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正在老去……
——“赤脚医生”的后顾之忧
“……我们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家庭负担沉重，晚年生活没有保障，大多数乡村医生面临着退休的危机。解决好乡村医生晚年的生活保障问题，关系到农村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诸多方面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记者的案头，这封落款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全体乡村医生的2000多字的信件，读后让人掩卷长思……
三十七年的命运变迁
在这86个医生中，杨占兴的经历或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杨占兴今年刚60岁，作为中宁县田滩村村民，作为村里惟一的乡村医生，他为乡亲们服务了37年。37年来，村民们的生老病死，他心里一本账清清楚楚。“人口普查也好，计划免疫也好，都是由我来挨家挨户做的。你要谁的病历，来找我!我保准拿得出来!”杨占兴重重的方言里，透露着些许自豪。可是说起未来，37年的迎来送往的历程并没有给他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如今，他不得不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感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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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焦虑并非空穴来风。
提起当年的光辉历程，杨占兴滔滔不绝。1965年，初中毕业的杨占兴被村里推荐到生产队参加乡村医生培训。3年多以后，杨占兴回到村里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那时候感觉很光荣，干劲十足。”据杨占兴介绍，那时候村卫生室一共有3个人，由他“唱主角”，另外两个人，一个在药房工作，另一个则是负责外围工作的卫生员(相当于杨的助手)。几样简陋的硬件设施是大队给的，无非就是药柜、药包以及通常所说的“老三件”。
那时候田滩村人口约2600人，村里要求按照人均2元的标准来添置卫生室的药品以及医疗耗材。“村民看病只需要5分钱的挂号费，拿药都是不要钱的，因为这是大家的卫生室。”作为医生，杨占兴的工作也很简单，有病人时就看病，没有病人时可以看书或到田里看看。他的经济收入全部来自工分。“一天七八个工分，相当于普通壮劳力的劳动报酬。”从这一点上讲，他和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直到现在，杨占兴都很怀念那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单纯、有心思钻研知识。以一个乡村医生的眼光来看，那时的他还无法预料未来的诸多惊喜与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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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杨占兴所在的村子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这个思路，村卫生室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作为农民，杨占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寒来暑往，庄稼的每一季收成，都是他理所当然的牵挂。另一方面，作为村里惟一的医生，他也继续经营着卫生室，因为村民已经习惯了找他看病，或者说，他也习惯了为村民看病。
这一次改革，卫生室被上划到县卫生局主管。杨占兴不仅是个医生，也是这个卫生室的经营者，他要为村民看病，同时也要开始考虑利润的问题。村民们不再集资来维持卫生室的运转。这对于那些体弱多病的村民来说，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从此以后拿药需要花钱，而不再仅仅是5分钱的挂号费那么简单。
明显地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在1985年杨占兴独自经营卫生室开始。“我那个时候一天可以看20～30个病人，因为我的口碑比较好，许多病人是从别的村来找我看病的。”据杨占兴介绍，那个时候他每月有300元左右的收入，相当于当地一个科级干部。那时候对于村卫生室的负责人来说，日子过得比较滋润，因为除了每年上缴给卫生局的300元审核费，基本上没有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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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半医，也有点商人的意味。”评说当年的生活状态，杨占兴很坦诚。事实上，“先富起来”的杨占兴并不是那种为富不仁的人，从1985年到1992年，他一共为乡亲们免掉了8000多元的死账、烂账；从1993年到2000年，他又免去了6000元，这些账目他都统计过。“尤其是那些五保户、贫困户，平时大家乡里乡亲的，病恹恹地来到我这里，不给人家看病，我还能在村里呆吗？”
医生、农民、责任、利润，多少年来，杨占兴的命运和这4个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救死扶伤、养家糊口，你说哪一样不重要呢？”杨占兴力求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完满，毕竟，在这个已有3000多人的村子里，他是那么受人尊重。
然而，这种良好的生活状态并没能长期地持续下去。1998年，当地开始有人开个体诊所，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对他的业务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2000年，平价大药房风生水起，头孢拉定在他的诊所卖1.1元，大药房才卖0.85元，和他们比，杨占兴的诊所显得没有竞争力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占兴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开始担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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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个乡医的共同担忧
按照国家构建农村三级医疗网络的要求，一旦有疫情发生，或是有计划免疫任务时，村卫生室的负责人必须无偿配合卫生院防保科的工作。在杨占兴看来，村卫生室，顾名思义是村级集体卫生服务单位，这种配合工作理所当然。但在早期，政府和卫生主管部门对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会给予“工分”或定额补贴，虽然微少，但也给乡村医生极大的精神鼓舞；而近些年，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工作量有增无减，补助却近乎为零。
杨占兴的身体还比较硬朗，因为口碑还不错，现在每天还能看5～6个病人。在中宁县乡村医生中，他的家庭条件还算中等。自从承包了卫生室以后，他与生产队就彻底脱离了关系，那种属于集体的荣耀感和归宿感也没有了。在村民眼里，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没有本质的区别。对于杨占兴自己来说，也只有在配合做一些科普宣传和计划免疫的时候，才想起来自己的诊所还是村卫生室。
杨占兴告诉记者，中宁县像他这样的乡村医生有86个，其中年龄最大的63岁，最小的也有54岁。面对同行的竞争、主管部门的忽视以及自己身体的逐渐衰老，大家对未来有些担心。他们担心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因为丧失了一定的劳动能力，学历也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县卫生局会不会让他们继续注册呢？他们曾咨询过这一问题，但相关负责人并没有给他们明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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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占兴告诉记者，如果不给注册的话，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退休”。他担心的还不仅仅是今后没有退休金的生活；更担心的是没有相关的福利、待遇和保障，等到这一批乡村医生逐渐老去后，谁愿意来接替他们在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的底层奔走呢？
20世纪6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了两大新生事物——“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先于民办教师进入了村卫生室，走在农村防病治病第一线，平均每位医生担负着近千人的防保任务。这么多年来，乡村医生一直坚定地奔走在基层医疗第一线：2003年“SARS”流行的时候，是乡村医生们义不容辞地站在最前沿，冒着被传染的危险预防、排查、送检、观察、隔离发热咳嗽病人，不计报酬地为村民们工作着。
与乡村医生同时代诞生的民办教师们早已转正，吃上了“财政饭”，退休的民办教师月工资普遍在千元以上，还享有医疗保险。而想起自己的境遇，杨占兴们无不感慨，他们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忧心忡忡，在农村基层卫生防疫战线上拼博了几十年，“难道国家把我们忘了……要想奔小康，首先要保健康。乡村医生只占民办教师的1/4，我们的后顾之忧何时能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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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杨占兴为代表的中宁县乡村医生开始为自己今后的命运奔走：他们找过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的领导，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很同情你们的遭遇，会尽快想办法解决，但是现在财政比较困难，上面暂时也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你们先回去安心工作，一有好消息马上通知你们。
然而，这个好消息却迟迟未来。
一百元/月的待遇期许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杨占兴为代表的乡村医生目前的处境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但这样的回答，显然不是杨占兴们想要的，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等待何时才是尽头。作为乡村医生或者作为关心乡村医生的人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王红漫博士。王红漫认为，乡村医生老无所养只是农村医疗诸多困局的一个方面。在王红漫看来，目前农村的卫生保健三级网络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的，我国农村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与此同时，在财政拨款不足的情况下，各级医疗单位只能依靠创收来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当然也包括那些承担着村民卫生保健工作的村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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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卫生经济研究的广州医学院王家骥教授告诉记者，三级卫生保健网的底层应该以公共卫生防御为主。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费用的34.9%，1998年降为24.9%，2000年更是降为22.5%，7年内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国家对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严重不足，制约着医疗机构设备的更新和基础设施的改善，“这当然为乡村医生开展工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障碍。”王家骥说。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厅长马玉章在其《增加投入深化改革》一文中提出：从2005年开始，宁夏地方政府开始对村卫生室进行投入，每个村卫生室1万元，用于房屋建设和相关设备购置。更重要的是，政府已经下决心，要在两年内彻底解决乡医的报酬问题，保证一个村有一名村医每月拿到100元工资，从根本上解决稳定村医队伍的难题。但是杨占兴告诉记者，直到目前为止，他所在的村卫生室也没有得到任何投入，自己也没有100元/月的补助。去年，听说上面要给每个村卫生室配“十小件”，据说还有紫外线灯什么的，这让他激动了一阵，谁知道过了一段时间这事就黄了。
杨占兴告诉记者，其实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能在老的时候做不了了，能有点工资，支付日常开支，吃点小药什么的。然而这个愿望对于年届花甲的他来说，似乎有些遥远。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24期, http://www.100md.com(刘景峰)
“……我们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家庭负担沉重，晚年生活没有保障，大多数乡村医生面临着退休的危机。解决好乡村医生晚年的生活保障问题，关系到农村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诸多方面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记者的案头，这封落款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全体乡村医生的2000多字的信件，读后让人掩卷长思……
三十七年的命运变迁
在这86个医生中，杨占兴的经历或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杨占兴今年刚60岁，作为中宁县田滩村村民，作为村里惟一的乡村医生，他为乡亲们服务了37年。37年来，村民们的生老病死，他心里一本账清清楚楚。“人口普查也好，计划免疫也好，都是由我来挨家挨户做的。你要谁的病历，来找我!我保准拿得出来!”杨占兴重重的方言里，透露着些许自豪。可是说起未来，37年的迎来送往的历程并没有给他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如今，他不得不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感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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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焦虑并非空穴来风。
提起当年的光辉历程，杨占兴滔滔不绝。1965年，初中毕业的杨占兴被村里推荐到生产队参加乡村医生培训。3年多以后，杨占兴回到村里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那时候感觉很光荣，干劲十足。”据杨占兴介绍，那时候村卫生室一共有3个人，由他“唱主角”，另外两个人，一个在药房工作，另一个则是负责外围工作的卫生员(相当于杨的助手)。几样简陋的硬件设施是大队给的，无非就是药柜、药包以及通常所说的“老三件”。
那时候田滩村人口约2600人，村里要求按照人均2元的标准来添置卫生室的药品以及医疗耗材。“村民看病只需要5分钱的挂号费，拿药都是不要钱的，因为这是大家的卫生室。”作为医生，杨占兴的工作也很简单，有病人时就看病，没有病人时可以看书或到田里看看。他的经济收入全部来自工分。“一天七八个工分，相当于普通壮劳力的劳动报酬。”从这一点上讲，他和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直到现在，杨占兴都很怀念那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单纯、有心思钻研知识。以一个乡村医生的眼光来看，那时的他还无法预料未来的诸多惊喜与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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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杨占兴所在的村子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这个思路，村卫生室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作为农民，杨占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寒来暑往，庄稼的每一季收成，都是他理所当然的牵挂。另一方面，作为村里惟一的医生，他也继续经营着卫生室，因为村民已经习惯了找他看病，或者说，他也习惯了为村民看病。
这一次改革，卫生室被上划到县卫生局主管。杨占兴不仅是个医生，也是这个卫生室的经营者，他要为村民看病，同时也要开始考虑利润的问题。村民们不再集资来维持卫生室的运转。这对于那些体弱多病的村民来说，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从此以后拿药需要花钱，而不再仅仅是5分钱的挂号费那么简单。
明显地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在1985年杨占兴独自经营卫生室开始。“我那个时候一天可以看20～30个病人，因为我的口碑比较好，许多病人是从别的村来找我看病的。”据杨占兴介绍，那个时候他每月有300元左右的收入，相当于当地一个科级干部。那时候对于村卫生室的负责人来说，日子过得比较滋润，因为除了每年上缴给卫生局的300元审核费，基本上没有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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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半医，也有点商人的意味。”评说当年的生活状态，杨占兴很坦诚。事实上，“先富起来”的杨占兴并不是那种为富不仁的人，从1985年到1992年，他一共为乡亲们免掉了8000多元的死账、烂账；从1993年到2000年，他又免去了6000元，这些账目他都统计过。“尤其是那些五保户、贫困户，平时大家乡里乡亲的，病恹恹地来到我这里，不给人家看病，我还能在村里呆吗？”
医生、农民、责任、利润，多少年来，杨占兴的命运和这4个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救死扶伤、养家糊口，你说哪一样不重要呢？”杨占兴力求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完满，毕竟，在这个已有3000多人的村子里，他是那么受人尊重。
然而，这种良好的生活状态并没能长期地持续下去。1998年，当地开始有人开个体诊所，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对他的业务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2000年，平价大药房风生水起，头孢拉定在他的诊所卖1.1元，大药房才卖0.85元，和他们比，杨占兴的诊所显得没有竞争力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占兴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开始担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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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个乡医的共同担忧
按照国家构建农村三级医疗网络的要求，一旦有疫情发生，或是有计划免疫任务时，村卫生室的负责人必须无偿配合卫生院防保科的工作。在杨占兴看来，村卫生室，顾名思义是村级集体卫生服务单位，这种配合工作理所当然。但在早期，政府和卫生主管部门对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会给予“工分”或定额补贴，虽然微少，但也给乡村医生极大的精神鼓舞；而近些年，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工作量有增无减，补助却近乎为零。
杨占兴的身体还比较硬朗，因为口碑还不错，现在每天还能看5～6个病人。在中宁县乡村医生中，他的家庭条件还算中等。自从承包了卫生室以后，他与生产队就彻底脱离了关系，那种属于集体的荣耀感和归宿感也没有了。在村民眼里，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没有本质的区别。对于杨占兴自己来说，也只有在配合做一些科普宣传和计划免疫的时候，才想起来自己的诊所还是村卫生室。
杨占兴告诉记者，中宁县像他这样的乡村医生有86个，其中年龄最大的63岁，最小的也有54岁。面对同行的竞争、主管部门的忽视以及自己身体的逐渐衰老，大家对未来有些担心。他们担心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因为丧失了一定的劳动能力，学历也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县卫生局会不会让他们继续注册呢？他们曾咨询过这一问题，但相关负责人并没有给他们明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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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占兴告诉记者，如果不给注册的话，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退休”。他担心的还不仅仅是今后没有退休金的生活；更担心的是没有相关的福利、待遇和保障，等到这一批乡村医生逐渐老去后，谁愿意来接替他们在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的底层奔走呢？
20世纪6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了两大新生事物——“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先于民办教师进入了村卫生室，走在农村防病治病第一线，平均每位医生担负着近千人的防保任务。这么多年来，乡村医生一直坚定地奔走在基层医疗第一线：2003年“SARS”流行的时候，是乡村医生们义不容辞地站在最前沿，冒着被传染的危险预防、排查、送检、观察、隔离发热咳嗽病人，不计报酬地为村民们工作着。
与乡村医生同时代诞生的民办教师们早已转正，吃上了“财政饭”，退休的民办教师月工资普遍在千元以上，还享有医疗保险。而想起自己的境遇，杨占兴们无不感慨，他们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忧心忡忡，在农村基层卫生防疫战线上拼博了几十年，“难道国家把我们忘了……要想奔小康，首先要保健康。乡村医生只占民办教师的1/4，我们的后顾之忧何时能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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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杨占兴为代表的中宁县乡村医生开始为自己今后的命运奔走：他们找过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的领导，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很同情你们的遭遇，会尽快想办法解决，但是现在财政比较困难，上面暂时也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你们先回去安心工作，一有好消息马上通知你们。
然而，这个好消息却迟迟未来。
一百元/月的待遇期许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杨占兴为代表的乡村医生目前的处境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但这样的回答，显然不是杨占兴们想要的，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等待何时才是尽头。作为乡村医生或者作为关心乡村医生的人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王红漫博士。王红漫认为，乡村医生老无所养只是农村医疗诸多困局的一个方面。在王红漫看来，目前农村的卫生保健三级网络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的，我国农村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与此同时，在财政拨款不足的情况下，各级医疗单位只能依靠创收来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当然也包括那些承担着村民卫生保健工作的村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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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卫生经济研究的广州医学院王家骥教授告诉记者，三级卫生保健网的底层应该以公共卫生防御为主。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费用的34.9%，1998年降为24.9%，2000年更是降为22.5%，7年内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国家对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严重不足，制约着医疗机构设备的更新和基础设施的改善，“这当然为乡村医生开展工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障碍。”王家骥说。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厅长马玉章在其《增加投入深化改革》一文中提出：从2005年开始，宁夏地方政府开始对村卫生室进行投入，每个村卫生室1万元，用于房屋建设和相关设备购置。更重要的是，政府已经下决心，要在两年内彻底解决乡医的报酬问题，保证一个村有一名村医每月拿到100元工资，从根本上解决稳定村医队伍的难题。但是杨占兴告诉记者，直到目前为止，他所在的村卫生室也没有得到任何投入，自己也没有100元/月的补助。去年，听说上面要给每个村卫生室配“十小件”，据说还有紫外线灯什么的，这让他激动了一阵，谁知道过了一段时间这事就黄了。
杨占兴告诉记者，其实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能在老的时候做不了了，能有点工资，支付日常开支，吃点小药什么的。然而这个愿望对于年届花甲的他来说，似乎有些遥远。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24期, http://www.100md.com(刘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