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魅力及投资风险考量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了20多年，已经成为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使得国际热钱对中国市场青睐有加。曾有市场人士估算称，有600亿美元境外资本在中国医疗投资市场外徘徊。但同时，也有境外投资者认为，尽管有些国家劳动力成本较高，但这些国家更为成熟的工业化氛围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很多别的优越的生产要素，而这些也是成本的一部分。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赛地安德是一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公司，为制药行业生产检验设备。2005年，作为赛地安德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尼克•赛地安德(Nik Seidenader)曾认真考虑跻身中国的制造商行列，摆在他面前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似乎已经无懈可击。但是，他最终否定了上述想法。因为劳动力成本显然不是医药投资参考的惟一要素。”
这则新闻放在2006年5月有这样的背景：QFII(即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在中国资本市场显示出持续升温的态势，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已逐渐浮出水面，境外游资对于中国市场的兴趣高涨，继续大举入境，导致市场资金极为充沛，沪深两市股指一路飙升。而另一方面，外国投资者对于中国医药市场的考虑也渐趋理性，他们需要确切的资讯和综合的考量。
, 百拇医药
对FDI的吸引力
据5月15日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中国1～4月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达184.8亿美元，同比增长5.76%。数据同时显示，今年1～4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2639家，同比下降3.46%。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健称：2005年，中国以603亿美元排在世界各国吸引外资的第三位。跨国直接投资还显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一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和研发布局处在调整之中；二是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导向型的跨国投资成为亮点，其中服务业外包成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引擎，未来几年内将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三是发达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出现较快回升。
最近，世界银行把对中国2006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向上修正至9.5%，但同时也说，中国政府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控制投资和信贷增长，并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这表现出世界银行对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现状的信心投射，中国经济已持续高速发展20多年，已经成为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使得国际热钱对中国市场青睐有加，纷纷希望搭上这班发展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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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不会干等，世界各地的大小投资者都争相押上各自的赌注。问题是，正如许多投资者1999年使用“散弹枪”手法以求在硅谷分一杯羹，如今，他们在中国市场也采取多种投资方式，四处“开火”。对于中国医药市场，境外、业外资本进入的方式一般是：开厂建企、扩大中国区规模、股市投入、CRO、私人资本及风险投资等。曾有市场人士估算称，有600亿美元的境外资本在中国医疗投资市场外徘徊。
境外资本拼盘
目前最受关注的下注方式就是投资于中国的医药股票。QFII是指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一定规定和限制下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帐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其资本利得、股息等经批准后可转为外汇汇出的一种市场开放模式。另外一种方式是风险投资、收购基金、天使基金等更为民间的投资方式，目前生物制药及研发外包等项目对于这部分境外资本的吸引力较大。
据私人股本情报称，风险资本和收购基金2005年筹集了158亿美元到中国做交易，而2004年这一数据仅为25亿美元。迄今为止，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QFII额度总计为60亿美元。总体而言，目前能够进入医药市场的这部分资本并不大，但通过这些方式，金融投资资本在境内外医药市场之间打通了一条目前来说略显逼仄但前途无限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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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境外资本而言，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方面就是退出是否可以与进入一样容易，金融资本的机制是否成熟。随着跨国医药收购案的演进，私人股本已开始在中国变得成熟，退出也变得更容易了。但显然，在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中，任何体制的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风险估量
前文所提到的尼克•赛地安德们，之后一般选择将主要生产工厂留在本国或设在新加坡等地，他们的思考是：尽管劳动力成本较高，但这些地方更为成熟的工业化氛围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很多别的优越的生产要素，而这些也是成本的一部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张的、逾13亿人口的医药市场，中国仍对外国制造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依旧低廉，但这并不是一个企业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美国某上市公司董事长称：“5年前，在中国雇佣一名工程师的花费只有美国的1/10。而今天，差距只剩下了一半。”中国员工的薪酬差距正在缩小，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的薪水。而低层劳动力成本相较于越南等地，已经没有价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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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以高投资、高附加值、高回报为特点的医药行业而言，还有很多东西比劳动力成本更加重要。荷兰电子企业飞利浦首席执行官柯慈雷对中国情有独钟，但他也表示：“我不想把很多包含专利技术诀窍的制造业务放到中国。”
对很多公司而言，最完美的方式将是麦肯锡所提倡的“混合”战略。这种战略可以归结为：企业将生产按照一些变量(如技术复杂程度及与市场的远近情况)分离开来——在各种情况下，都选择最具实际意义的地点。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是合适的地点，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是。
还有，可靠的管理人才培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工业的经营者由三类人组成：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在国外受教育的归国人士和前国企官员。到底是吸收了发达世界价值观的“海归”胜出一筹，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家，或者深谙本土企业经营、生存之道的前国企官员才是最好的管理人选？这也是值得考量的问题。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59期, 百拇医药(郭望)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赛地安德是一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公司，为制药行业生产检验设备。2005年，作为赛地安德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尼克•赛地安德(Nik Seidenader)曾认真考虑跻身中国的制造商行列，摆在他面前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似乎已经无懈可击。但是，他最终否定了上述想法。因为劳动力成本显然不是医药投资参考的惟一要素。”
这则新闻放在2006年5月有这样的背景：QFII(即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在中国资本市场显示出持续升温的态势，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已逐渐浮出水面，境外游资对于中国市场的兴趣高涨，继续大举入境，导致市场资金极为充沛，沪深两市股指一路飙升。而另一方面，外国投资者对于中国医药市场的考虑也渐趋理性，他们需要确切的资讯和综合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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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FDI的吸引力
据5月15日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中国1～4月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达184.8亿美元，同比增长5.76%。数据同时显示，今年1～4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2639家，同比下降3.46%。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健称：2005年，中国以603亿美元排在世界各国吸引外资的第三位。跨国直接投资还显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一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和研发布局处在调整之中；二是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导向型的跨国投资成为亮点，其中服务业外包成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引擎，未来几年内将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三是发达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出现较快回升。
最近，世界银行把对中国2006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向上修正至9.5%，但同时也说，中国政府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控制投资和信贷增长，并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这表现出世界银行对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现状的信心投射，中国经济已持续高速发展20多年，已经成为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使得国际热钱对中国市场青睐有加，纷纷希望搭上这班发展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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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不会干等，世界各地的大小投资者都争相押上各自的赌注。问题是，正如许多投资者1999年使用“散弹枪”手法以求在硅谷分一杯羹，如今，他们在中国市场也采取多种投资方式，四处“开火”。对于中国医药市场，境外、业外资本进入的方式一般是：开厂建企、扩大中国区规模、股市投入、CRO、私人资本及风险投资等。曾有市场人士估算称，有600亿美元的境外资本在中国医疗投资市场外徘徊。
境外资本拼盘
目前最受关注的下注方式就是投资于中国的医药股票。QFII是指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一定规定和限制下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帐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其资本利得、股息等经批准后可转为外汇汇出的一种市场开放模式。另外一种方式是风险投资、收购基金、天使基金等更为民间的投资方式，目前生物制药及研发外包等项目对于这部分境外资本的吸引力较大。
据私人股本情报称，风险资本和收购基金2005年筹集了158亿美元到中国做交易，而2004年这一数据仅为25亿美元。迄今为止，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QFII额度总计为60亿美元。总体而言，目前能够进入医药市场的这部分资本并不大，但通过这些方式，金融投资资本在境内外医药市场之间打通了一条目前来说略显逼仄但前途无限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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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境外资本而言，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方面就是退出是否可以与进入一样容易，金融资本的机制是否成熟。随着跨国医药收购案的演进，私人股本已开始在中国变得成熟，退出也变得更容易了。但显然，在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中，任何体制的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风险估量
前文所提到的尼克•赛地安德们，之后一般选择将主要生产工厂留在本国或设在新加坡等地，他们的思考是：尽管劳动力成本较高，但这些地方更为成熟的工业化氛围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很多别的优越的生产要素，而这些也是成本的一部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张的、逾13亿人口的医药市场，中国仍对外国制造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依旧低廉，但这并不是一个企业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美国某上市公司董事长称：“5年前，在中国雇佣一名工程师的花费只有美国的1/10。而今天，差距只剩下了一半。”中国员工的薪酬差距正在缩小，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的薪水。而低层劳动力成本相较于越南等地，已经没有价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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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以高投资、高附加值、高回报为特点的医药行业而言，还有很多东西比劳动力成本更加重要。荷兰电子企业飞利浦首席执行官柯慈雷对中国情有独钟，但他也表示：“我不想把很多包含专利技术诀窍的制造业务放到中国。”
对很多公司而言，最完美的方式将是麦肯锡所提倡的“混合”战略。这种战略可以归结为：企业将生产按照一些变量(如技术复杂程度及与市场的远近情况)分离开来——在各种情况下，都选择最具实际意义的地点。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是合适的地点，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是。
还有，可靠的管理人才培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工业的经营者由三类人组成：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在国外受教育的归国人士和前国企官员。到底是吸收了发达世界价值观的“海归”胜出一筹，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家，或者深谙本土企业经营、生存之道的前国企官员才是最好的管理人选？这也是值得考量的问题。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59期, 百拇医药(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