及人员的补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国家财政投入比较少，一些大医院设备无法及时更新，环境得不到改善，医护人员待遇无法提高。刘存周代表建议，国家对医疗机构首先应该建立一套比较有效的补偿机制，其次提高医疗技术的服务价格，然后加速“医药分业”。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管晓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在南京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江苏省的医院收入当中药费收入40%算是低的，一般是50%~70%。由此看出，国家对医院的投入明显不足。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要彻底进行医疗改革，实行“医药分家”，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充分体现医务人员自身价值。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里，张肖委员看到了希望。他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措施在“十一五”规划里讲得很清楚：对医疗的改革应该是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转换机制、加强监管的原则，建立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主要是强化政府的责任，建立各级政府责任分担与资金投入机制，而且要实行医院的激励机制和补偿政策。
本报记者 张翼, 百拇医药
■体制导致“以药养医”
刘存周代表告诉记者，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结束后，他就“医药分业”等专题进行了广泛调研。在调研中发现，我国药品流通体系中，药品总量的80%是通过医院终端销售的，其余20%通过社会零售药店销售。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医疗机构总收入为2866亿元，其中：财政补助261.6亿元，占总收入的9.1%；医疗收入1258亿元，占总收入的43.9%；药品收入1246.4亿元，占总收入的43.5%；其他收入为100亿元，占总收入的3.5%。由此可见，“以药养医”已成为医疗机构最突出的运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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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肖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多年来，我国医疗技术的发展，检测设备的更新，新的医疗手段和先进检测设备的运用，新的医疗领域不断开辟，等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医院的成本费用，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医院自身承担，政府的投入和补偿几乎没有，或者有也只是一点点“意思”。以武汉市为例，2004年市级医疗机构获得的设备补偿总额为439万元，2005年只有190万元，杯水车薪的补偿和巨大的医疗成本上升造成强烈反差，最后造成医院创收主要靠给患者开药。
刘存周代表分析说，“以药养医”导致医疗机构过分追求药品差价收入。药品价格补偿政策规定，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可获得销售收入，一般为药品购进额的15%。药品价格越高，药品销售越多，医疗机构药品加成收入越多。现在，医院与企业有一个共同利益机制，就是药品加成政策，购进的药品和器材价格越高，医院的加成收入就越多，这是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加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应彻底实施医药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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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说，药品进入医院，从进库员一直到院长，20多个环节的回扣，药价能降下来吗？”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张肖认为，现在之所以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由于两方面的错误：一个错误是把公立医院市场化了，所有的公立医院一方面实行公费医疗，一方面把价格抬高。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待遇没有保证。医生待遇不高，带来第二个错误，就是以药补医。医生的收入不够，就从药里补，因此药进医院层层回扣。张肖代表建议，把药“赶出”医院，医院就是医院，买药就是买药。如果不把药“赶出”医院，回扣永远取消不了。
有着30多年医药行业工作资历的刘存周代表对此很有同感。他分析说，如果“医药分业”问题不解决，“以药养医”现象不改变，利益驱动导向不变，“医药合谋”就会随时发生，开大处方的现象就不可能根除，看病贵的问题也就无从解决。
“以药养医”的体制不改变，医师手中的“大处方权”不改变，抗生素滥用的情况就很难改变。高档抗生素主要是在医院使用，给患者开的往往都是高档抗生素，而“能用窄谱不用广谱、能用低级不用高级、能用一种不用混合”的原则，医师很少执行。他认为，目前国内药品价格不合理的原因是各个流通环节层层盘剥加价，使得终端药价下不来。而抗生素滥用的根源则既不在生产厂家、流通环节，也不在零售药店，而是在各级各类“以药养医”的医院——抗生素用量85%在医院，只有15%是通过药店售出。因此，从根本上说，“医药分业”是缓解国内药品流通、药品生产、医疗机构这几个环节利益矛盾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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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医药分业”的改革进展很慢，重要原因是国家针对医疗机构及人员的补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国家财政投入比较少，一些大医院设备无法及时更新，环境得不到改善，医护人员待遇无法提高。刘存周代表建议，国家对医疗机构首先应该建立一套比较有效的补偿机制，其次提高医疗技术的服务价格，然后加速“医药分业”。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管晓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在南京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江苏省的医院收入当中药费收入40%算是低的，一般是50%~70%。由此看出，国家对医院的投入明显不足。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要彻底进行医疗改革，实行“医药分家”，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充分体现医务人员自身价值。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里，张肖委员看到了希望。他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措施在“十一五”规划里讲得很清楚：对医疗的改革应该是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转换机制、加强监管的原则，建立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主要是强化政府的责任，建立各级政府责任分担与资金投入机制，而且要实行医院的激励机制和补偿政策。
本报记者 张翼,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