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杂谈(之二)老病号是怎么变成健康老人的
1949年9月，我被编进了城市接管部队，跟随二野三兵团的作战部队向大西南进军。我们从湖北孝感出发，靠两条腿走路，目的地是重庆。
当时正值雨季，三天两头下雨。我们人人都没有雨衣，只有一块打背包用的油布。下雨天，就把它披在肩上。这样，上身和背包倒是可以保持相对干燥，下身可就苦了：从膝盖以下，裤子就从来没干过。在泥泞的道路上走，特别吃力。反正第二天还是要下雨，还是要走路，裤子反正要打湿，所以到了宿营地，也懒得生火烤干。能有盆热水烫烫脚，就是最高级享受了。下雨天，路难走。有一天雨大路滑，深一脚浅一脚，我们只走了二三十里路，还人人滚得像个泥猴儿似的。急行军，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吃下五六碗饭，尽管撑得难受，也还要灌两碗米汤，省得路上口渴(我们都没有水壶)。然后盛一碗米饭，要两个咸辣椒，装进碗套里，拴在腰间的皮带上。这就是我们的午饭了。天黑之后到达宿营地，又是五六碗米饭加上两碗米汤。人人都累了，尽管指导员大声吆喝要大家打热水洗脚，我们都装没听见，抓紧时间，打开背包就呼呼大睡了。
, 百拇医药
我总算没有生病，没有被半路上甩下，终于在1949年12月3日、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平安地走到重庆，分配到军管会接管国民党的空军。但是因为饥饱劳碌和风霜雨露，得了两种“军人职业病”：胃痛和关节炎。肚子一饿胃就痛，吃饱了就不痛了。两个膝关节酸疼酸疼的，最严重的时候，上食堂吃饭，要扶着墙走。吃了许多氢氧化铝和水杨酸钠，也不管用。
1954年我调到北京，在《光明日报》当编辑，又添了两样病：肺部出现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瘤子，同仁医院的医生说：要切去五根肋骨两叶肺，要穿钢丝马甲。
1957年整风，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劳改农场劳改，一去就是23年。
刚到劳改农场，我被安排在病号队“休养”。我一身都是病。划右以后，思想包袱重，又添了神经衰弱，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但以“肺瘤”为最严重。因此被编进了“肺病组”，还被任命为组长，管二十多个“肺病鬼”。
, 百拇医药
但是，我只在病号队呆了几天，就主动要求到生产队干活儿去。第一，病号队一天只开两顿饭，每顿一个二两重的玉米面窝窝头，像清汤一样的玉米面糊糊随便喝，没有菜；第二，病号不劳动也不学习，整天躺在土炕上，人人不洗澡(没热水)，屋子里臭烘烘的，拉屎撒尿也不到厕所去，出门三步就方便，门前屋后到处是屎尿；第三，根本就没有药物治疗。这样的病号队，与其说是“休养”，不如说是“等死”。
病号队自打成立以来，从没有人主动申请干活儿，我是第一个，当然立刻批准。我被分配到一个弱体力生产中队，任务是给伙房打烧火用的干苇子。定额每人每天1000斤。我新从病号休养队出来，特殊照顾，只要我完成500斤。
时值隆冬，我的关节炎犯了，走路都有困难，只能咬牙克服。我用一双旧胶鞋绑在膝盖上，跪在冰面上爬着割苇子，每天居然也能完成定额。一冬天下来，我的关节炎没有吃任何药，居然好多了，渐渐地能迈得开步子了。开春以后，大地化冻，开始挖排水沟。我这个从来没有干过土方活儿的文弱书生，居然以日产33.3方土的高效夺得了中队个人红旗!
, 百拇医药
1962年，劳改农场右派大集中，我到了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右派教养队。那一年，我们的任务是给市委市政府高干修建度假村，挖人工湖，我居然能抬400斤重的土抬子上坡。体力增强了，不但关节炎好了，胃痛病好了，血压不高了，连神经衰弱也没了。最奇怪的是：肺部那个乒乓球大小的瘤子，竟神奇地消失了。经多次X光检查，连痕迹都没有。连大夫都不相信我得过肺瘤，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如今我75岁，什么病也没有，能吃能睡，思维敏捷，记性不错，说话底气足，走路健步如飞，尽管比不上小伙子，至少上下楼从来不坐电梯。去年逛颐和园，为了试试自己的脚力，我愣是围着昆明湖走了一圈儿。虽然有点儿累，总算坚持下来了。
生命存在于运动之中，健康也存在于运动之中。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还主张锻炼。人老先从脚老，因此我主张多走路少坐车。我坚持每天早晚各步行三五里，晚上用热水泡脚。多吃蔬菜少吃肉，特别一条：绝不相信任何“补品”的宣传，终生不吃任何补药。
我这样说，不知医生们同意么？, 百拇医药(吴越)
当时正值雨季，三天两头下雨。我们人人都没有雨衣，只有一块打背包用的油布。下雨天，就把它披在肩上。这样，上身和背包倒是可以保持相对干燥，下身可就苦了：从膝盖以下，裤子就从来没干过。在泥泞的道路上走，特别吃力。反正第二天还是要下雨，还是要走路，裤子反正要打湿，所以到了宿营地，也懒得生火烤干。能有盆热水烫烫脚，就是最高级享受了。下雨天，路难走。有一天雨大路滑，深一脚浅一脚，我们只走了二三十里路，还人人滚得像个泥猴儿似的。急行军，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吃下五六碗饭，尽管撑得难受，也还要灌两碗米汤，省得路上口渴(我们都没有水壶)。然后盛一碗米饭，要两个咸辣椒，装进碗套里，拴在腰间的皮带上。这就是我们的午饭了。天黑之后到达宿营地，又是五六碗米饭加上两碗米汤。人人都累了，尽管指导员大声吆喝要大家打热水洗脚，我们都装没听见，抓紧时间，打开背包就呼呼大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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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算没有生病，没有被半路上甩下，终于在1949年12月3日、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平安地走到重庆，分配到军管会接管国民党的空军。但是因为饥饱劳碌和风霜雨露，得了两种“军人职业病”：胃痛和关节炎。肚子一饿胃就痛，吃饱了就不痛了。两个膝关节酸疼酸疼的，最严重的时候，上食堂吃饭，要扶着墙走。吃了许多氢氧化铝和水杨酸钠，也不管用。
1954年我调到北京，在《光明日报》当编辑，又添了两样病：肺部出现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瘤子，同仁医院的医生说：要切去五根肋骨两叶肺，要穿钢丝马甲。
1957年整风，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劳改农场劳改，一去就是23年。
刚到劳改农场，我被安排在病号队“休养”。我一身都是病。划右以后，思想包袱重，又添了神经衰弱，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但以“肺瘤”为最严重。因此被编进了“肺病组”，还被任命为组长，管二十多个“肺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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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只在病号队呆了几天，就主动要求到生产队干活儿去。第一，病号队一天只开两顿饭，每顿一个二两重的玉米面窝窝头，像清汤一样的玉米面糊糊随便喝，没有菜；第二，病号不劳动也不学习，整天躺在土炕上，人人不洗澡(没热水)，屋子里臭烘烘的，拉屎撒尿也不到厕所去，出门三步就方便，门前屋后到处是屎尿；第三，根本就没有药物治疗。这样的病号队，与其说是“休养”，不如说是“等死”。
病号队自打成立以来，从没有人主动申请干活儿，我是第一个，当然立刻批准。我被分配到一个弱体力生产中队，任务是给伙房打烧火用的干苇子。定额每人每天1000斤。我新从病号休养队出来，特殊照顾，只要我完成500斤。
时值隆冬，我的关节炎犯了，走路都有困难，只能咬牙克服。我用一双旧胶鞋绑在膝盖上，跪在冰面上爬着割苇子，每天居然也能完成定额。一冬天下来，我的关节炎没有吃任何药，居然好多了，渐渐地能迈得开步子了。开春以后，大地化冻，开始挖排水沟。我这个从来没有干过土方活儿的文弱书生，居然以日产33.3方土的高效夺得了中队个人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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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劳改农场右派大集中，我到了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右派教养队。那一年，我们的任务是给市委市政府高干修建度假村，挖人工湖，我居然能抬400斤重的土抬子上坡。体力增强了，不但关节炎好了，胃痛病好了，血压不高了，连神经衰弱也没了。最奇怪的是：肺部那个乒乓球大小的瘤子，竟神奇地消失了。经多次X光检查，连痕迹都没有。连大夫都不相信我得过肺瘤，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如今我75岁，什么病也没有，能吃能睡，思维敏捷，记性不错，说话底气足，走路健步如飞，尽管比不上小伙子，至少上下楼从来不坐电梯。去年逛颐和园，为了试试自己的脚力，我愣是围着昆明湖走了一圈儿。虽然有点儿累，总算坚持下来了。
生命存在于运动之中，健康也存在于运动之中。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还主张锻炼。人老先从脚老，因此我主张多走路少坐车。我坚持每天早晚各步行三五里，晚上用热水泡脚。多吃蔬菜少吃肉，特别一条：绝不相信任何“补品”的宣传，终生不吃任何补药。
我这样说，不知医生们同意么？, 百拇医药(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