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的“风格”
李崇超 南京中医药大学
“方剂”这个词通行的英文译法有两种，一种是prescription,一种是formula。两种译法都不错，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formula这种译法。Formula除了有配方的意思外，在它的语义域中亦有“一定的方式”、“公式”的意思。的确，中医中的方剂是治法的体现，它提供和体现着的是一种药物配伍的“公式”。许多方剂之所以具有代表性，就是因为它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公式”。比如张仲景的三个承气汤，为后世医家创制大量的此类方剂提供了一种“公式”，承气类的方剂很多，但是却隐隐存在一个统一的“公式”。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著名方剂，都是可以提供一种“公式”的方剂。而方剂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种“公式”，明确这种“公式”。虽然这种“公式”不可能像数学公式那样精确。
正是formula这种译法，把我的思绪带到了洪堡特的“风格论”语言学那里。因为formula这个词把配伍方法和语法类比了起来。方剂是一种“药物的语言”。德国语言学家浮士勒认为语言研究不能把语言事实本身作为目的，不能把语言材料的积累视为工作的全部，不能埋首于材料以期建立起语言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应立足于语言深处的精神活动。他认为对语言真正的科学解释，只存在于风格论中。申小龙博士说：“浮士勒的风格论本质上正是一种语言的功能论、语言的文化精神论。”这种“风格”论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方剂这种“药物语言”的。这也中医的人文特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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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也是有“风格”的。在方剂的创制上，医家最富创造力的时候，也是他的方剂风格最鲜明的时候。这一点和语言可以相比较而看，语言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是作家的创造力的重要表现。在方剂的创制史上，不同的医家的用药的不同风格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有效的方剂，正是在他们的最有心得的理论下创制出来的。比如张景岳，擅用熟地，而被人们称为“张熟地”。他在《治形论》中说：“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这种理论，在他创制方剂中体现了出来，在益精补血药中，他最擅用熟地，他说：“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以至静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质中第一品醇厚之药，……且其得升、柴则能发散；得桂、附则能回阳；得参、芪则入气分；得归、芍则入血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熟地”实在是名不虚传的。另一位医学家李杲，创制了风格鲜明的“升阳十七方”，他的方剂的背后，是与他的注重脾胃的理论分不开的。清代医学家王清任，致力于解剖学的纠正，但是我们知道他在解剖学上的成就并不是很大，倒是他在方剂学上的成就还是相当大的，他创立了一系列著名的活血化瘀的方剂。有的学者认为王清任的解剖学和他的方剂是游离的，但是从“风格论”的角度来看，正是王清任的解剖活动，使得他对“瘀血”的印象很深，才使得他创制了一系列活血化瘀的方剂。这些医家，他们创制的方剂的背后有着一个很丰富的精神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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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伽达默尔指出语言的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中的一种是语言中持续的个体化倾向，另一种是语言的本质倾向，即通过惯例来规定意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方剂中也是存在的。方剂也是在制方者的“个体化”和药物的“本质倾向”，即药物的“功效规定”之间存在着，方剂的风格再强，也要符合药物的“功效规定”。但是药物的“功效规定”又要通过方剂体现出来，而仅仅把药物的功效“词典化”，往往使中药的药性被抽干为干巴巴的概念，在用药上会产生药物堆砌的现象。其实药物的功效远不是“词典化”所能完全表达的，真正的药物的功效在方剂中才能体现，就像个别的单词要在句子中才能完全体现它的含义一样。方剂的风格不是附设的，它同样关系到方剂的生命，没有“风格”，方剂就退化为没有生气的东西，变成一种僵死的“药物语言”。
在对方剂的真正的理解中，我们才会成为方剂的“持有者”，而不仅仅是方剂的使用者。只有成为“持有者”，我们才能说是真正地学会了中医。, 百拇医药
“方剂”这个词通行的英文译法有两种，一种是prescription,一种是formula。两种译法都不错，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formula这种译法。Formula除了有配方的意思外，在它的语义域中亦有“一定的方式”、“公式”的意思。的确，中医中的方剂是治法的体现，它提供和体现着的是一种药物配伍的“公式”。许多方剂之所以具有代表性，就是因为它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公式”。比如张仲景的三个承气汤，为后世医家创制大量的此类方剂提供了一种“公式”，承气类的方剂很多，但是却隐隐存在一个统一的“公式”。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著名方剂，都是可以提供一种“公式”的方剂。而方剂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种“公式”，明确这种“公式”。虽然这种“公式”不可能像数学公式那样精确。
正是formula这种译法，把我的思绪带到了洪堡特的“风格论”语言学那里。因为formula这个词把配伍方法和语法类比了起来。方剂是一种“药物的语言”。德国语言学家浮士勒认为语言研究不能把语言事实本身作为目的，不能把语言材料的积累视为工作的全部，不能埋首于材料以期建立起语言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应立足于语言深处的精神活动。他认为对语言真正的科学解释，只存在于风格论中。申小龙博士说：“浮士勒的风格论本质上正是一种语言的功能论、语言的文化精神论。”这种“风格”论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方剂这种“药物语言”的。这也中医的人文特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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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也是有“风格”的。在方剂的创制上，医家最富创造力的时候，也是他的方剂风格最鲜明的时候。这一点和语言可以相比较而看，语言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是作家的创造力的重要表现。在方剂的创制史上，不同的医家的用药的不同风格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有效的方剂，正是在他们的最有心得的理论下创制出来的。比如张景岳，擅用熟地，而被人们称为“张熟地”。他在《治形论》中说：“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这种理论，在他创制方剂中体现了出来，在益精补血药中，他最擅用熟地，他说：“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以至静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质中第一品醇厚之药，……且其得升、柴则能发散；得桂、附则能回阳；得参、芪则入气分；得归、芍则入血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熟地”实在是名不虚传的。另一位医学家李杲，创制了风格鲜明的“升阳十七方”，他的方剂的背后，是与他的注重脾胃的理论分不开的。清代医学家王清任，致力于解剖学的纠正，但是我们知道他在解剖学上的成就并不是很大，倒是他在方剂学上的成就还是相当大的，他创立了一系列著名的活血化瘀的方剂。有的学者认为王清任的解剖学和他的方剂是游离的，但是从“风格论”的角度来看，正是王清任的解剖活动，使得他对“瘀血”的印象很深，才使得他创制了一系列活血化瘀的方剂。这些医家，他们创制的方剂的背后有着一个很丰富的精神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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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伽达默尔指出语言的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中的一种是语言中持续的个体化倾向，另一种是语言的本质倾向，即通过惯例来规定意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方剂中也是存在的。方剂也是在制方者的“个体化”和药物的“本质倾向”，即药物的“功效规定”之间存在着，方剂的风格再强，也要符合药物的“功效规定”。但是药物的“功效规定”又要通过方剂体现出来，而仅仅把药物的功效“词典化”，往往使中药的药性被抽干为干巴巴的概念，在用药上会产生药物堆砌的现象。其实药物的功效远不是“词典化”所能完全表达的，真正的药物的功效在方剂中才能体现，就像个别的单词要在句子中才能完全体现它的含义一样。方剂的风格不是附设的，它同样关系到方剂的生命，没有“风格”，方剂就退化为没有生气的东西，变成一种僵死的“药物语言”。
在对方剂的真正的理解中，我们才会成为方剂的“持有者”，而不仅仅是方剂的使用者。只有成为“持有者”，我们才能说是真正地学会了中医。,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