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路漫漫
前言
将于7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一个多月前由卫生部公布以后，上百万名正在对器官移植翘首以待的患者期望由此能带来福音。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说，为规范和加强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护患者健康，特制定了《规定》。《规定》共5章47条，包括总则、诊疗科目登记、临床应用管理、监督管理和附则，当中对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的医院准入条件和设备设施、医生的能力资格等都作出了具体要求。
《规定》还强调，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医学伦理学原则的，不得开展器官移植。医疗机构每例次人体器官移植前，必须将人体器官移植病例提交本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与伦理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并说明人体器官来源合法性及配型情况，经同意后方可为患者实施器官移植。
《规定》可谓详尽，但有专家称，要对器官移植制定较完善的法律法规起码需要10年以上。那么，《规定》的现实意义到底体现在哪里？让我们首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探询人体器官供需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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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器官移植真难
■本报记者 刘景峰 王军
官源缺乏：
等待的痛苦超过疾病本身
4月下旬，记者来到广州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器官移植中心，在这个科室的一间病房里，我们对一个老年患者的儿子小林进行了深入采访。此时是上午9点钟左右，患者老林沉沉地睡着。
据小林介绍，其父亲一个月前已经向医院申请了进行肾脏移植，由于肾源奇缺，只能在这里等待通知，日复一日的等待让老林濒临绝望。“你父亲是怎么发病的？”记者轻声问小林。“爸爸有多年的慢性肾炎病史，去年底家务繁忙，有一天晚上，爸爸发现双腿麻木肿胀，第二天到当地医院去看医生，诊断说爸爸得了慢性肾功能衰竭，已经是中晚期了。”说到这里，小林的语气很低沉。“那你爸爸都进行了哪些治疗呢？”记者问。“发病以后就来到这里就诊，除了常规治疗外医生建议做肾脏移植，但是我爸爸前面还有40多人在排队等肾源呢，轮到爸爸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现在只能靠做血液透析维持。”小林告诉记者，几乎隔十多天医院里就有一个肾病病人在等待中去世，走廊里每次传来死者家属悲哀的哭声，老林就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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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等不到外界的肾源，你们亲属有没有愿意捐献肾脏的呢？”我们小心地问小林。“我当然想拿出一只肾救我爸爸，但是我爸爸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还年轻，他就是死也不用我的肾，唉!”小林也有姑姑和伯伯，但是他们都年事已高，小林有个堂哥的血型和老林一样，但是他的家庭负担比较重，堂哥也表示过愿意把一只肾脏捐献给老林。“堂哥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他家里万一有啥意外或经济困难，我能不管不问吗？”这个情况老林当然是知道的，自己家本身就不富裕，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拖累其他人，面对亲情的帮助，他选择了谢绝。
据其主管医生张伟(化名)介绍，目前老林的病情在这么多病人里面并不算太重，现在进行肾移植的话正是时候，如果再耽误几个月就不好说了。张医生告诉记者，自从《规定》出台以后，医院已经不进行非亲属之间的器官移植了，“因为不能排除其他黑市交易的存在，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医院会很被动的。”张医生说。“老林这样的病人除了做透析维持，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记者问。“是的，慢慢等吧，运气好自然会得救的。”张医生同时无奈地告诉记者，现在患者等待的器官主要来自被执行枪决的死刑犯，但是毕竟每年某个地区被枪决的死刑犯很有限，而且还要经过死刑犯生前同意、家属签字、公证处公证等诸多环节，可移植的器官更是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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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小林父亲一样等待器官源的病人有许许多多。据中国透析与移植研究会会长唐孝达教授透露，全国约有100万～150万人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治病，但每年仅能实施手术1.3万例，大约100个患者中只有1人能得到及时的救治。以肾脏移植为例，去年我国肾脏移植5500多例，居亚洲之首，但仍远远满足不了患者的需求，仅每年新增的尿毒症患者即达12万人。
黑市交易：
使器官移植雪上加霜
看着老林的沉睡和小林那无助的眼神，记者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一幕。
因为连接着地铁出口和公共汽车站，每到下班时间广州越秀公园正门左侧的那条人行道上总是人流如织。这段50米的路段上，每个人都急匆匆地赶着回家，而在这条路上跪了已有2个星期的梁某每当这个时候就更加想家，但他必须先凑齐10万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否则回去也是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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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写有“卖肾，求15万元”的牌子，等待着某一个路人能够蹲下来和他“协商”。看见记者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他以为遇到了买主，像碰到救星般地对记者和盘托出了一切原委。
梁某家住湖南农村，患肝病已有数年，数月前在当地医院检查时被发现已转为肝硬化，医生说必须做肝移植手术，否则十分危险，而手术费在10万元左右。他家境原本贫寒，在花去了1万多元治疗费后，被家人赶了出来……他说：“没有肝我就会死，但少一个肾我还能活着，所以我想卖一个肾求15万块钱，拿这15万块钱移植一个肝。”
记者问：“半个月来，有人找你买肾吗？”他告诉记者，已经有4个人找他问过，只是还没有回音，“他们说要我在这等着，如果决定下来就会再来这找我”。
过了几天，记者再经过这里时，梁已经不见了，不知道是换了一个地方求买主，还是已经给人“要”去了。
南方医院器官移植外科一位医生就此事分析说：“如果真的是给人找去了，那么，这人多半是地下中介者，而不会是病患者。”因为，国际法令明文禁止非亲属间的活体器官移植，我国法律也禁止****，需做肾移植手术的病患者一般会听从医生的安排而不大可能去私下求购肾源。与之相对的是，黑市交易中的地下中介者却在四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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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黑市交易令混乱的器官移植医疗市场雪上加霜。北京朝阳医院的管德林教授是我国著名器官移植专家，在工作中，经常会有人向他推销肾器官。对此，他分析说，****“使一些医生从中牟取利益”，助长了医疗界的不正之风，而且，客观上增加了患者移植器官的经济负担，最严重的是，它违背了医学伦理和道德。
记者不久前在深圳某医院的厕所里，发现有中介公然将捐肾交易电话写在门板上。洛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郭建平还告诉记者，由于器官供应的奇缺和需求巨大的比例严重失调，产生了器官黑市交易这种畸形的供应渠道，在一些大医院附近，经常能看到一些街头小广告上有卖肝、卖肾的信息，他们往往家境贫困或遭遇不幸而急需用钱。但是，“****这种畸形的供应渠道使穷人沦为富人的器官库，有违社会公平原则”。
黑市交易不仅在伦理道德上破坏了器官移植医疗市场，也是对器官源的一种消耗。有专家认为，两个陌生人的肾脏完全配型的几率只有几百万分之一，虽然地下买卖器官的活动很猖獗，但是手术成功率和术后疗效却没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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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器官源紧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有效的防治措施，黑市交易猖獗并导致器官源的浪费，这就是现实。
器官外流：
器官源管理亟待加强
器官源的不足和市场需求的庞大不但导致器官源 “哄抢”现象加剧，而且外国人热衷到中国来移植器官也使得器官移植难问题更加突出。
由于缺乏相关的措施，许多外国患者视中国为“最后的希望”。因为中国“不够透明”的****现象存在，使得在其国度无法获得器官源的一些外国患者，到中国来只要肯花钱，就能轻松得到器官源。
据《朝鲜日报》报道，被誉为“目前世界上最大器官移植中心”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学部，2004年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术中，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事实上，不仅如此，韩国人还带动了赴华器官移植的国际风潮。日本、印度、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埃及还有美国、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患者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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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官移植协会也发表过统计表明，在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极其突出的情况下，大量资源却被用于来华就诊、有能力支付更高费用的外国人。
形成这种结果的一个市场原因是：对于中国患者价格高昂的手术费用，相对韩国等国家的国内收费仍然偏低。换句话说，他们能够以更高的价格“竞争”到器官源。于是，有专家呼吁，在将器官的来源和去处透明化的同时，应当严格“国内优先”的原则，限制外国人来华移植器官。然而，这种带有“保护性”的举措被指有违“医疗无国界”的道德准则而常常被国外抨击。由此看来，加强对我国器官来源的立法管理以及信息的公开更显迫切。在此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成立专门机构，记录器官的获取、移植情况，数据全部在网络上公开，既接受公众监督，又方便患者选择。
采访归来，记者心情并不轻松：规范器官移植市场，消除乱像丛生的现象远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我们在给有关部门、机构和人士提出一些力所能及的思考之外，只能祝愿小林的父亲以及所有的患者能够尽早获得肾源，早日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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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法
光有《规定》还不够
从现实的情况和卫生部出台《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的目的来看，该《规定》显然不能真正解决捐献器官的合法来源问题，但是专家认为，其对医院和医生实行准入制度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规定》犹如“红绿灯”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王跃主任认为，该《规定》即使不完善总比没有的好，就像在十字路口安装的红绿灯，对交通秩序起到了调控作用，并为以后实施更完善的规章制度扫清障碍。比如该《条例》所提到的事先申请、技术准入、伦理论证、自愿、知情同意等原则，至少从法律的层面做到了器官移植市场的有序竞争和器官资源的合理分配。
广东省中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马俊杰认为，很多医院都在开展这项技术，因为器官移植的费用较为昂贵，因此很多医院在利益的驱动下盲目上马，没有专家的花钱到处请专家、随意扩大器官移植的适应症等，这些都是相当危险的做法。湖南省一名从事器官移植的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有40多家，至少有一半医院至今只做了一两台手术。而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赵明认为，那些没有实力却盲目上马器官移植的医院无非是为了扩大知名度和赢利，有的医院开展器官移植事实上是亏本的，但是为了证明自身所谓的实力就不惜成本地开展起来，这是一种医疗资源的铺张浪费。《规定》可望杜绝此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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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专家也有不同看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忠华表示，虽然该《规定》对医院和医生实行准入制度，也强调器官不准买卖，但是不能真正解决捐献器官的合法来源问题，而关于器官移植问题目前更重要的是在器官捐献管理方面。
陈忠华认为，《规定》不完美的地方在于它只是一种行业行为规范，仅有此一项规定很难保证器官移植的公开、公正、合法、科学，至少应该与《器官捐献法》、《脑死亡法》以及《器官移植伦理》等配套起来实施。
三大问题待解
一是亲属捐赠问题
据了解，全世界器官移植市场目前都面临器官资源短缺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亲属活体移植是各国提倡的一个重要的解决供体来源办法。但是，我国亲属活体移植比例相当低，有统计显示，自1972年我国开展首例亲属活体肾移植开始，至去年年底，全国做了还不到700例，仅占全部肾移植的1.5%左右。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亲属活体器官移植相当普遍，这一比例是50%，日本更是达到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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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国亲属之间的活体器官移植率这么低呢？马俊杰教授认为主要由我们居民的生活观念所决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的思想制约着人们。事实上，亲属之间的活体肾移植比起尸体肾移植，其优势很明显，比如器官排斥性小、用药少、花费低，手术成功率和术后成活率都很高，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的嫌疑。
来自第三届海峡两岸器官移植研讨会上的一组数据表明，半数以上的亲属捐肾存活时间为19.5年，远远高于尸体供肾的12.5年。据专家介绍，世界上存活时间最长的一例亲属肾移植已存活了40年，是无血缘关系的尸体供肾难以达到的。
二是异种移植问题
据山东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教授袁彦平介绍，异种移植可望解决供体不足问题。他介绍说，1905年，法国一名泌尿外科医生将兔子的肾脏植入肾功能衰竭儿童体内，虽然手术很成功，但16天后由于排异反应，儿童死于肺部感染。袁彦平认为，尽管这次异种移植手术以悲剧收场，但是它毕竟打开了人们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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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探索异种移植治疗人类脏器衰竭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异种移植还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湘雅医学院第三医院细胞移植与基因治疗中心的王维教授认为，异种移植除了技术上的难题，还存在着伦理学和法律学的问题。广东省中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马俊杰教授把异种移植面临的困难归纳为以下5点：一、某些存在于动物体内的疾病对人类健康构成新的威胁；二、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天然免疫屏障一直没能攻破；三、伦理学问题；四、心理学问题；五、解剖学问题。
马俊杰教授认为，如果使异种移植安全地从实验走到临床上，至少还需要10 年时间。
三是成功率问题
在供体不足面临诸多困难时，提高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就显得分外重要。事实上，提倡亲属活体移植正是提高移植成功率的一个手段，同时，对脑死亡的立法也显得尤为迫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朱珉解释说，由脑死亡患者捐献的器官质量通常较高，移植效果亦佳。而采用由通常所说的死亡概念定论死者的器官，则质量较差，有的甚至不能使用了。目前在没有对脑死亡立法之前，人体脑死亡后，虽然靠人工设备仍能暂时维持心跳和呼吸，但患者最终必定会死亡，并无抢救的意义，可是医生并无权力对其实施移植手术，等到心死亡后，脏器的质量已经很差。因此，脑死亡的立法关系到移植成功率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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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脑死亡的权威专家陈忠华认为，我国医学应实现从以心脏医疗模式为中心向脑医疗模式为中心转换，脑的统领性、损坏后的不可恢复性、全脑功能的不可替代性、脑的不可移植性四大特点决定了“脑死亡＝死亡”，脑死亡比心脏死亡更直接、精确、科学、合理。伤害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长秋教授则认为，大多数人还没有对脑死亡形成全面而科学的认识，对脑死亡这个提法表现出了较大的排斥反应。刘教授进一步指出，其实脑死亡定义确实是比心死亡定义更为科学，但是其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器官移植上，在刑法学和民法学上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脑死亡虽然是关于死亡最科学的提法，但目前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刘长秋教授认为，如果此时把器官移植和脑死亡立法并列提出的话，容易给人错觉——脑死亡立法是为了扩大器官来源而制订的。针对脑死亡立法的动机，朱珉认为脑死亡患者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关键并不在于立法本身，而在于人们能否通过脑死亡立法的实施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科学的死亡观，随之而来的器官捐献才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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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费用可纳入医保？
记者在采访患者儿子小林的时候发现，老林之所以会拒绝儿子和侄子捐献器官，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济问题。据了解，费用高是令很多患者望而却步的原因。
据华西医院宣传科长廖志林介绍，进行一例肝脏移植平均花费15万元，这个费用对国内大多数患者来说是天文数字，如果每个地区能成立一个救助器官移植基金会，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让每一名患者都能得到医疗救助。
那么，医保部门对器官移植患者是否有实质性的保障呢？一位医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国现行的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制度只能保证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需要。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开展的一些器官移植手术，基本上属于拯救患者生命所必须的医疗需要，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要求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逐渐增多，费用开支也越来越大。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来看，如果把器官移植的一切费用都纳入医保，显然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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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据记者了解，有些地方的医保部门对器官移植给予一定的报销。据苏州市卫生局方面透露，“器官移植后抗排异药物治疗”就被该市纳入医保六大门诊特定项目之一。苏州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门诊特定项目是在个人医保账户使用的基础上，针对特殊病人的一种特别保障，因为这类患者都具有终身服药、费用昂贵、负担沉重等特点。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日肝胆胰疾病学术会议上有专家呼吁，在肾脏移植者术后抗排斥药物已被纳入医保后，肝移植药费也应该纳入医保，因为肝病患者从入院检查到手术直至出院共需要20万～25万元，移植后的药费每年仍在万元以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冷希圣教授指出，我国目前有2亿多人患有肝病，每年有上万人需要肝移植，从这个数据来说，扩大器官移植患者医保报销的范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7期, 百拇医药
将于7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一个多月前由卫生部公布以后，上百万名正在对器官移植翘首以待的患者期望由此能带来福音。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说，为规范和加强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护患者健康，特制定了《规定》。《规定》共5章47条，包括总则、诊疗科目登记、临床应用管理、监督管理和附则，当中对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的医院准入条件和设备设施、医生的能力资格等都作出了具体要求。
《规定》还强调，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医学伦理学原则的，不得开展器官移植。医疗机构每例次人体器官移植前，必须将人体器官移植病例提交本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与伦理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并说明人体器官来源合法性及配型情况，经同意后方可为患者实施器官移植。
《规定》可谓详尽，但有专家称，要对器官移植制定较完善的法律法规起码需要10年以上。那么，《规定》的现实意义到底体现在哪里？让我们首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探询人体器官供需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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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器官移植真难
■本报记者 刘景峰 王军
官源缺乏：
等待的痛苦超过疾病本身
4月下旬，记者来到广州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器官移植中心，在这个科室的一间病房里，我们对一个老年患者的儿子小林进行了深入采访。此时是上午9点钟左右，患者老林沉沉地睡着。
据小林介绍，其父亲一个月前已经向医院申请了进行肾脏移植，由于肾源奇缺，只能在这里等待通知，日复一日的等待让老林濒临绝望。“你父亲是怎么发病的？”记者轻声问小林。“爸爸有多年的慢性肾炎病史，去年底家务繁忙，有一天晚上，爸爸发现双腿麻木肿胀，第二天到当地医院去看医生，诊断说爸爸得了慢性肾功能衰竭，已经是中晚期了。”说到这里，小林的语气很低沉。“那你爸爸都进行了哪些治疗呢？”记者问。“发病以后就来到这里就诊，除了常规治疗外医生建议做肾脏移植，但是我爸爸前面还有40多人在排队等肾源呢，轮到爸爸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现在只能靠做血液透析维持。”小林告诉记者，几乎隔十多天医院里就有一个肾病病人在等待中去世，走廊里每次传来死者家属悲哀的哭声，老林就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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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等不到外界的肾源，你们亲属有没有愿意捐献肾脏的呢？”我们小心地问小林。“我当然想拿出一只肾救我爸爸，但是我爸爸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还年轻，他就是死也不用我的肾，唉!”小林也有姑姑和伯伯，但是他们都年事已高，小林有个堂哥的血型和老林一样，但是他的家庭负担比较重，堂哥也表示过愿意把一只肾脏捐献给老林。“堂哥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他家里万一有啥意外或经济困难，我能不管不问吗？”这个情况老林当然是知道的，自己家本身就不富裕，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拖累其他人，面对亲情的帮助，他选择了谢绝。
据其主管医生张伟(化名)介绍，目前老林的病情在这么多病人里面并不算太重，现在进行肾移植的话正是时候，如果再耽误几个月就不好说了。张医生告诉记者，自从《规定》出台以后，医院已经不进行非亲属之间的器官移植了，“因为不能排除其他黑市交易的存在，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医院会很被动的。”张医生说。“老林这样的病人除了做透析维持，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记者问。“是的，慢慢等吧，运气好自然会得救的。”张医生同时无奈地告诉记者，现在患者等待的器官主要来自被执行枪决的死刑犯，但是毕竟每年某个地区被枪决的死刑犯很有限，而且还要经过死刑犯生前同意、家属签字、公证处公证等诸多环节，可移植的器官更是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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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小林父亲一样等待器官源的病人有许许多多。据中国透析与移植研究会会长唐孝达教授透露，全国约有100万～150万人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治病，但每年仅能实施手术1.3万例，大约100个患者中只有1人能得到及时的救治。以肾脏移植为例，去年我国肾脏移植5500多例，居亚洲之首，但仍远远满足不了患者的需求，仅每年新增的尿毒症患者即达12万人。
黑市交易：
使器官移植雪上加霜
看着老林的沉睡和小林那无助的眼神，记者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一幕。
因为连接着地铁出口和公共汽车站，每到下班时间广州越秀公园正门左侧的那条人行道上总是人流如织。这段50米的路段上，每个人都急匆匆地赶着回家，而在这条路上跪了已有2个星期的梁某每当这个时候就更加想家，但他必须先凑齐10万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否则回去也是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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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写有“卖肾，求15万元”的牌子，等待着某一个路人能够蹲下来和他“协商”。看见记者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他以为遇到了买主，像碰到救星般地对记者和盘托出了一切原委。
梁某家住湖南农村，患肝病已有数年，数月前在当地医院检查时被发现已转为肝硬化，医生说必须做肝移植手术，否则十分危险，而手术费在10万元左右。他家境原本贫寒，在花去了1万多元治疗费后，被家人赶了出来……他说：“没有肝我就会死，但少一个肾我还能活着，所以我想卖一个肾求15万块钱，拿这15万块钱移植一个肝。”
记者问：“半个月来，有人找你买肾吗？”他告诉记者，已经有4个人找他问过，只是还没有回音，“他们说要我在这等着，如果决定下来就会再来这找我”。
过了几天，记者再经过这里时，梁已经不见了，不知道是换了一个地方求买主，还是已经给人“要”去了。
南方医院器官移植外科一位医生就此事分析说：“如果真的是给人找去了，那么，这人多半是地下中介者，而不会是病患者。”因为，国际法令明文禁止非亲属间的活体器官移植，我国法律也禁止****，需做肾移植手术的病患者一般会听从医生的安排而不大可能去私下求购肾源。与之相对的是，黑市交易中的地下中介者却在四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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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黑市交易令混乱的器官移植医疗市场雪上加霜。北京朝阳医院的管德林教授是我国著名器官移植专家，在工作中，经常会有人向他推销肾器官。对此，他分析说，****“使一些医生从中牟取利益”，助长了医疗界的不正之风，而且，客观上增加了患者移植器官的经济负担，最严重的是，它违背了医学伦理和道德。
记者不久前在深圳某医院的厕所里，发现有中介公然将捐肾交易电话写在门板上。洛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郭建平还告诉记者，由于器官供应的奇缺和需求巨大的比例严重失调，产生了器官黑市交易这种畸形的供应渠道，在一些大医院附近，经常能看到一些街头小广告上有卖肝、卖肾的信息，他们往往家境贫困或遭遇不幸而急需用钱。但是，“****这种畸形的供应渠道使穷人沦为富人的器官库，有违社会公平原则”。
黑市交易不仅在伦理道德上破坏了器官移植医疗市场，也是对器官源的一种消耗。有专家认为，两个陌生人的肾脏完全配型的几率只有几百万分之一，虽然地下买卖器官的活动很猖獗，但是手术成功率和术后疗效却没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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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器官源紧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有效的防治措施，黑市交易猖獗并导致器官源的浪费，这就是现实。
器官外流：
器官源管理亟待加强
器官源的不足和市场需求的庞大不但导致器官源 “哄抢”现象加剧，而且外国人热衷到中国来移植器官也使得器官移植难问题更加突出。
由于缺乏相关的措施，许多外国患者视中国为“最后的希望”。因为中国“不够透明”的****现象存在，使得在其国度无法获得器官源的一些外国患者，到中国来只要肯花钱，就能轻松得到器官源。
据《朝鲜日报》报道，被誉为“目前世界上最大器官移植中心”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学部，2004年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术中，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事实上，不仅如此，韩国人还带动了赴华器官移植的国际风潮。日本、印度、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埃及还有美国、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患者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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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官移植协会也发表过统计表明，在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极其突出的情况下，大量资源却被用于来华就诊、有能力支付更高费用的外国人。
形成这种结果的一个市场原因是：对于中国患者价格高昂的手术费用，相对韩国等国家的国内收费仍然偏低。换句话说，他们能够以更高的价格“竞争”到器官源。于是，有专家呼吁，在将器官的来源和去处透明化的同时，应当严格“国内优先”的原则，限制外国人来华移植器官。然而，这种带有“保护性”的举措被指有违“医疗无国界”的道德准则而常常被国外抨击。由此看来，加强对我国器官来源的立法管理以及信息的公开更显迫切。在此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成立专门机构，记录器官的获取、移植情况，数据全部在网络上公开，既接受公众监督，又方便患者选择。
采访归来，记者心情并不轻松：规范器官移植市场，消除乱像丛生的现象远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我们在给有关部门、机构和人士提出一些力所能及的思考之外，只能祝愿小林的父亲以及所有的患者能够尽早获得肾源，早日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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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法
光有《规定》还不够
从现实的情况和卫生部出台《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的目的来看，该《规定》显然不能真正解决捐献器官的合法来源问题，但是专家认为，其对医院和医生实行准入制度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规定》犹如“红绿灯”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王跃主任认为，该《规定》即使不完善总比没有的好，就像在十字路口安装的红绿灯，对交通秩序起到了调控作用，并为以后实施更完善的规章制度扫清障碍。比如该《条例》所提到的事先申请、技术准入、伦理论证、自愿、知情同意等原则，至少从法律的层面做到了器官移植市场的有序竞争和器官资源的合理分配。
广东省中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马俊杰认为，很多医院都在开展这项技术，因为器官移植的费用较为昂贵，因此很多医院在利益的驱动下盲目上马，没有专家的花钱到处请专家、随意扩大器官移植的适应症等，这些都是相当危险的做法。湖南省一名从事器官移植的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有40多家，至少有一半医院至今只做了一两台手术。而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赵明认为，那些没有实力却盲目上马器官移植的医院无非是为了扩大知名度和赢利，有的医院开展器官移植事实上是亏本的，但是为了证明自身所谓的实力就不惜成本地开展起来，这是一种医疗资源的铺张浪费。《规定》可望杜绝此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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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专家也有不同看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忠华表示，虽然该《规定》对医院和医生实行准入制度，也强调器官不准买卖，但是不能真正解决捐献器官的合法来源问题，而关于器官移植问题目前更重要的是在器官捐献管理方面。
陈忠华认为，《规定》不完美的地方在于它只是一种行业行为规范，仅有此一项规定很难保证器官移植的公开、公正、合法、科学，至少应该与《器官捐献法》、《脑死亡法》以及《器官移植伦理》等配套起来实施。
三大问题待解
一是亲属捐赠问题
据了解，全世界器官移植市场目前都面临器官资源短缺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亲属活体移植是各国提倡的一个重要的解决供体来源办法。但是，我国亲属活体移植比例相当低，有统计显示，自1972年我国开展首例亲属活体肾移植开始，至去年年底，全国做了还不到700例，仅占全部肾移植的1.5%左右。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亲属活体器官移植相当普遍，这一比例是50%，日本更是达到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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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国亲属之间的活体器官移植率这么低呢？马俊杰教授认为主要由我们居民的生活观念所决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的思想制约着人们。事实上，亲属之间的活体肾移植比起尸体肾移植，其优势很明显，比如器官排斥性小、用药少、花费低，手术成功率和术后成活率都很高，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的嫌疑。
来自第三届海峡两岸器官移植研讨会上的一组数据表明，半数以上的亲属捐肾存活时间为19.5年，远远高于尸体供肾的12.5年。据专家介绍，世界上存活时间最长的一例亲属肾移植已存活了40年，是无血缘关系的尸体供肾难以达到的。
二是异种移植问题
据山东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教授袁彦平介绍，异种移植可望解决供体不足问题。他介绍说，1905年，法国一名泌尿外科医生将兔子的肾脏植入肾功能衰竭儿童体内，虽然手术很成功，但16天后由于排异反应，儿童死于肺部感染。袁彦平认为，尽管这次异种移植手术以悲剧收场，但是它毕竟打开了人们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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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探索异种移植治疗人类脏器衰竭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异种移植还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湘雅医学院第三医院细胞移植与基因治疗中心的王维教授认为，异种移植除了技术上的难题，还存在着伦理学和法律学的问题。广东省中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马俊杰教授把异种移植面临的困难归纳为以下5点：一、某些存在于动物体内的疾病对人类健康构成新的威胁；二、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天然免疫屏障一直没能攻破；三、伦理学问题；四、心理学问题；五、解剖学问题。
马俊杰教授认为，如果使异种移植安全地从实验走到临床上，至少还需要10 年时间。
三是成功率问题
在供体不足面临诸多困难时，提高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就显得分外重要。事实上，提倡亲属活体移植正是提高移植成功率的一个手段，同时，对脑死亡的立法也显得尤为迫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朱珉解释说，由脑死亡患者捐献的器官质量通常较高，移植效果亦佳。而采用由通常所说的死亡概念定论死者的器官，则质量较差，有的甚至不能使用了。目前在没有对脑死亡立法之前，人体脑死亡后，虽然靠人工设备仍能暂时维持心跳和呼吸，但患者最终必定会死亡，并无抢救的意义，可是医生并无权力对其实施移植手术，等到心死亡后，脏器的质量已经很差。因此，脑死亡的立法关系到移植成功率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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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脑死亡的权威专家陈忠华认为，我国医学应实现从以心脏医疗模式为中心向脑医疗模式为中心转换，脑的统领性、损坏后的不可恢复性、全脑功能的不可替代性、脑的不可移植性四大特点决定了“脑死亡＝死亡”，脑死亡比心脏死亡更直接、精确、科学、合理。伤害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长秋教授则认为，大多数人还没有对脑死亡形成全面而科学的认识，对脑死亡这个提法表现出了较大的排斥反应。刘教授进一步指出，其实脑死亡定义确实是比心死亡定义更为科学，但是其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器官移植上，在刑法学和民法学上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脑死亡虽然是关于死亡最科学的提法，但目前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刘长秋教授认为，如果此时把器官移植和脑死亡立法并列提出的话，容易给人错觉——脑死亡立法是为了扩大器官来源而制订的。针对脑死亡立法的动机，朱珉认为脑死亡患者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关键并不在于立法本身，而在于人们能否通过脑死亡立法的实施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科学的死亡观，随之而来的器官捐献才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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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费用可纳入医保？
记者在采访患者儿子小林的时候发现，老林之所以会拒绝儿子和侄子捐献器官，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济问题。据了解，费用高是令很多患者望而却步的原因。
据华西医院宣传科长廖志林介绍，进行一例肝脏移植平均花费15万元，这个费用对国内大多数患者来说是天文数字，如果每个地区能成立一个救助器官移植基金会，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让每一名患者都能得到医疗救助。
那么，医保部门对器官移植患者是否有实质性的保障呢？一位医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国现行的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制度只能保证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需要。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开展的一些器官移植手术，基本上属于拯救患者生命所必须的医疗需要，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要求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逐渐增多，费用开支也越来越大。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来看，如果把器官移植的一切费用都纳入医保，显然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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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据记者了解，有些地方的医保部门对器官移植给予一定的报销。据苏州市卫生局方面透露，“器官移植后抗排异药物治疗”就被该市纳入医保六大门诊特定项目之一。苏州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门诊特定项目是在个人医保账户使用的基础上，针对特殊病人的一种特别保障，因为这类患者都具有终身服药、费用昂贵、负担沉重等特点。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日肝胆胰疾病学术会议上有专家呼吁，在肾脏移植者术后抗排斥药物已被纳入医保后，肝移植药费也应该纳入医保，因为肝病患者从入院检查到手术直至出院共需要20万～25万元，移植后的药费每年仍在万元以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冷希圣教授指出，我国目前有2亿多人患有肝病，每年有上万人需要肝移植，从这个数据来说，扩大器官移植患者医保报销的范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7期,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