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呼吸，给生命力量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当羽泉的这首流行歌曲唱响大江南北时，你可曾想到，呼吸，自人类生命伊始到回归大地之时，就一直伴随左右，不离不弃……抑或说，当呼吸离弃之时，就是人类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当然，不愿轻易放弃生命的人类会千方百计地把呼吸留住——呼吸医师应运而生，为人类筑起健康的长城!
而在国内千千万万呼吸医生里，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战斗在与病魔抗争的第一线，在抗击SARS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他们永远不忘把治病救人当作自己的天职，在科研、教学、临床实践中做出让人惊叹的成绩。于是，这5位众望所归的杰出代表在第五届中国呼吸医师论坛上，在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位呼吸医师代表的见证下，获得了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颁发的首届呼吸医师奖。
让我们一起深呼吸，看看这5位首届呼吸医师奖得主走过的足迹——
“我对医学的热爱，来自对病人求生愿望的理解，来自对接触病人痛苦的责任感，也来自为病人治好病后所得到的安慰和鼓励。”
, 百拇医药
——钟南山
也许正是因为清楚病人对生的渴望，钟南山才会在广东SARS最危急之时主动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也许正是因为承担着作为医者的责任，他才会在2003年2月11日的那个下午，在坦言还没找到SARS的确切病源后指出SARS可防、可治、可控，让混乱恐慌了十多天的广州恢复正常。
翻看钟南山1982年回国后的学术成就就会发现，他在抗击SARS中所做的，是他20多年来的忘我拼搏精神的延续。别的不说，单是首次证实并完善了“隐匿型哮喘”的概念，以及提出内皮素-1(ET-1)是哮喘的重要致炎因子、ET-1能活化生长因子(TGF-b)两个开创性工作就足以让人信服了。
事实上，无论展开钟南山哪一个成就，都可以找到一条让人叹为观止的医学发现之旅。就说“隐匿型哮喘”的证实吧，那时钟南山已是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以下简称呼研所)的所长，工作十分紧张，按理说是不可能拿出专门时间来研究这种在科研计划范围之外的“病因不明的顽固性咳嗽”。然而钟南山心中有一丝成功的预感，他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完成它，于是他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就被这“病因不明的顽固性咳嗽”占据了。翻查资料的过程中，钟南山记起自己在英国留学时曾对这方面的资料有过接触，几经努力后他在读书笔记中终于找出那段记录：杜马斯•佩蒂教授曾提出“隐匿型哮喘”的概念，但由于没有具体数据，没被医学界承认。此后钟南山只要一碰上与病因不明的顽固性咳嗽有关的病例，就会马上把它“逮”住。此时，恰逢广州市呼研所为了解气道高反应性对哮喘的影响，开展历时2年的普查。钟南山借此机会进行了大数量青少年流行病学调查及随访(6年)，在经过反复细致的探讨研究后，提出气道高反应性与哮喘密切相关，哮喘患者气道反应性较重，而症状消失时气道高反性减轻。而后，钟南山及他的学生、同事在《无症状的气道高反应性提示有隐匿型哮喘吗？》一文中，首次证实并完善了佩蒂提出的“隐匿型哮喘”概念。
, 百拇医药
不但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坚持不懈，钟南山对同行的研究也是全力支持。一位呼吸科专家就回忆了这么一件事：2003年，为了让哮喘患者得到更全面的治疗，她受委托设计了一个哮喘管理方案，然而在方案制定完毕，拿到学术会议上讨论时，却碰到了一些麻烦。有不少人提出说方案涉及面过广、要求过细，很难实施。当时这位专家也感觉到压力很大，担心方案不能实施了。突然她想起留在广州奋力抢救SARS患者的钟南山，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把与会者的意见以及讨论的情况告诉钟南山。钟南山很坚定地表示：“方案可以改，但必须要实施，而且要做好!”最后方案终于在国内的许多医院顺利实施。“钟教授在整个方案的实施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不但给予我学术方面的支持，也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这名专家的声音里满溢着感激之情。
“科研是医学家的天职，但不是医学家的最终目的，医学家的最终目的是造福病人。”钟南山一直是如此认为，也是如此做的。
(感谢广州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魏东海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 百拇医药
“既然患者相信我们，把生命交给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尽全力治疗呢？”
——陈萍
也许正是因为有如此的信念，陈萍才会为抢救患者21天没回家，一直睡在病房。据同事说，陈萍双休日、节假日肯定在科里查房，一天不拉，即使外出开会回来也经常直奔病房。事实亦确实如此，周五晚上她因飞机晚点，直到周六凌晨2点才回到沈阳，而周六上午9：05记者拨通她办公室电话时，她爽朗明快的声音就从电话那头飘过来了。
“那是2000年的事了。”当陈萍谈到“哮喘控制简化方案(EAM)”的设计过程时，语调开始变得遥远。当时国际通用的“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方案”比较复杂，不便于医生记忆，也不利于患者接受——GINA采取的是分级治疗的办法，把患者划分为间歇性和持续轻度、中度或重度4个等级，而后根据级别确定治疗方案及用药剂量。在我国呼吸协会哮喘学组开会研究一套简化方案时，陈萍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设计。
, http://www.100md.com
在设计简化方案的过程中，陈萍注意到中国患者与外国患者一些细小的差异，如体表面积普遍比较小、种族差异等等，于是推测中国人吸入糖皮质激素应该比外国人要少。为了摸索中国人吸入糖皮质激素剂量是否可以减少，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呼吸科医生在实际工作中按GINA方案的指导熟悉分级治疗哮喘，陈萍自2001年12月开始组织全国范围的吸入糖皮质激素剂量对比试验。“当时要说不担心是骗人的。”陈萍边回忆边微笑着说，“毕竟全国有不少医院都没做过药物临床研究，担心结果出来科学性会比较差。”因此当时陈萍把参与试验的医院分为两组：做过药物临床试验的教学医院(A组)和普通的二、三级医院(B组)。经过半年的试验，陈萍终于得出结论：中国人使用GINA规定量的半量就足够了。而当初她希望达到的另一个目标也顺利完成了，在B组的4017名患者中有1806个患者的病历是完全符合EAM要求的。
陈萍有一个延续了多年的习惯，每当碰到急重症患者，她都会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他们的家属，并且嘱咐若有紧急情况，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给她打电话。有远道而来的患者看病后没有回家的路费，她就为患者掏钱买车票；有的买药钱不够，住院费不够，她就为患者垫付。一位患者把她垫付的医疗费邮回来时，在汇款单上写道：“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白求恩精神，衷心地感谢您。”
, 百拇医药
“没有付出是不可能有收获的，诚然对有些患者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但还是有许多是只要我们努力了，就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
“医生不能像过去那样用生物医学的思维按部就班，未来的医学倡导的是社会医学、预防医学。”
——殷凯生
人文关怀，这是与殷凯生教授交谈的过程中，明显触碰到的一个词。从药品的应用到义诊的意义，殷凯生的言谈不时由平缓转为短促而跳跃。尤其是谈到新药研发“必经”的临床试验时，他的声音更是显得异常激昂，在激动的声音里包含的是他的忧虑与思索。
“作为一名战士，医生必须了解自己手上的武器!”跟其他专家相比，殷凯生更注重药物的应用，他一再强调在药品品种繁多的现在，医生必须对所用的药物有透彻的了解。“然而，现在不少临床医生对药品说明书关注不够。”殷凯生耸了耸肩，有些无奈。曾经，他就碰到这样的患者投诉：医生接诊了一名16岁的患者，由于该患者身高较高，医生在开药时就随手开了一种喹诺酮类药物。结果患者家长发现药品说明书上分明写着：18岁以下不可服用。后来院方花了很多功夫才让患者家长的情绪平复下来。自此以后，殷凯生把所有可能使用的药品说明书装到一本册子里，要求科内医生必须熟练掌握说明书内容并按说明书用药。
, http://www.100md.com
大概是因为工作单位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我国首批批准的新药研究基地，殷凯生一直关注新药的研制、开发和合理应用。他从开始从事新药研究起，20多年来一直十分留意药品研发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始终要牢记一点，新药研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患者，受试者也属必须保护的范围。”殷凯生一再提醒正在进行新药研发的医生不要忘记，至少有一半的受试者必须接受对照药物，而且许多试验中对照药仅是安慰剂，这部分受试者为整个试验做了很大贡献，甚至做出了一些牺牲，因此医生应当在既保证临床试验科学性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对受试者的伤害。“过去有些医生做新药研究时，只把受试者当成试验对象而非服务对象，这是不正确的。”殷凯生认为，如果只重视新药研究结果的科学性，而不重视受试者的安全性，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伦理的要求。
除了重视基础研究和疑难病例的研究，殷凯生也十分重视医学科普和对患者的教育。近8年来每年的“世界哮喘日”和“COPD日”，他都亲自组织“南京地区哮喘之家”的14所三级医院举行大型咨询和义诊活动。“在诊室里接触到的患者数量是有限的。”殷凯生坦言，往往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才会去大医院找专家看病，这些中晚期的患者通常要花许多钱却收不到理想效果，其实很多患者只要在早期服用少量药物治疗就能很快痊愈。“因此做群众性的预防工作，社会效益更大，对患者的益处更多。”
, http://www.100md.com
有人提出疑问，“义诊和科普宣传有必要动用各医院的顶梁专家吗？”殷凯生有些激动地反驳：“专家出义诊、参加科普宣传要比普通医生更有作用!在进行多年的大型咨询和义诊后，我发现重病患者明显减少了，许多患者的控制比过去改善了。”这位被江苏省医学会、省电视台和省电台评为“最受患者欢迎的坐堂名医”的呼吸专家，脸上闪耀着人文关怀的光辉。
“面对疑难和危重疾病患者会遇到很多问题，也被迫承担许多压力，临床医生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然后迎接新的患者、新的挑战。”
——邓伟吾
在邓伟吾48年的工作历程里，挑战一直陪伴在他左右，或者说是他主动寻找挑战。因为理解呼吸急救的迫切性，他参与创建呼吸重症监护室；因为接触到睡眠呼吸障碍，所以他投身睡眠检测实验室的创建；还有分子生物研究室、纤支镜实验室等……而这些最后大多成为了国内呼吸系统疾病诊治和实验研究的典范。
, http://www.100md.com
现在看来，48年前邓伟吾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肺科可以说是恰逢其时——1958年他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瑞金医院的前身广慈医院工作，1959年医院就把肺科从大内科中独立出来。那时医院的设施可以说是相当简陋的，回想当时的情况，邓伟吾有感而发地说：“跟我们那时相比，现在的医生工作条件要好很多，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比我们多。”
事实上，当时瑞金医院的肺科刚从内科结核病房转为独立科室，各种呼吸道疾病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面孔”。在此过程中，邓伟吾意识到呼吸医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也接触到不少急重病人的抢救；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时，邓伟吾与他的同事更清晰地认识到科教兴国的道理。用邓伟吾的说法是：“无论是患者的需求还是呼吸科本身发展的需要，都给呼吸科医生很大的鞭策。”当时他们都意识到呼吸学科如果仅停留在临床角度是很难迅速提高的。随着对COPD、慢性肺心病进行大规模、系统的防治研究，尤其是从国外学习回来后，邓伟吾他们达成一个共识：要把呼吸重症监护室(RICU)建起来。经过多方努力，邓伟吾欣喜地看着瑞金医院的呼吸重症监护室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成。
, 百拇医药
与呼吸重症监护室一样，邓伟吾也见证了瑞金睡眠检测实验室的创建。“那是源于一次与已故耳鼻喉科孙济治主任的合作。”邓伟吾回忆说。当时瑞金医院的耳鼻喉科在治疗打鼾方面已颇有影响，他们主要是从五官科的角度做了不少如扁桃腺摘除一类的外科手术。但是，过了不久孙济治主任就发现，不少患者在术后确实没有打鼾的声音，但打鼾后的闭气依然持续，甚至在术后几个月后打鼾的毛病又复发了。于是孙主任便与邓伟吾合作，进行有关睡眠的测定。恰好，当时医院有专家从加拿大进修归来，他们便一起开始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仪器设备进行睡眠呼吸生理监测的探索。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初具规模的睡眠监测室终于建了起来。
回顾多年的工作经历，邓伟吾说：“医生在工作中需要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相互提高，任何理论都需要实践来验证。许多成绩都是大家一起合作出来的成果。”
“没有面的积累，便不可能有点的突破。我们无论如何没有必要去重复任何人的工作!”
, http://www.100md.com ——施焕中
不愿重复别人的工作，所以努力创新，所以在一般的科研条件下完成了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发表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据说施焕中不但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要求他的学生，还有投稿者——因创新度不足被他枪毙的稿子估计绝不在少数。
在5位获奖者里，施焕中是最年轻的一位。翻开他的履历表，可以看到他1991年考上呼吸内科在职硕士研究生、1998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1年破格晋升教授的“三级跳”。不过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相关医学杂志发表的22篇科研论文。而这些工作都是在科研条件相对落后的环境下研究出来的。
“我们研究所到现在还没有实验室，我们做的课题必须跑到学校实验中心或医院检验科，借助他们的仪器检测。幸好我们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以临床为主。”施焕中毫不在意地谈起他们的研究环境。他及同事的论文观测指标都属于一般综合医院临床检验科所能提供的常规检测项目，但其研究设计却是优秀而独特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施焕中笑着解释。
, http://www.100md.com
当然，施焕中也是幸运的，他1996年就争取到一个较好的交流平台。那一年，年仅32岁的他被《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聘请为编委，当时他的职称还只是讲师而已。谈起这段经历，施焕中深有感触：“我一直很庆幸自己当年这么年轻就有机会成为专业杂志的编委。”参与专业杂志的审稿工作，让施焕中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著名的呼吸病学专家，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许多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思维技巧，也感染到他们高尚的医德、严谨的学风以及敬业的精神。
不过让施焕中担忧的是，在他接触到的由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撰写的基础研究论文里，真正具有创新性尤其是原创性的工作实在不多。他十分痛心地说：“不管存在着多么充足的理由，如研究生用于研究的时间短、导师经费有限等等，我们有那么多的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重复别人的工作，最终得出别人若干年前就已经知道的结论，然后谓之为‘与国际接轨’或者‘填补国内空白’，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揪心的事情!”
“其实，可供选择的课题、切入层次和角度很多。”说到研究创新性的问题，施焕中便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在他当年开始关于白介素-5与哮喘关系的研究之前，国内外已经有关于白介素-5在人类哮喘中作用的研究，当时的研究证实了哮喘患者各种标本所表达或含有的白介素-5较正常水平增高，并与浸润的嗜酸粒细胞密切相关，由此推测白介素-5对嗜酸粒细胞浸润气道具有明显的趋化作用。然而，证实哮喘时白介素-5水平增高并不一定就能肯定白介素-5具有某种特定的性能。于是施焕中着手研究白介素-5在人类哮喘发病机制中的确切作用，在国际上首次证实白介素-5可直接趋化嗜酸粒细胞浸润到哮喘患者的呼吸道，并进一步将其激活释放毒性蛋白，促使气道反应性增高从而在哮喘的发病机制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关于白介素-5的研究成果迄今已被SCI杂志引用了140次。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研究都百分百地创新，但至少必须有所突破!”施焕中，这位严谨的“少壮派”发出铿锵有力的呐喊。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2期, 百拇医药(李蕴明)
而在国内千千万万呼吸医生里，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战斗在与病魔抗争的第一线，在抗击SARS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他们永远不忘把治病救人当作自己的天职，在科研、教学、临床实践中做出让人惊叹的成绩。于是，这5位众望所归的杰出代表在第五届中国呼吸医师论坛上，在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位呼吸医师代表的见证下，获得了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颁发的首届呼吸医师奖。
让我们一起深呼吸，看看这5位首届呼吸医师奖得主走过的足迹——
“我对医学的热爱，来自对病人求生愿望的理解，来自对接触病人痛苦的责任感，也来自为病人治好病后所得到的安慰和鼓励。”
, 百拇医药
——钟南山
也许正是因为清楚病人对生的渴望，钟南山才会在广东SARS最危急之时主动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也许正是因为承担着作为医者的责任，他才会在2003年2月11日的那个下午，在坦言还没找到SARS的确切病源后指出SARS可防、可治、可控，让混乱恐慌了十多天的广州恢复正常。
翻看钟南山1982年回国后的学术成就就会发现，他在抗击SARS中所做的，是他20多年来的忘我拼搏精神的延续。别的不说，单是首次证实并完善了“隐匿型哮喘”的概念，以及提出内皮素-1(ET-1)是哮喘的重要致炎因子、ET-1能活化生长因子(TGF-b)两个开创性工作就足以让人信服了。
事实上，无论展开钟南山哪一个成就，都可以找到一条让人叹为观止的医学发现之旅。就说“隐匿型哮喘”的证实吧，那时钟南山已是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以下简称呼研所)的所长，工作十分紧张，按理说是不可能拿出专门时间来研究这种在科研计划范围之外的“病因不明的顽固性咳嗽”。然而钟南山心中有一丝成功的预感，他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完成它，于是他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就被这“病因不明的顽固性咳嗽”占据了。翻查资料的过程中，钟南山记起自己在英国留学时曾对这方面的资料有过接触，几经努力后他在读书笔记中终于找出那段记录：杜马斯•佩蒂教授曾提出“隐匿型哮喘”的概念，但由于没有具体数据，没被医学界承认。此后钟南山只要一碰上与病因不明的顽固性咳嗽有关的病例，就会马上把它“逮”住。此时，恰逢广州市呼研所为了解气道高反应性对哮喘的影响，开展历时2年的普查。钟南山借此机会进行了大数量青少年流行病学调查及随访(6年)，在经过反复细致的探讨研究后，提出气道高反应性与哮喘密切相关，哮喘患者气道反应性较重，而症状消失时气道高反性减轻。而后，钟南山及他的学生、同事在《无症状的气道高反应性提示有隐匿型哮喘吗？》一文中，首次证实并完善了佩蒂提出的“隐匿型哮喘”概念。
, 百拇医药
不但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坚持不懈，钟南山对同行的研究也是全力支持。一位呼吸科专家就回忆了这么一件事：2003年，为了让哮喘患者得到更全面的治疗，她受委托设计了一个哮喘管理方案，然而在方案制定完毕，拿到学术会议上讨论时，却碰到了一些麻烦。有不少人提出说方案涉及面过广、要求过细，很难实施。当时这位专家也感觉到压力很大，担心方案不能实施了。突然她想起留在广州奋力抢救SARS患者的钟南山，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把与会者的意见以及讨论的情况告诉钟南山。钟南山很坚定地表示：“方案可以改，但必须要实施，而且要做好!”最后方案终于在国内的许多医院顺利实施。“钟教授在整个方案的实施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不但给予我学术方面的支持，也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这名专家的声音里满溢着感激之情。
“科研是医学家的天职，但不是医学家的最终目的，医学家的最终目的是造福病人。”钟南山一直是如此认为，也是如此做的。
(感谢广州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魏东海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 百拇医药
“既然患者相信我们，把生命交给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尽全力治疗呢？”
——陈萍
也许正是因为有如此的信念，陈萍才会为抢救患者21天没回家，一直睡在病房。据同事说，陈萍双休日、节假日肯定在科里查房，一天不拉，即使外出开会回来也经常直奔病房。事实亦确实如此，周五晚上她因飞机晚点，直到周六凌晨2点才回到沈阳，而周六上午9：05记者拨通她办公室电话时，她爽朗明快的声音就从电话那头飘过来了。
“那是2000年的事了。”当陈萍谈到“哮喘控制简化方案(EAM)”的设计过程时，语调开始变得遥远。当时国际通用的“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方案”比较复杂，不便于医生记忆，也不利于患者接受——GINA采取的是分级治疗的办法，把患者划分为间歇性和持续轻度、中度或重度4个等级，而后根据级别确定治疗方案及用药剂量。在我国呼吸协会哮喘学组开会研究一套简化方案时，陈萍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设计。
, http://www.100md.com
在设计简化方案的过程中，陈萍注意到中国患者与外国患者一些细小的差异，如体表面积普遍比较小、种族差异等等，于是推测中国人吸入糖皮质激素应该比外国人要少。为了摸索中国人吸入糖皮质激素剂量是否可以减少，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呼吸科医生在实际工作中按GINA方案的指导熟悉分级治疗哮喘，陈萍自2001年12月开始组织全国范围的吸入糖皮质激素剂量对比试验。“当时要说不担心是骗人的。”陈萍边回忆边微笑着说，“毕竟全国有不少医院都没做过药物临床研究，担心结果出来科学性会比较差。”因此当时陈萍把参与试验的医院分为两组：做过药物临床试验的教学医院(A组)和普通的二、三级医院(B组)。经过半年的试验，陈萍终于得出结论：中国人使用GINA规定量的半量就足够了。而当初她希望达到的另一个目标也顺利完成了，在B组的4017名患者中有1806个患者的病历是完全符合EAM要求的。
陈萍有一个延续了多年的习惯，每当碰到急重症患者，她都会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他们的家属，并且嘱咐若有紧急情况，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给她打电话。有远道而来的患者看病后没有回家的路费，她就为患者掏钱买车票；有的买药钱不够，住院费不够，她就为患者垫付。一位患者把她垫付的医疗费邮回来时，在汇款单上写道：“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白求恩精神，衷心地感谢您。”
, 百拇医药
“没有付出是不可能有收获的，诚然对有些患者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但还是有许多是只要我们努力了，就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
“医生不能像过去那样用生物医学的思维按部就班，未来的医学倡导的是社会医学、预防医学。”
——殷凯生
人文关怀，这是与殷凯生教授交谈的过程中，明显触碰到的一个词。从药品的应用到义诊的意义，殷凯生的言谈不时由平缓转为短促而跳跃。尤其是谈到新药研发“必经”的临床试验时，他的声音更是显得异常激昂，在激动的声音里包含的是他的忧虑与思索。
“作为一名战士，医生必须了解自己手上的武器!”跟其他专家相比，殷凯生更注重药物的应用，他一再强调在药品品种繁多的现在，医生必须对所用的药物有透彻的了解。“然而，现在不少临床医生对药品说明书关注不够。”殷凯生耸了耸肩，有些无奈。曾经，他就碰到这样的患者投诉：医生接诊了一名16岁的患者，由于该患者身高较高，医生在开药时就随手开了一种喹诺酮类药物。结果患者家长发现药品说明书上分明写着：18岁以下不可服用。后来院方花了很多功夫才让患者家长的情绪平复下来。自此以后，殷凯生把所有可能使用的药品说明书装到一本册子里，要求科内医生必须熟练掌握说明书内容并按说明书用药。
, http://www.100md.com
大概是因为工作单位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我国首批批准的新药研究基地，殷凯生一直关注新药的研制、开发和合理应用。他从开始从事新药研究起，20多年来一直十分留意药品研发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始终要牢记一点，新药研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患者，受试者也属必须保护的范围。”殷凯生一再提醒正在进行新药研发的医生不要忘记，至少有一半的受试者必须接受对照药物，而且许多试验中对照药仅是安慰剂，这部分受试者为整个试验做了很大贡献，甚至做出了一些牺牲，因此医生应当在既保证临床试验科学性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对受试者的伤害。“过去有些医生做新药研究时，只把受试者当成试验对象而非服务对象，这是不正确的。”殷凯生认为，如果只重视新药研究结果的科学性，而不重视受试者的安全性，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伦理的要求。
除了重视基础研究和疑难病例的研究，殷凯生也十分重视医学科普和对患者的教育。近8年来每年的“世界哮喘日”和“COPD日”，他都亲自组织“南京地区哮喘之家”的14所三级医院举行大型咨询和义诊活动。“在诊室里接触到的患者数量是有限的。”殷凯生坦言，往往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才会去大医院找专家看病，这些中晚期的患者通常要花许多钱却收不到理想效果，其实很多患者只要在早期服用少量药物治疗就能很快痊愈。“因此做群众性的预防工作，社会效益更大，对患者的益处更多。”
, http://www.100md.com
有人提出疑问，“义诊和科普宣传有必要动用各医院的顶梁专家吗？”殷凯生有些激动地反驳：“专家出义诊、参加科普宣传要比普通医生更有作用!在进行多年的大型咨询和义诊后，我发现重病患者明显减少了，许多患者的控制比过去改善了。”这位被江苏省医学会、省电视台和省电台评为“最受患者欢迎的坐堂名医”的呼吸专家，脸上闪耀着人文关怀的光辉。
“面对疑难和危重疾病患者会遇到很多问题，也被迫承担许多压力，临床医生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然后迎接新的患者、新的挑战。”
——邓伟吾
在邓伟吾48年的工作历程里，挑战一直陪伴在他左右，或者说是他主动寻找挑战。因为理解呼吸急救的迫切性，他参与创建呼吸重症监护室；因为接触到睡眠呼吸障碍，所以他投身睡眠检测实验室的创建；还有分子生物研究室、纤支镜实验室等……而这些最后大多成为了国内呼吸系统疾病诊治和实验研究的典范。
, http://www.100md.com
现在看来，48年前邓伟吾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肺科可以说是恰逢其时——1958年他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瑞金医院的前身广慈医院工作，1959年医院就把肺科从大内科中独立出来。那时医院的设施可以说是相当简陋的，回想当时的情况，邓伟吾有感而发地说：“跟我们那时相比，现在的医生工作条件要好很多，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比我们多。”
事实上，当时瑞金医院的肺科刚从内科结核病房转为独立科室，各种呼吸道疾病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面孔”。在此过程中，邓伟吾意识到呼吸医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也接触到不少急重病人的抢救；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时，邓伟吾与他的同事更清晰地认识到科教兴国的道理。用邓伟吾的说法是：“无论是患者的需求还是呼吸科本身发展的需要，都给呼吸科医生很大的鞭策。”当时他们都意识到呼吸学科如果仅停留在临床角度是很难迅速提高的。随着对COPD、慢性肺心病进行大规模、系统的防治研究，尤其是从国外学习回来后，邓伟吾他们达成一个共识：要把呼吸重症监护室(RICU)建起来。经过多方努力，邓伟吾欣喜地看着瑞金医院的呼吸重症监护室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成。
, 百拇医药
与呼吸重症监护室一样，邓伟吾也见证了瑞金睡眠检测实验室的创建。“那是源于一次与已故耳鼻喉科孙济治主任的合作。”邓伟吾回忆说。当时瑞金医院的耳鼻喉科在治疗打鼾方面已颇有影响，他们主要是从五官科的角度做了不少如扁桃腺摘除一类的外科手术。但是，过了不久孙济治主任就发现，不少患者在术后确实没有打鼾的声音，但打鼾后的闭气依然持续，甚至在术后几个月后打鼾的毛病又复发了。于是孙主任便与邓伟吾合作，进行有关睡眠的测定。恰好，当时医院有专家从加拿大进修归来，他们便一起开始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仪器设备进行睡眠呼吸生理监测的探索。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初具规模的睡眠监测室终于建了起来。
回顾多年的工作经历，邓伟吾说：“医生在工作中需要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相互提高，任何理论都需要实践来验证。许多成绩都是大家一起合作出来的成果。”
“没有面的积累，便不可能有点的突破。我们无论如何没有必要去重复任何人的工作!”
, http://www.100md.com ——施焕中
不愿重复别人的工作，所以努力创新，所以在一般的科研条件下完成了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发表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据说施焕中不但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要求他的学生，还有投稿者——因创新度不足被他枪毙的稿子估计绝不在少数。
在5位获奖者里，施焕中是最年轻的一位。翻开他的履历表，可以看到他1991年考上呼吸内科在职硕士研究生、1998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1年破格晋升教授的“三级跳”。不过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相关医学杂志发表的22篇科研论文。而这些工作都是在科研条件相对落后的环境下研究出来的。
“我们研究所到现在还没有实验室，我们做的课题必须跑到学校实验中心或医院检验科，借助他们的仪器检测。幸好我们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以临床为主。”施焕中毫不在意地谈起他们的研究环境。他及同事的论文观测指标都属于一般综合医院临床检验科所能提供的常规检测项目，但其研究设计却是优秀而独特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施焕中笑着解释。
, http://www.100md.com
当然，施焕中也是幸运的，他1996年就争取到一个较好的交流平台。那一年，年仅32岁的他被《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聘请为编委，当时他的职称还只是讲师而已。谈起这段经历，施焕中深有感触：“我一直很庆幸自己当年这么年轻就有机会成为专业杂志的编委。”参与专业杂志的审稿工作，让施焕中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著名的呼吸病学专家，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许多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思维技巧，也感染到他们高尚的医德、严谨的学风以及敬业的精神。
不过让施焕中担忧的是，在他接触到的由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撰写的基础研究论文里，真正具有创新性尤其是原创性的工作实在不多。他十分痛心地说：“不管存在着多么充足的理由，如研究生用于研究的时间短、导师经费有限等等，我们有那么多的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重复别人的工作，最终得出别人若干年前就已经知道的结论，然后谓之为‘与国际接轨’或者‘填补国内空白’，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揪心的事情!”
“其实，可供选择的课题、切入层次和角度很多。”说到研究创新性的问题，施焕中便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在他当年开始关于白介素-5与哮喘关系的研究之前，国内外已经有关于白介素-5在人类哮喘中作用的研究，当时的研究证实了哮喘患者各种标本所表达或含有的白介素-5较正常水平增高，并与浸润的嗜酸粒细胞密切相关，由此推测白介素-5对嗜酸粒细胞浸润气道具有明显的趋化作用。然而，证实哮喘时白介素-5水平增高并不一定就能肯定白介素-5具有某种特定的性能。于是施焕中着手研究白介素-5在人类哮喘发病机制中的确切作用，在国际上首次证实白介素-5可直接趋化嗜酸粒细胞浸润到哮喘患者的呼吸道，并进一步将其激活释放毒性蛋白，促使气道反应性增高从而在哮喘的发病机制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关于白介素-5的研究成果迄今已被SCI杂志引用了140次。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研究都百分百地创新，但至少必须有所突破!”施焕中，这位严谨的“少壮派”发出铿锵有力的呐喊。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2期, 百拇医药(李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