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社区中心的边缘化摇摆
编者按:前不久,本报对海南省海口市民营资本投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社区中心)的情况做了报道(详见第三终端周刊7月3日2版),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原因,该市目前所有社区中心均采取民营投资的形式,政府给予相应补贴,相当一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活得还挺滋润。然而,在青岛市南区,占据半壁江山的民营社区中心境遇有些尴尬,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政府投入偏心?
邢周新至今对两年前那次上京培训的情景记忆尤深。
在青岛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卫生体系建设的号召之下,青岛市南区15家民营性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自费前往北京参加社区卫生服务培训。与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民营社区中心人士的共同交流让他感觉愉悦:“我们投资社区不是光为了挣钱,光为了挣钱我们就不来培训了,我们是心诚的。”他说。
在青岛市南区打造“一刻钟社区卫生服务圈”的计划中,社区居民的医疗服务方便性成为当地社区卫生服务的着眼点——即每个街道的社区居民出门只需步行15分钟,即可解决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在全区32家社区卫生服务站中,民营性质的占据半壁江山,共17家。这17家民营服务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原先的民营医院、诊所转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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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兴办之初的兴奋与憧憬相比,如今,邢周新冷静了许多,也平添了几分困惑。照他的话说,他负责的南区金门路街道花莲路社区服务站“目前仅能维持盈亏平衡。”主要原因是来自政府当初鼓励时的允诺并未完全实现,“资金和设备的扶持早已经没有了,政策嘛,还有一点点。”相较之下,居民步行15分钟之外的那些公立社区卫生服务站,则显得幸福多了。“去年,政府光是拨款一项就给公立社区卫生服务站拨出几百万元,在政策扶持上,我们和他们没法比。”
对于邢周新们来说,他们面临的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是,与全国其他许多城市社区中心按常住居民数进行人头财政补贴不同,整个南区社区中心面临着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至今没有制度规定给予社区中心给予一分钱的人头财政补贴。
邢周新还面临另一个来自外部需求的问题:花莲路社区常住人口2万人,残疾人有103人,服务站对这部分人群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是完全免费的。“‘六位一体’职能我们没少做,做得也不比那些公立的服务站差。”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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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当地卫生局鼓励民营资本参与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初衷之一:财政补贴有限,不可能全部由政府包办,动员那些地区诊所和医院转型为社区服务站,对缓解财政投入不足的窘状不无裨益。
诚然,在邢周新看来,此举的积极意义是存在的:他们的进入不但能缓解财政困难,而且,他们做得不比公立社区服务站差。“部分公立社区服务站机制和体制不够活,政府就算投了钱也不见得能显示出好效果——设备放在那儿,人闲着,没有动力。”相反,民营服务站24小时营业,不遗余力地进行自我宣传,提高服务质量,吸引居民。
在许多公立服务站看来,要真正做到“六位一体”,不亏本似乎不正常。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服务站,会真正去做吗?对此邢周新认为:“挣大钱是不可能的,想挣大钱就别来做社区服务。”
他同时提到,民营老板有自己的智慧,那就是“医疗服务+基层预防”。前者是挣钱的,后者是亏本的,前者补后者。那么,为了挣钱,医疗服务会不会是无限的?为了省钱,基层预防会不会是有限的?这一比例如何平衡?这些,都在考验民营老板的智慧。
, http://www.100md.com
事实上,在目前全国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类似青岛市南区这样引入民资参与建设投资的例子还有不少。作为基层医疗体系重中之重的一环,“政府主导模式”在陷入投入不足、重视不够的境况之时,这一“部分市场化的模式”真正成功与否,尚难定论。
双向转诊会否导致新的垄断
与邢周新们做“小本经营”不同,张文安的视野显然要宽得多——作为文安健康管理连锁机构的负责人,他目前已投资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广东省珠海市有4家,广州市有2家。眼下,他在两地间不停的来回奔走,但“健康管理连锁”之梦尚且遥远,因为他首先得从基本的社区卫生服务做起。
“要以心换心,如果我是社区居民,我希望得到怎样的医疗保障?当我们的卫生服务中心成为居民的依赖时,回报自然就有了,用不着过分商业化。”他说。话虽如此,但通过规模化的“经营”,来实现“薄利多销”的目的,不能不说是他的目标之一(这也是行业人士经常提到的民营资本的趋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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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进入广州市区这样收入人群相对较高的密集社区,他感觉还是有困难。在最近一次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外招投标中,民营投资的社区中心最终未能扎根落地。
“即使是招标,几乎都是大医院中标。”公立的广州荔湾区彩虹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科长黄本银透露说。按照黄本银的分析,一来,社区服务中心的“六位一体”功能基本上是“低廉收费+义务”,要盈利基本上很难,对民营资本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还是得以公立为主。二来,部分大医院对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尚抱有“鸡肋”之感(详见第三终端周刊上期1版),但也并不愿放弃社区卫生服务。
事实是,目前大部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很多是由二、三级医院及区医院举办或合作的。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让这些医院举办和合作社区中心,可以借助大医院原有的资金力量和技术力量,作为其承担公共医疗服务的一部分,减少单独建设的财政投入。而从医院的角度来考虑,有受访者认为,举办或合作社区中心,医院方面亦可争取到这部分的财政拨款,由自己来掌握这部分资金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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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样可以加强和整合这些医院的资源布置,社区医生可以将患者推荐到这些挂靠或合作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同时方便转诊。”黄本银指出。一旦推行社区首诊制和双向转诊,对这些医院来说,也能减少患者流失的几率。“而民营资本要进来,在转诊这方面是很难做的。他们也不能像公立社区卫生机构那样享受到相应的优惠。”黄本银认为。
由于目前社区中心存在门诊量和转诊患者数量偏少的情况,这就注定了不能“靠山吃山”的社区卫生服务难以多样化。而张文安们一直在意的,恰恰就是社区首诊制和双向转诊能否推行、如何推行。
这正是令他们感到忧虑的。民营医院领域的多年实践表明,在公立医院垄断之下,民营医院只能在狭缝之中求生存。目前看来,在城市社区里,民营卫生服务机构也依然面临着这样的尴尬。
如今,在社区医疗领域,新的垄断格局似乎正逐渐形成。“双向转诊会不会形成新的垄断?”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曾提出这样的思考。一旦大型公立医院无限制的扩张,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纳入扩张体系之中,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首诊,再推荐至挂靠医院,治疗后再转入属下社区中心,完成“封闭式循环”。这对于民营社区中心而言,竞争的天平又将大大失衡。
黄本银认为:“在社区这一块,民营资本要进来,要么是挂靠在大医院,开办社区中心,但这种方式现在已经被禁止了;另一种是以个人诊所的形式存在,这样显然没什么优势。”
邢周新们的生存状态,无疑是一种尴尬。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部分地方政府投入不足,也是无奈之举,目前,这种尴尬暂时无法解决。但有业内人士提醒说,民营资本投资社区中心,必然有趋利的一面。对此,有关部门要督促其尽“六位一体”之职责,在政府补贴到位的前提下,同时要做好对这部分社区中心的监管工作,保证社区中心真正为居民健康服务,做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30期, http://www.100md.com(本报特约 戴望)
政府投入偏心?
邢周新至今对两年前那次上京培训的情景记忆尤深。
在青岛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卫生体系建设的号召之下,青岛市南区15家民营性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自费前往北京参加社区卫生服务培训。与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民营社区中心人士的共同交流让他感觉愉悦:“我们投资社区不是光为了挣钱,光为了挣钱我们就不来培训了,我们是心诚的。”他说。
在青岛市南区打造“一刻钟社区卫生服务圈”的计划中,社区居民的医疗服务方便性成为当地社区卫生服务的着眼点——即每个街道的社区居民出门只需步行15分钟,即可解决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在全区32家社区卫生服务站中,民营性质的占据半壁江山,共17家。这17家民营服务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原先的民营医院、诊所转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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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兴办之初的兴奋与憧憬相比,如今,邢周新冷静了许多,也平添了几分困惑。照他的话说,他负责的南区金门路街道花莲路社区服务站“目前仅能维持盈亏平衡。”主要原因是来自政府当初鼓励时的允诺并未完全实现,“资金和设备的扶持早已经没有了,政策嘛,还有一点点。”相较之下,居民步行15分钟之外的那些公立社区卫生服务站,则显得幸福多了。“去年,政府光是拨款一项就给公立社区卫生服务站拨出几百万元,在政策扶持上,我们和他们没法比。”
对于邢周新们来说,他们面临的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是,与全国其他许多城市社区中心按常住居民数进行人头财政补贴不同,整个南区社区中心面临着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至今没有制度规定给予社区中心给予一分钱的人头财政补贴。
邢周新还面临另一个来自外部需求的问题:花莲路社区常住人口2万人,残疾人有103人,服务站对这部分人群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是完全免费的。“‘六位一体’职能我们没少做,做得也不比那些公立的服务站差。”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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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当地卫生局鼓励民营资本参与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初衷之一:财政补贴有限,不可能全部由政府包办,动员那些地区诊所和医院转型为社区服务站,对缓解财政投入不足的窘状不无裨益。
诚然,在邢周新看来,此举的积极意义是存在的:他们的进入不但能缓解财政困难,而且,他们做得不比公立社区服务站差。“部分公立社区服务站机制和体制不够活,政府就算投了钱也不见得能显示出好效果——设备放在那儿,人闲着,没有动力。”相反,民营服务站24小时营业,不遗余力地进行自我宣传,提高服务质量,吸引居民。
在许多公立服务站看来,要真正做到“六位一体”,不亏本似乎不正常。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服务站,会真正去做吗?对此邢周新认为:“挣大钱是不可能的,想挣大钱就别来做社区服务。”
他同时提到,民营老板有自己的智慧,那就是“医疗服务+基层预防”。前者是挣钱的,后者是亏本的,前者补后者。那么,为了挣钱,医疗服务会不会是无限的?为了省钱,基层预防会不会是有限的?这一比例如何平衡?这些,都在考验民营老板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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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目前全国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类似青岛市南区这样引入民资参与建设投资的例子还有不少。作为基层医疗体系重中之重的一环,“政府主导模式”在陷入投入不足、重视不够的境况之时,这一“部分市场化的模式”真正成功与否,尚难定论。
双向转诊会否导致新的垄断
与邢周新们做“小本经营”不同,张文安的视野显然要宽得多——作为文安健康管理连锁机构的负责人,他目前已投资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广东省珠海市有4家,广州市有2家。眼下,他在两地间不停的来回奔走,但“健康管理连锁”之梦尚且遥远,因为他首先得从基本的社区卫生服务做起。
“要以心换心,如果我是社区居民,我希望得到怎样的医疗保障?当我们的卫生服务中心成为居民的依赖时,回报自然就有了,用不着过分商业化。”他说。话虽如此,但通过规模化的“经营”,来实现“薄利多销”的目的,不能不说是他的目标之一(这也是行业人士经常提到的民营资本的趋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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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进入广州市区这样收入人群相对较高的密集社区,他感觉还是有困难。在最近一次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外招投标中,民营投资的社区中心最终未能扎根落地。
“即使是招标,几乎都是大医院中标。”公立的广州荔湾区彩虹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科长黄本银透露说。按照黄本银的分析,一来,社区服务中心的“六位一体”功能基本上是“低廉收费+义务”,要盈利基本上很难,对民营资本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还是得以公立为主。二来,部分大医院对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尚抱有“鸡肋”之感(详见第三终端周刊上期1版),但也并不愿放弃社区卫生服务。
事实是,目前大部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很多是由二、三级医院及区医院举办或合作的。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让这些医院举办和合作社区中心,可以借助大医院原有的资金力量和技术力量,作为其承担公共医疗服务的一部分,减少单独建设的财政投入。而从医院的角度来考虑,有受访者认为,举办或合作社区中心,医院方面亦可争取到这部分的财政拨款,由自己来掌握这部分资金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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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样可以加强和整合这些医院的资源布置,社区医生可以将患者推荐到这些挂靠或合作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同时方便转诊。”黄本银指出。一旦推行社区首诊制和双向转诊,对这些医院来说,也能减少患者流失的几率。“而民营资本要进来,在转诊这方面是很难做的。他们也不能像公立社区卫生机构那样享受到相应的优惠。”黄本银认为。
由于目前社区中心存在门诊量和转诊患者数量偏少的情况,这就注定了不能“靠山吃山”的社区卫生服务难以多样化。而张文安们一直在意的,恰恰就是社区首诊制和双向转诊能否推行、如何推行。
这正是令他们感到忧虑的。民营医院领域的多年实践表明,在公立医院垄断之下,民营医院只能在狭缝之中求生存。目前看来,在城市社区里,民营卫生服务机构也依然面临着这样的尴尬。
如今,在社区医疗领域,新的垄断格局似乎正逐渐形成。“双向转诊会不会形成新的垄断?”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曾提出这样的思考。一旦大型公立医院无限制的扩张,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纳入扩张体系之中,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首诊,再推荐至挂靠医院,治疗后再转入属下社区中心,完成“封闭式循环”。这对于民营社区中心而言,竞争的天平又将大大失衡。
黄本银认为:“在社区这一块,民营资本要进来,要么是挂靠在大医院,开办社区中心,但这种方式现在已经被禁止了;另一种是以个人诊所的形式存在,这样显然没什么优势。”
邢周新们的生存状态,无疑是一种尴尬。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部分地方政府投入不足,也是无奈之举,目前,这种尴尬暂时无法解决。但有业内人士提醒说,民营资本投资社区中心,必然有趋利的一面。对此,有关部门要督促其尽“六位一体”之职责,在政府补贴到位的前提下,同时要做好对这部分社区中心的监管工作,保证社区中心真正为居民健康服务,做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30期, http://www.100md.com(本报特约 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