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曾三次"垂青"我
如果人生中仅有一次机会，可以称为幸运，而碰上三次机会，则一定不是因为上帝的垂青。曾经在万丈光芒中转身归于平淡，只为了追寻心中的意义，在千万次地对他人和自己发出疑问之后，终于等来了洒满阳光的回答。
一切并非理所当然
你曾经说到过一个例子，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到朋友家作客，他指着整座房子说那是他祖父造的，门前的树是他父亲种的，对于文化与财富的积累，你都非常羡慕，在你成长的年代，没有这两方面的积累是最大遗憾吗？
杨：我们的祖辈和父母是被均贫富的，我们的财富经过一次次的扫荡，文化也一样，历史的延续感根本就不存在。就算稳定的发展从80年代算起，我们的财富什么时候能数出一个代来？我曾亲眼看过父母把仅有的几十元工资分出来供养他们的父母，把余下的非常节俭地贴补家用，简朴的生活，使我们几乎忘了物质的快乐。记得80年代初父亲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时领到了令人羡慕的配额，全家连夜商量如何凑足外汇券，再雇一辆平板车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冰箱，而当那件贵物终于进了家门，真是欢天喜地得跟过节似的，每一样东西来得都那么不易，你只有一个配额，必须在冰箱与洗衣机之间来回抉择。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深知一切都并非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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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出生的人从街边的油条铺吃到了麦当劳，而如今的新生代会认为麦当劳和巨型超市应该理所当然地就在那儿，你以为新生代与你们这代人的主要差异是物质上的吗？
杨：不，他们的精神比我们自由和幸福，而我们则有不为他们所知的丰富。我是一个独生女，但从未有骄娇二气，小时候扫地、洗碗、换煤气罐都是我的活，贫穷让我知道在菜市场怎样挑选又便宜又好的菜。直到我结婚时母亲还非常感慨，我外婆送给她结婚的红宝石戒指当年惧怕抄家放到厕所冲掉了，以至于女儿结婚送不出一件像样的礼物，父母那代人一贫如洗，一百块钱就是他们送给我的结婚贺礼。我心存感激，作为清贫且清高的知识分子，他们给了我爱与原则、健康的心态和温暖的情感，使我无论遭遇到什么都始终相信人世间的真善美。
由于社会巨大变革带来的思考，也是成长时代给你的馈赠？
杨：我们的内心经历了一次次的否定，由于价值观的变化而非常迷惘。6岁那年我牵着妈妈的手到泥泞的市场买菜，突然问妈妈一句：“你说每个人不是都会犯错的吗？那毛主席犯过什么错？”妈妈当即大惊失色。那时候孩子的心中有神，毛主席去世后，我问老师，是否以后我们还会到矿山当童工？思想的禁锢不是一天打破的，开放和自由的生活观念也不是一天到来的，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每当夏季来临，穿裙子上学成了女孩的头等大事，我们几个女同学必须“拉钩上吊”，约好同一天穿，以免特别突出被斥之为“臭美”。80年代初如果穿牛仔裤，带蛤蟆镜，手里拎着一个录音机，那就是个标准的小流氓。也许正是当初的极端偏颇，才使我们这代人如此追求完整的人格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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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减法
在《正大综艺》如日中天的盛名中转身离去，这种勇气从何而来？当你决定做一道由名人、明星到记者、普通人的人生减法时，你可以预计自己的今天吗？
杨：父亲在很早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坐标，他让我知道什么是值得羡慕、什么是不值得羡慕的。谁家今天豪客满门，谁家的车进了中南海，他从来不屑一顾。直到今天，他仍然认为那些错过的晋升机会并不足惜，平生最大的荣耀是退休那年北外全系同学评选“我心中最尊敬的老师”，他的得票率为98%.在跌跌撞撞的生活历程中我渐渐悟到，人生的轨迹不是由你想要什么组成的，而是由你不想要什么组成的。
这个观点好像跟惠普CEO奥菲丽娜一样。
杨：刚进电视台时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慢慢地发现按部就班、人云亦云的工作模式我不想要，而在话筒前做一种脸面工作也越来越没有成就感，于是想做制片和撰稿。不久发现这些都有太多的重复性，好像看到了自己40岁以后的影子，才开始寻求改变。当时我并不清醒，惟一能肯定的是，我不要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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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留学给你带来了什么?
杨：亲自感受了不同国籍、民族、宗教信仰带来的人的巨大差异，还有面对不同的教学体系和学习方法进行的艰难适应。记得大学时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从头到尾都看得心惊肉跳，为主人公私生活的荒唐和不断地触犯权威而慌乱，甚至最后他在宁静的田园中找到与上帝的沟通，都让我不可思议，这部传记小说对我们的教育标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而当我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就读后，我明白给世界一个标准答案是极不现实的。
你的同学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你从那时起才开始培养自己的全球观点？
杨：我的一位同学的自我介绍是这样的：我的祖母是德国人，祖父是比利时人，母亲生在巴西，从小我便跟着当外交官的父亲走遍了全世界，因此我是世界公民。我来自一个民族国家，看问题的角度和观点当然跟他们不一样。每当关于国际问题的集体讨论，中东学生与以色列学生立场完全不同，而韩国与日本学生观点冲突也是常事，人们都从他个人的角度得出结论，而慢慢地你也会去理解或去欣赏那个与你完全不同的结论。经过那段历程，才真正具备了开放的心态。就在上星期，我采访基辛格时问他，“你怎么看待和平？中东问题有无一次性解决方案？”他意味深长地答道：“任何认为对这个世界有一次解决方案的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和平只是不断冲突中的一个间隙，维持和平特别困难，而冲突的发生却非常容易，冲突与发展并存是21世纪的主旋律，人类没有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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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差异是如此的大，而统一的标准几乎完全不可以。这就是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你对那些玫瑰色的展望并不热衷，却在《百年叱咤风云录》中让人们少一点盲目，多一点思考的原因？
杨：人类在过去的100年学会了在流水线上生产汽车，走进电影院去超越现实，飞机、坦克、原子弹应运而生，人类登上月球，进入互联网，同时必须学习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艾滋病……战争夺去了千千万万的情感和性命，而谁又能保证21世纪的人不再重蹈覆辙？时间是条绵延不绝的河，流向你我都不知晓的地方，我们不断地思考，但也许永远不可能有终极的答卷。
千万次地问
人们都说眼见为实，在你“以提问为生”的生涯里，你遭遇过亲眼所见并令人怀疑的事吗？
杨：前几年在河南出现过一个共产村，村民的房子、家具、电视、窗帘都是公家发的，一切平均分配，这让我本能地产生了怀疑。我并不认为这种模式对中国有着典范作用，因为当农民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仅停留在发两个鸡蛋大葱的话，那真是件危险的事。一切都取决于村长的廉洁和操守，实际上在实行着另一种“人治”，我在片中提出质疑：谁来决定发多少东西？谁来保证干部的廉洁？谁保证乡镇企业以后只盈不亏？而本地人与外来打工者的差别待遇已经是一种剥削。我从不相信完美的谎言，有缺陷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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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凤凰台《杨澜工作室》所做的人物，你一共采访了全世界250多位名人，他们当中谁令你记忆犹新或特别感动？
杨：王光美。过去人们只知道她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并不知道她是一个原子物理学硕士研究生，还是李政道、杨振宁的师姐。当初她获得芝加哥和斯坦福大学全额奖学金时，在迈上留学之路的关口，转而去了延安，她完全可以有不同的人生，然而因为理想的激励，她让真性情替自己作了选择。
文化大革命中连刘少奇都不敢替自己说话时，她站出来替丈夫辩护。有一次红卫兵设计扣住他们，王光美特别镇定：“你们不是要找王光美吗？不是王光美的马上走。”实际上保护了刘少奇，而自己则站到台上接受批斗，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丑化她的漫画，脖子上挂着一串乒乓球。那时只要有一丝动摇，她就会被风暴吞噬掉，信仰和家人她都没有背叛。
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不是她的坚强，而是她的宽恕。身陷监狱12年，丈夫被迫害致死，可“报复”两字她从未想过。我问她，当年6岁的小小当着你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这个教她的人一定是身边工作人员，你就不作任何调查吗？王光美淡淡地说：“查出来这个人不就完了吗？”人真是一种奇迹，每当遇到这样的人，我对人类的信心又多了一分。
有一句诗说，只管走自己的路，脚下的鲜花自会为你开放。
杨：我常常被问及成功的秘诀，其实不外有三：第一，自信和他信；第二，遇到不公平的事有正确心态；第三，先为别人创造，建立良好的人际氛围。当今即使一个科学家要出成果，也不可能一个人全面包办，在个体劳动越来越不重要的今天，合作尤其可贵。当然，每个人成功的关键都不一样，如果你是胆怯的人，成功的关键是勇气，如果你是一个爱冒险的人，成功的关键可能是广纳博言，我始终认为，面对过去我们要问问为什么，而面对未来，我们则应问问为什么不？, 百拇医药
一切并非理所当然
你曾经说到过一个例子，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到朋友家作客，他指着整座房子说那是他祖父造的，门前的树是他父亲种的，对于文化与财富的积累，你都非常羡慕，在你成长的年代，没有这两方面的积累是最大遗憾吗？
杨：我们的祖辈和父母是被均贫富的，我们的财富经过一次次的扫荡，文化也一样，历史的延续感根本就不存在。就算稳定的发展从80年代算起，我们的财富什么时候能数出一个代来？我曾亲眼看过父母把仅有的几十元工资分出来供养他们的父母，把余下的非常节俭地贴补家用，简朴的生活，使我们几乎忘了物质的快乐。记得80年代初父亲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时领到了令人羡慕的配额，全家连夜商量如何凑足外汇券，再雇一辆平板车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冰箱，而当那件贵物终于进了家门，真是欢天喜地得跟过节似的，每一样东西来得都那么不易，你只有一个配额，必须在冰箱与洗衣机之间来回抉择。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深知一切都并非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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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出生的人从街边的油条铺吃到了麦当劳，而如今的新生代会认为麦当劳和巨型超市应该理所当然地就在那儿，你以为新生代与你们这代人的主要差异是物质上的吗？
杨：不，他们的精神比我们自由和幸福，而我们则有不为他们所知的丰富。我是一个独生女，但从未有骄娇二气，小时候扫地、洗碗、换煤气罐都是我的活，贫穷让我知道在菜市场怎样挑选又便宜又好的菜。直到我结婚时母亲还非常感慨，我外婆送给她结婚的红宝石戒指当年惧怕抄家放到厕所冲掉了，以至于女儿结婚送不出一件像样的礼物，父母那代人一贫如洗，一百块钱就是他们送给我的结婚贺礼。我心存感激，作为清贫且清高的知识分子，他们给了我爱与原则、健康的心态和温暖的情感，使我无论遭遇到什么都始终相信人世间的真善美。
由于社会巨大变革带来的思考，也是成长时代给你的馈赠？
杨：我们的内心经历了一次次的否定，由于价值观的变化而非常迷惘。6岁那年我牵着妈妈的手到泥泞的市场买菜，突然问妈妈一句：“你说每个人不是都会犯错的吗？那毛主席犯过什么错？”妈妈当即大惊失色。那时候孩子的心中有神，毛主席去世后，我问老师，是否以后我们还会到矿山当童工？思想的禁锢不是一天打破的，开放和自由的生活观念也不是一天到来的，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每当夏季来临，穿裙子上学成了女孩的头等大事，我们几个女同学必须“拉钩上吊”，约好同一天穿，以免特别突出被斥之为“臭美”。80年代初如果穿牛仔裤，带蛤蟆镜，手里拎着一个录音机，那就是个标准的小流氓。也许正是当初的极端偏颇，才使我们这代人如此追求完整的人格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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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减法
在《正大综艺》如日中天的盛名中转身离去，这种勇气从何而来？当你决定做一道由名人、明星到记者、普通人的人生减法时，你可以预计自己的今天吗？
杨：父亲在很早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坐标，他让我知道什么是值得羡慕、什么是不值得羡慕的。谁家今天豪客满门，谁家的车进了中南海，他从来不屑一顾。直到今天，他仍然认为那些错过的晋升机会并不足惜，平生最大的荣耀是退休那年北外全系同学评选“我心中最尊敬的老师”，他的得票率为98%.在跌跌撞撞的生活历程中我渐渐悟到，人生的轨迹不是由你想要什么组成的，而是由你不想要什么组成的。
这个观点好像跟惠普CEO奥菲丽娜一样。
杨：刚进电视台时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慢慢地发现按部就班、人云亦云的工作模式我不想要，而在话筒前做一种脸面工作也越来越没有成就感，于是想做制片和撰稿。不久发现这些都有太多的重复性，好像看到了自己40岁以后的影子，才开始寻求改变。当时我并不清醒，惟一能肯定的是，我不要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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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亲自感受了不同国籍、民族、宗教信仰带来的人的巨大差异，还有面对不同的教学体系和学习方法进行的艰难适应。记得大学时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从头到尾都看得心惊肉跳，为主人公私生活的荒唐和不断地触犯权威而慌乱，甚至最后他在宁静的田园中找到与上帝的沟通，都让我不可思议，这部传记小说对我们的教育标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而当我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就读后，我明白给世界一个标准答案是极不现实的。
你的同学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你从那时起才开始培养自己的全球观点？
杨：我的一位同学的自我介绍是这样的：我的祖母是德国人，祖父是比利时人，母亲生在巴西，从小我便跟着当外交官的父亲走遍了全世界，因此我是世界公民。我来自一个民族国家，看问题的角度和观点当然跟他们不一样。每当关于国际问题的集体讨论，中东学生与以色列学生立场完全不同，而韩国与日本学生观点冲突也是常事，人们都从他个人的角度得出结论，而慢慢地你也会去理解或去欣赏那个与你完全不同的结论。经过那段历程，才真正具备了开放的心态。就在上星期，我采访基辛格时问他，“你怎么看待和平？中东问题有无一次性解决方案？”他意味深长地答道：“任何认为对这个世界有一次解决方案的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和平只是不断冲突中的一个间隙，维持和平特别困难，而冲突的发生却非常容易，冲突与发展并存是21世纪的主旋律，人类没有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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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人类在过去的100年学会了在流水线上生产汽车，走进电影院去超越现实，飞机、坦克、原子弹应运而生，人类登上月球，进入互联网，同时必须学习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艾滋病……战争夺去了千千万万的情感和性命，而谁又能保证21世纪的人不再重蹈覆辙？时间是条绵延不绝的河，流向你我都不知晓的地方，我们不断地思考，但也许永远不可能有终极的答卷。
千万次地问
人们都说眼见为实，在你“以提问为生”的生涯里，你遭遇过亲眼所见并令人怀疑的事吗？
杨：前几年在河南出现过一个共产村，村民的房子、家具、电视、窗帘都是公家发的，一切平均分配，这让我本能地产生了怀疑。我并不认为这种模式对中国有着典范作用，因为当农民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仅停留在发两个鸡蛋大葱的话，那真是件危险的事。一切都取决于村长的廉洁和操守，实际上在实行着另一种“人治”，我在片中提出质疑：谁来决定发多少东西？谁来保证干部的廉洁？谁保证乡镇企业以后只盈不亏？而本地人与外来打工者的差别待遇已经是一种剥削。我从不相信完美的谎言，有缺陷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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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王光美。过去人们只知道她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并不知道她是一个原子物理学硕士研究生，还是李政道、杨振宁的师姐。当初她获得芝加哥和斯坦福大学全额奖学金时，在迈上留学之路的关口，转而去了延安，她完全可以有不同的人生，然而因为理想的激励，她让真性情替自己作了选择。
文化大革命中连刘少奇都不敢替自己说话时，她站出来替丈夫辩护。有一次红卫兵设计扣住他们，王光美特别镇定：“你们不是要找王光美吗？不是王光美的马上走。”实际上保护了刘少奇，而自己则站到台上接受批斗，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丑化她的漫画，脖子上挂着一串乒乓球。那时只要有一丝动摇，她就会被风暴吞噬掉，信仰和家人她都没有背叛。
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不是她的坚强，而是她的宽恕。身陷监狱12年，丈夫被迫害致死，可“报复”两字她从未想过。我问她，当年6岁的小小当着你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这个教她的人一定是身边工作人员，你就不作任何调查吗？王光美淡淡地说：“查出来这个人不就完了吗？”人真是一种奇迹，每当遇到这样的人，我对人类的信心又多了一分。
有一句诗说，只管走自己的路，脚下的鲜花自会为你开放。
杨：我常常被问及成功的秘诀，其实不外有三：第一，自信和他信；第二，遇到不公平的事有正确心态；第三，先为别人创造，建立良好的人际氛围。当今即使一个科学家要出成果，也不可能一个人全面包办，在个体劳动越来越不重要的今天，合作尤其可贵。当然，每个人成功的关键都不一样，如果你是胆怯的人，成功的关键是勇气，如果你是一个爱冒险的人，成功的关键可能是广纳博言，我始终认为，面对过去我们要问问为什么，而面对未来，我们则应问问为什么不？,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