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数——关于《思考中医》的思考之四
邢玉瑞 陕西中医学院
数学是研究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是辩证思维的有效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马克思在考察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时，曾深刻地指出：“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在现代，数学方法正在渗透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数学或数学方法的依赖和应用程度，已成为衡量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古代数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算法为中心、以实用为目的、以归纳为主要方法、以问题集为主要模式的独特风格和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的影响，数又被赋予广泛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推演工具，其典型代表莫过于“象数”。
象数概念源于易学，是“象”与“数”的合称，其字面意义分别指形象、表象和度数、量度。《易传》在解释《易经》时初步提出了一套象数原理，指出：易卦“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认为由易卦阴阳之数和爻数的错综变化而成各种卦、爻之象，由这些卦象、爻象则可象征任何事物及其位置关系。即“象”是通过“数”来确定与表示，这里“数”已不具有量的含义，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应用化和实用化。一般的数是抽象的概念，数是由单位构成的集体，它不考虑事物的其他属性，只考虑事物的量的规定性，它是在事物中抽象地存在，与事物的量以外的属性没有关系，已经超越了经验和直观。象数之数则与一般的数不同，它没有单位，没有大小可比性，也没有精确计算之性，更是只有整数没有小数，因而其义随意而宽阔，它更多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质的而非量的特征，主要并不是用来计算，而是一种象征，易数始终与易象相联系，是一种特殊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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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由于受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古代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缺乏必要的实验和测量手段，因此在运用数学方法上，不可能像现代医学那样采用定量方法，而是走向另一条完全不同质的道路，即象数方法。如在《内经》中就有两种数：一种是观察实测的数，包括对人体组织器官实测的数据，制方中药物的相对数量比，针刺的次数等。另一种就是象数，它与所指事物的量的规定性没有联系，而仅仅表示一种象。故《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内经》并对阴阳、五行给与了象数的规定，《灵枢·根结》指出：“阴道偶，阳道奇。”《素问·金匮真言论》指出：五行配五脏，其中肝木之数为八，心火之数为七，脾土之数为五，肺金之数为九，肾水之数为六。这里奇、偶数不管大小，只表示阴阳；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以及五分别表示五行水、火、金、木、土，并非计量的数值。因此，邱鸿钟称“中医古典数学主体上是一种以数为‘象’进行推演的哲学”。总之，易学象数概念中，“象”与“数”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体关系。这种象数相关的思想，无疑带有原始思维的痕迹。
, http://www.100md.com 中医学中对“数”的应用有数学之数和象数之数的严格区别。因此，在对中医相关问题分析时，应明确区分象数之数与一般之数，绝不能将二者同样来理解和应用。而《思考中医》一书恰好在许多地方犯了这样的错误。如对白虎汤的解释，认为白虎汤用药4味，因地四生金，四为金数，为西方之数，与方名相合。其次，君药石膏色白味辛，色味均与白虎西方相合。再看诸药的用量，君药石膏用1斤，臣药知母用6两，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六为坎水北方之数，以北方寒水清泻火热。西方而用北方之数，这不但是以子救母，也为金水相生。佐使药粳米用6合，亦为此意，且粳米之用为生津，故亦用水数。甘草用2两，二为南方火数，用之以防寒凉泻火伤伐中阳，使平和之中又具有顾护中阳之妙。如此，则治疗阳明腑证的小承气、调胃承气汤用药3味，三为木数，又当何讲？又查《伤寒论》113方，药用4味的方剂达24首，如麻黄汤、理中汤、四逆散、白头翁汤、吴茱萸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等，几乎涉及到所有六经病证，恐怕难以都用西方金来加以解释。再如对小柴胡汤的解释，认为该方用药7味，七为火数，这说明它用的是火的格局，与少阳相火相应了。其中柴胡用8两，黄芩用3两，三、八正好是东方之数，正好是寅、卯、辰之数。这一君臣药的用量，就把整个少阳的性用以及少阳病的欲解时相烘托出来。但《伤寒论》中用柴胡的方剂7首，6首方剂与黄芩相配伍，其中小柴胡、大柴胡、柴胡桂枝干姜汤3方用8两，柴胡桂枝汤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用4两，柴胡加芒硝汤则用2两16铢。黄芩与柴胡相配伍的6首方剂中，黄芩用量也有3方并非2两，如柴胡桂枝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为1两半，柴胡加芒硝汤则为1两。上述用量恐怕也难以用象数之学完全加以说明，况且《伤寒论》113方中，药用7味的方剂共14首，并不限于小柴胡汤，它如大青龙汤、半夏泻心汤、旋覆代赭汤、葛根汤等，并不完全与少阳相火相关。又如解释炙甘草汤大枣用30枚，当归四逆汤大枣用25枚，认为炙甘草汤是养阴的方剂，30是10个基数中阴数的总和，是一个“群阴会”，当然就有养阴作用；当归四逆汤是温养阳气的方剂，25是10个基数中阳数的总和，是一个“群阳会”，正好与当归四逆汤的主治功用相应。但总计《伤寒论》用大枣者40方，用量分别有4、5、6、10、12、15、25、30枚不同，是否都可以用象数理论解释之？还有如认为乌梅丸出自《伤寒论》388条，三、八为风木之数，38条讨论大青龙汤，均是通过条文的序号传达风木的信息。乌梅作为厥阴主方的主药，用量为300枚，这个数又一次体现了厥阴的方时特性。通过上述牵强附会的解释，刘力红教授还给张仲景封了一个新的称谓，即“张仲景是中医用数的鼻祖”。真不知张仲景果真如此，还是将自己的牵强附会强加给张仲景，也不知这样的解说对中医学的振兴、发展、推广有何益处？如果中医用药原理如此机械简单，那么中医学还有什么理论和科学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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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刘力红教授在《思考中医》还提出“术数就是关于数学的学问”，当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数理逻辑系统。传统的数学就包含在河图、洛书之中，中医与现代科学一样也需要数学，所以就离不开河图、洛书这两图。对此也有必要加以说明。张其成教授在《象数易学》中，对术数的源流有详细的考辨，指出术数，即数术，是以“数”为工具进行预测吉凶的技术，并详细考证了象数学与术数的区别在于目的与功用、内涵与外延的不同。汉代刘歆《七略·术数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相关论述，可以说为其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术数既然以“数”为工具，其中必然包含着数学的知识，但不能不加区别地认为“术数就是关于数学的学问”。这就像《易经》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易经》就是一本哲学著作。因为《易经》毕竟是一本占筮书，只是经过《易传》的发挥，才升华为哲学著作。
中国传统数学的内容十分丰富，虽然许多著名的中算家，在思想上持有河图、洛书为“数之本原”的观点，但自从《易传·系辞上》提及河图、洛书，刘歆、班固、郑玄等人将之与八卦相联系，从汉到唐，人们并没有说明河图、洛书的具体形式，直至宋代刘牧才将汉以前已产生的十数图、九数图分别与河图、洛书相联系，后由朱熹定型而流传至今。这种河图、洛书数图，从数学的角度而言，仅仅是一种组合数学的幻方，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医学中的应用，则更多地是作为象数而非数学。因此，绝对不能说传统的数学就包含在河图、洛书之中，更不能说中医学需要数学，就离不开河图、洛书这两图。, 百拇医药
数学是研究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是辩证思维的有效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马克思在考察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时，曾深刻地指出：“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在现代，数学方法正在渗透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数学或数学方法的依赖和应用程度，已成为衡量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古代数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算法为中心、以实用为目的、以归纳为主要方法、以问题集为主要模式的独特风格和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的影响，数又被赋予广泛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推演工具，其典型代表莫过于“象数”。
象数概念源于易学，是“象”与“数”的合称，其字面意义分别指形象、表象和度数、量度。《易传》在解释《易经》时初步提出了一套象数原理，指出：易卦“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认为由易卦阴阳之数和爻数的错综变化而成各种卦、爻之象，由这些卦象、爻象则可象征任何事物及其位置关系。即“象”是通过“数”来确定与表示，这里“数”已不具有量的含义，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应用化和实用化。一般的数是抽象的概念，数是由单位构成的集体，它不考虑事物的其他属性，只考虑事物的量的规定性，它是在事物中抽象地存在，与事物的量以外的属性没有关系，已经超越了经验和直观。象数之数则与一般的数不同，它没有单位，没有大小可比性，也没有精确计算之性，更是只有整数没有小数，因而其义随意而宽阔，它更多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质的而非量的特征，主要并不是用来计算，而是一种象征，易数始终与易象相联系，是一种特殊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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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由于受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古代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缺乏必要的实验和测量手段，因此在运用数学方法上，不可能像现代医学那样采用定量方法，而是走向另一条完全不同质的道路，即象数方法。如在《内经》中就有两种数：一种是观察实测的数，包括对人体组织器官实测的数据，制方中药物的相对数量比，针刺的次数等。另一种就是象数，它与所指事物的量的规定性没有联系，而仅仅表示一种象。故《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内经》并对阴阳、五行给与了象数的规定，《灵枢·根结》指出：“阴道偶，阳道奇。”《素问·金匮真言论》指出：五行配五脏，其中肝木之数为八，心火之数为七，脾土之数为五，肺金之数为九，肾水之数为六。这里奇、偶数不管大小，只表示阴阳；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以及五分别表示五行水、火、金、木、土，并非计量的数值。因此，邱鸿钟称“中医古典数学主体上是一种以数为‘象’进行推演的哲学”。总之，易学象数概念中，“象”与“数”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体关系。这种象数相关的思想，无疑带有原始思维的痕迹。
, http://www.100md.com 中医学中对“数”的应用有数学之数和象数之数的严格区别。因此，在对中医相关问题分析时，应明确区分象数之数与一般之数，绝不能将二者同样来理解和应用。而《思考中医》一书恰好在许多地方犯了这样的错误。如对白虎汤的解释，认为白虎汤用药4味，因地四生金，四为金数，为西方之数，与方名相合。其次，君药石膏色白味辛，色味均与白虎西方相合。再看诸药的用量，君药石膏用1斤，臣药知母用6两，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六为坎水北方之数，以北方寒水清泻火热。西方而用北方之数，这不但是以子救母，也为金水相生。佐使药粳米用6合，亦为此意，且粳米之用为生津，故亦用水数。甘草用2两，二为南方火数，用之以防寒凉泻火伤伐中阳，使平和之中又具有顾护中阳之妙。如此，则治疗阳明腑证的小承气、调胃承气汤用药3味，三为木数，又当何讲？又查《伤寒论》113方，药用4味的方剂达24首，如麻黄汤、理中汤、四逆散、白头翁汤、吴茱萸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等，几乎涉及到所有六经病证，恐怕难以都用西方金来加以解释。再如对小柴胡汤的解释，认为该方用药7味，七为火数，这说明它用的是火的格局，与少阳相火相应了。其中柴胡用8两，黄芩用3两，三、八正好是东方之数，正好是寅、卯、辰之数。这一君臣药的用量，就把整个少阳的性用以及少阳病的欲解时相烘托出来。但《伤寒论》中用柴胡的方剂7首，6首方剂与黄芩相配伍，其中小柴胡、大柴胡、柴胡桂枝干姜汤3方用8两，柴胡桂枝汤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用4两，柴胡加芒硝汤则用2两16铢。黄芩与柴胡相配伍的6首方剂中，黄芩用量也有3方并非2两，如柴胡桂枝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为1两半，柴胡加芒硝汤则为1两。上述用量恐怕也难以用象数之学完全加以说明，况且《伤寒论》113方中，药用7味的方剂共14首，并不限于小柴胡汤，它如大青龙汤、半夏泻心汤、旋覆代赭汤、葛根汤等，并不完全与少阳相火相关。又如解释炙甘草汤大枣用30枚，当归四逆汤大枣用25枚，认为炙甘草汤是养阴的方剂，30是10个基数中阴数的总和，是一个“群阴会”，当然就有养阴作用；当归四逆汤是温养阳气的方剂，25是10个基数中阳数的总和，是一个“群阳会”，正好与当归四逆汤的主治功用相应。但总计《伤寒论》用大枣者40方，用量分别有4、5、6、10、12、15、25、30枚不同，是否都可以用象数理论解释之？还有如认为乌梅丸出自《伤寒论》388条，三、八为风木之数，38条讨论大青龙汤，均是通过条文的序号传达风木的信息。乌梅作为厥阴主方的主药，用量为300枚，这个数又一次体现了厥阴的方时特性。通过上述牵强附会的解释，刘力红教授还给张仲景封了一个新的称谓，即“张仲景是中医用数的鼻祖”。真不知张仲景果真如此，还是将自己的牵强附会强加给张仲景，也不知这样的解说对中医学的振兴、发展、推广有何益处？如果中医用药原理如此机械简单，那么中医学还有什么理论和科学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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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刘力红教授在《思考中医》还提出“术数就是关于数学的学问”，当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数理逻辑系统。传统的数学就包含在河图、洛书之中，中医与现代科学一样也需要数学，所以就离不开河图、洛书这两图。对此也有必要加以说明。张其成教授在《象数易学》中，对术数的源流有详细的考辨，指出术数，即数术，是以“数”为工具进行预测吉凶的技术，并详细考证了象数学与术数的区别在于目的与功用、内涵与外延的不同。汉代刘歆《七略·术数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相关论述，可以说为其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术数既然以“数”为工具，其中必然包含着数学的知识，但不能不加区别地认为“术数就是关于数学的学问”。这就像《易经》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易经》就是一本哲学著作。因为《易经》毕竟是一本占筮书，只是经过《易传》的发挥，才升华为哲学著作。
中国传统数学的内容十分丰富，虽然许多著名的中算家，在思想上持有河图、洛书为“数之本原”的观点，但自从《易传·系辞上》提及河图、洛书，刘歆、班固、郑玄等人将之与八卦相联系，从汉到唐，人们并没有说明河图、洛书的具体形式，直至宋代刘牧才将汉以前已产生的十数图、九数图分别与河图、洛书相联系，后由朱熹定型而流传至今。这种河图、洛书数图，从数学的角度而言，仅仅是一种组合数学的幻方，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医学中的应用，则更多地是作为象数而非数学。因此，绝对不能说传统的数学就包含在河图、洛书之中，更不能说中医学需要数学，就离不开河图、洛书这两图。,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