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阴阳理念的人文特色
中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维模式，理论体系及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知识，以及医疗实践等共同构成了中医学庞大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之一，在于其鲜明的人文特征。中医体质学作为中医独具特色的主要内容，其理论也显现出人文精神之渗透融合和深刻影响。
以人为本
《论语·卫灵公》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道即指人道，亦指天道，乃天人合一之道，天道依赖人的弘扬，人是实行天道的主体。
《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高世栻解释：“万物皆在天地覆载之中，惟人超乎万物之上，参天两地，故莫贵焉。”将天地人合而论之，三者相互联系密切影响，其间以人为本。
, 百拇医药
因而医者之天职不仅是治疗疾病，更意味着关注患病之人。《素问·汤液醪醴论》指出：“病为本，工为标。”医生治疗应以病人的病情为转移，以病人为核心。《素问·疏五过论》指出诊病要“从容人事，以明经道”，强调“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以及“离绝郁结，忧恐喜怒”等社会人事情况，指出不重视了解病人社会人事状况，会导致诊治疾病的重大过失，其弊端在于“受术不通，人事不明”。提出社会因素如社会生活环境之变迁，社会地位的剧烈变化等是造成情志内伤，影响体质的重要原因。《素问·疏五过论》强调，切脉问名，当合男女，凡诊病必问饮食居处，离绝菀结，忧恐喜怒，问年少长，勇怯之理，方能“审于分部，知病本始”。此亦以人为本思想在诊病中应用发挥。
《灵枢·行针》言：“九针于夫子，而行之于百姓，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认为人群特点和个体差异的存在，其导致发病趋向、证候类型和预后之不同，治疗宜因人而异。《素问·异法方宜论》据东西南北中五方生活之人，因其地理环境不同，体质特征及常见病多发病有异之规律，“治所以异而病皆愈，”如东方之域其病多为痈疡，治宜砭石；西方者其病生于内，治宜毒药；南方者多病挛痹，治宜微针；北方者藏寒生满病，治宜灸法；中央者其病多痿厥寒热，治宜导引按蹻等。《灵枢·逆顺肥瘦》记载，肥人年质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针刺宜深而留之；瘦人皮薄色少，血清气滑，易脱于气，易损于血，针刺宜浅而疾之；壮士针刺宜深而留之，多益其数；婴儿者肉脆血少气弱，针刺宜以毫针，浅刺而发针；而常人端正敦厚，血气和调，针刺无失其常数。《灵枢·寿夭刚柔》论治指出，刺布衣者，以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均强调辨体论治实施个体化治疗，体现出因人制宜、因体论治的指导思想，其来源于实践并有效地指导着临床，也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 百拇医药
无过不及
《论语·雍也》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指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南宋朱熹在《四书集注》云：“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认为中庸的基本含义是无过不及。并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医学坚定地固守着“中”、“和”等传统文化特质，中庸之道的理性精神亦渗透于中医体质理论。如《内经》认为，和是正常生命活动与健康无病的常态。《素问·生气通天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人体的阴阳和谐协调为正常，其最佳状态之“圣度”为“和”，此状态若被破坏，“两者不和”则产生疾病，故《素问·经脉别论》有“生病起于过用”之论。
中医体质是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从《内经》以阴阳五行、脏腑气血形志为分类依据，包括阴阳分类法、五行分类法、形态与功能特征分类和心理特征分类，到现代体质类型的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其对于正常体质特征的核心表述多用“平和”概括，可谓扼要。诚如《素问·调经论》所云：“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灵枢·通天》对正常体质即“阴阳和平之人”特点的描述是：“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灵枢·行针》概言之为：“阴阳和调”。《灵枢·逆顺肥瘦论》称之为：“血气和调”，强调健康之“平人”、“常人”的主要体质特征在于阴阳气血处于平衡协调状态。《灵枢·本脏》提出心肝脾肺肾位置“端正”，则“和利难伤”，脏气安和，不易为邪气侵犯和伤害。《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内外调和，邪不能害”。重视人体气血阴阳和谐，以及社会生活环境的和谐。故《内经》描述病因病机时频繁使用“过度”、“太甚”、“无穷”、“无节”以及“淫溢”等，内外的诸多“过”，导致人体之“和利”、“血气和调”状况的失衡，甚至破坏，进而影响体质产生疾病，其立足点显然在于“生病起于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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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为期
饮食不节，七情内伤，劳逸过度，药物过用等均是引起疾病的原因，也是影响体质的重要因素。体质表现为结构、功能、代谢以及对外界刺激反应等的个体差异性，对某些病因和疾病的易感性，以及疾病传变转归中的某种倾向性。这种体质特点或隐或现地体现于健康和疾病过程之中。体质状况在疾病的发生、演变和预后中起着关键作用，个体体质的特殊性，往往导致不同体质对病邪的反应性不一样。针对偏颇体质个体进行病因预防，在疾病临床前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预防中心前移，重在纠正偏颇体质，阻止致病因子对人体的侵袭，成为病因预防和中医体质干预的重要内容。
《素问·至真要大论》揭示治病调体之原则在于：“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其临床应用要点是“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云：“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张志聪注：“凡物之五味，以化生五气，味久则增气，气增则阴阳有偏盛偏绝之患矣。盖言气味之不可偏用也。”告诫饮食无味之用，与药物治病，不能滥用、过用，避免过用致偏胜而造成机体的偏颇。药物使用宜恪守“中病即止”，切忌过用而反伤正。故应遵循“衰其大半而止”之原则。可见，以“和”为贵，治疗以平为期，既着眼于疾病的治疗，又重视人体功能的协调平衡，关注偏颇体质的调理，顾护人体正气的护卫与守持，是中医治病及调体的重要指导原则。, 百拇医药(钱会南 北京中医药大学)
以人为本
《论语·卫灵公》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道即指人道，亦指天道，乃天人合一之道，天道依赖人的弘扬，人是实行天道的主体。
《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高世栻解释：“万物皆在天地覆载之中，惟人超乎万物之上，参天两地，故莫贵焉。”将天地人合而论之，三者相互联系密切影响，其间以人为本。
, 百拇医药
因而医者之天职不仅是治疗疾病，更意味着关注患病之人。《素问·汤液醪醴论》指出：“病为本，工为标。”医生治疗应以病人的病情为转移，以病人为核心。《素问·疏五过论》指出诊病要“从容人事，以明经道”，强调“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以及“离绝郁结，忧恐喜怒”等社会人事情况，指出不重视了解病人社会人事状况，会导致诊治疾病的重大过失，其弊端在于“受术不通，人事不明”。提出社会因素如社会生活环境之变迁，社会地位的剧烈变化等是造成情志内伤，影响体质的重要原因。《素问·疏五过论》强调，切脉问名，当合男女，凡诊病必问饮食居处，离绝菀结，忧恐喜怒，问年少长，勇怯之理，方能“审于分部，知病本始”。此亦以人为本思想在诊病中应用发挥。
《灵枢·行针》言：“九针于夫子，而行之于百姓，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认为人群特点和个体差异的存在，其导致发病趋向、证候类型和预后之不同，治疗宜因人而异。《素问·异法方宜论》据东西南北中五方生活之人，因其地理环境不同，体质特征及常见病多发病有异之规律，“治所以异而病皆愈，”如东方之域其病多为痈疡，治宜砭石；西方者其病生于内，治宜毒药；南方者多病挛痹，治宜微针；北方者藏寒生满病，治宜灸法；中央者其病多痿厥寒热，治宜导引按蹻等。《灵枢·逆顺肥瘦》记载，肥人年质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针刺宜深而留之；瘦人皮薄色少，血清气滑，易脱于气，易损于血，针刺宜浅而疾之；壮士针刺宜深而留之，多益其数；婴儿者肉脆血少气弱，针刺宜以毫针，浅刺而发针；而常人端正敦厚，血气和调，针刺无失其常数。《灵枢·寿夭刚柔》论治指出，刺布衣者，以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均强调辨体论治实施个体化治疗，体现出因人制宜、因体论治的指导思想，其来源于实践并有效地指导着临床，也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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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过不及
《论语·雍也》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指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南宋朱熹在《四书集注》云：“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认为中庸的基本含义是无过不及。并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医学坚定地固守着“中”、“和”等传统文化特质，中庸之道的理性精神亦渗透于中医体质理论。如《内经》认为，和是正常生命活动与健康无病的常态。《素问·生气通天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人体的阴阳和谐协调为正常，其最佳状态之“圣度”为“和”，此状态若被破坏，“两者不和”则产生疾病，故《素问·经脉别论》有“生病起于过用”之论。
中医体质是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从《内经》以阴阳五行、脏腑气血形志为分类依据，包括阴阳分类法、五行分类法、形态与功能特征分类和心理特征分类，到现代体质类型的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其对于正常体质特征的核心表述多用“平和”概括，可谓扼要。诚如《素问·调经论》所云：“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灵枢·通天》对正常体质即“阴阳和平之人”特点的描述是：“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灵枢·行针》概言之为：“阴阳和调”。《灵枢·逆顺肥瘦论》称之为：“血气和调”，强调健康之“平人”、“常人”的主要体质特征在于阴阳气血处于平衡协调状态。《灵枢·本脏》提出心肝脾肺肾位置“端正”，则“和利难伤”，脏气安和，不易为邪气侵犯和伤害。《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内外调和，邪不能害”。重视人体气血阴阳和谐，以及社会生活环境的和谐。故《内经》描述病因病机时频繁使用“过度”、“太甚”、“无穷”、“无节”以及“淫溢”等，内外的诸多“过”，导致人体之“和利”、“血气和调”状况的失衡，甚至破坏，进而影响体质产生疾病，其立足点显然在于“生病起于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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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为期
饮食不节，七情内伤，劳逸过度，药物过用等均是引起疾病的原因，也是影响体质的重要因素。体质表现为结构、功能、代谢以及对外界刺激反应等的个体差异性，对某些病因和疾病的易感性，以及疾病传变转归中的某种倾向性。这种体质特点或隐或现地体现于健康和疾病过程之中。体质状况在疾病的发生、演变和预后中起着关键作用，个体体质的特殊性，往往导致不同体质对病邪的反应性不一样。针对偏颇体质个体进行病因预防，在疾病临床前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预防中心前移，重在纠正偏颇体质，阻止致病因子对人体的侵袭，成为病因预防和中医体质干预的重要内容。
《素问·至真要大论》揭示治病调体之原则在于：“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其临床应用要点是“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云：“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张志聪注：“凡物之五味，以化生五气，味久则增气，气增则阴阳有偏盛偏绝之患矣。盖言气味之不可偏用也。”告诫饮食无味之用，与药物治病，不能滥用、过用，避免过用致偏胜而造成机体的偏颇。药物使用宜恪守“中病即止”，切忌过用而反伤正。故应遵循“衰其大半而止”之原则。可见，以“和”为贵，治疗以平为期，既着眼于疾病的治疗，又重视人体功能的协调平衡，关注偏颇体质的调理，顾护人体正气的护卫与守持，是中医治病及调体的重要指导原则。, 百拇医药(钱会南 北京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