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利润放在桌上
削价、许可仿制、捐赠药品，抗击艾滋——
42岁的依布拉欣感染了HIV以后，每天都要花4个小时往返于其住所和位于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一家诊所以获取一种能保住他性命的药丸。
而今他再也不用长途跋涉了。7月28日，他得到一种无需存放于诊所冷藏的新药，“我真的是太幸运了。”依布拉欣说。在拉各斯20万需要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中，只有5%的人能获得救命药，而大部分原因是基于昂贵的药价。
在整个贫困的尼日利亚，一共有650万人感染HIV，只有1/5的人能得到药物治疗而免于死去。自2000年以来，迫于来自全球健康活动家的压力，一些制药商如葛兰素史克、默克已开始大幅削减其抗艾药的价格，这些药的原价确实惊人，有的达到每年上万美元的费用。然而即使这些药物一降再降，仍然只有极少数贫穷国家及其国民可以承受得起。
依布拉欣的主治医生、一名在一个叫“医生无国界”组织工作的医生吉娜感叹道，药物供求之间的巨大鸿沟难以逾越，每个人都在大呼要缩短差距，但事实上收效甚微。
, 百拇医药
在非洲和亚洲的健康工作者强调，要想控制艾滋病在全球的蔓延速度，药价说什么也要进一步下调，同时，国际组织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力度必须加大。对于1996年联合国要求削减药价甚至是予以无偿提供的提议，制药商初始极力抵制，10年过去了，这些资本家也放出口风称他们愿意尽全力来化解这一全人类的难题。
多伦多会议
“我们把利润摆在桌上，我们把专利抛出窗外，我们展示生产工艺，现在，你来告诉我，还需要我们做什么？”罗氏全球总裁比尔•伯恩斯8月16日在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慷慨陈辞。这一天，来自全球2.4万的科学家、卫生部官员和制药总裁相聚多伦多出席了此次会议。
健康活动家和政府官员称他们将在这次会议上继续向世界主要抗艾药制造商默克、罗氏和葛兰素史克施加压力，敦促其进一步削减药价并尽快在更多的国家申请其产品上市。同时，他们呼吁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来帮助贫穷国家购买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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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自1981年发现世界首例艾滋病以来，HIV已导致2500万人毙命。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定下了一个到2005年年底向300万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提供药物治疗的目标，然而最终获得药物治疗的人数仅为不到170万人。其到2010年可使1000万人有药可医的计划现在看来似乎也不太实际，除非药价能降下来或者捐赠性质的药品越来越多。
大部分的抗艾药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研制出来的。这些药物不能治愈艾滋病，它们只能使病症有所缓解，控制病情不恶化。在发达国家，这些药物被纳入医保或政府计划中。然而在撒哈拉地区，包括南非，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那里的病人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即使价格比发达国家便宜许多，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望洋兴叹。例如，在尼日利亚，91%的居民日均生活水平不足2美元，而他们在公共诊需要为药费掏腰包的数额为每年300美元。
有还是没有药，导致的结果天壤之别。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统计，撒哈拉地区的艾滋病死亡率为8.2%，也就是说去年在这一地区2450万感染了HIV的人中有200万人死去。而这一数字在北美、西欧和中欧为1.5%，2005年这些地区200万感染者中死亡人数为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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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见财化水
5家抗艾药制造商默克、葛兰素、罗氏、百时美施贵宝和勃林格殷格翰在2000年与联合国一道开展了一项名为加速实施倡议(Accekerating Access Initiative)的计划，旨在为更多患者提供更多的药物治疗。雅培和Gikead公司分别在2001年和2004年加入了这项计划，并促使三联药物在全球最贫穷国家的价格从每年130美元降为140美元。
要求降价的压力还来自于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设立的总部位于纽约的克林顿基金。这个组织经常为贫困国家与诸如印度南新的通用名制药商洽谈大批量购买仿制药的交易。
活动家和联合国的积极游说到底还是触动了总部位于新泽西的默克。该公司生产的抗艾药施多宁(依非韦伦)降为277.4美元。但这个价格仍然比克林顿基金与印度药商达成的通用名版本240美元的最高年均价要贵。大多数跨国药企认为，大多数贫困国家缺乏药品配送系统，所以即使再怎么打折，真正到患者手上的药物仍少之又少。如今，许多抗艾药厂都打出“零利润”的价格，但从不轻言“捐赠”二字，其理由是“没有利润没有收益就无法继续提供这些长期的必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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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商们真的在行动了。
葛兰素是第一个尝“螃蟹”的人。2001年该公司授予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Aspen制药公司生产其抗艾药仿制品的权利。如今，葛兰素已与8家通用名制药商达成合作协议，包括印度最大的制药公司南新。
加州的Gikead、纽约的百时美施贵宝和瑞士的罗氏也在近几个月开展了一系列指导通用名药商如何生产其产品的计划。2月，百时美施贵宝同意Aspen和印度的Pune公司生产其抗艾药Reyataz(阿扎那韦)的通用名版本。5月，Gikead宣布了与一家印度药厂合作生产Viread(特洛福韦)的消息。而罗氏也正在物色其在最不发达国家和撒哈拉地区生产Invirase(沙奎那韦)通用名版本的合作对象。
即便如此，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他们应该还有更多的作为。”有人甚至认为，来自通用名药的竞争对于药价的降低作用甚至比制药商飘忽不定的价格政策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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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政府的代价
吉娜在谈到最近帮助依布拉欣从雅培那儿争取到该公司的蛋白霉抑制剂Kaketra(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无需冷藏的新版本Akuvia时说，整个过程耗时近半年，因为该药并未在尼日利亚上市。
雅培方面表示，他们正在努力让其产品在更多的国家注册，但获得审批不是一两天的事。为此，日前他们拟定了一项决议，扩大Akuvia的产量而不是与通用名药厂展开合作，因为后者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使药品变得无利可图。
抗艾药价格永远都是各国关注的话题。在中国，艾滋病蔓延的趋势也不容忽视。由3种抗病毒药物组成的“鸡尾酒疗法”每天的费用为8000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名政府公务员的月薪。据世卫组织估计，中国大约有65万艾滋病患者负担不起这个费用。
艾滋病感染者李想在福特基金会和欧洲APCO公司的资助下，于2002年创立了红树林支持组织(Mangrove Support Group)。而他的治疗药物也是由位于洛杉矶的艾滋病健康基金提供的。“情况非常不妙，中国的艾滋病人根本买不起美国的那些专利药。”李想说。
像中国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
以制药商的观点，有能力的政府应该承担用药费用并提供更多的用药途径。在这一点上，巴西政府为其国家每一个感染了HIV的人支付药费，然而由于花费极高，这些钱不得不从其他重要的教育和经济财政中挤出。“巴西完全靠自己，他们不要施舍，66%的卫生财政支出就花在三种抗艾药上：Kaketra、Viread和施多宁。”一名克林顿基金的工作人员说。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96期, 百拇医药(毛冬蕾 编译)
42岁的依布拉欣感染了HIV以后，每天都要花4个小时往返于其住所和位于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一家诊所以获取一种能保住他性命的药丸。
而今他再也不用长途跋涉了。7月28日，他得到一种无需存放于诊所冷藏的新药，“我真的是太幸运了。”依布拉欣说。在拉各斯20万需要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中，只有5%的人能获得救命药，而大部分原因是基于昂贵的药价。
在整个贫困的尼日利亚，一共有650万人感染HIV，只有1/5的人能得到药物治疗而免于死去。自2000年以来，迫于来自全球健康活动家的压力，一些制药商如葛兰素史克、默克已开始大幅削减其抗艾药的价格，这些药的原价确实惊人，有的达到每年上万美元的费用。然而即使这些药物一降再降，仍然只有极少数贫穷国家及其国民可以承受得起。
依布拉欣的主治医生、一名在一个叫“医生无国界”组织工作的医生吉娜感叹道，药物供求之间的巨大鸿沟难以逾越，每个人都在大呼要缩短差距，但事实上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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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和亚洲的健康工作者强调，要想控制艾滋病在全球的蔓延速度，药价说什么也要进一步下调，同时，国际组织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力度必须加大。对于1996年联合国要求削减药价甚至是予以无偿提供的提议，制药商初始极力抵制，10年过去了，这些资本家也放出口风称他们愿意尽全力来化解这一全人类的难题。
多伦多会议
“我们把利润摆在桌上，我们把专利抛出窗外，我们展示生产工艺，现在，你来告诉我，还需要我们做什么？”罗氏全球总裁比尔•伯恩斯8月16日在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慷慨陈辞。这一天，来自全球2.4万的科学家、卫生部官员和制药总裁相聚多伦多出席了此次会议。
健康活动家和政府官员称他们将在这次会议上继续向世界主要抗艾药制造商默克、罗氏和葛兰素史克施加压力，敦促其进一步削减药价并尽快在更多的国家申请其产品上市。同时，他们呼吁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来帮助贫穷国家购买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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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自1981年发现世界首例艾滋病以来，HIV已导致2500万人毙命。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定下了一个到2005年年底向300万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提供药物治疗的目标，然而最终获得药物治疗的人数仅为不到170万人。其到2010年可使1000万人有药可医的计划现在看来似乎也不太实际，除非药价能降下来或者捐赠性质的药品越来越多。
大部分的抗艾药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研制出来的。这些药物不能治愈艾滋病，它们只能使病症有所缓解，控制病情不恶化。在发达国家，这些药物被纳入医保或政府计划中。然而在撒哈拉地区，包括南非，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那里的病人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即使价格比发达国家便宜许多，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望洋兴叹。例如，在尼日利亚，91%的居民日均生活水平不足2美元，而他们在公共诊需要为药费掏腰包的数额为每年300美元。
有还是没有药，导致的结果天壤之别。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统计，撒哈拉地区的艾滋病死亡率为8.2%，也就是说去年在这一地区2450万感染了HIV的人中有200万人死去。而这一数字在北美、西欧和中欧为1.5%，2005年这些地区200万感染者中死亡人数为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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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见财化水
5家抗艾药制造商默克、葛兰素、罗氏、百时美施贵宝和勃林格殷格翰在2000年与联合国一道开展了一项名为加速实施倡议(Accekerating Access Initiative)的计划，旨在为更多患者提供更多的药物治疗。雅培和Gikead公司分别在2001年和2004年加入了这项计划，并促使三联药物在全球最贫穷国家的价格从每年130美元降为140美元。
要求降价的压力还来自于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设立的总部位于纽约的克林顿基金。这个组织经常为贫困国家与诸如印度南新的通用名制药商洽谈大批量购买仿制药的交易。
活动家和联合国的积极游说到底还是触动了总部位于新泽西的默克。该公司生产的抗艾药施多宁(依非韦伦)降为277.4美元。但这个价格仍然比克林顿基金与印度药商达成的通用名版本240美元的最高年均价要贵。大多数跨国药企认为，大多数贫困国家缺乏药品配送系统，所以即使再怎么打折，真正到患者手上的药物仍少之又少。如今，许多抗艾药厂都打出“零利润”的价格，但从不轻言“捐赠”二字，其理由是“没有利润没有收益就无法继续提供这些长期的必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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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商们真的在行动了。
葛兰素是第一个尝“螃蟹”的人。2001年该公司授予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Aspen制药公司生产其抗艾药仿制品的权利。如今，葛兰素已与8家通用名制药商达成合作协议，包括印度最大的制药公司南新。
加州的Gikead、纽约的百时美施贵宝和瑞士的罗氏也在近几个月开展了一系列指导通用名药商如何生产其产品的计划。2月，百时美施贵宝同意Aspen和印度的Pune公司生产其抗艾药Reyataz(阿扎那韦)的通用名版本。5月，Gikead宣布了与一家印度药厂合作生产Viread(特洛福韦)的消息。而罗氏也正在物色其在最不发达国家和撒哈拉地区生产Invirase(沙奎那韦)通用名版本的合作对象。
即便如此，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他们应该还有更多的作为。”有人甚至认为，来自通用名药的竞争对于药价的降低作用甚至比制药商飘忽不定的价格政策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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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政府的代价
吉娜在谈到最近帮助依布拉欣从雅培那儿争取到该公司的蛋白霉抑制剂Kaketra(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无需冷藏的新版本Akuvia时说，整个过程耗时近半年，因为该药并未在尼日利亚上市。
雅培方面表示，他们正在努力让其产品在更多的国家注册，但获得审批不是一两天的事。为此，日前他们拟定了一项决议，扩大Akuvia的产量而不是与通用名药厂展开合作，因为后者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使药品变得无利可图。
抗艾药价格永远都是各国关注的话题。在中国，艾滋病蔓延的趋势也不容忽视。由3种抗病毒药物组成的“鸡尾酒疗法”每天的费用为8000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名政府公务员的月薪。据世卫组织估计，中国大约有65万艾滋病患者负担不起这个费用。
艾滋病感染者李想在福特基金会和欧洲APCO公司的资助下，于2002年创立了红树林支持组织(Mangrove Support Group)。而他的治疗药物也是由位于洛杉矶的艾滋病健康基金提供的。“情况非常不妙，中国的艾滋病人根本买不起美国的那些专利药。”李想说。
像中国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
以制药商的观点，有能力的政府应该承担用药费用并提供更多的用药途径。在这一点上，巴西政府为其国家每一个感染了HIV的人支付药费，然而由于花费极高，这些钱不得不从其他重要的教育和经济财政中挤出。“巴西完全靠自己，他们不要施舍，66%的卫生财政支出就花在三种抗艾药上：Kaketra、Viread和施多宁。”一名克林顿基金的工作人员说。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96期, 百拇医药(毛冬蕾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