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青霉素
“才上幼儿园的孩子感冒，医生也要给打50多块钱一支的‘先锋必’，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全国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专职副主委程苏的一番话引起代表们的共鸣。
“现在呀，一般医院很难见到青霉素了。”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奉化市萧王庙街道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说。不光是医院，就是药厂也少有生产。廉价的青霉素不见了踪影，高价抗生素却花样翻新。
药品无限“升级”价格一路攀升
青霉素是人类治疗细菌性感染的第一个武器，它的发明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光明的时代。但如今，青霉素却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一些高价的抗生素药品取而代之。
“我们小的时候，感染发炎了，打一支青霉素管用得很。可现在一个小小的感冒去医院，医生却常常给配上几百块钱的药。”来自农村的傅企平说，每次去医院，他总会主动要求医生换掉那些据称“很灵光”的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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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牧区的很多地方，既便宜又有效的青霉素依然是广大牧民的救命药。”程苏说，“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医院放着既便宜又有效的抗生素不用，偏偏要无限升级？”
“作为第一代抗生素，一支青霉素针剂的价格仅0.6元～0.7元；而一剂最好的抗生素却可以花掉上千元。”全国人大代表、浙医二院眼科专家姚克说，尽管它们彼此的抗菌效果有所区别，但无论对生产企业还是医院而言，高价药意味着高利润。
那些不断花样翻新的到底是些什么药呢？一位从事30多年医疗工作的医院院长介绍说，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针剂，成本仅6角钱，加入一点其他药品成分后，价格狂升到150～600元；几元钱的氟哌酸成分不变，换个包装就变成了100多元一盒的新药。药厂和药商将一些廉价而疗效好的药品改头换面，按“新药”重新定价，在医药界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由于缺乏自主创新，在目前我国生产的化学药品中，97%以上属于超过知识产权保护期的仿制药。化学药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对同一种药品，药监部门通常给几十家企业发放批准文号。如单单一个阿司匹林，全国就有30多家企业生产，恶性竞争由此开始，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在旧药中加入一点无关紧要的成分，堂而皇之成为新药后，身价立刻就翻了几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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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说，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所以药品价格不可能不节节攀高。虽然国家已经实行了17次药品降价，所涉品种多达万余，但是老百姓却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效果，这与药品生产企业大量生产替代药品分不开。“国家降这个药品的价格，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就马上停产这种药，再生产新药，结果还是高价药。”
医院以药养医推动药价上涨
时至今日，青霉素仍然是物美价廉的抗生素。青霉素虽然少见了，而比青霉素售价高出许多的“兄弟姐妹”却多了。医院正是这些高价药物畅销的另一推手。目前医院实行的是药品加成政策，进价越高，加成越多，如此一来医院当然不愿去进低价药。兼具卫生部长和全国政协委员双重身份的高强感叹：“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么到老百姓那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
姚克代表介绍，在大医院，药品收入占到医院总收入的50%～60%；在小医院，药品收入可占到收入总数的60%～70%；而乡村医疗机构的收入则100%来自药品。他说，中国90%以上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在目前国家对医疗机构的投入严重不足的前提下，以药补医成为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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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机制的不合理，使公立医院普遍存在逐利倾向。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邦良透露，医院方面获得的利润一般是药品生产企业利润的2倍以上。也就是说，如果生产一个药品企业赚到的利润是1块钱，那么医院至少能赚两块。
“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不转变，很难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问题。”高强坦言，“以药养医”的机制诱导医院和医生开贵重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医疗服务低收费政策，允许医疗机构销售药品时加成15%～20%作为补偿。这一机制曾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弥补医院的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药品越来越多，价差越来越大，同类疗效的药品价差可达十几倍。“以药养医”机制的弊端就显得日益突出。
斩断操纵黑手推动药价回归
与普通商品的市场竞争通常采用大打价格战的手段相反，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依靠独特生物链生存的药品生产企业却出现了一种逆调节的现象，即“价格越高、回扣越大、销量越大”。
, 百拇医药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孟庆跃说，药品的特殊属性在于，它的自主选择权基本掌握在医生而非作为终端用户的患者手里，大多数患者对于用药的专业性没有研究，而多数听从医生的建议。这使得药厂意识到，只要打通医生或者医院这个环节，药品就有了市场。在高度同质化的药品当中，要让医生选择自己药厂的药，惟有以回扣来影响和说服医生。而只有“高报价”，才有“高回扣”的可能。
“人们对收受回扣者和医药代表深恶痛绝，但法律对他们，尤其是医药代表，却少有约束。”姚克说，如今社会上常有医药代表自爆回扣内幕的新闻，究其原因，是他们无须承担法律的风险和责任。“违法成本太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高额回扣的滋生。”
双重利益驱动下的药品生产企业和医院，成为在背后操纵药价不断攀升的真正黑手。伴随着药品的无限升格，药价不断上涨，青霉素那样普通、便宜又好用的药被“淘汰出局”，看病贵难题由此凸现。
代表委员们呼吁：药价高、看病贵问题关系到所有百姓的切身利益，已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他们希望有关部门深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药品生产流通秩序，减少流通环节，打击非法暴利；同时，改革药品定价机制，有效控制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等环节的收益水平，使药价回归“理性”；改革“以药养医”机制，通过加大政府投入，调整医疗收费价格，完善补偿机制，切断药品销售与医院收入的经济联系；同时，遏制医院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政府对医院收支实施有效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合理用药，从源头上抑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作者:◆张乐吕雪莉田雨, 百拇医药
“现在呀，一般医院很难见到青霉素了。”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奉化市萧王庙街道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说。不光是医院，就是药厂也少有生产。廉价的青霉素不见了踪影，高价抗生素却花样翻新。
药品无限“升级”价格一路攀升
青霉素是人类治疗细菌性感染的第一个武器，它的发明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光明的时代。但如今，青霉素却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一些高价的抗生素药品取而代之。
“我们小的时候，感染发炎了，打一支青霉素管用得很。可现在一个小小的感冒去医院，医生却常常给配上几百块钱的药。”来自农村的傅企平说，每次去医院，他总会主动要求医生换掉那些据称“很灵光”的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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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牧区的很多地方，既便宜又有效的青霉素依然是广大牧民的救命药。”程苏说，“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医院放着既便宜又有效的抗生素不用，偏偏要无限升级？”
“作为第一代抗生素，一支青霉素针剂的价格仅0.6元～0.7元；而一剂最好的抗生素却可以花掉上千元。”全国人大代表、浙医二院眼科专家姚克说，尽管它们彼此的抗菌效果有所区别，但无论对生产企业还是医院而言，高价药意味着高利润。
那些不断花样翻新的到底是些什么药呢？一位从事30多年医疗工作的医院院长介绍说，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针剂，成本仅6角钱，加入一点其他药品成分后，价格狂升到150～600元；几元钱的氟哌酸成分不变，换个包装就变成了100多元一盒的新药。药厂和药商将一些廉价而疗效好的药品改头换面，按“新药”重新定价，在医药界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由于缺乏自主创新，在目前我国生产的化学药品中，97%以上属于超过知识产权保护期的仿制药。化学药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对同一种药品，药监部门通常给几十家企业发放批准文号。如单单一个阿司匹林，全国就有30多家企业生产，恶性竞争由此开始，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在旧药中加入一点无关紧要的成分，堂而皇之成为新药后，身价立刻就翻了几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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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说，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所以药品价格不可能不节节攀高。虽然国家已经实行了17次药品降价，所涉品种多达万余，但是老百姓却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效果，这与药品生产企业大量生产替代药品分不开。“国家降这个药品的价格，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就马上停产这种药，再生产新药，结果还是高价药。”
医院以药养医推动药价上涨
时至今日，青霉素仍然是物美价廉的抗生素。青霉素虽然少见了，而比青霉素售价高出许多的“兄弟姐妹”却多了。医院正是这些高价药物畅销的另一推手。目前医院实行的是药品加成政策，进价越高，加成越多，如此一来医院当然不愿去进低价药。兼具卫生部长和全国政协委员双重身份的高强感叹：“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么到老百姓那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
姚克代表介绍，在大医院，药品收入占到医院总收入的50%～60%；在小医院，药品收入可占到收入总数的60%～70%；而乡村医疗机构的收入则100%来自药品。他说，中国90%以上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在目前国家对医疗机构的投入严重不足的前提下，以药补医成为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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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机制的不合理，使公立医院普遍存在逐利倾向。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邦良透露，医院方面获得的利润一般是药品生产企业利润的2倍以上。也就是说，如果生产一个药品企业赚到的利润是1块钱，那么医院至少能赚两块。
“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不转变，很难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问题。”高强坦言，“以药养医”的机制诱导医院和医生开贵重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医疗服务低收费政策，允许医疗机构销售药品时加成15%～20%作为补偿。这一机制曾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弥补医院的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药品越来越多，价差越来越大，同类疗效的药品价差可达十几倍。“以药养医”机制的弊端就显得日益突出。
斩断操纵黑手推动药价回归
与普通商品的市场竞争通常采用大打价格战的手段相反，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依靠独特生物链生存的药品生产企业却出现了一种逆调节的现象，即“价格越高、回扣越大、销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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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孟庆跃说，药品的特殊属性在于，它的自主选择权基本掌握在医生而非作为终端用户的患者手里，大多数患者对于用药的专业性没有研究，而多数听从医生的建议。这使得药厂意识到，只要打通医生或者医院这个环节，药品就有了市场。在高度同质化的药品当中，要让医生选择自己药厂的药，惟有以回扣来影响和说服医生。而只有“高报价”，才有“高回扣”的可能。
“人们对收受回扣者和医药代表深恶痛绝，但法律对他们，尤其是医药代表，却少有约束。”姚克说，如今社会上常有医药代表自爆回扣内幕的新闻，究其原因，是他们无须承担法律的风险和责任。“违法成本太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高额回扣的滋生。”
双重利益驱动下的药品生产企业和医院，成为在背后操纵药价不断攀升的真正黑手。伴随着药品的无限升格，药价不断上涨，青霉素那样普通、便宜又好用的药被“淘汰出局”，看病贵难题由此凸现。
代表委员们呼吁：药价高、看病贵问题关系到所有百姓的切身利益，已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他们希望有关部门深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药品生产流通秩序，减少流通环节，打击非法暴利；同时，改革药品定价机制，有效控制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等环节的收益水平，使药价回归“理性”；改革“以药养医”机制，通过加大政府投入，调整医疗收费价格，完善补偿机制，切断药品销售与医院收入的经济联系；同时，遏制医院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政府对医院收支实施有效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合理用药，从源头上抑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作者:◆张乐吕雪莉田雨,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