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信任度下降的病根
不但患者看病做手术要靠红包“开路”,医生的家人到其他医院看病也要给红包才觉得放心,这种患者看病主动干预治疗方案、托熟人找关系的现象在我国屡有发生。一家医院的统计数据也表明,约有30%的处方流出医院,其中既有自行到药店买药者,也有的是因为对医生处方不信任。
不少医生专家纷纷表示,患者干预医生诊疗行为、托关系看病的现象普遍存在,这说明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在下降。实际上,医患之间互不信任是一个老话题了,其主要问题不是互不信任,而是患者不信任医生、不信任医院。
事实上,影响医患信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医患个体差异,如个性冲突、不同的价值体系和对立的知觉;医患角色矛盾冲突,如医患期望不一致、感受差异、换位思考不足等都是原因,但直接原因就是金钱。患者为了更放心,期望用钱买得医生的良心,医生在潜规则下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接收红包,但红包没有人送,何来人收呢?从一定意义上讲,患者自己培育出了一条潜规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前,医生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是清晰的,规范医疗行为的法律法规也有一些,但是没有抓住关键,即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就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的原因。可以说,患者送钱给医生的根源是信息匮乏,这包括错误信息和信息表达不畅两个方面。例如,对于病情究竟是要告知家属还是病人本人、什么情况下可以告知病人本人、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用什么方式告诉病人病情;又如,在医疗过程中,诊断为什么病、做什么检查、开什么药、各项收费的价格,以及病历书写用什么字体、病程记录应该详细到什么程度、医疗质量风险环节应该以什么语言介绍等等,如此种种,对于病人来说都是秘密。在多数情况下,医生、医院没有告知,大众媒体也没有告知,被蒙在鼓里的患者只有企图通过钱来了解真相。
在缓解医患之间信任危机这个问题上,医方应该更加主动,在更注重医疗运作流程的合理性、设计理念的新颖性、与周边环境的相融性以及在对老百姓就医问药的适应性等多方面努力之外,还要通过立法手段来让患者知道得更多,让医方自觉履行让患者知情的义务。只有这样,患者才可能与医方平等交流,化解彼此的信任危机。从根本上讲,解决医患之间信任危机的路径是制度改革和伦理重构: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在利益诱惑面前,职业伦理会显得苍白无力;没有自觉的职业道德意识,法律规范就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文/叶雷, http://www.100md.com
不少医生专家纷纷表示,患者干预医生诊疗行为、托关系看病的现象普遍存在,这说明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在下降。实际上,医患之间互不信任是一个老话题了,其主要问题不是互不信任,而是患者不信任医生、不信任医院。
事实上,影响医患信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医患个体差异,如个性冲突、不同的价值体系和对立的知觉;医患角色矛盾冲突,如医患期望不一致、感受差异、换位思考不足等都是原因,但直接原因就是金钱。患者为了更放心,期望用钱买得医生的良心,医生在潜规则下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接收红包,但红包没有人送,何来人收呢?从一定意义上讲,患者自己培育出了一条潜规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前,医生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是清晰的,规范医疗行为的法律法规也有一些,但是没有抓住关键,即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就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的原因。可以说,患者送钱给医生的根源是信息匮乏,这包括错误信息和信息表达不畅两个方面。例如,对于病情究竟是要告知家属还是病人本人、什么情况下可以告知病人本人、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用什么方式告诉病人病情;又如,在医疗过程中,诊断为什么病、做什么检查、开什么药、各项收费的价格,以及病历书写用什么字体、病程记录应该详细到什么程度、医疗质量风险环节应该以什么语言介绍等等,如此种种,对于病人来说都是秘密。在多数情况下,医生、医院没有告知,大众媒体也没有告知,被蒙在鼓里的患者只有企图通过钱来了解真相。
在缓解医患之间信任危机这个问题上,医方应该更加主动,在更注重医疗运作流程的合理性、设计理念的新颖性、与周边环境的相融性以及在对老百姓就医问药的适应性等多方面努力之外,还要通过立法手段来让患者知道得更多,让医方自觉履行让患者知情的义务。只有这样,患者才可能与医方平等交流,化解彼此的信任危机。从根本上讲,解决医患之间信任危机的路径是制度改革和伦理重构: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在利益诱惑面前,职业伦理会显得苍白无力;没有自觉的职业道德意识,法律规范就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文/叶雷,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