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方也有不公
就本报“温州律师致函全国人大要求撤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一文，张赞宁教授认为——
编者按：本版4月21日刊发了“温州律师致函全国人大要求撤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一文，报道温州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朱祖飞就2002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称《条例》)中存在的“缺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函，要求撤销《条例》。他对《条例》就“死亡赔偿金”、“患者出院后的残疾护理费”、“精神损失限额赔偿”、“患者无权复制主观性病历”以及伤残等级偏小化、医学会属最终鉴定机构等提出了几大质疑。报道刊出后，东南大学法律系教授、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教授近日联系本报，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
张赞宁：读了贵报“温州律师致函全国人大要求撤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一文后，我认为，朱祖飞先生其建议出发点是好的，但感情色彩和倾向性过于明显，而且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在当前医患关系已十分紧张的情形下，提这种颇具个人感情色彩的建议，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火上浇油。
我也认为《条例》应作修改或予以废止，《条例》也确有对患方不公的地方，但我认为对医方不公和不符合医学科学、医疗行为特征的地方更多。
《条例》第2条关于医疗事故的定义，将凡是违反医疗常规的行为作为构成医疗事故的要件之一，这是违反医学科学和医疗行为特征的。作为一名好医生，当用常规治疗方案仍治不好病时，就应当敢于创新，用非常规手段将病治好；古今中外的医学史，就是在不断打破常规的基础上发展到今天的，如这一条不改，将阻碍中国医学的发展，成为医者的法律陷阱——即医生为治好病千方百计用非常规方法为病人治疗时，成功了可能没事，一旦失败了或者产生了副反应或难免并发症时，就定为医疗事故。这对医生是很不公平的，并最终损害广大病人的利益。
另外，朱祖飞先生所说的《条例》没有“死亡赔偿金”的观点不一定对，《条例》第50条第7项、第11项不就是讲死亡赔偿金的吗？只不过可能偏低，但并非没有。我这样讲也许有人会说：第50条第11项规定是精神抚慰金，不是死亡赔偿金。这样说就错了，根据最高法院《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其实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就是精神抚慰金，它们是同一个概念。
朱祖飞先生质疑“将自然科学原因力取代了民法的因果关系”的提法，值得认真研究，医疗行为是特殊的民事行为，不可生搬硬套民法理论，否则，对医疗纠纷处理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特征，那还要修改和制定《条例》干嘛？
“伤残等级偏小化”的观点也不一定对，如《条例》第50条第5项规定的伤残补助是60岁以下的最长可赔30年，这比其它任何伤残补偿都要高出20年查《交通事故处理条例》是50岁以下的最长可赔20年。
既是要修改法律，应从公平、公正的原则出发，全面考虑，以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切不可只代表一方来看问题。尤其医患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这与其它消费服务不同，如不适当地损害一方利益时，往往也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7期, 百拇医药
编者按：本版4月21日刊发了“温州律师致函全国人大要求撤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一文，报道温州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朱祖飞就2002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称《条例》)中存在的“缺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函，要求撤销《条例》。他对《条例》就“死亡赔偿金”、“患者出院后的残疾护理费”、“精神损失限额赔偿”、“患者无权复制主观性病历”以及伤残等级偏小化、医学会属最终鉴定机构等提出了几大质疑。报道刊出后，东南大学法律系教授、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教授近日联系本报，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
张赞宁：读了贵报“温州律师致函全国人大要求撤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一文后，我认为，朱祖飞先生其建议出发点是好的，但感情色彩和倾向性过于明显，而且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在当前医患关系已十分紧张的情形下，提这种颇具个人感情色彩的建议，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火上浇油。
我也认为《条例》应作修改或予以废止，《条例》也确有对患方不公的地方，但我认为对医方不公和不符合医学科学、医疗行为特征的地方更多。
《条例》第2条关于医疗事故的定义，将凡是违反医疗常规的行为作为构成医疗事故的要件之一，这是违反医学科学和医疗行为特征的。作为一名好医生，当用常规治疗方案仍治不好病时，就应当敢于创新，用非常规手段将病治好；古今中外的医学史，就是在不断打破常规的基础上发展到今天的，如这一条不改，将阻碍中国医学的发展，成为医者的法律陷阱——即医生为治好病千方百计用非常规方法为病人治疗时，成功了可能没事，一旦失败了或者产生了副反应或难免并发症时，就定为医疗事故。这对医生是很不公平的，并最终损害广大病人的利益。
另外，朱祖飞先生所说的《条例》没有“死亡赔偿金”的观点不一定对，《条例》第50条第7项、第11项不就是讲死亡赔偿金的吗？只不过可能偏低，但并非没有。我这样讲也许有人会说：第50条第11项规定是精神抚慰金，不是死亡赔偿金。这样说就错了，根据最高法院《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其实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就是精神抚慰金，它们是同一个概念。
朱祖飞先生质疑“将自然科学原因力取代了民法的因果关系”的提法，值得认真研究，医疗行为是特殊的民事行为，不可生搬硬套民法理论，否则，对医疗纠纷处理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特征，那还要修改和制定《条例》干嘛？
“伤残等级偏小化”的观点也不一定对，如《条例》第50条第5项规定的伤残补助是60岁以下的最长可赔30年，这比其它任何伤残补偿都要高出20年查《交通事故处理条例》是50岁以下的最长可赔20年。
既是要修改法律，应从公平、公正的原则出发，全面考虑，以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切不可只代表一方来看问题。尤其医患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这与其它消费服务不同，如不适当地损害一方利益时，往往也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7期,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