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创新，共赢才有机会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监彼得•舒德(Peter Scheuer)专访
如果大环境给予新药更长期的市场独占权，以及更多的机会来获得回报，就会有更多的新药出现，病人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也会更多，后续的新药研究也会更多，这是一种良性循环，也就是互利与多赢的局面。
人物简介
彼得•舒德(Peter Scheuer)，美国明尼苏达州St.Okaf Cokkege政治科学和东亚研究专业文学学士、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博士，有多年国际事务工作经验。自1999年至今，舒德一直担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监一职。
RDPAC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有会员公司38家，包括大部分知名跨国制药公司，其宗旨是促进中国的新药研究开发和使用，延长病人寿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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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
记者：作为明尼苏达州St.Okaf Cokkege政治科学和东亚研究专业文学学士、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博士，您在学生时代对中国有怎样的印象？
舒德：尽管我在读大学时学习的是中文，但当时我对中国还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对于地球另一边的这个国家，我一直抱有一种神秘感，而且很想多了解中国。1978年，我到台湾学习过一些艺术课程，当时大陆还没有开放，到后来从法学院毕业后做律师期间，仍然抱有中国情结。1985年，我致信中国驻美大使馆，表示愿意到中国教英文，随后就来到大庆石油学院边教英语边继续学中文。1987年，我在北京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想在中国当一名律师，但当时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有限，涉外法律事务并不多，我就只能回美国做律师，这期间认识了我的夫人——一位中国女翻译。1993年，结婚后我回到北京工作，夫人现在在家中照顾3个孩子。
记者：您在中国工作多年，又娶了中国太太，您现在如何向国外的朋友介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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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德：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与美国社会不同，中国的社会相比起来更复杂。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最初的印象可能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国家。但从上世纪末期到现在，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了，也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大国，中国人民和政府的自信也越来越强。
在与国际社会的接触中，中国政府越来越有经验，乐于接受外来的信息和建议，政府的管理方法和办事效率也不断改善。尤其是在法律法规方面，中国政府很乐于了解其他国家的新观念，并通过对国情的比较，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法规。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相信中国会很快赶上其他的发达国家。
记者：自1999年至今，您一直担任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执行总监一职。您此前对中国医药行业有怎样的了解？您是怎样被选为执行总监的？这些年来您主要致力于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舒德：在我长期的印象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展很快，尽管有些方面还不够完善，但从长远来看，改革将会给中国带来迅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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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回头看看2000年以前，当时政府还没有对医药研发给予特别关注，市场上真正的研发型公司几乎没有。但五六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有一些真正的研发型公司在做一些有国际水平的药品研发项目了，跨国制药企业也已纷纷将研发中心移到中国来；还有一些留学生回国，他们在国外的医药或生物技术公司工作过，有国际经验，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国成立了很有前途的小型新药研发公司。尽管药物研发需要长期投入和积累，风险较高，但越来越多人的加入和长期投资在中国的出现，市场前景肯定会很好。
在我到RDPAC任职前，他们仅仅组织了一些会议，当时我和他们已经有过一些合作，比如提供一些报告等，后来在成立代表处时，他们就邀请我来任职。
回忆起我到RDPAC工作这么多年的经历，我们还是将工作重点放在协助改善与医药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外部环境上，包括药监局1998年成立以来，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的药品法规框架，以及中国正在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等。我们一直在积极地同中国药品管理部门配合，提供一些政策法规的信息和资料，并促进政府与成员公司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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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的重要工作是在市场层面上与更多的社会力量一起，致力于推动有利于药品研发的市场环境，帮助中国医药产业形成一个研发型的产业。我们努力让更多的人相信中国医药产业具有这样的条件和潜力由以仿制为主发展为以创新为主的产业；我们相信并努力让更多的人相信在中国政府领导人规划的创新型国家中，医药产业完全有实力成为一个代表性产业，中国可以利用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20年为止的40年时间实现这种转变。
是市场提出了对行业组织的需求
记者：能否回忆一下7年前，中国为什么会出现RDPAC这样的组织？是来自于您的推动还是跨国制药企业的需求？
舒德：我觉得出现RDPAC这样的企业协会并不奇怪。首先，对于很多跨国制药企业来说，他们在每一个投资的国家几乎都建立了类似的协会组织，所以在中国也同样需要。更进一步来讲，对于医药产业来说，其发展所需要具备的因素也比较多，比如药品注册、采购政策、价格政策、知识产权等等，而且，其中每个因素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都显得非常重要，这也决定了它需要一个协会组织来协调各方面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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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RDPAC当然不是来自我个人的推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制药企业开始投资中国市场，但直到1993年中国开始保护药品化合物的专利之后，才有大批的外资制药企业，特别是研制开发为主的企业，进入中国并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市场的扩大自然对行业组织提出了需求，RDPAC也就是于1999年正式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由我担任执行总监。
记者：RDPAC如何体现它作为非盈利性组织的性质？
舒德：我们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的就是非盈利性组织，是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下属委员会之一，我们的收入主要靠成员公司缴纳年费，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收入，没有任何产品经营项目。我们的工作目标是改善医药产业的政策环境，促进产业发展，我们采取的工作方式如会议、报告等，均不以盈利为目的。
记者：RDPAC的宗旨是促进中国的新药研发和使用，延长病人寿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这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很相似，二者的差异在哪些方面，协会同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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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德：我们一般会直接通过部门会谈的形式来与政府部门沟通，政府也比较欢迎我们的建议，我们很多时候也收到政府的邀请参加一些会议。当然，在中国有很多行业协会，这些协会以前很多是传递政府信息的渠道，现在有很多都和RDPAC一样定位于推动各个行业的发展。
我们和政府的联系也是随着接触的增多而越发紧密的，从提出简单的建议，到举行会议，再到联系国际专家来中国讲学，我们作为行业组织，始终紧紧联系着政府和企业。
记者：RDPAC的目标是在未来成为怎样的组织？在为跨国药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服务之外，是否也会成为中国药企了解和跻身国际市场的桥梁？
舒德：RDPAC就是希望能成为一个推动中国医药产业向创新型产业发展的行业组织，我们并不参与会员企业的具体经营或投资项目，比如一个外资制药企业想到上海投资，我可能会靠私人关系了解和介绍相关的人或机构给他，或者介绍一个背景，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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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的目标是推动行业发展，我觉得这和国内别的协会略有不同。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我们有与他们沟通的渠道，但我们还是侧重于协助我们的会员公司。
我会告诉每个人：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记者：与国外制药工业相比，您如何看待今日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水平？
舒德：中国的制药工业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中国刚刚完成的制药行业GMP认证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也是一个成功的项目，中国的药品质量会随着这些项目的完成越来越高。
中国的环境已经可以鼓励国内公司投入研发，政府对此也很支持，尽管与印度相比，中国还只是以出口原料药为主，制剂很少，但相信在政策的鼓励下，制剂出口会越来越多。
中国现在有很多公司投入研发，有大公司也有小公司，大家都有成功的机会，这种研发活动的增加会给产业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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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尽管中国的医药产业环境在改善，但我仍感觉缺乏一个综合性的医药产业发展规划，因为医药产业发展涉及到相当多的影响因素，是中国医疗卫生整体改革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健全的行业发展机制。
记者：国外企业在中国这么多年，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又从中国市场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未来外资药企在中国的发展目标会有变化吗？
舒德：首先，外资企业带来了很多创新药物，给中国患者带来了更多健康机会。
其次，他们给中国医药产业带来了很多国际经验，促进中国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快推动了中国医药产业与世界接轨。
谈到回报，医药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外资药企来中国投资看中的并不是短期回报，而是中国将来一定会成为全球医药大市场这个前景；其次，中国有潜力成为创新型国家，尤其在医药产业上，所以外资制药企业希望能推动这一进程，因为这种环境是他们熟悉的，对他们也有利。当然，具体到每个公司可能还有各自不同的回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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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曾经在谈到跨国制药企业的中国发展战略时提出“互利+多赢”，在目前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药品市场上，这种模式仍能存在吗？面临中国比较尖锐的高价药品与老百姓低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跨国药企如何能够在未来很好地实现多赢？
舒德：首先，我仍要指出，医药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是能否促进更多、更好的新药进入市场。如果大环境给予新药更长期的市场独占权，以及更多的机会来获得回报，就会有更多的新药出现，病人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也会更多，后续的新药研究也会更多，这是一种良性循环，也就是互利与多赢的局面。
对于中国目前存在的医疗价格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是需要继续扩大医保覆盖面。老百姓自己付钱，感觉上总是贵，如果有各种完善的保险补偿机制，政府适当加大投入，相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比较尖锐的矛盾。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
记者：您曾代表RDPAC在一些公开场合提到关于药品专利应该有延长期，应该给予药品高质高价，应该在药品定价中引入药物经济学评价指标，还一直推动医药代表认证，这些有关医药产业的建议您是以什么作为思考依据的呢？是参考了发达国家的医药产业发展经验吗？以您目前对中国医药产业的看法，您会给跨国制药公司哪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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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德：专利补偿等制度对新药研发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国家都在实行类似的制度。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发展创新型社会，对于鼓励更多创新性药物上市，这些制度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医药代表更是全世界新药推广的通用做法，他们成为医生获得最新药学科技的桥梁，在中国出现以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整个医药产业的发展。当然这些建议是来自许多国外的经验，我们只是将它们作为建议给予中国政府，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最终的决策者仍然是政府。
对中国制药产业的发展我一直持乐观态度，当然，我会告诉还没有到中国发展业务的外国制药公司，一定要有高质量的新产品才能在中国市场有成功机会，我还会提醒那些较小的外国公司首先考虑和中国公司合作。但不管是谁，我都会告诉他们，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市场潜力很大，中国医药产业的环境会越来越好。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97期, http://www.100md.com(刘正午)
如果大环境给予新药更长期的市场独占权，以及更多的机会来获得回报，就会有更多的新药出现，病人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也会更多，后续的新药研究也会更多，这是一种良性循环，也就是互利与多赢的局面。
人物简介
彼得•舒德(Peter Scheuer)，美国明尼苏达州St.Okaf Cokkege政治科学和东亚研究专业文学学士、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博士，有多年国际事务工作经验。自1999年至今，舒德一直担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监一职。
RDPAC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有会员公司38家，包括大部分知名跨国制药公司，其宗旨是促进中国的新药研究开发和使用，延长病人寿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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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
记者：作为明尼苏达州St.Okaf Cokkege政治科学和东亚研究专业文学学士、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博士，您在学生时代对中国有怎样的印象？
舒德：尽管我在读大学时学习的是中文，但当时我对中国还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对于地球另一边的这个国家，我一直抱有一种神秘感，而且很想多了解中国。1978年，我到台湾学习过一些艺术课程，当时大陆还没有开放，到后来从法学院毕业后做律师期间，仍然抱有中国情结。1985年，我致信中国驻美大使馆，表示愿意到中国教英文，随后就来到大庆石油学院边教英语边继续学中文。1987年，我在北京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想在中国当一名律师，但当时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有限，涉外法律事务并不多，我就只能回美国做律师，这期间认识了我的夫人——一位中国女翻译。1993年，结婚后我回到北京工作，夫人现在在家中照顾3个孩子。
记者：您在中国工作多年，又娶了中国太太，您现在如何向国外的朋友介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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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德：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与美国社会不同，中国的社会相比起来更复杂。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最初的印象可能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国家。但从上世纪末期到现在，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了，也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大国，中国人民和政府的自信也越来越强。
在与国际社会的接触中，中国政府越来越有经验，乐于接受外来的信息和建议，政府的管理方法和办事效率也不断改善。尤其是在法律法规方面，中国政府很乐于了解其他国家的新观念，并通过对国情的比较，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法规。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相信中国会很快赶上其他的发达国家。
记者：自1999年至今，您一直担任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执行总监一职。您此前对中国医药行业有怎样的了解？您是怎样被选为执行总监的？这些年来您主要致力于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舒德：在我长期的印象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展很快，尽管有些方面还不够完善，但从长远来看，改革将会给中国带来迅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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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回头看看2000年以前，当时政府还没有对医药研发给予特别关注，市场上真正的研发型公司几乎没有。但五六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有一些真正的研发型公司在做一些有国际水平的药品研发项目了，跨国制药企业也已纷纷将研发中心移到中国来；还有一些留学生回国，他们在国外的医药或生物技术公司工作过，有国际经验，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国成立了很有前途的小型新药研发公司。尽管药物研发需要长期投入和积累，风险较高，但越来越多人的加入和长期投资在中国的出现，市场前景肯定会很好。
在我到RDPAC任职前，他们仅仅组织了一些会议，当时我和他们已经有过一些合作，比如提供一些报告等，后来在成立代表处时，他们就邀请我来任职。
回忆起我到RDPAC工作这么多年的经历，我们还是将工作重点放在协助改善与医药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外部环境上，包括药监局1998年成立以来，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的药品法规框架，以及中国正在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等。我们一直在积极地同中国药品管理部门配合，提供一些政策法规的信息和资料，并促进政府与成员公司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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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的重要工作是在市场层面上与更多的社会力量一起，致力于推动有利于药品研发的市场环境，帮助中国医药产业形成一个研发型的产业。我们努力让更多的人相信中国医药产业具有这样的条件和潜力由以仿制为主发展为以创新为主的产业；我们相信并努力让更多的人相信在中国政府领导人规划的创新型国家中，医药产业完全有实力成为一个代表性产业，中国可以利用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20年为止的40年时间实现这种转变。
是市场提出了对行业组织的需求
记者：能否回忆一下7年前，中国为什么会出现RDPAC这样的组织？是来自于您的推动还是跨国制药企业的需求？
舒德：我觉得出现RDPAC这样的企业协会并不奇怪。首先，对于很多跨国制药企业来说，他们在每一个投资的国家几乎都建立了类似的协会组织，所以在中国也同样需要。更进一步来讲，对于医药产业来说，其发展所需要具备的因素也比较多，比如药品注册、采购政策、价格政策、知识产权等等，而且，其中每个因素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都显得非常重要，这也决定了它需要一个协会组织来协调各方面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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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RDPAC当然不是来自我个人的推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制药企业开始投资中国市场，但直到1993年中国开始保护药品化合物的专利之后，才有大批的外资制药企业，特别是研制开发为主的企业，进入中国并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市场的扩大自然对行业组织提出了需求，RDPAC也就是于1999年正式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由我担任执行总监。
记者：RDPAC如何体现它作为非盈利性组织的性质？
舒德：我们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的就是非盈利性组织，是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下属委员会之一，我们的收入主要靠成员公司缴纳年费，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收入，没有任何产品经营项目。我们的工作目标是改善医药产业的政策环境，促进产业发展，我们采取的工作方式如会议、报告等，均不以盈利为目的。
记者：RDPAC的宗旨是促进中国的新药研发和使用，延长病人寿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这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很相似，二者的差异在哪些方面，协会同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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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德：我们一般会直接通过部门会谈的形式来与政府部门沟通，政府也比较欢迎我们的建议，我们很多时候也收到政府的邀请参加一些会议。当然，在中国有很多行业协会，这些协会以前很多是传递政府信息的渠道，现在有很多都和RDPAC一样定位于推动各个行业的发展。
我们和政府的联系也是随着接触的增多而越发紧密的，从提出简单的建议，到举行会议，再到联系国际专家来中国讲学，我们作为行业组织，始终紧紧联系着政府和企业。
记者：RDPAC的目标是在未来成为怎样的组织？在为跨国药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服务之外，是否也会成为中国药企了解和跻身国际市场的桥梁？
舒德：RDPAC就是希望能成为一个推动中国医药产业向创新型产业发展的行业组织，我们并不参与会员企业的具体经营或投资项目，比如一个外资制药企业想到上海投资，我可能会靠私人关系了解和介绍相关的人或机构给他，或者介绍一个背景，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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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的目标是推动行业发展，我觉得这和国内别的协会略有不同。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我们有与他们沟通的渠道，但我们还是侧重于协助我们的会员公司。
我会告诉每个人：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记者：与国外制药工业相比，您如何看待今日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水平？
舒德：中国的制药工业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中国刚刚完成的制药行业GMP认证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也是一个成功的项目，中国的药品质量会随着这些项目的完成越来越高。
中国的环境已经可以鼓励国内公司投入研发，政府对此也很支持，尽管与印度相比，中国还只是以出口原料药为主，制剂很少，但相信在政策的鼓励下，制剂出口会越来越多。
中国现在有很多公司投入研发，有大公司也有小公司，大家都有成功的机会，这种研发活动的增加会给产业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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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尽管中国的医药产业环境在改善，但我仍感觉缺乏一个综合性的医药产业发展规划，因为医药产业发展涉及到相当多的影响因素，是中国医疗卫生整体改革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健全的行业发展机制。
记者：国外企业在中国这么多年，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又从中国市场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未来外资药企在中国的发展目标会有变化吗？
舒德：首先，外资企业带来了很多创新药物，给中国患者带来了更多健康机会。
其次，他们给中国医药产业带来了很多国际经验，促进中国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快推动了中国医药产业与世界接轨。
谈到回报，医药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外资药企来中国投资看中的并不是短期回报，而是中国将来一定会成为全球医药大市场这个前景；其次，中国有潜力成为创新型国家，尤其在医药产业上，所以外资制药企业希望能推动这一进程，因为这种环境是他们熟悉的，对他们也有利。当然，具体到每个公司可能还有各自不同的回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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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曾经在谈到跨国制药企业的中国发展战略时提出“互利+多赢”，在目前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药品市场上，这种模式仍能存在吗？面临中国比较尖锐的高价药品与老百姓低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跨国药企如何能够在未来很好地实现多赢？
舒德：首先，我仍要指出，医药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是能否促进更多、更好的新药进入市场。如果大环境给予新药更长期的市场独占权，以及更多的机会来获得回报，就会有更多的新药出现，病人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也会更多，后续的新药研究也会更多，这是一种良性循环，也就是互利与多赢的局面。
对于中国目前存在的医疗价格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是需要继续扩大医保覆盖面。老百姓自己付钱，感觉上总是贵，如果有各种完善的保险补偿机制，政府适当加大投入，相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比较尖锐的矛盾。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
记者：您曾代表RDPAC在一些公开场合提到关于药品专利应该有延长期，应该给予药品高质高价，应该在药品定价中引入药物经济学评价指标，还一直推动医药代表认证，这些有关医药产业的建议您是以什么作为思考依据的呢？是参考了发达国家的医药产业发展经验吗？以您目前对中国医药产业的看法，您会给跨国制药公司哪些建议？
, 百拇医药
舒德：专利补偿等制度对新药研发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国家都在实行类似的制度。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发展创新型社会，对于鼓励更多创新性药物上市，这些制度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医药代表更是全世界新药推广的通用做法，他们成为医生获得最新药学科技的桥梁，在中国出现以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整个医药产业的发展。当然这些建议是来自许多国外的经验，我们只是将它们作为建议给予中国政府，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最终的决策者仍然是政府。
对中国制药产业的发展我一直持乐观态度，当然，我会告诉还没有到中国发展业务的外国制药公司，一定要有高质量的新产品才能在中国市场有成功机会，我还会提醒那些较小的外国公司首先考虑和中国公司合作。但不管是谁，我都会告诉他们，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市场潜力很大，中国医药产业的环境会越来越好。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97期, http://www.100md.com(刘正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