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研究及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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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2日
中医药文明源远流长，代有发挥而自成体系，几千年来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一方面随着对健康理念的更新，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开展了大量中医研究工作，有一些成绩，但也不能不指出：经过这么多年研究，中医理论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医临床正在萎缩，中医人才后继乏人。
现实的问题不容回避：中医学这门古老的医学体系在现代社会还有没有存在价值？在惠及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中还能做出多大贡献？为此，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课题组在2年内召开了10余次学术研讨会；到甘肃、河北城乡实地调研，与乡村医生进行座谈；并于11月18-19日申请召开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和研究方法”香山科学会议。现将中医药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中医药对解决中国13亿人医疗保健问题仍有重要意义
, 百拇医药 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覆盖率达到85%。其中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时至今日，约90%的农民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统计数据表明： 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总费用的34.9%，2000年仅为22.5%，七年里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如要改变现在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状态，想单纯靠严重依赖严格的器械检验的西医治疗模式是不可能的，其高昂的医疗费用也限制其成为农村医疗的主导模式。2000年，美国花费了占其GDP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43%的费用，但是仍然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且其误诊率高达50%以上，尚有70%的疾病束手无策，尤其是其死亡者中90%死于医源性疾病，而非原发性疾病。这种医疗模式不可能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只有简便廉验和易于掌握的中医药才能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
90年代初，我国仿制西药占我国生产西药的97.4%，进入WTO后，在使用权限上肯定要受制于人。中医药源于中华民族，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而且开发新中药有中医理论指导，有规律可循，与西药筛选法相比，要简便快捷得多，其研发投入与产出比将远高于西药。
, 百拇医药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西医药对许多疑难症缺乏有效疗法，中医药在预防治疗某些慢性病、疑难病特别是病毒性疾病方面尤有所长。如此次“SARS”的治疗，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花费最高的一例SARS病人仅用了5000元，而西医治疗一位SARS病人花费3-100万元不等。由此可见，只有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模式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
二、中医科研与临床中的突出问题
目前中医研究不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未将惠及13亿中国人民健康事业作为研究宗旨，片面追求“现代化”，丢掉了中医特色，自然找不到中医药发展的突破口。
(一)中医科研及临床停滞不前原因
1.中医研究与临床严重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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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是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积累、提炼出来的，形成了一套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诊断、治疗体系。现在中医科研思路，大多采用线性、还原论方法，借助高精尖检测手段，在实验室以低等实验动物为对象，希望对中医理论进行验证、诠释。这种高科技成分的低水平重复研究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不可能产生真正有益的作用，也不能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反而丢失了中医的精髓和核心。
2.中医研究方法背离了自身发展规律
几千年来，中医的疗效是与医生对疾病“辨证”的准确性直接挂钩的，即以辨证为主，辨病为辅。但现在中医的临床研究强调方病对应，即一个方治疗一个病，几乎完全违背了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导致临床疗效滑坡。如此，与西医比较，显示不出其优越性，出现了生存危机。
3. 中医诊治以及中药标准照抄照搬西医西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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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哲学背景、思维模式、诊治方式等方面与西医药截然不同。现代西医西药在其产生后的200多年中，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善的评判标准和管理模式，对中医药有借鉴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中医药的特点，完全采用西医药的方法，如果这样，就容易成为限制中医药发展的枷锁。
其实一味中药本身就是一个小复方，各种复杂成分有增效减毒的协同作用，这与西药单一化学结构单一靶点作用迥异。因此，以某个化学组分作为评价中药质量或药效的标准，以GAP来要求中药种植，以GMP规范中药生产等做法其实还有待商榷。如麻黄与麻黄根，一为发汗，一为止汗，其临床作用正好相反，但化学成分并无大的区别；又如浙贝母与川贝母，为同科植物，因产地不同，前者重在清火散结、后者重在润肺滋阴。所以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制定出适于中医药发展的标准。
(二)“废医存药”导致中药不良反应问题日益突出
近来，很多报道指出：中药已经成为抗生素、解热镇痛药之后的第三大药物毒副作用源，从而提出必须进行中药毒理实验，加强中药毒性研究。其实，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等药典中就已明确指出一些药物的毒性，而且现代中药已经大多经过严格筛选，大毒之药几乎全部舍弃不用。问题是为什么连现代药理都证明无毒的小柴胡汤会引起间质性肺炎，甚至产生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呢？所以，我们有必要反思现代中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是否得当？临床使用中药的方法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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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的中药都是有寒热温凉、升降沉浮、或补或泻等偏性的。医生就是利用这种偏性，来纠正、平衡人体寒热、虚实等方面与正常状态的偏离。所以历来中药药性的强调和重视要重于中药药理，只有理解、掌握药物的偏性，治疗疾病时才会得心应手。而现在中药的研究，只注重其降血压或控制血糖等药理作用，寻找中药治疗的所谓靶点，寻求中药的“有效成分”，而完全不顾其性味特征。目前，临床上主要针对西医诊断，给予具有相应药理治疗作用的中药，完全按照西药对抗治疗的思维模式，走着“中药研究西药化”和“中药应用西药化”的道路。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治疗思路是导致中药毒副作用日益突出的症结所在。
(三)中医人才培养、事业传承问题的解决已迫在眉睫
1956年建立第一批中医院校以来，已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对于稳定中医队伍起了重要作用。但必须承认，中医院校的教育缺乏中医特色。中医教材改写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医理论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越来越多，甚至有的教材一段中医理论，一段西医理论，如此将目前尚未能融合的两门学科混杂一处，老师无法授课，学生更是无所适从。这种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能用中医思维方式和独特方法看病的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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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中医教育轻视理论传承，有的院校甚至将中医四大经典这种中医最为精华的部分作为选修课程；而且中医教育也未能与临床结合，授课老师从未上过临床，从理论到理论，不仅影响学术继承，更影响学生对中医的信心和兴趣，因为教他们中医的老师都不会用中医治病。所以，中医院校才会出现学生初入校门时相信、热爱中医，愿意为中医事业学习、奋斗，但毕业时不再相信中医药疗效，而宁愿只用简单西药的怪现象。我们需要反思：我们到底教会了下一代什么？
中医药的研究生教育更是令人担忧。几乎所有的研究生研究课题都是实验性质，根本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特色，甚至有的除涉及中药名外，论文内容完全与中医无关。他们的临床实践能力也可想而知。如此培养的硕士、博士，恐怕很难产生像蒲辅周、岳美中这样的名医了。所以广州中医药大学88岁的邓铁涛教授才会感慨：“我们是一代完人。完结的‘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患和焦虑：这样的学院派、实验派中医成为主流后，中医将何去何从？
“十省市中医医疗需求与服务调查”表明：农村中医医疗意向出现滑坡，农村市场阵地慢慢缩小，中医治疗慢性病的优势正在丧失。对实践能力要求极高的中医，完全可能消亡在下一代不能真正掌握中医精髓的后人手中。所以中医学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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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间中医需要政策扶持，传统知识产权缺乏有效的利用和保护
根据2004年1月1日即将执行的《农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尚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可经注册后在村卫生机构行医，这对于大部分未接受正规中医药教育的民间中医无疑是政策上有力的扶持。其实，如果剥夺这部分民间医生的行医资格，也将是农村及城市广大弱势群体的一大损失，给中医也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为中医的精髓在民间，乡村医生在农村初级医疗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乡村医生存在整体素质偏低、理论知识薄弱的情况，因此应对其进行定期培训。
另外，法律对于中医师自制中成药也进行了严格限制，药厂也需达到GMP标准，并得到新药号后才能生产中成药。也就是说，中医师不能自行配制、销售中成药。我们调查后认为：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医的生命力。因为像云南白药等名药都是民间实践、总结的成果。如果不再允许中医选药、制药、治疗，而完全靠实验室动物实验来筛选中药新药，恐怕会扼杀中医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如洛阳有个魏氏祖传药物和方法，治疗断指(趾)，不仅不需要截肢，还能让断指(趾)再生，对于这种已有数代临床实践经历，并且有多例临床案例证实的药物，能否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像云南白药一样，不用公布其药物组成，制成成药后，在全国推广应用，这样受益的将是广大群众。而且，还能在目前尚无有效保护传统知识产权的情况下，让其继承、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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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随着市场经济杠杆动作及体制的变革，许多乡村卫生院、室或个体经营者，以医疗服务为谋生手段，较多地使用西医西药诊疗方法，传统医学的简便、价廉疗法由于不赚钱已多不采用。要解决以上问题，没有政策上的支持是不可能办到的。
三、对中医药科研与临床的建议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对中医药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中医研究绝对不能脱离临床，只能在保留其精髓的同时，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发展。中医理论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而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想通过分析、还原的思想在实验室创造一种新的中医理论是不可能的。只有给中医一个宽松的环境和适于其生存发展的空间，扩大其临床应用范围，才有可能出现中医理论的突破。不论是中医伤寒学说，还是温病学说，都是中医遇到新的健康问题时从大量临床提出的新的解决办法。论及此论点时不能不提到：这次“SARS”的控制过程中，尽管中医药起到了不可泯灭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治疗、总结，进而产生中医新理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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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的研究一定要以中医理论指导为基础，不能一味走分离、提取中药有效成分的植物化学研究道路。中医中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不可“废医存药”。同时，我国应马上建立符合中医中药特色的生产、评价体系规范，并逐渐让世界接受，与国际“双向接轨”。
(三)中医正规教育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中西杂夹”的教学模式培养的人才“不中不西” ，既不能当西医使用，也不能当中医使用。所以专家建议：中医药院校教育中，少讲西医内容，中医、西医分开讲授，而且中医在前，西医在后，以免西医理论先入为主；重视传统，重新认识中医经典的重要作用；改变课本“亦中亦西”模式；同时加强学生中医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
另外，专家还建议邀请全国名医和民间有真才实学中医师组成讲师团，到全国培训乡村医生，讲授简便易行、疗效卓著的诊疗方法。
(四)适当放宽政策，让真正行之有效的中药得以推广；并加大简便廉价中医药疗法在基层的利用程度。
总而言之，中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可能也是中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现在还不就已有的中医科研、临床状况进行深刻剖析，对其研究方法及方向及时把握、调整，将不利于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对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产生严重影响，也将直接损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中医如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消亡，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百拇医药
现实的问题不容回避：中医学这门古老的医学体系在现代社会还有没有存在价值？在惠及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中还能做出多大贡献？为此，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课题组在2年内召开了10余次学术研讨会；到甘肃、河北城乡实地调研，与乡村医生进行座谈；并于11月18-19日申请召开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和研究方法”香山科学会议。现将中医药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中医药对解决中国13亿人医疗保健问题仍有重要意义
, 百拇医药 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覆盖率达到85%。其中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时至今日，约90%的农民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统计数据表明： 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总费用的34.9%，2000年仅为22.5%，七年里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如要改变现在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状态，想单纯靠严重依赖严格的器械检验的西医治疗模式是不可能的，其高昂的医疗费用也限制其成为农村医疗的主导模式。2000年，美国花费了占其GDP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43%的费用，但是仍然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且其误诊率高达50%以上，尚有70%的疾病束手无策，尤其是其死亡者中90%死于医源性疾病，而非原发性疾病。这种医疗模式不可能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只有简便廉验和易于掌握的中医药才能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
90年代初，我国仿制西药占我国生产西药的97.4%，进入WTO后，在使用权限上肯定要受制于人。中医药源于中华民族，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而且开发新中药有中医理论指导，有规律可循，与西药筛选法相比，要简便快捷得多，其研发投入与产出比将远高于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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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西医药对许多疑难症缺乏有效疗法，中医药在预防治疗某些慢性病、疑难病特别是病毒性疾病方面尤有所长。如此次“SARS”的治疗，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花费最高的一例SARS病人仅用了5000元，而西医治疗一位SARS病人花费3-100万元不等。由此可见，只有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模式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
二、中医科研与临床中的突出问题
目前中医研究不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未将惠及13亿中国人民健康事业作为研究宗旨，片面追求“现代化”，丢掉了中医特色，自然找不到中医药发展的突破口。
(一)中医科研及临床停滞不前原因
1.中医研究与临床严重脱钩
, 百拇医药
中医理论是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积累、提炼出来的，形成了一套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诊断、治疗体系。现在中医科研思路，大多采用线性、还原论方法，借助高精尖检测手段，在实验室以低等实验动物为对象，希望对中医理论进行验证、诠释。这种高科技成分的低水平重复研究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不可能产生真正有益的作用，也不能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反而丢失了中医的精髓和核心。
2.中医研究方法背离了自身发展规律
几千年来，中医的疗效是与医生对疾病“辨证”的准确性直接挂钩的，即以辨证为主，辨病为辅。但现在中医的临床研究强调方病对应，即一个方治疗一个病，几乎完全违背了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导致临床疗效滑坡。如此，与西医比较，显示不出其优越性，出现了生存危机。
3. 中医诊治以及中药标准照抄照搬西医西药模式
, http://www.100md.com
中医药在哲学背景、思维模式、诊治方式等方面与西医药截然不同。现代西医西药在其产生后的200多年中，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善的评判标准和管理模式，对中医药有借鉴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中医药的特点，完全采用西医药的方法，如果这样，就容易成为限制中医药发展的枷锁。
其实一味中药本身就是一个小复方，各种复杂成分有增效减毒的协同作用，这与西药单一化学结构单一靶点作用迥异。因此，以某个化学组分作为评价中药质量或药效的标准，以GAP来要求中药种植，以GMP规范中药生产等做法其实还有待商榷。如麻黄与麻黄根，一为发汗，一为止汗，其临床作用正好相反，但化学成分并无大的区别；又如浙贝母与川贝母，为同科植物，因产地不同，前者重在清火散结、后者重在润肺滋阴。所以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制定出适于中医药发展的标准。
(二)“废医存药”导致中药不良反应问题日益突出
近来，很多报道指出：中药已经成为抗生素、解热镇痛药之后的第三大药物毒副作用源，从而提出必须进行中药毒理实验，加强中药毒性研究。其实，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等药典中就已明确指出一些药物的毒性，而且现代中药已经大多经过严格筛选，大毒之药几乎全部舍弃不用。问题是为什么连现代药理都证明无毒的小柴胡汤会引起间质性肺炎，甚至产生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呢？所以，我们有必要反思现代中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是否得当？临床使用中药的方法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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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的中药都是有寒热温凉、升降沉浮、或补或泻等偏性的。医生就是利用这种偏性，来纠正、平衡人体寒热、虚实等方面与正常状态的偏离。所以历来中药药性的强调和重视要重于中药药理，只有理解、掌握药物的偏性，治疗疾病时才会得心应手。而现在中药的研究，只注重其降血压或控制血糖等药理作用，寻找中药治疗的所谓靶点，寻求中药的“有效成分”，而完全不顾其性味特征。目前，临床上主要针对西医诊断，给予具有相应药理治疗作用的中药，完全按照西药对抗治疗的思维模式，走着“中药研究西药化”和“中药应用西药化”的道路。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治疗思路是导致中药毒副作用日益突出的症结所在。
(三)中医人才培养、事业传承问题的解决已迫在眉睫
1956年建立第一批中医院校以来，已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对于稳定中医队伍起了重要作用。但必须承认，中医院校的教育缺乏中医特色。中医教材改写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医理论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越来越多，甚至有的教材一段中医理论，一段西医理论，如此将目前尚未能融合的两门学科混杂一处，老师无法授课，学生更是无所适从。这种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能用中医思维方式和独特方法看病的中医师。
, 百拇医药
再有，中医教育轻视理论传承，有的院校甚至将中医四大经典这种中医最为精华的部分作为选修课程；而且中医教育也未能与临床结合，授课老师从未上过临床，从理论到理论，不仅影响学术继承，更影响学生对中医的信心和兴趣，因为教他们中医的老师都不会用中医治病。所以，中医院校才会出现学生初入校门时相信、热爱中医，愿意为中医事业学习、奋斗，但毕业时不再相信中医药疗效，而宁愿只用简单西药的怪现象。我们需要反思：我们到底教会了下一代什么？
中医药的研究生教育更是令人担忧。几乎所有的研究生研究课题都是实验性质，根本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特色，甚至有的除涉及中药名外，论文内容完全与中医无关。他们的临床实践能力也可想而知。如此培养的硕士、博士，恐怕很难产生像蒲辅周、岳美中这样的名医了。所以广州中医药大学88岁的邓铁涛教授才会感慨：“我们是一代完人。完结的‘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患和焦虑：这样的学院派、实验派中医成为主流后，中医将何去何从？
“十省市中医医疗需求与服务调查”表明：农村中医医疗意向出现滑坡，农村市场阵地慢慢缩小，中医治疗慢性病的优势正在丧失。对实践能力要求极高的中医，完全可能消亡在下一代不能真正掌握中医精髓的后人手中。所以中医学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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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间中医需要政策扶持，传统知识产权缺乏有效的利用和保护
根据2004年1月1日即将执行的《农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尚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可经注册后在村卫生机构行医，这对于大部分未接受正规中医药教育的民间中医无疑是政策上有力的扶持。其实，如果剥夺这部分民间医生的行医资格，也将是农村及城市广大弱势群体的一大损失，给中医也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为中医的精髓在民间，乡村医生在农村初级医疗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乡村医生存在整体素质偏低、理论知识薄弱的情况，因此应对其进行定期培训。
另外，法律对于中医师自制中成药也进行了严格限制，药厂也需达到GMP标准，并得到新药号后才能生产中成药。也就是说，中医师不能自行配制、销售中成药。我们调查后认为：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医的生命力。因为像云南白药等名药都是民间实践、总结的成果。如果不再允许中医选药、制药、治疗，而完全靠实验室动物实验来筛选中药新药，恐怕会扼杀中医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如洛阳有个魏氏祖传药物和方法，治疗断指(趾)，不仅不需要截肢，还能让断指(趾)再生，对于这种已有数代临床实践经历，并且有多例临床案例证实的药物，能否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像云南白药一样，不用公布其药物组成，制成成药后，在全国推广应用，这样受益的将是广大群众。而且，还能在目前尚无有效保护传统知识产权的情况下，让其继承、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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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随着市场经济杠杆动作及体制的变革，许多乡村卫生院、室或个体经营者，以医疗服务为谋生手段，较多地使用西医西药诊疗方法，传统医学的简便、价廉疗法由于不赚钱已多不采用。要解决以上问题，没有政策上的支持是不可能办到的。
三、对中医药科研与临床的建议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对中医药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中医研究绝对不能脱离临床，只能在保留其精髓的同时，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发展。中医理论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而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想通过分析、还原的思想在实验室创造一种新的中医理论是不可能的。只有给中医一个宽松的环境和适于其生存发展的空间，扩大其临床应用范围，才有可能出现中医理论的突破。不论是中医伤寒学说，还是温病学说，都是中医遇到新的健康问题时从大量临床提出的新的解决办法。论及此论点时不能不提到：这次“SARS”的控制过程中，尽管中医药起到了不可泯灭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治疗、总结，进而产生中医新理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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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的研究一定要以中医理论指导为基础，不能一味走分离、提取中药有效成分的植物化学研究道路。中医中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不可“废医存药”。同时，我国应马上建立符合中医中药特色的生产、评价体系规范，并逐渐让世界接受，与国际“双向接轨”。
(三)中医正规教育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中西杂夹”的教学模式培养的人才“不中不西” ，既不能当西医使用，也不能当中医使用。所以专家建议：中医药院校教育中，少讲西医内容，中医、西医分开讲授，而且中医在前，西医在后，以免西医理论先入为主；重视传统，重新认识中医经典的重要作用；改变课本“亦中亦西”模式；同时加强学生中医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
另外，专家还建议邀请全国名医和民间有真才实学中医师组成讲师团，到全国培训乡村医生，讲授简便易行、疗效卓著的诊疗方法。
(四)适当放宽政策，让真正行之有效的中药得以推广；并加大简便廉价中医药疗法在基层的利用程度。
总而言之，中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可能也是中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现在还不就已有的中医科研、临床状况进行深刻剖析，对其研究方法及方向及时把握、调整，将不利于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对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产生严重影响，也将直接损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中医如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消亡，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