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药业环保图迹
如果可以，我们应该为中国制药业绘制一幅关于环保命题的制衡图，图中明示环保与成本和效益的函数关系，让我们更易于知晓环保杠杆作用之所向；也应该绘制一幅温控图，图中明示制药环保问题的热度与走势，让我们更易于觉察自己走到哪了；还应该绘制一幅布局图，图中以藏宝图的方式明示“宝藏”之所在，让我们更易于明白哪些人该走，哪些人该停；我们更应该绘制一幅指示图，但显然，该图并非一己之力所能为……
“目前，我们对于全行业的环保实际情况并不了解……” 国内某大型制药企业环保研究所副所长曾这样说，而中国环境科学院标准所室主任陈艳卿则指出，“制药行业的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到了必须治理的关头。”
近年来媒体曝光的环境污染问题有不少出在制药企业，环境治理问题已日益突出。然而到底已经“突出”到什么地步，目前尚无确切的统计，所以在人们的认识中只是模糊的形容词或者副词。
在这个“3•15”讨论如何构建环境与制药业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前，我们必须问一句：制药业的环保问题到底已经升温到了多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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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性为“重污染行业”
据了解，由于制药行业过去是个小行业，没有自己的专项环保标准，所以一直沿用工业的“三废”排放标准。
但遗憾的是，“标准运用到行业中比较模糊、笼统，可操作性较差，对企业的考核不到位。”业内人士认为。比如，虽然过去在建设新项目时对环保有“三同时”的要求，即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和同时投产，但实施情况不好，而且在政策上有漏洞。
即使后来 “GMP认证”和“ISO14000系列标准认证”(国际通行的企业环境管理标准)的双管齐下，对规范企业环保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过去许多项目都是‘先上车后买票’，一些企业环保欠账太多。还有一些不规范的制药企业钻空子，对整个行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刘卫邦指出。
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确定制药业为重污染行业之一，并开始对医药行业加大环保整治力度，不达标者就得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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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再次铁腕出击：他们表示将严格建设项目的环境准入，配合有关部门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强制淘汰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技术和产品；严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关，对重大环境敏感项目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对“三同时”制度情况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与此同时，相关法规陆续出台：去年底通过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将对未能完成限期整改的企业实施下达停产整治决定和经济处罚；今年3月1日起生效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行政追究。
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环保政策的实施，制药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会越来越重。
事故频发背后的利益博弈
在制药企业中，化学药品生产企业对环境的影响远比中药等其他企业大，尤其是原料药企业，其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经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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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认为，20世纪后期，由于我国在资源、人力和工业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国内原料药企业获得了发展机遇，但这却很快加重了环保、能源和资源消耗方面的负担。
随着2003～2004年间我国原料药重大增扩产项目上马达到顶峰，江苏、浙江和四川等省不断传出当地政府叫停排污不达标制药企业的消息。
2003年，海正药业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下水道施工，结果造成3人中毒身亡，8人受伤的惨剧。2004～2005年，几家原料药生产巨头又接连爆出环保问题，如京新药业遭遇当地村民围攻、河南华星药业被勒令停产等。
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全国重要的医药化工原料生产基地，没有环保治理能力的小企业还有很多。事实上，我国的绝大多数原料药企业正经受着环境保护问题的困扰，部分产品对深层地下水的污染是几十年后也难以妥善处理的，潜在危机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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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除了建设费用的投入外，解决环保问题的成本还有运行费用，如1000吨青霉素污水治理设施投资为3000万元，每年的运行费用需要150万元。业内专家估算，企业环保投入要比GMP认证费用高，这么大的投入除了效益好的大企业外，一般企业根本负担不起。因此，企业多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
刘卫邦还指出，企业对环保不重视，也与地方监督管理部门相对“宽松”的环保政策有关。由于制药企业效益较好，多为当地的利税大户，对地方财政贡献很大，因此地方政府往往网开一面，甚至主要领导亲自到环保局做工作，要求对环保有问题的制药企业放行。这种情况在基层尤为普遍。
而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许多企业在上马时都配备了环保设施，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为节省成本起见，这些环保设备成了摆设，生产时并不运转。遇到环保检查，企业或者加水稀释排污浓度，或者减少生产线运行蒙混过关。
“搬迁”的成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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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压力之下，大多数药企的生存选择却不是着手解决问题。
不得不关门停产的企业中，有的表面停产暗地复产。据浙江省环保局“中原环保世纪行”暗访组调查，即因环保问题被环保局勒令全面停产的华星制药厂曾多次在没有进行环保改善的情况下擅自恢复部分生产。
而更多的企业只能以“搬迁”来转移环保风险。位于新昌县的三家原料药生产企业——京新、新和成以及浙江医药新昌制药厂都因为污染问题，将于2007年底搬迁。今年3月，又传出云南白药为摆脱产能受限拟斥资4.6亿元搬迁新址的消息，而据悉，这和现在的生产制造中心地处昆明市一环路内，存在严重的环保风险也有关。
“这是制药企业的通病，搬迁后，又一处青山绿水要消失了。”有人说。
更耐人寻味的是，一场“西行”运动正悄然进行着。这几年，向西部转移生产基地已经成为原料药生产界的一个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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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业人士透露，这些企业大举“西行”的主要目的在于规避环保成本的巨额投入。由于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当地政府迫切期待以外来资金的投入来刺激当地经济增长，再加上西部地区相对低价的煤电供应、充足的水资源等原因，使得西部地区成为原料药生产企业的一块新乐土。
据了解，目前有意在西部进行投资的原料药企业已经不在少数。石药、浙江升华和珠海联邦制药等原料药生产企业都纷纷将新扩产基地设在了内蒙古、四川等地。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杀鸡取卵，虽然西部转移可能带来成本的降低，包括人员成本和环保成本，但这是以环境丧失为代价。这种代价并不是几个原料药企业多年的生产产值所能比拟的，长此以往，往中西部转移重污染企业引起的矛盾和问题可能会更加尖锐和恶化。
与此同时，跨国药企将原料药生产工厂搬到发展中国家，自己逐步退出原料药生产领域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今年2月，全球第四大制药集团瑞士诺华制药在常熟市的原料药生产基地正式奠基，这是大型跨国药企在我国兴建的首个原料药生产基地。这将可能更加加速原料药企业的产业转移，而造成对环境的更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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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
去年，国家环保总局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保风暴”。对于迟早要席卷制药业的风暴，制药企业该如何应对？
事实上，一项由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质量所等组成的专家组展开的企业调研项目已经从2003年开始启动，目的是为编制制药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据悉目前已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在国家标准和监督手段日益完善的同时，国内企业也探索出了一些环保模式。其中，海正药业的经历较为典型。他们在这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片面强调产值、利润阶段，认为先生产、后治理；第二阶段是以降低污染程度为重点的末端治理阶段，努力寻求生产和环保的平衡；第三阶段才是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充分意识到国际竞争不仅仅是产品的竞争，同时也包括环保、健康和安全在内的全方位竞争。
目前海正药业在环保上推行“前延后伸”模式：一方面向前延伸至公司的战略，在产品研发开始就介入环保治理，不仅要求拿出合格的新样品，还要拿出三废处理的方法及工艺；另一方面，向后伸展至营销阶段，聘请国际上知名的环境资源管理公司对海正的环保-健康-安全体系进行评估、整改和人员培训。
“解决环保问题应该从每一个环节入手，而不仅仅是堵住末端。”专家认为。比如，荷兰DSM的酶法绿色技术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头孢菌素中间体的生产中，使环境污染大幅度降低，这些都是国内企业应该研究和关注的。
最近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原山东新华医药集团董事长贺端氵是 代表还表示，应“对制药行业环保重点项目视同技术开发，给予政策支持。制药企业集中的科技园区应建立环保集中治理示范工程。”
除了企业应在环保上加大投入以外，还有业内人士指出，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进行产业升级。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30期, 百拇医药(殷毅)
“目前，我们对于全行业的环保实际情况并不了解……” 国内某大型制药企业环保研究所副所长曾这样说，而中国环境科学院标准所室主任陈艳卿则指出，“制药行业的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到了必须治理的关头。”
近年来媒体曝光的环境污染问题有不少出在制药企业，环境治理问题已日益突出。然而到底已经“突出”到什么地步，目前尚无确切的统计，所以在人们的认识中只是模糊的形容词或者副词。
在这个“3•15”讨论如何构建环境与制药业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前，我们必须问一句：制药业的环保问题到底已经升温到了多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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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性为“重污染行业”
据了解，由于制药行业过去是个小行业，没有自己的专项环保标准，所以一直沿用工业的“三废”排放标准。
但遗憾的是，“标准运用到行业中比较模糊、笼统，可操作性较差，对企业的考核不到位。”业内人士认为。比如，虽然过去在建设新项目时对环保有“三同时”的要求，即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和同时投产，但实施情况不好，而且在政策上有漏洞。
即使后来 “GMP认证”和“ISO14000系列标准认证”(国际通行的企业环境管理标准)的双管齐下，对规范企业环保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过去许多项目都是‘先上车后买票’，一些企业环保欠账太多。还有一些不规范的制药企业钻空子，对整个行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刘卫邦指出。
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确定制药业为重污染行业之一，并开始对医药行业加大环保整治力度，不达标者就得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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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再次铁腕出击：他们表示将严格建设项目的环境准入，配合有关部门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强制淘汰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技术和产品；严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关，对重大环境敏感项目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对“三同时”制度情况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与此同时，相关法规陆续出台：去年底通过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将对未能完成限期整改的企业实施下达停产整治决定和经济处罚；今年3月1日起生效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行政追究。
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环保政策的实施，制药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会越来越重。
事故频发背后的利益博弈
在制药企业中，化学药品生产企业对环境的影响远比中药等其他企业大，尤其是原料药企业，其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经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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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认为，20世纪后期，由于我国在资源、人力和工业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国内原料药企业获得了发展机遇，但这却很快加重了环保、能源和资源消耗方面的负担。
随着2003～2004年间我国原料药重大增扩产项目上马达到顶峰，江苏、浙江和四川等省不断传出当地政府叫停排污不达标制药企业的消息。
2003年，海正药业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下水道施工，结果造成3人中毒身亡，8人受伤的惨剧。2004～2005年，几家原料药生产巨头又接连爆出环保问题，如京新药业遭遇当地村民围攻、河南华星药业被勒令停产等。
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全国重要的医药化工原料生产基地，没有环保治理能力的小企业还有很多。事实上，我国的绝大多数原料药企业正经受着环境保护问题的困扰，部分产品对深层地下水的污染是几十年后也难以妥善处理的，潜在危机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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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除了建设费用的投入外，解决环保问题的成本还有运行费用，如1000吨青霉素污水治理设施投资为3000万元，每年的运行费用需要150万元。业内专家估算，企业环保投入要比GMP认证费用高，这么大的投入除了效益好的大企业外，一般企业根本负担不起。因此，企业多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
刘卫邦还指出，企业对环保不重视，也与地方监督管理部门相对“宽松”的环保政策有关。由于制药企业效益较好，多为当地的利税大户，对地方财政贡献很大，因此地方政府往往网开一面，甚至主要领导亲自到环保局做工作，要求对环保有问题的制药企业放行。这种情况在基层尤为普遍。
而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许多企业在上马时都配备了环保设施，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为节省成本起见，这些环保设备成了摆设，生产时并不运转。遇到环保检查，企业或者加水稀释排污浓度，或者减少生产线运行蒙混过关。
“搬迁”的成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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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压力之下，大多数药企的生存选择却不是着手解决问题。
不得不关门停产的企业中，有的表面停产暗地复产。据浙江省环保局“中原环保世纪行”暗访组调查，即因环保问题被环保局勒令全面停产的华星制药厂曾多次在没有进行环保改善的情况下擅自恢复部分生产。
而更多的企业只能以“搬迁”来转移环保风险。位于新昌县的三家原料药生产企业——京新、新和成以及浙江医药新昌制药厂都因为污染问题，将于2007年底搬迁。今年3月，又传出云南白药为摆脱产能受限拟斥资4.6亿元搬迁新址的消息，而据悉，这和现在的生产制造中心地处昆明市一环路内，存在严重的环保风险也有关。
“这是制药企业的通病，搬迁后，又一处青山绿水要消失了。”有人说。
更耐人寻味的是，一场“西行”运动正悄然进行着。这几年，向西部转移生产基地已经成为原料药生产界的一个风潮。
, 百拇医药
据专业人士透露，这些企业大举“西行”的主要目的在于规避环保成本的巨额投入。由于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当地政府迫切期待以外来资金的投入来刺激当地经济增长，再加上西部地区相对低价的煤电供应、充足的水资源等原因，使得西部地区成为原料药生产企业的一块新乐土。
据了解，目前有意在西部进行投资的原料药企业已经不在少数。石药、浙江升华和珠海联邦制药等原料药生产企业都纷纷将新扩产基地设在了内蒙古、四川等地。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杀鸡取卵，虽然西部转移可能带来成本的降低，包括人员成本和环保成本，但这是以环境丧失为代价。这种代价并不是几个原料药企业多年的生产产值所能比拟的，长此以往，往中西部转移重污染企业引起的矛盾和问题可能会更加尖锐和恶化。
与此同时，跨国药企将原料药生产工厂搬到发展中国家，自己逐步退出原料药生产领域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今年2月，全球第四大制药集团瑞士诺华制药在常熟市的原料药生产基地正式奠基，这是大型跨国药企在我国兴建的首个原料药生产基地。这将可能更加加速原料药企业的产业转移，而造成对环境的更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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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
去年，国家环保总局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保风暴”。对于迟早要席卷制药业的风暴，制药企业该如何应对？
事实上，一项由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质量所等组成的专家组展开的企业调研项目已经从2003年开始启动，目的是为编制制药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据悉目前已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在国家标准和监督手段日益完善的同时，国内企业也探索出了一些环保模式。其中，海正药业的经历较为典型。他们在这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片面强调产值、利润阶段，认为先生产、后治理；第二阶段是以降低污染程度为重点的末端治理阶段，努力寻求生产和环保的平衡；第三阶段才是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充分意识到国际竞争不仅仅是产品的竞争，同时也包括环保、健康和安全在内的全方位竞争。
目前海正药业在环保上推行“前延后伸”模式：一方面向前延伸至公司的战略，在产品研发开始就介入环保治理，不仅要求拿出合格的新样品，还要拿出三废处理的方法及工艺；另一方面，向后伸展至营销阶段，聘请国际上知名的环境资源管理公司对海正的环保-健康-安全体系进行评估、整改和人员培训。
“解决环保问题应该从每一个环节入手，而不仅仅是堵住末端。”专家认为。比如，荷兰DSM的酶法绿色技术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头孢菌素中间体的生产中，使环境污染大幅度降低，这些都是国内企业应该研究和关注的。
最近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原山东新华医药集团董事长贺端氵是 代表还表示，应“对制药行业环保重点项目视同技术开发，给予政策支持。制药企业集中的科技园区应建立环保集中治理示范工程。”
除了企业应在环保上加大投入以外，还有业内人士指出，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进行产业升级。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30期, 百拇医药(殷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