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改革的痛定之思
医疗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初改变“大锅饭，不核算，一刀切”开始，经过上世纪90年代九江试点、镇江试点到今天，一直是摸着石头走一条探索之路。但回过头来一看，一方面感到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与20年前的面貌相比有显著变化，医疗单位的防病治病能力和人民健康水平都有很大提高。改革付出了心血，取得了经验，千万不要轻易否定我们自己付出的血汗代价。但另一方面，我们在讨论“十一五”规划、展望2020年远景的时候，又必须冷静地总结一下我们走过的改革道路。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是对卫生事业的基本性质坚持不够，过度地要求把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用推向市场来换取必要的投入，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宗旨和卫生事业固有的公益性质。最大的损失是涣散了卫生队伍，影响了“白衣战士”的士气。使“白衣战士”成了一支收受“红包”、开大处方、做不必要检查、经常被人指责的队伍，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替罪羊。当然，回归“公益事业”本位，也不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使卫生改革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 百拇医药
二是医政管理和药政管理方面的“一刀切”。我们国家土地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不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西部差别、城乡差别都比较明显。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医药卫生管理的法规和政策，一捅到底搞“一刀切”是困难的。现实的情况是，在加速现代化并向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在对待中医学和民族医学等传统医学问题上，用西医的管理模式搞“一刀切”；在药政管理上，用管理化学药品的模式管理传统药搞“一刀切”；把适合城市管理条件的医药卫生法规在边远地区、民族地区“上下一般粗”地贯彻搞“一刀切”；对民族医生、民间医生以“不合法”、“不及格”等理由不准执业或予以取缔搞“一刀切”。这种做法，在客观上加剧了边远农村、困难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破坏了传统医药的文化土壤，切断了传统医药连结民间发现、民间创造的血脉。其实，这样一些上级管理部门很不熟悉、很不了解、处理起来很困难、很棘手的问题，把权力放到民族地区和基层县市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都比较好办。上级部门只要提出原则和宏观指导就可以了。
三是现在有人对过去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评价很高。其实，那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很大程度上乃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是在物质条件、生活条件十分贫乏情况下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其保障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我是当年合作医疗的积极实践者。我对那时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水平深有体会，连饭都吃不好的时候说药吃得如何如何好是不实际的。但那时上有“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政治压力，下有“一根针、一把草”的技术支撑，为赤脚医生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舞台。那时对农村适用技术(如新针疗法)的运用和普及，对中草药的发掘和整理，为中草药资源的调查摸底和以后的新药开发创造了条件，这一点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国的中草药资源到明代《本草纲目》达1892种，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增加了约900种，总计在3000种左右。但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药普查中，中药资源达12807种，其中绝大部分是民间医生的发现和应用，而不是实验室里的发明和发现。后来开发的新药如灯盏细辛、东茛菪、黄花杜鹃等都是那时候民间医生提供的线索，后来临床应用的大队“抗癌中药”如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白英、龙葵等也是民间医生提供给抗癌专家的。后来所谓的大量“植物抗菌素”，有的已是科研的“青苗”，只是因为地方上科研设备不足，科研条件较差，不得不送到大城市来验证和“合作”，于是成为大单位的科研成果。但终究离不开民族民间医生祖祖辈辈经年累月获得的原创性知识产权。
, 百拇医药
总之，我认为城市卫生改革和农村卫生改革都应该认真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找出差距，继续前进。简单地否定，轻易地说“不成功的”、“失败的”都不足以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发展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度里，与经济改革相适应，整个卫生改革是一项集体的探索，一场集体的奋斗，总结经验比横加指责更重要，亡羊补牢比幸灾乐祸更忠实。改革开放20多年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应该惠及全体人民。公平性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今天刚刚开始富起来，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忍辱负重心无旁鹜一心一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我们现在实行的只能是“有限公平论”。医疗改革的道路很长，“看病难，看病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彻底解决。中国的医疗改革“一蹉而就”是不可能的。一些十分突出的急症病人和医疗困难只能用应急措施去处理。我们应该把改革作为不断前进的过程，把改革的阶段目标和改革的艰难历程结合起来，把理论智慧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求富心理和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踏踏实实地把中国的医疗改革深入进行下去，大地胆创建土洋结合、中西并重、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特有的医学模式。, 百拇医药(诸国本)
一是对卫生事业的基本性质坚持不够，过度地要求把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用推向市场来换取必要的投入，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宗旨和卫生事业固有的公益性质。最大的损失是涣散了卫生队伍，影响了“白衣战士”的士气。使“白衣战士”成了一支收受“红包”、开大处方、做不必要检查、经常被人指责的队伍，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替罪羊。当然，回归“公益事业”本位，也不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使卫生改革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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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医政管理和药政管理方面的“一刀切”。我们国家土地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不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西部差别、城乡差别都比较明显。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医药卫生管理的法规和政策，一捅到底搞“一刀切”是困难的。现实的情况是，在加速现代化并向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在对待中医学和民族医学等传统医学问题上，用西医的管理模式搞“一刀切”；在药政管理上，用管理化学药品的模式管理传统药搞“一刀切”；把适合城市管理条件的医药卫生法规在边远地区、民族地区“上下一般粗”地贯彻搞“一刀切”；对民族医生、民间医生以“不合法”、“不及格”等理由不准执业或予以取缔搞“一刀切”。这种做法，在客观上加剧了边远农村、困难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破坏了传统医药的文化土壤，切断了传统医药连结民间发现、民间创造的血脉。其实，这样一些上级管理部门很不熟悉、很不了解、处理起来很困难、很棘手的问题，把权力放到民族地区和基层县市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都比较好办。上级部门只要提出原则和宏观指导就可以了。
三是现在有人对过去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评价很高。其实，那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很大程度上乃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是在物质条件、生活条件十分贫乏情况下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其保障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我是当年合作医疗的积极实践者。我对那时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水平深有体会，连饭都吃不好的时候说药吃得如何如何好是不实际的。但那时上有“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政治压力，下有“一根针、一把草”的技术支撑，为赤脚医生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舞台。那时对农村适用技术(如新针疗法)的运用和普及，对中草药的发掘和整理，为中草药资源的调查摸底和以后的新药开发创造了条件，这一点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国的中草药资源到明代《本草纲目》达1892种，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增加了约900种，总计在3000种左右。但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药普查中，中药资源达12807种，其中绝大部分是民间医生的发现和应用，而不是实验室里的发明和发现。后来开发的新药如灯盏细辛、东茛菪、黄花杜鹃等都是那时候民间医生提供的线索，后来临床应用的大队“抗癌中药”如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白英、龙葵等也是民间医生提供给抗癌专家的。后来所谓的大量“植物抗菌素”，有的已是科研的“青苗”，只是因为地方上科研设备不足，科研条件较差，不得不送到大城市来验证和“合作”，于是成为大单位的科研成果。但终究离不开民族民间医生祖祖辈辈经年累月获得的原创性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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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认为城市卫生改革和农村卫生改革都应该认真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找出差距，继续前进。简单地否定，轻易地说“不成功的”、“失败的”都不足以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发展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度里，与经济改革相适应，整个卫生改革是一项集体的探索，一场集体的奋斗，总结经验比横加指责更重要，亡羊补牢比幸灾乐祸更忠实。改革开放20多年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应该惠及全体人民。公平性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今天刚刚开始富起来，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忍辱负重心无旁鹜一心一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我们现在实行的只能是“有限公平论”。医疗改革的道路很长，“看病难，看病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彻底解决。中国的医疗改革“一蹉而就”是不可能的。一些十分突出的急症病人和医疗困难只能用应急措施去处理。我们应该把改革作为不断前进的过程，把改革的阶段目标和改革的艰难历程结合起来，把理论智慧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求富心理和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踏踏实实地把中国的医疗改革深入进行下去，大地胆创建土洋结合、中西并重、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特有的医学模式。, 百拇医药(诸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