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言论栏目“星期论文”上发表一篇评论《所谓国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国医(即中医)与西医的辩护者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可以看作科玄论战在医学领域的拓展。傅斯年当然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史学大家，也是一流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能有今日之辉煌，都有他当年的一份功劳。除此之外，傅斯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1〕。

    傅斯年确实是如论者所言的一代豪杰“傅大炮”，“童言无忌，心直口快”，他一开篇就痛心疾首地说：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2〕

    在这段话里，傅斯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把中医、西医的论争归咎于教育的失败，而教育在他的潜意识里当然是现代化的教育，也就是欧美所代表的以现代科学为基准的教育。在他看来，这种教育才代表了正确的方向，也才是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唯一途径。而中医、西医的争论就说明了这种科学常识教育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取得实效。所以，一个医学上的论争在傅斯年的思想世界就决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甚至是“国格的问题”。科学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欧美中心主义的科学观的视野里，中医是与古来的衰朽的中国文化牵扯在一起的，自然是迷信的、愚昧的、祸害黎民的“巫术”，是无稽之谈和装神弄鬼，“科学”给了傅充足的底气。

    傅斯年接着把中国人到了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还迷信中医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是大错了。”〔3〕因为“所谓中医，并非纯粹的汉土产品，这类的方技在唐时颇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响。中医本来既无病理，又缺诊断，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4〕。第二个原因在他看来是因为“头脑不清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