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缺位的大多数
——综合医院精神科建设探析
如果我们的话题从一出悲剧开始，或许能让文章更为引人入胜。
今年3月底，云南省安宁市温泉镇突发山火，并迅速波及昆明市西山区，火场面积达到570多公顷。国家林业局随即启动扑火预案，紧急调集4架航空护林飞机，由武警森林部队、预备役部队、地方专业扑火队以及广大林区干部职工等组成的扑火队员多达6500余人……就在全国人民都在为这场大火担忧时，传出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引发这场大火的嫌疑人竟是一名20岁左右的女性精神病人。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600万精神病患者，他们所产生的治疗费和劳动力丧失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事实上，从2001年起，精神疾病负担就已经排在疾病总负担的第一位。
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精神病防治。有专家认为，综合医院才是我国医疗服务的主体，在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必须充分发挥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功能。但据卫生部的官员透露，目前我国的综合医院几乎没有一个设置了精神科，而正在起草中的《精神卫生法》将以法律的形式保证除重症以外的精神病患者及心理障碍患者在综合医院得到规范化诊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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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社会的呼唤，一边是法律的重托——在综合医院设立精神卫生科或许已到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记者观察
这里也有心灵的绿洲
在广州，找一家设有心理咨询门诊的综合医院并非难事，但要找一家设有精神卫生科并附带病床的综合医院却十分困难。找遍了整个广州，这样的医院只有两家。
8月中旬一个上午的9点多，记者来到某医院门诊大楼8楼的精神卫生科心理咨询室门口。与其他科室相比，心理咨询室最明显的特征是诊室数量较其他科室要多，原因在于每个患者到此处就诊，起码要与医生先进行半小时以上的交谈，就诊时间较长。如果诊室数量少的话，病人多的时候就周转不过来。这里并没有记者想象之中的躁动，来咨询的患者静静地坐在候诊椅上，等待着导诊护士喊自己的名字。
黄平(化名，广州某中学数学老师)陪着妻子小张来到心理咨询室，他将用7元钱换来的一张挂号单连同门诊病历一同交给导诊护士。导诊护士告诉他，凡是第一次来看病的患者都要做一个心理测试，也就是心理疾病的筛查，费用是11.5元，然后还要交23.5元的心理咨询费，一共还要交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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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个小时后，小张被导诊护士带进了3号诊室，黄平在走廊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小张是外地一家跨国公司的财务主管，在没有生孩子之前，小张的性情很温柔，可是自从去年9月份生了小孩以后，就开始出现心情差、易哭，易怒，动不动就摔东西的情况。此前在另一个医院的心理科，小张被诊断为患了产后抑郁症。虽然已做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但病情到现在仍然没有好转，有时候特别兴奋，有时候特别沉默。
大约40分钟之后，小张走出了心理咨询室。医生拿着病历告诉黄平，小张患的是双相抑郁症，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医生给的这个结果正是黄平乐于接受的，早在前几次门诊心理咨询失败后，他就打算让爱人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但是坚决不能住在精神病医院。“为什么不让你的爱人住到精神病医院呢？那里的治疗说不定更专业。”面对记者的疑问，黄平解释说：“名声不好听。她们单位的同事要是知道她住进了精神病医院，那么以后还有谁和她相处啊。”经过多方打听，黄平决定让爱人来到广州这家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科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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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1∶25，黄平牵着静默而瘦小的爱人，在护工的陪同下来到门诊大楼后面的一座四合院门前，看门的护工看见黄平手里的住院治疗单，缓缓地将铁门拉开。对于黄平来说，除了暗黄色的铁门稍微有点沉重之外，这里的环境比想象中要轻松许多：四合院中央耸立着几棵高大的棕榈树，树下合围着几盆观赏性植物，两边的回廊里，几个病号正躺在竹椅上读报纸，两个病号跨坐在回廊的栏杆上下象棋，院子中间的空地上有跑步机、乒乓球台等一系列健身器材。黄平、小张以及记者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病人和医务人员都在各做各的事情。
铺床、查体、称重、问诊，在黄平的记忆中，这与其他病人住院的场景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到底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问接诊的女医生：“你们这里的治疗措施和精神病医院一样吗？”女医生看看瘦小的小张，抬头对黄平说：“在我们这里，除了使用必要的药物外，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心理咨询，此外还会进行一些文体活动。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任何病人使用暴力，哪怕她症状发作、攻击别人。”
在护士方伟娟看来，像小张这样的门诊患者确实很多，有很多人已经到了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地步，但是真正住院治疗的人却很少。这是为什么呢？“有时候是病床住满了，有时候是患者不愿意住院治疗，认为自己只是最近心情不好而已。”方伟娟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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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像广州这家精神卫生科设施较为齐全的医院，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为什么在患者存在大量需求的情况下，大多数综合医院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卫生科呢？
专家解读
软肋是怎样形成的
像小张这样的外地患者，如果其当地的综合医院有精神卫生科，她还至于大老远地跑到广州住院吗？为什么各地都有精神病专科医院，但大多数综合医院却没有设精神卫生科呢？面对记者的追问，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谢斌教授表示，我国自1950年以来就长期执行“就地管理，重点收容”的精神疾病防治政策，重心放在严重精神疾病的住院治疗上，由于得到了国家政策持续而有力的支持，因此从事精神卫生疾病治疗的专科医院发展得较快。
针对这个问题，湘雅二院精神卫生中心的王小平教授认为，自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新的精神卫生政策和中长期工作规划的陆续出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精神卫生工作原则逐步得到贯彻执行，依托社区和综合性医疗机构、针对不同人群各种层次精神健康需要的新的服务体系正在有序建设之中。目前我国已有499所综合医院建立了精神科，但事实上，这些科室大多只提供门诊服务，而没有住院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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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门诊，没有病房，这也算得上是医疗领域为数不多的怪现象之一。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怪现象的历史背景呢？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林举达指出，我国的精神病学发展始于上世纪50年代，但是在有效的药物问世之前，精神病人的管理一直是个难题。“到了文革时期，如果你有轻度的心理障碍，人们会认为你这人思想觉悟不高，甚至反动，但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疾病。”林举达认为，这一段特殊的历史也限制了综合医院心理咨询及心理学科的发展。
在王小平看来，政策的缺位和观念的禁锢只是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成为软肋的外部因素，绝大多数综合性医院在“创收”压力下缺乏建设精神科这类“微利”甚至“无利可图”的科室的动力，有的医院甚至担心精神科的存在会影响到其他疾病患者来医院就诊，导致医院收入减少。王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才是综合医院精神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真正内在因素。
对于目前国内的综合医院精神卫生学科建设，谢斌表示仍不容乐观，除了上述因素的制约，还有两个关键的环节在客观上束缚了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建设，一是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严重短缺，需要加大培训力度；二是各种层次服务的功能界定、转诊机制等尚不明确，如果在综合性医院贸然大规模开设精神科，可能会出现无序竞争、医疗质量得不到保证、甚至延误严重精神疾病的诊治等问题，因此急需配套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的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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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探讨
期待理性的回归
据记者了解，自1990年以来，全球精神卫生立法掀起了第三轮高潮，近一半的精神卫生法是在整个90年代期间制定的，而我国统一的《精神卫生法》已在新一轮的探讨之中。为了保证患者在综合医院得到规范化的治疗，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
早在2002年4月，上海已经颁布实施了地方精神卫生法规。这让身在上海的谢斌颇感自豪。在他看来，这是顺应国际精神卫生立法潮流的做法——首先，各级政府按照法规要求，加大了对精神卫生事业的财政支持，各精神卫生机构的硬件条件均有了不同程度改善；对贫困患者及其家庭的救助力度不断加大；其次，各综合性医院也对其非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了精神疾病诊疗知识的全员培训，提高了识别治疗精神疾病的能力。
近日，北京协和医院也正式成立了心理生理中心，其中心主任魏镜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在综合医院内进行心理健康服务，有助于将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充分结合，有助于精神科与其他临床科室进行专业合作，为患者提供更专业而全面的治疗。魏镜认为，在心理门诊患者日益增多的今天，健全和壮大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科室，是一种理性的回归，而不是赶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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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这种理性的回归？魏镜认为，诸如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科或心理卫生科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心理咨询主要面向遇到心理困扰的正常人群以及各类型的轻度心理障碍患者，如神经症、人格障碍、适应障碍等，而精神科或精神病院主要面向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双向情感障碍(躁狂抑郁症)、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及酒药依赖等重症精神障碍患者，也收治某些较重的神经症及人格障碍患者。而广州华侨医院心理科主任潘集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目前暂时没有统一称呼的必要，因为所有的心理疾患都是一种精神病，如果在行业内部加以区分，似有画蛇添足之嫌。
林举达认为，应将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建设放在医院发展的高度来考虑。“既然社会上有这样的需求，那么医院为什么不能进行相应的调整呢？那些没有自制力的、还没有慢性化疾病趋向的患者都应该成为综合医院收治住院的目标。”作为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理医学科的负责人，林举达表示，根据他多年的经验，来住院的有很多都是在应激状态下失去正常思维能力的患者，比如亲人的突然离去、离婚、失业等，如果这些患者能在综合医院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社会上就会少一些精神失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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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斌眼里，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的理性回归，也意味着医院科室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完善。比如，产科某孕妇生产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其管床医生可以写一张会诊单请精神科的医生临床咨询，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以达到其正常回归社会的目的。“为患者提供临床咨询，只体现了精神卫生科与临床科室之间的业务联系，其实在综合医院设立精神卫生科对于缓解医务人员工作压力也有重要的作用。”潘集阳指出，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科在对本院职工的心理呵护以及咨询技巧的培训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
“事实上，大多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正处于一个由门诊向门诊加临床服务模式过渡的转型期，相对于其他学科建设，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发展确实还很不成熟，最多只能算是觉醒期。”林举达介绍说，他负责的心理医学科2000年才开始设立病床，但是临床的工作还没有做透，比如患者出院后的追踪，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业务指导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为什么？一言以蔽之，人手不够。
王小平补充说，目前在精神病防治网络里，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科并没有起到特别突出的作用，精神病防治网络底层机构的业务指导还是由精神病专科医院来完成的。因此，下一步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应该与精神病医院严格区分开。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到那时，上文中提到的小张就能够和患有其他疾病的人一样，有尊严地住在开放式管理的病房中，等到她出院回家的时候，管床医生可与社区医生一道，对她进行心理上的跟踪和测评，直至其完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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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综合医院精神科建设的N个意义
心理疾病患者的日益增多已经成为共识；综合医院精神科建设不健全甚至没有，也成了不争的事实。精神病已经成为我国疾病总负担的第一名，这一严峻的现实促使我们思考综合医院精神科建设的重要性及其战略意义。
或许会有人问，为什么心理疾病患者增多了就要加强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建设？为什么不把建设的重点放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扩建上？记者留意到，精神病专科医院多数是以管理替代治疗的，这是治疗重症精神病人的常规措施，无可厚非。但是，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完全可以通过综合医院的心理诊疗治愈。
所以，这里所呼唤的大多数，是那些还没有建立精神卫生科的综合医院，有些综合医院不仅没有精神科病床，甚至连心理咨询门诊都没有。在新的医学模式逐渐得到人们认可的今天，这一现实的确不尽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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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说，以往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实践逐渐落伍了，而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行为已经被人们所熟悉，也就是说，人们不仅在躯体上需要医学，在心理上更需要医学的呵护。广州华侨医院心理科主任潘集阳本来说好某天上午11点半下班后接受记者的采访，可是直至中午12点半，记者才接通他的电话，原因是做心理咨询的患者实在太多，而设有病床的综合医院精神科更容易赢得患者的信任。但是，据有关数据表明，全国拥有精神科病床的综合医院寥若晨星，在这样的资源分布前提下，已经设立病床的综合医院精神科的负担显得过于沉重。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说，综合医院精神科的缺位加重了精神病专科医院的负担，使得其在接受一般精神疾病诊治的同时还要担负起医疗救助的政府职能。今年7月，广州市出台了《城镇特困重症精神病人医疗资助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特困重症精神病人治疗的定点医院、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医疗资助标准等。广州市人大代表邓小强介绍说，从调研情况看，由于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和床位紧缺，该市不少精神病患者都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记者进一步从广州市民政部门了解到，广州目前只有5家精神病专科医院、2家设有精神科病床的综合医院和67个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站，这一数字远不能满足治疗要求。试想，如果大多数综合医院精神科能够得到发展的话，至少可以接纳适当数量的轻度精神病患者，缓解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就医压力，甚至可以就近参与社区精神病医疗救助站的技术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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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综合医院成立精神科的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每一个住院患者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自卑、自怨或更严重的心理问题会在疾病爆发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根据记者短暂的行医经验，那些不可逆的难以治疗的疾病(如器官移植、恶性肿瘤、毁容等)给人造成的打击最大，如果综合医院的精神科能够针对这些患者进行心理健康的评估、治疗以及出院跟踪的话，病人在住院期间就能得到身心两方面的康复。
另外，综合医院精神科的建设对于缓解日益升级的医患矛盾也有帮助。综合医院为住院病人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和干预，不仅有利于患者康复，还可以促进医患交流，因为心理医学从业人员往往比临床专科医生掌握了更多的沟通技巧，在与患者的交流中可及时了解患者对医生或护士的意见，有利于医院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医患关系更加和谐与美好。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2期, 百拇医药(刘景峰)
如果我们的话题从一出悲剧开始，或许能让文章更为引人入胜。
今年3月底，云南省安宁市温泉镇突发山火，并迅速波及昆明市西山区，火场面积达到570多公顷。国家林业局随即启动扑火预案，紧急调集4架航空护林飞机，由武警森林部队、预备役部队、地方专业扑火队以及广大林区干部职工等组成的扑火队员多达6500余人……就在全国人民都在为这场大火担忧时，传出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引发这场大火的嫌疑人竟是一名20岁左右的女性精神病人。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600万精神病患者，他们所产生的治疗费和劳动力丧失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事实上，从2001年起，精神疾病负担就已经排在疾病总负担的第一位。
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精神病防治。有专家认为，综合医院才是我国医疗服务的主体，在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必须充分发挥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功能。但据卫生部的官员透露，目前我国的综合医院几乎没有一个设置了精神科，而正在起草中的《精神卫生法》将以法律的形式保证除重症以外的精神病患者及心理障碍患者在综合医院得到规范化诊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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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社会的呼唤，一边是法律的重托——在综合医院设立精神卫生科或许已到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记者观察
这里也有心灵的绿洲
在广州，找一家设有心理咨询门诊的综合医院并非难事，但要找一家设有精神卫生科并附带病床的综合医院却十分困难。找遍了整个广州，这样的医院只有两家。
8月中旬一个上午的9点多，记者来到某医院门诊大楼8楼的精神卫生科心理咨询室门口。与其他科室相比，心理咨询室最明显的特征是诊室数量较其他科室要多，原因在于每个患者到此处就诊，起码要与医生先进行半小时以上的交谈，就诊时间较长。如果诊室数量少的话，病人多的时候就周转不过来。这里并没有记者想象之中的躁动，来咨询的患者静静地坐在候诊椅上，等待着导诊护士喊自己的名字。
黄平(化名，广州某中学数学老师)陪着妻子小张来到心理咨询室，他将用7元钱换来的一张挂号单连同门诊病历一同交给导诊护士。导诊护士告诉他，凡是第一次来看病的患者都要做一个心理测试，也就是心理疾病的筛查，费用是11.5元，然后还要交23.5元的心理咨询费，一共还要交35元。
, 百拇医药
大约一个小时后，小张被导诊护士带进了3号诊室，黄平在走廊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小张是外地一家跨国公司的财务主管，在没有生孩子之前，小张的性情很温柔，可是自从去年9月份生了小孩以后，就开始出现心情差、易哭，易怒，动不动就摔东西的情况。此前在另一个医院的心理科，小张被诊断为患了产后抑郁症。虽然已做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但病情到现在仍然没有好转，有时候特别兴奋，有时候特别沉默。
大约40分钟之后，小张走出了心理咨询室。医生拿着病历告诉黄平，小张患的是双相抑郁症，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医生给的这个结果正是黄平乐于接受的，早在前几次门诊心理咨询失败后，他就打算让爱人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但是坚决不能住在精神病医院。“为什么不让你的爱人住到精神病医院呢？那里的治疗说不定更专业。”面对记者的疑问，黄平解释说：“名声不好听。她们单位的同事要是知道她住进了精神病医院，那么以后还有谁和她相处啊。”经过多方打听，黄平决定让爱人来到广州这家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科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 百拇医药
上午11∶25，黄平牵着静默而瘦小的爱人，在护工的陪同下来到门诊大楼后面的一座四合院门前，看门的护工看见黄平手里的住院治疗单，缓缓地将铁门拉开。对于黄平来说，除了暗黄色的铁门稍微有点沉重之外，这里的环境比想象中要轻松许多：四合院中央耸立着几棵高大的棕榈树，树下合围着几盆观赏性植物，两边的回廊里，几个病号正躺在竹椅上读报纸，两个病号跨坐在回廊的栏杆上下象棋，院子中间的空地上有跑步机、乒乓球台等一系列健身器材。黄平、小张以及记者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病人和医务人员都在各做各的事情。
铺床、查体、称重、问诊，在黄平的记忆中，这与其他病人住院的场景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到底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问接诊的女医生：“你们这里的治疗措施和精神病医院一样吗？”女医生看看瘦小的小张，抬头对黄平说：“在我们这里，除了使用必要的药物外，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心理咨询，此外还会进行一些文体活动。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任何病人使用暴力，哪怕她症状发作、攻击别人。”
在护士方伟娟看来，像小张这样的门诊患者确实很多，有很多人已经到了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地步，但是真正住院治疗的人却很少。这是为什么呢？“有时候是病床住满了，有时候是患者不愿意住院治疗，认为自己只是最近心情不好而已。”方伟娟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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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像广州这家精神卫生科设施较为齐全的医院，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为什么在患者存在大量需求的情况下，大多数综合医院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卫生科呢？
专家解读
软肋是怎样形成的
像小张这样的外地患者，如果其当地的综合医院有精神卫生科，她还至于大老远地跑到广州住院吗？为什么各地都有精神病专科医院，但大多数综合医院却没有设精神卫生科呢？面对记者的追问，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谢斌教授表示，我国自1950年以来就长期执行“就地管理，重点收容”的精神疾病防治政策，重心放在严重精神疾病的住院治疗上，由于得到了国家政策持续而有力的支持，因此从事精神卫生疾病治疗的专科医院发展得较快。
针对这个问题，湘雅二院精神卫生中心的王小平教授认为，自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新的精神卫生政策和中长期工作规划的陆续出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精神卫生工作原则逐步得到贯彻执行，依托社区和综合性医疗机构、针对不同人群各种层次精神健康需要的新的服务体系正在有序建设之中。目前我国已有499所综合医院建立了精神科，但事实上，这些科室大多只提供门诊服务，而没有住院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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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门诊，没有病房，这也算得上是医疗领域为数不多的怪现象之一。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怪现象的历史背景呢？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林举达指出，我国的精神病学发展始于上世纪50年代，但是在有效的药物问世之前，精神病人的管理一直是个难题。“到了文革时期，如果你有轻度的心理障碍，人们会认为你这人思想觉悟不高，甚至反动，但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疾病。”林举达认为，这一段特殊的历史也限制了综合医院心理咨询及心理学科的发展。
在王小平看来，政策的缺位和观念的禁锢只是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成为软肋的外部因素，绝大多数综合性医院在“创收”压力下缺乏建设精神科这类“微利”甚至“无利可图”的科室的动力，有的医院甚至担心精神科的存在会影响到其他疾病患者来医院就诊，导致医院收入减少。王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才是综合医院精神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真正内在因素。
对于目前国内的综合医院精神卫生学科建设，谢斌表示仍不容乐观，除了上述因素的制约，还有两个关键的环节在客观上束缚了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建设，一是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严重短缺，需要加大培训力度；二是各种层次服务的功能界定、转诊机制等尚不明确，如果在综合性医院贸然大规模开设精神科，可能会出现无序竞争、医疗质量得不到保证、甚至延误严重精神疾病的诊治等问题，因此急需配套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的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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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探讨
期待理性的回归
据记者了解，自1990年以来，全球精神卫生立法掀起了第三轮高潮，近一半的精神卫生法是在整个90年代期间制定的，而我国统一的《精神卫生法》已在新一轮的探讨之中。为了保证患者在综合医院得到规范化的治疗，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
早在2002年4月，上海已经颁布实施了地方精神卫生法规。这让身在上海的谢斌颇感自豪。在他看来，这是顺应国际精神卫生立法潮流的做法——首先，各级政府按照法规要求，加大了对精神卫生事业的财政支持，各精神卫生机构的硬件条件均有了不同程度改善；对贫困患者及其家庭的救助力度不断加大；其次，各综合性医院也对其非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了精神疾病诊疗知识的全员培训，提高了识别治疗精神疾病的能力。
近日，北京协和医院也正式成立了心理生理中心，其中心主任魏镜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在综合医院内进行心理健康服务，有助于将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充分结合，有助于精神科与其他临床科室进行专业合作，为患者提供更专业而全面的治疗。魏镜认为，在心理门诊患者日益增多的今天，健全和壮大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科室，是一种理性的回归，而不是赶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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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这种理性的回归？魏镜认为，诸如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科或心理卫生科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心理咨询主要面向遇到心理困扰的正常人群以及各类型的轻度心理障碍患者，如神经症、人格障碍、适应障碍等，而精神科或精神病院主要面向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双向情感障碍(躁狂抑郁症)、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及酒药依赖等重症精神障碍患者，也收治某些较重的神经症及人格障碍患者。而广州华侨医院心理科主任潘集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目前暂时没有统一称呼的必要，因为所有的心理疾患都是一种精神病，如果在行业内部加以区分，似有画蛇添足之嫌。
林举达认为，应将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建设放在医院发展的高度来考虑。“既然社会上有这样的需求，那么医院为什么不能进行相应的调整呢？那些没有自制力的、还没有慢性化疾病趋向的患者都应该成为综合医院收治住院的目标。”作为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理医学科的负责人，林举达表示，根据他多年的经验，来住院的有很多都是在应激状态下失去正常思维能力的患者，比如亲人的突然离去、离婚、失业等，如果这些患者能在综合医院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社会上就会少一些精神失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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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斌眼里，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的理性回归，也意味着医院科室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完善。比如，产科某孕妇生产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其管床医生可以写一张会诊单请精神科的医生临床咨询，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以达到其正常回归社会的目的。“为患者提供临床咨询，只体现了精神卫生科与临床科室之间的业务联系，其实在综合医院设立精神卫生科对于缓解医务人员工作压力也有重要的作用。”潘集阳指出，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科在对本院职工的心理呵护以及咨询技巧的培训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
“事实上，大多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正处于一个由门诊向门诊加临床服务模式过渡的转型期，相对于其他学科建设，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发展确实还很不成熟，最多只能算是觉醒期。”林举达介绍说，他负责的心理医学科2000年才开始设立病床，但是临床的工作还没有做透，比如患者出院后的追踪，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业务指导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为什么？一言以蔽之，人手不够。
王小平补充说，目前在精神病防治网络里，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科并没有起到特别突出的作用，精神病防治网络底层机构的业务指导还是由精神病专科医院来完成的。因此，下一步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应该与精神病医院严格区分开。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到那时，上文中提到的小张就能够和患有其他疾病的人一样，有尊严地住在开放式管理的病房中，等到她出院回家的时候，管床医生可与社区医生一道，对她进行心理上的跟踪和测评，直至其完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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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医院精神科建设的N个意义
心理疾病患者的日益增多已经成为共识；综合医院精神科建设不健全甚至没有，也成了不争的事实。精神病已经成为我国疾病总负担的第一名，这一严峻的现实促使我们思考综合医院精神科建设的重要性及其战略意义。
或许会有人问，为什么心理疾病患者增多了就要加强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建设？为什么不把建设的重点放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扩建上？记者留意到，精神病专科医院多数是以管理替代治疗的，这是治疗重症精神病人的常规措施，无可厚非。但是，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完全可以通过综合医院的心理诊疗治愈。
所以，这里所呼唤的大多数，是那些还没有建立精神卫生科的综合医院，有些综合医院不仅没有精神科病床，甚至连心理咨询门诊都没有。在新的医学模式逐渐得到人们认可的今天，这一现实的确不尽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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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说，以往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实践逐渐落伍了，而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行为已经被人们所熟悉，也就是说，人们不仅在躯体上需要医学，在心理上更需要医学的呵护。广州华侨医院心理科主任潘集阳本来说好某天上午11点半下班后接受记者的采访，可是直至中午12点半，记者才接通他的电话，原因是做心理咨询的患者实在太多，而设有病床的综合医院精神科更容易赢得患者的信任。但是，据有关数据表明，全国拥有精神科病床的综合医院寥若晨星，在这样的资源分布前提下，已经设立病床的综合医院精神科的负担显得过于沉重。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说，综合医院精神科的缺位加重了精神病专科医院的负担，使得其在接受一般精神疾病诊治的同时还要担负起医疗救助的政府职能。今年7月，广州市出台了《城镇特困重症精神病人医疗资助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特困重症精神病人治疗的定点医院、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医疗资助标准等。广州市人大代表邓小强介绍说，从调研情况看，由于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和床位紧缺，该市不少精神病患者都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记者进一步从广州市民政部门了解到，广州目前只有5家精神病专科医院、2家设有精神科病床的综合医院和67个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站，这一数字远不能满足治疗要求。试想，如果大多数综合医院精神科能够得到发展的话，至少可以接纳适当数量的轻度精神病患者，缓解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就医压力，甚至可以就近参与社区精神病医疗救助站的技术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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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综合医院成立精神科的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每一个住院患者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自卑、自怨或更严重的心理问题会在疾病爆发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根据记者短暂的行医经验，那些不可逆的难以治疗的疾病(如器官移植、恶性肿瘤、毁容等)给人造成的打击最大，如果综合医院的精神科能够针对这些患者进行心理健康的评估、治疗以及出院跟踪的话，病人在住院期间就能得到身心两方面的康复。
另外，综合医院精神科的建设对于缓解日益升级的医患矛盾也有帮助。综合医院为住院病人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和干预，不仅有利于患者康复，还可以促进医患交流，因为心理医学从业人员往往比临床专科医生掌握了更多的沟通技巧，在与患者的交流中可及时了解患者对医生或护士的意见，有利于医院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医患关系更加和谐与美好。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2期, 百拇医药(刘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