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幸福:和睦的家庭(1)
◆ 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现在的社会，依旧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因此男性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压力一般高于女性，这也是现代社会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的原因之一。所以对于男性而言，尤其是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男性，拥有和睦美满的家庭：包括幼时成长需要慈爱而会正确教育子女的父母，结婚时需要贤惠和会持家的妻子，有孩子后还要有孝顺能知进取的子女，对于其一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著名世界文豪托尔斯泰所说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样幸福的家庭能使人感觉到春天般的温暖，感觉处在其中其乐融融；不但对于培养人的良好性情是一剂良药，对于形成良好的精神状态更是非良药可比。而冯老恰好有这样的幸运，他拥有这样令人羡慕的家庭。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此话用在冯老身上真是不假，而且站在他身后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三个女人。冯老曾经题诗赞美在他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其诗云：
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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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的确，如果没有冯母早年对冯老的谆谆教导，冯老不一定走上哲学的道路；没有冯夫人的操持家务和支持，冯老不可能有今天的学术成就；而晚年的冯老多灾多病，没有宗璞女士的悉心照顾，冯老不可能完成他最后的辉煌之作。
1.早年赖慈母
冯老曾言：“母亲是我一生最敬佩的人，也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人。”这个评价真是恰如其分。冯母吴氏讳清芝，是个生性仁慈、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非常善于勤俭持家，不但冯老的父亲，就是整个冯氏家族都对她的能干和贤惠赞赏有加。吴老夫人还曾担任唐河端本女学女监，支持女子上学，是比较开明的传统女性。冯友兰先生13岁时，在湖北崇阳当县令的父亲因脑溢血突然病逝，这对冯家母子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因为在那时，没有了父亲就等于一家没了主心骨，对于家庭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而吴老夫人和冯友兰先生兄妹对此事自然十分悲痛。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坚强而贤德的吴夫人挑起了支撑全家生活的重担。因为冯老的父亲为官十分清廉，因而他去世后并没有给家里留下什么。吴老夫人毅然带着子女扶柩返乡回唐河生活。她不但含辛茹苦地将四个子女抚养成人，而且将他们教育成才。除了冯老胞姐温兰早嫁、胞兄新兰早殇之外，冯老成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精英，冯景兰先生是我国早年有名的地质学家，冯沅君女士是我国现当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这就是有名的“唐河三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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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吴老夫人不但积极培养子女,而且还理解和支持他们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冯友兰先生要带着新媳妇任夫人回家省亲,有人劝他们暂时别回去,怕他母亲不让儿媳妇出来工作。冯老说我母亲肯定不是那样的人。果然,在家没住几天,母亲就“撵”他们走,并说：“我不要媳妇在家照料、伺候,只希望你们在外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老太太也的确给冯老及其兄妹分担了家务，冯老出国时就把女儿交给老夫人带着。吴老夫人还从小教育子女要本分做人，踏实生活，真诚待人，念书知理；她凡事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冯老事事不愿麻烦别人这和冯母如出一辙。所以冯老说她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而且冯母的良好品性对冯老影响很大：不但使冯老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老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老经受那么多挫折后能够顽强地坚持下来，这其中就有冯母的功劳。冯母对待生死很看得开，她曾对冯老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冯老对待生死的那种超脱无疑是与吴老夫人相关的。这样把生死看得开的人反而容易长寿，冯母逝世时享年83岁，冯老几经转折回去奔丧，写下了哀恸深情的《祭母文》以纪念他伟大而平凡的母亲。他还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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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妣励志于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陨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终结，其庄严悲壮，又非仅以团圆终结者所可比拟。闻亲族言，先妣入殓时容貌愉悦，尤胜平时，盖死生之道先妣尽之矣。
冯老也是参悟了生死之道，所以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不被功名利禄所累，才得以高寿。
2.中年仗贤妻
1991年12月22日张岱年先生在冯老的安葬仪式上发表讲话，赞扬了冯老的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特别提到了要向冯老的妻子任载坤女士表示敬意。因为没有任夫人几十年独自担当井臼之劳，不论什么情况下一如既往地支持冯老做学术工作，冯老要专心做学问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长期接受批斗的恶劣环境中，没有任夫人的支持和照料冯老不一定能支撑下去。
任夫人，字叔明，河南新蔡人，长冯老一岁。1915年她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学后即转入哲学门，学习中国哲学。同年任女士与冯友兰先生订婚，1918年俩人在开封结为秦晋之好。自此任夫人一直陪在冯老身边，荣辱与共，风雨同舟，而且任夫人为了冯老的学术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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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由于战争缘故许多教授的家眷都还没到云南蒙自，贤惠的任夫人便在星期六轮流请老师们到家里吃饭。一般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朱自清先生曾笑夸任夫人做的炸酱面非常好吃。内战期间，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困难，任夫人丝毫不计较教授夫人的面子，设油锅卖麻花以补贴家用。“文化大革命”时任夫人承受着多重压力。首先是经济上的，1966年7月，十来个红卫兵来冯老住处抄家文物书籍全部封存，扣发工资，每个月只给冯老夫妇24元生活费；8月份红卫兵又把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了，又封锁住房，规定冯老夫妇只能住一间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论寒暑，任夫人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其次是生活上的压力，包括劳动方面。因为燕南园居委会规定，任夫人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并打扫燕南园道路。任夫人比冯老大一岁，当时也是古稀之年，而且她身体不好。此时她既要自己完成劳动改造，还要照顾冯老的生活起居，冯老对此特别歉意。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
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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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任夫人还得承受政治压力。北京大学无论开什么样的批斗会，不管和哲学系是否相关，任夫人必须陪着冯老去接受教育，一般要开到深夜。在批判过程中，任夫人总是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和蔼地问别人：“你们批完了吗？”使得批判的那些人气势也不好嚣张起来。任夫人最担心的就是怕冯老发生什么意外。当时冯老和其他“牛鬼蛇神”们必须接受隔离审查，打扫卫生，学马列背毛主席语录，或者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吃饭也必须排队。据冯老回忆：
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夫妻之情深，患难之处更是非常难得。在危难之时，夫妻间的互相帮助和扶持，惺惺相惜所产生的巨大生活勇气和精神力量是物质提供上所无法比拟的。无疑地，任夫人细心和全心的照顾，还有思想上的默默支持，给了冯老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顺利度过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幸的是，1977年，饱受病痛折磨和操劳过度的任夫人因病逝世，冯老忍痛作挽联：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从此照顾冯老的重担就落在宗璞女士身上。, 百拇医药
现在的社会，依旧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因此男性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压力一般高于女性，这也是现代社会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的原因之一。所以对于男性而言，尤其是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男性，拥有和睦美满的家庭：包括幼时成长需要慈爱而会正确教育子女的父母，结婚时需要贤惠和会持家的妻子，有孩子后还要有孝顺能知进取的子女，对于其一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著名世界文豪托尔斯泰所说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样幸福的家庭能使人感觉到春天般的温暖，感觉处在其中其乐融融；不但对于培养人的良好性情是一剂良药，对于形成良好的精神状态更是非良药可比。而冯老恰好有这样的幸运，他拥有这样令人羡慕的家庭。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此话用在冯老身上真是不假，而且站在他身后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三个女人。冯老曾经题诗赞美在他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其诗云：
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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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的确，如果没有冯母早年对冯老的谆谆教导，冯老不一定走上哲学的道路；没有冯夫人的操持家务和支持，冯老不可能有今天的学术成就；而晚年的冯老多灾多病，没有宗璞女士的悉心照顾，冯老不可能完成他最后的辉煌之作。
1.早年赖慈母
冯老曾言：“母亲是我一生最敬佩的人，也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人。”这个评价真是恰如其分。冯母吴氏讳清芝，是个生性仁慈、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非常善于勤俭持家，不但冯老的父亲，就是整个冯氏家族都对她的能干和贤惠赞赏有加。吴老夫人还曾担任唐河端本女学女监，支持女子上学，是比较开明的传统女性。冯友兰先生13岁时，在湖北崇阳当县令的父亲因脑溢血突然病逝，这对冯家母子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因为在那时，没有了父亲就等于一家没了主心骨，对于家庭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而吴老夫人和冯友兰先生兄妹对此事自然十分悲痛。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坚强而贤德的吴夫人挑起了支撑全家生活的重担。因为冯老的父亲为官十分清廉，因而他去世后并没有给家里留下什么。吴老夫人毅然带着子女扶柩返乡回唐河生活。她不但含辛茹苦地将四个子女抚养成人，而且将他们教育成才。除了冯老胞姐温兰早嫁、胞兄新兰早殇之外，冯老成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精英，冯景兰先生是我国早年有名的地质学家，冯沅君女士是我国现当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这就是有名的“唐河三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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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吴老夫人不但积极培养子女,而且还理解和支持他们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冯友兰先生要带着新媳妇任夫人回家省亲,有人劝他们暂时别回去,怕他母亲不让儿媳妇出来工作。冯老说我母亲肯定不是那样的人。果然,在家没住几天,母亲就“撵”他们走,并说：“我不要媳妇在家照料、伺候,只希望你们在外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老太太也的确给冯老及其兄妹分担了家务，冯老出国时就把女儿交给老夫人带着。吴老夫人还从小教育子女要本分做人，踏实生活，真诚待人，念书知理；她凡事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冯老事事不愿麻烦别人这和冯母如出一辙。所以冯老说她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而且冯母的良好品性对冯老影响很大：不但使冯老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老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老经受那么多挫折后能够顽强地坚持下来，这其中就有冯母的功劳。冯母对待生死很看得开，她曾对冯老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冯老对待生死的那种超脱无疑是与吴老夫人相关的。这样把生死看得开的人反而容易长寿，冯母逝世时享年83岁，冯老几经转折回去奔丧，写下了哀恸深情的《祭母文》以纪念他伟大而平凡的母亲。他还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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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妣励志于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陨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终结，其庄严悲壮，又非仅以团圆终结者所可比拟。闻亲族言，先妣入殓时容貌愉悦，尤胜平时，盖死生之道先妣尽之矣。
冯老也是参悟了生死之道，所以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不被功名利禄所累，才得以高寿。
2.中年仗贤妻
1991年12月22日张岱年先生在冯老的安葬仪式上发表讲话，赞扬了冯老的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特别提到了要向冯老的妻子任载坤女士表示敬意。因为没有任夫人几十年独自担当井臼之劳，不论什么情况下一如既往地支持冯老做学术工作，冯老要专心做学问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长期接受批斗的恶劣环境中，没有任夫人的支持和照料冯老不一定能支撑下去。
任夫人，字叔明，河南新蔡人，长冯老一岁。1915年她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学后即转入哲学门，学习中国哲学。同年任女士与冯友兰先生订婚，1918年俩人在开封结为秦晋之好。自此任夫人一直陪在冯老身边，荣辱与共，风雨同舟，而且任夫人为了冯老的学术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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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由于战争缘故许多教授的家眷都还没到云南蒙自，贤惠的任夫人便在星期六轮流请老师们到家里吃饭。一般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朱自清先生曾笑夸任夫人做的炸酱面非常好吃。内战期间，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困难，任夫人丝毫不计较教授夫人的面子，设油锅卖麻花以补贴家用。“文化大革命”时任夫人承受着多重压力。首先是经济上的，1966年7月，十来个红卫兵来冯老住处抄家文物书籍全部封存，扣发工资，每个月只给冯老夫妇24元生活费；8月份红卫兵又把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了，又封锁住房，规定冯老夫妇只能住一间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论寒暑，任夫人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其次是生活上的压力，包括劳动方面。因为燕南园居委会规定，任夫人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并打扫燕南园道路。任夫人比冯老大一岁，当时也是古稀之年，而且她身体不好。此时她既要自己完成劳动改造，还要照顾冯老的生活起居，冯老对此特别歉意。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
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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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任夫人还得承受政治压力。北京大学无论开什么样的批斗会，不管和哲学系是否相关，任夫人必须陪着冯老去接受教育，一般要开到深夜。在批判过程中，任夫人总是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和蔼地问别人：“你们批完了吗？”使得批判的那些人气势也不好嚣张起来。任夫人最担心的就是怕冯老发生什么意外。当时冯老和其他“牛鬼蛇神”们必须接受隔离审查，打扫卫生，学马列背毛主席语录，或者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吃饭也必须排队。据冯老回忆：
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夫妻之情深，患难之处更是非常难得。在危难之时，夫妻间的互相帮助和扶持，惺惺相惜所产生的巨大生活勇气和精神力量是物质提供上所无法比拟的。无疑地，任夫人细心和全心的照顾，还有思想上的默默支持，给了冯老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顺利度过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幸的是，1977年，饱受病痛折磨和操劳过度的任夫人因病逝世，冯老忍痛作挽联：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从此照顾冯老的重担就落在宗璞女士身上。,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