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又可之后瘟疫学说的蜕变
周益新 大同市基建职工医院 张芙蓉 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
吴又可，名有性，姑苏洞庭(今江苏吴县)人，明末著名医学家。吴氏生当明末，适值“崇祯辛已(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因而静心穷理，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以及认真探讨、实践后，于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创立了“戾气”学说，对瘟疫病因病原、传染途径和方式、流行特点及治疗原则等均有创见，其瘟疫学说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的模式，预测到了致病微生物的客观存在，揭示了传染病的诸多规律，发前人所未发。但由于与中医传统的理论体系相左，其学说精义未能得到进一步继承发扬，而被逐步改造而蜕变，重新归入到了传统的中医范式之中，令人慨叹。
戴天章、杨栗山、余师愚等瘟疫学家虽对吴又可《温疫论》都作了阐述和发展，但他们只着重在病机、诊断、辨证、治疗方面进行了继承和发挥，而没有在病原体上沿着吴氏的思路深究下去，其“戾气”学说被改头换面，复归于“六淫”病因，成为“火”邪的一种类型，如余霖即言“疫既曰毒，其为火也明矣。…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在治疗上，对吴氏试图寻找克制各种异气药物的思维，也不再问津，而仍采用传统的辨证施治方法，因其很多内容上与一般温热证治相通，易被医界所理解和医家所接受。而吴氏的温热学说的精髓却被偷梁换柱，成为传统中医理论范式的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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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自从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病学家创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论治，形成了新的治疗温热病诊治体系，久而久之，将瘟疫病的治疗亦囊括其中，抹杀了吴又可瘟疫学说的特点。
诚然清代温病学家系统总结了温热病的传变规律，辨证治疗方法也更加纯熟、丰富、有效。但在温热病的治疗上，只墨守叶天士、吴鞠通等成规，不能汲取吴又可合理内涵，以致未能达到理想的疗效。因此姜春华先生感慨地说：“我们看清代许多名医医案，治疗温病，包括湿温，经过中险证百出，令人怵目惊心，其效果之所以不佳者，正是受此老(叶天士)之教，用药轻淡如儿戏。”所以姜先生汲取吴又可等前贤之长，并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提出了“截断扭转学说”，其核心“是采取果断措施和特殊方药，直捣病巢，祛除病邪，迅速控制病情，截断疾病的发展蔓延，以求提高疗效，缩短疗程。”并指出了选择特殊方药的途径，是吴又可学说的发展、突破和创新。
当然，追求针对病因和病原体的特异性治疗，并非丢掉辨证论治的精神，必须二者结合，既要有辨病的针对性，又要有辨证的灵活性，正如姜春华先生所言：病同证异者，在辨病截断方中加入辨证用药；证同病异者，则以辨证复方为主，加入治病原的辨病截断药。辨病辨证是截断扭转的基础。惜言者谆谆，听者邈邈，此观点尚未普遍得到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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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现代医学在病原微生物完全认知的情况下，尤其是各类抗生素的发明和推广使用，其在治疗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方面已占据了特殊优势，中医用武之地愈来愈狭，诚如曹东义先生所忧虑的：“尽管中医药治疗外感热病的方法越来越成熟，但是，时过境迁，历史的车轮进入到21世纪之后，许多传染性疾病都不见了，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大多数也不会发展到了营血阶段。也就是说，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即使有传染、感染性的疾病，一般经过抗菌消炎、抗病毒治疗都会在卫气、气分阶段治愈。这时如果坚持用‘纯中医’的传统方药进行治疗，在卫分、气分阶段还没有治愈疾病，以至出现了营分、血分的病症，即使病者家属不找我们的麻烦，西医同道不耻笑我们‘技不过如此’，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按照卫气营血的步调，慢慢来吗？我们能够不急于截断扭转吗？假如抗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就能把传染性、感染性疾病，治愈在卫分、气分阶段，还需要我们截断扭转吗？”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
吴又可的瘟疫学说理论如此超前，为何在清代以后没有得到进一步继承完善，反而蜕变、夭折呢，揆其原因大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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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尊经崇古思潮的禁锢
清代在封闭、崇古、内省、求同的文化环境下，医界也兴起了尊经崇古的思潮，“言必本于圣经，治必尊乎古法。”由此而形成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的思想，阻碍了医学的创新，吴又可独出心裁创立新说只能被视为异端邪说，而遭到扬弃。
2.考据校疏学风的影响
清代考据之风盛起，亦波及医界，不少医家学者致力于文献整理工作，埋头故纸，研究文本，一时成为医界时尚，出现了大批医经的校正、诠释、辑佚、发挥等文献整理著作以及医学全书、类书、丛书，这种“述而不作”的学风，与现代科学强调突破传统的观念大相径庭，亦阻碍了瘟疫学的发展到更加成熟的地步。
3.自然科学技术的缺位
科学技术是一切学科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但中国自古视科技为“奇技淫巧”，不登大雅之堂，将其界定在“器用”层面，中国科技在明朝后期余威已逝，清代更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科学技术严重滞后，吴氏瘟疫学说的理论无法得到进一步揭示和验证，也无法指导临床，只能束之高阁。加之中医学的类比、推理、顿悟、思辩式的思维方式，也阻碍了对以实验为主的实证方法的采用。吴又可病原微生物的杰出学说，由于科学技术的缺位，只能落得被兼并和夭折的结果。
4.历史环境因素的变迁
吴又可身处明末崇祯年间，连年水旱天灾，凶荒交迫、外处瘟疫，其疫病的病原性质不同于清代以后时代和环境中所发生的温热病，由于每个医家所处时代不同，环境各异，个人医学经历也有限，不可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瘟疫病，因之其体验认识不同，从而创建的学说也不同。正如雷少逸《时病论》中所说：“又可著书，正崇祯离乱之凶年；鞠通立论，际乾嘉升平之盛世。一为瘟疫，一为温热，时不同而病亦异。由是观之，温病之书，不能治疗瘟疫；瘟疫之书，不能治疗温病。”, 百拇医药
吴又可，名有性，姑苏洞庭(今江苏吴县)人，明末著名医学家。吴氏生当明末，适值“崇祯辛已(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因而静心穷理，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以及认真探讨、实践后，于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创立了“戾气”学说，对瘟疫病因病原、传染途径和方式、流行特点及治疗原则等均有创见，其瘟疫学说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的模式，预测到了致病微生物的客观存在，揭示了传染病的诸多规律，发前人所未发。但由于与中医传统的理论体系相左，其学说精义未能得到进一步继承发扬，而被逐步改造而蜕变，重新归入到了传统的中医范式之中，令人慨叹。
戴天章、杨栗山、余师愚等瘟疫学家虽对吴又可《温疫论》都作了阐述和发展，但他们只着重在病机、诊断、辨证、治疗方面进行了继承和发挥，而没有在病原体上沿着吴氏的思路深究下去，其“戾气”学说被改头换面，复归于“六淫”病因，成为“火”邪的一种类型，如余霖即言“疫既曰毒，其为火也明矣。…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在治疗上，对吴氏试图寻找克制各种异气药物的思维，也不再问津，而仍采用传统的辨证施治方法，因其很多内容上与一般温热证治相通，易被医界所理解和医家所接受。而吴氏的温热学说的精髓却被偷梁换柱，成为传统中医理论范式的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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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自从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病学家创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论治，形成了新的治疗温热病诊治体系，久而久之，将瘟疫病的治疗亦囊括其中，抹杀了吴又可瘟疫学说的特点。
诚然清代温病学家系统总结了温热病的传变规律，辨证治疗方法也更加纯熟、丰富、有效。但在温热病的治疗上，只墨守叶天士、吴鞠通等成规，不能汲取吴又可合理内涵，以致未能达到理想的疗效。因此姜春华先生感慨地说：“我们看清代许多名医医案，治疗温病，包括湿温，经过中险证百出，令人怵目惊心，其效果之所以不佳者，正是受此老(叶天士)之教，用药轻淡如儿戏。”所以姜先生汲取吴又可等前贤之长，并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提出了“截断扭转学说”，其核心“是采取果断措施和特殊方药，直捣病巢，祛除病邪，迅速控制病情，截断疾病的发展蔓延，以求提高疗效，缩短疗程。”并指出了选择特殊方药的途径，是吴又可学说的发展、突破和创新。
当然，追求针对病因和病原体的特异性治疗，并非丢掉辨证论治的精神，必须二者结合，既要有辨病的针对性，又要有辨证的灵活性，正如姜春华先生所言：病同证异者，在辨病截断方中加入辨证用药；证同病异者，则以辨证复方为主，加入治病原的辨病截断药。辨病辨证是截断扭转的基础。惜言者谆谆，听者邈邈，此观点尚未普遍得到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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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又可的瘟疫学说理论如此超前，为何在清代以后没有得到进一步继承完善，反而蜕变、夭折呢，揆其原因大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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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在封闭、崇古、内省、求同的文化环境下，医界也兴起了尊经崇古的思潮，“言必本于圣经，治必尊乎古法。”由此而形成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的思想，阻碍了医学的创新，吴又可独出心裁创立新说只能被视为异端邪说，而遭到扬弃。
2.考据校疏学风的影响
清代考据之风盛起，亦波及医界，不少医家学者致力于文献整理工作，埋头故纸，研究文本，一时成为医界时尚，出现了大批医经的校正、诠释、辑佚、发挥等文献整理著作以及医学全书、类书、丛书，这种“述而不作”的学风，与现代科学强调突破传统的观念大相径庭，亦阻碍了瘟疫学的发展到更加成熟的地步。
3.自然科学技术的缺位
科学技术是一切学科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但中国自古视科技为“奇技淫巧”，不登大雅之堂，将其界定在“器用”层面，中国科技在明朝后期余威已逝，清代更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科学技术严重滞后，吴氏瘟疫学说的理论无法得到进一步揭示和验证，也无法指导临床，只能束之高阁。加之中医学的类比、推理、顿悟、思辩式的思维方式，也阻碍了对以实验为主的实证方法的采用。吴又可病原微生物的杰出学说，由于科学技术的缺位，只能落得被兼并和夭折的结果。
4.历史环境因素的变迁
吴又可身处明末崇祯年间，连年水旱天灾，凶荒交迫、外处瘟疫，其疫病的病原性质不同于清代以后时代和环境中所发生的温热病，由于每个医家所处时代不同，环境各异，个人医学经历也有限，不可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瘟疫病，因之其体验认识不同，从而创建的学说也不同。正如雷少逸《时病论》中所说：“又可著书，正崇祯离乱之凶年；鞠通立论，际乾嘉升平之盛世。一为瘟疫，一为温热，时不同而病亦异。由是观之，温病之书，不能治疗瘟疫；瘟疫之书，不能治疗温病。”,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