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弗事件再度拷问药品招投标制度(3)
所谓“二次攻关”就是药商在中标后还得打通医院的层层关节--医院院长、药剂科都是需要“攻关”的对象。为了提高药品销售量，药商还得派出医药代表去做握有处方权的医生的工作。
于是，药商--院院长--药剂科长--有处方权医生的腐败利益链仍然存在。有时候，这条利益链上还会出现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官员的名字。
在这个环节中，药价高低与有关人员的回扣收入直接相关。如果药价很便宜，许多医生反而不喜欢用，因为越便宜的药，回扣额越低，结果导致便宜药反而不好销。
畸形的生态利益链，让药品购销成为2006年打击商业贿赂的六大重点区域之一。2004年发生在湖北武汉的集中招标腐败案，由于涉案人数多达70余人，至今仍是此类腐败案中的典型。在这70余名收受贿赂的大小官员中，几个重量级的人物主要集中在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密切相关的关键环节。如负责编制招标药品目录和进行业务指导的湖北省卫生管理中心正、副主任，负责代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招标公司处长、副处长，几大医院负责药品采购的药事部主任、副主任等。
, http://www.100md.com
中介机构是另一个获益群体。据了解，目前药品招投标收费项目繁多，有评审费、履约保证金、投标保证金、进门费、管理费、入围费、专家评审费、中标服务费、药品质量检验费、会务费、场租费、磁盘费、网上招标培训费等，合计多达数十项。
在北京，中介机构要求投标企业必须入网，中小企业需交3万元入网费，大企业入网费高达12万元。按北京800家药品生产企业计算，若全部投标，仅入网费一项，中介机构最低即可进账2400万元。其他地方，如甘肃药企每投标1个品种大约需向中介机构交200元费用，5000个品种费用就达100万元。在东北参与投标，中介收费从单个品种200元一直涨到1000元，有的地方甚至高达2000元。
数据显示，2004年度至2005年度杭州民生药业在全国各地投标费用已超过1亿元，华北制药平均每年花在招标上的费用约为2000万元，东盛集团每年用于投标费用也有几千万元。山东新华制药市场部一个部门，仅标书费(15万元)、特快专递(9万元)、差旅费(25万元)3项，每个月就要花销近50万元。
, 百拇医药
除此之外，中介机构还对药企的每个中标品种收取交易金额千分之五的手续费。“这意味着，中标药品价格越高，总金额越大，中介机构获利越是丰厚。”卫生部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认为，药品集中招投标制度养活了一批中间人，却将成本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加重了老百姓的医疗费用负担。
“过三关”层层托人高价药驱逐低价药
孙东东表示，正是在上述利益驱动下，大量高价药中标，廉价普通药品却无法中标。即便廉价药得以中标，也常常由于医疗机构获利微薄、医生回扣太低被停止使用。
生产企业由于低价普通药品销路不畅、无利可图而停产、转产，转而争相报批、生产高价新药，造成普通药品供应短缺。此时，劣币驱除良币规律开始发挥作用，导致大量低价药在实际流通中被淘汰出局。孙东东告诉记者，由于不堪重负，华北制药现在开始由生产改为大量出口青霉素原料。
, 百拇医药
国家定价中，大约90%的药品属于低价药，只有大约10%的药品价格虚高。“不过，少数高价药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而低价药市场份额偏低。”刘群说。
他曾对一家医院某一段时间的所有处方做过专门统计。在这些处方的用药结构中，高价药金额占药品总金额的90%，而低价药仅占10%。而在该医院参与集中招标采购前，高价药仅占药品总金额的30%，低价药的这一比例则高达70%。
在孙东东看来，这正是药企想着法儿改剂型、改名称、改规格、改包装，改头换面争相报批高价新药的根本原因。药企必须通过此举留出巨大的利润空间，为打通各个环节、进入销售终端留足“财力”。
这进一步加剧了整个医药产业和卫生行业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国家多次强制性降低药品价格自然也就见不到效果。反对药品集中招投标制度人士认为，如此结果必然导致药物滥用和医疗费用不断攀升，也正是该制度背离其设计初衷的根本原因。
“看起来高价药利润空间极大，但实际上制药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刘群说。一些接受采访的制药企业负责人透露，生产企业推新药通常要过“三关”--批文号，批价格，批医保。, 百拇医药
于是，药商--院院长--药剂科长--有处方权医生的腐败利益链仍然存在。有时候，这条利益链上还会出现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官员的名字。
在这个环节中，药价高低与有关人员的回扣收入直接相关。如果药价很便宜，许多医生反而不喜欢用，因为越便宜的药，回扣额越低，结果导致便宜药反而不好销。
畸形的生态利益链，让药品购销成为2006年打击商业贿赂的六大重点区域之一。2004年发生在湖北武汉的集中招标腐败案，由于涉案人数多达70余人，至今仍是此类腐败案中的典型。在这70余名收受贿赂的大小官员中，几个重量级的人物主要集中在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密切相关的关键环节。如负责编制招标药品目录和进行业务指导的湖北省卫生管理中心正、副主任，负责代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招标公司处长、副处长，几大医院负责药品采购的药事部主任、副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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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是另一个获益群体。据了解，目前药品招投标收费项目繁多，有评审费、履约保证金、投标保证金、进门费、管理费、入围费、专家评审费、中标服务费、药品质量检验费、会务费、场租费、磁盘费、网上招标培训费等，合计多达数十项。
在北京，中介机构要求投标企业必须入网，中小企业需交3万元入网费，大企业入网费高达12万元。按北京800家药品生产企业计算，若全部投标，仅入网费一项，中介机构最低即可进账2400万元。其他地方，如甘肃药企每投标1个品种大约需向中介机构交200元费用，5000个品种费用就达100万元。在东北参与投标，中介收费从单个品种200元一直涨到1000元，有的地方甚至高达2000元。
数据显示，2004年度至2005年度杭州民生药业在全国各地投标费用已超过1亿元，华北制药平均每年花在招标上的费用约为2000万元，东盛集团每年用于投标费用也有几千万元。山东新华制药市场部一个部门，仅标书费(15万元)、特快专递(9万元)、差旅费(25万元)3项，每个月就要花销近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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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中介机构还对药企的每个中标品种收取交易金额千分之五的手续费。“这意味着，中标药品价格越高，总金额越大，中介机构获利越是丰厚。”卫生部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认为，药品集中招投标制度养活了一批中间人，却将成本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加重了老百姓的医疗费用负担。
“过三关”层层托人高价药驱逐低价药
孙东东表示，正是在上述利益驱动下，大量高价药中标，廉价普通药品却无法中标。即便廉价药得以中标，也常常由于医疗机构获利微薄、医生回扣太低被停止使用。
生产企业由于低价普通药品销路不畅、无利可图而停产、转产，转而争相报批、生产高价新药，造成普通药品供应短缺。此时，劣币驱除良币规律开始发挥作用，导致大量低价药在实际流通中被淘汰出局。孙东东告诉记者，由于不堪重负，华北制药现在开始由生产改为大量出口青霉素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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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定价中，大约90%的药品属于低价药，只有大约10%的药品价格虚高。“不过，少数高价药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而低价药市场份额偏低。”刘群说。
他曾对一家医院某一段时间的所有处方做过专门统计。在这些处方的用药结构中，高价药金额占药品总金额的90%，而低价药仅占10%。而在该医院参与集中招标采购前，高价药仅占药品总金额的30%，低价药的这一比例则高达70%。
在孙东东看来，这正是药企想着法儿改剂型、改名称、改规格、改包装，改头换面争相报批高价新药的根本原因。药企必须通过此举留出巨大的利润空间，为打通各个环节、进入销售终端留足“财力”。
这进一步加剧了整个医药产业和卫生行业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国家多次强制性降低药品价格自然也就见不到效果。反对药品集中招投标制度人士认为，如此结果必然导致药物滥用和医疗费用不断攀升，也正是该制度背离其设计初衷的根本原因。
“看起来高价药利润空间极大，但实际上制药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刘群说。一些接受采访的制药企业负责人透露，生产企业推新药通常要过“三关”--批文号，批价格，批医保。,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