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源性寄生虫病离我们并不遥远——访北京热带病研究所寄生虫病专家甘绍伯和阴 宏
说起寄生虫病,人们自然会与经济落后、卫生状况差、社会文明程度低等字眼联系起来。然而2006年夏,在现代化都市北京,一种不为人熟知的寄生虫病——广州管圆线虫病惊扰了北京人,一些人在进食了凉拌福寿螺肉后感染发病。
2006年5月,北京市蜀国演义酒楼的一道“凉拌螺肉”吃倒了23名消费者,拉开了“福寿螺事件”的序幕。患者的症状与脑膜炎相似,却久治不愈也未找到致病原因。几经辗转,由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确诊,这些患者感染了藏匿在螺中的食源性寄生虫——广州管圆线虫。截至8月23日,北京市卫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共有87例患者发病。但据北京市卫生局指定的广州管圆线虫病定点诊治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提供的最新数据,患病人数已接近140例。进入9月,虽然此次疫情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对食源性寄生虫病认识不清、防治不力带来的恶果发人深省。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前所长、卫生部寄生虫病防治顾问甘绍伯教授和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助理阴■宏博士,了解我国食源性寄生虫病的流行趋势、危害及防治现状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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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中暗藏的危机
甘教授介绍,近年来我国食源性寄生虫感染呈上升趋势。卫生部2001年6月至2004年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的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重点寄生虫病中,食源性寄生虫病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主要包括肝吸虫病、肺吸虫病、囊虫病、旋毛虫病、弓形虫病等。与1990年第一次全国调查的结果相比,肝吸虫感染率上升了75%,带绦虫的感染率上升了52.47%。
甘教授说,近年来食源性寄生虫病流行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从农村向城市转移。食源性寄生虫病原来只在农村地区流行,但是现在正逐渐向城市转移,例如卫生部2005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肺吸虫病感染率最高的两个地区是上海和重庆。其二,寄生虫病的“流行”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南病”北移已成食源性寄生虫病流行的重要特点之一。其三,患者中不再局限于生活贫困者,更有身居高位、收入不菲之士。
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有:生食或半生食的饮食习惯、饮食上追求标新立异、食品检疫工作滞后和寄生虫病防治不力等。一些地区的居民长期养成的生食习惯很难在朝夕间改变。例如,广东人爱吃鱼生,因此肝吸虫病的患病率高。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有生食猪肉的习惯,因此猪带绦虫的感染率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种类增多,烹调方法翻新,很多有经济实力的人争相尝试“高档”菜肴,这种追求时尚的潮流给了食源性寄生虫以可乘之机。例如北京凉拌螺肉中暗藏的管圆线虫、上海大闸蟹携带的肺吸虫等都在佳肴的掩护下轻松地进入人体。先进的交通工具让食源性寄生虫得以冲破疫区的“封锁线”,接近非疫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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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博士说,近年来,淡水养殖业兴旺的同时,检疫工作却相对滞后,没有合适的“准入制度”来筛查带有鱼源性寄生虫、淡水甲壳类寄生虫(蟹、喇蛄)的水产品,也给鱼源性寄生虫病流行打开方便之门。
令人瞠目的危害
甘教授介绍说,食源性寄生虫病按食品类别可分为6类。根据卫生部公布的《全国重要寄生虫病调查(2001~2004年)》结果,近年来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的寄生虫病主要有四类:①螺源性寄生虫病,北京市近期暴发的因生食含有广州管圆线虫幼虫的福寿螺导致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即属此类。该病主要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表现为嗜酸粒细胞增多性脑膜脑炎和脑脊髓膜炎。多数患者可痊愈,但少数亦可导致失明、记忆力减退、智能障碍等后遗症甚至死亡。②鱼源性寄生虫病,以肝吸虫病最为常见,患者多因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虾而感染,表现与慢性胆囊炎或肝炎雷同,严重时可致肝硬化。③肉源性寄生虫病,主要因进食了生的或不熟的肉类感染。肉源性寄生虫种类颇多,寄生于多种家畜、家禽或野生动物体内,可导致包括猪或牛带绦虫病、囊虫病、旋毛虫病、弓形虫病等。其中囊虫病累及眼部可致失明,累及脑时可引起头痛、癫痫等。妊娠妇女如患有弓形虫病可造成早产、流产、死产或胎儿畸形。④淡水甲壳类寄生虫病,以肺吸虫病较为常见。该寄生虫以淡水蟹或喇蛄(小龙虾)为中间宿主,由于具有游走性,感染后临床表现多样,可累及肺、肝、腹腔、中枢和皮肤等多处组织和器官,临床误诊者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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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之后的思考
无论是卫生部组织的全国性重要寄生虫病流行病学调查,还是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掌握的资料,都显示了近年来部分地区寄生虫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并已成为影响我国食品安全和人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一些疾病如血吸虫病在疫区受到重视,但总体上人们对寄生虫病防治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而此次北京人初期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辗转求医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师对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陌生”。
在采访中,甘教授提到了让他感觉不可思议而又令人尴尬的2个事例。有1例患者在食用福寿螺后当天既出现头枕部剧烈疼痛,行走时加重,伴有颈部强直感。患者次日就诊于某医院,头颅CT检查未见异常,给予卡马西平、甘露醇等对症治疗,效果欠佳。6月26日患者就诊于另一家医院,腰穿测颅压400 mmH2O ,疑诊结核性脑膜炎,给予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吡嗪酰胺(HREZ)抗结核治疗及甘露醇等,症状好转出院。7月28日患者症状再次加重,遂就诊于第三家医院,接受第二次腰穿测颅压330 mmH2O,继续HREZ抗结核治疗5天。 8月3日患者入住第四家医院进行抗结核治疗,接受多次腰穿进行诊断和抗结核治疗,使用大量激素,症状仍无好转。8月23日患者到北京友谊医院门诊就诊,方明确诊断——嗜酸粒细胞增多性脑膜脑炎,遂接受常规治疗。目前患者已出院,正在康复中。从发病到明确诊断期间,该患者先后就诊于5家医院,住院70天,腰穿5次,花费3万余元,在精神和经济上承受了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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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让人感到尴尬的事例是,在甘教授会诊的病人中,一些在其他医院就诊却不能确诊的患者,在看到媒体有关“福寿螺事件”的报道后,主动提醒医师自己是否患了“广州管圆线虫病”,并要求请有经验的医师会诊。
甘教授说,其实不只是广州管圆线虫病,近年来日渐多见的肺吸虫病、肝吸虫病,医师不认识或意识不到的病例很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有些病如广州管圆线虫病是较新的食源性寄生虫病,过去多发于南方,北方的医师见到的病例少,不了解。另一方面人们普遍对其重视不够。有的医师认为寄生虫病是感染科的事。但实际上,目前许多食源性寄生虫病患者就诊时分布在各个不同科室。如肺吸虫病患者可能就诊于呼吸科、消化科、神经科等;脑囊虫病患者可能就诊神经科等,这就需要各科医师不仅要注重各自所从事专业的知识更新,也应该注意学习相关学科的知识。如上述辗转多家医院不能确诊的脑膜脑炎患者。如果医师在其脑脊液检查时除常规内容外,再加上一项“分类”,就可发现其脑脊液中嗜酸粒细胞比例增高,在嗜酸粒细胞增多性脑膜脑炎中,最直接相关的就是广州管圆线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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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博士说,其实,一般情况下寄生虫病的诊断并不困难,难的是医师是否能想到患者的疾病可能是寄生虫作祟。在北京“福寿螺事件”发生后,受北京市卫生局委托,北京热带病研究所为北京多家三级医院及二级医院相关科室的医师,进行有关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治相关知识及技能培训。医师只需上1天课,再实习1次,对相关知识了解、掌握了,诊治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阴博士说,临床医师对寄生虫病相关知识知晓度低,也与多年来学术界导向相关。学科细分或许对某一学科的发展有好处,但对整个医学的发展是否有益呢?另外,从管理部门来说,不能因为所谓某种疾病减少了,就放松、甚至放弃对这种疾病的研究。当今社会国际化趋势是不能回避的现实,而地域界限也早已被便利的交通工具打破。2003年SARS暴发流行已经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此次北京的“福寿螺事件”又再次警示人们。防治寄生虫病是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的系统工程,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寄生虫病监测体系,研究制订重点寄生虫病防治标准、技术规范及工作方案,从而保证我国寄生虫防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百拇医药
2006年5月,北京市蜀国演义酒楼的一道“凉拌螺肉”吃倒了23名消费者,拉开了“福寿螺事件”的序幕。患者的症状与脑膜炎相似,却久治不愈也未找到致病原因。几经辗转,由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确诊,这些患者感染了藏匿在螺中的食源性寄生虫——广州管圆线虫。截至8月23日,北京市卫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共有87例患者发病。但据北京市卫生局指定的广州管圆线虫病定点诊治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提供的最新数据,患病人数已接近140例。进入9月,虽然此次疫情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对食源性寄生虫病认识不清、防治不力带来的恶果发人深省。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前所长、卫生部寄生虫病防治顾问甘绍伯教授和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助理阴■宏博士,了解我国食源性寄生虫病的流行趋势、危害及防治现状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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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中暗藏的危机
甘教授介绍,近年来我国食源性寄生虫感染呈上升趋势。卫生部2001年6月至2004年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的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重点寄生虫病中,食源性寄生虫病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主要包括肝吸虫病、肺吸虫病、囊虫病、旋毛虫病、弓形虫病等。与1990年第一次全国调查的结果相比,肝吸虫感染率上升了75%,带绦虫的感染率上升了52.47%。
甘教授说,近年来食源性寄生虫病流行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从农村向城市转移。食源性寄生虫病原来只在农村地区流行,但是现在正逐渐向城市转移,例如卫生部2005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肺吸虫病感染率最高的两个地区是上海和重庆。其二,寄生虫病的“流行”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南病”北移已成食源性寄生虫病流行的重要特点之一。其三,患者中不再局限于生活贫困者,更有身居高位、收入不菲之士。
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有:生食或半生食的饮食习惯、饮食上追求标新立异、食品检疫工作滞后和寄生虫病防治不力等。一些地区的居民长期养成的生食习惯很难在朝夕间改变。例如,广东人爱吃鱼生,因此肝吸虫病的患病率高。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有生食猪肉的习惯,因此猪带绦虫的感染率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种类增多,烹调方法翻新,很多有经济实力的人争相尝试“高档”菜肴,这种追求时尚的潮流给了食源性寄生虫以可乘之机。例如北京凉拌螺肉中暗藏的管圆线虫、上海大闸蟹携带的肺吸虫等都在佳肴的掩护下轻松地进入人体。先进的交通工具让食源性寄生虫得以冲破疫区的“封锁线”,接近非疫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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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瞠目的危害
甘教授介绍说,食源性寄生虫病按食品类别可分为6类。根据卫生部公布的《全国重要寄生虫病调查(2001~2004年)》结果,近年来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的寄生虫病主要有四类:①螺源性寄生虫病,北京市近期暴发的因生食含有广州管圆线虫幼虫的福寿螺导致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即属此类。该病主要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表现为嗜酸粒细胞增多性脑膜脑炎和脑脊髓膜炎。多数患者可痊愈,但少数亦可导致失明、记忆力减退、智能障碍等后遗症甚至死亡。②鱼源性寄生虫病,以肝吸虫病最为常见,患者多因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虾而感染,表现与慢性胆囊炎或肝炎雷同,严重时可致肝硬化。③肉源性寄生虫病,主要因进食了生的或不熟的肉类感染。肉源性寄生虫种类颇多,寄生于多种家畜、家禽或野生动物体内,可导致包括猪或牛带绦虫病、囊虫病、旋毛虫病、弓形虫病等。其中囊虫病累及眼部可致失明,累及脑时可引起头痛、癫痫等。妊娠妇女如患有弓形虫病可造成早产、流产、死产或胎儿畸形。④淡水甲壳类寄生虫病,以肺吸虫病较为常见。该寄生虫以淡水蟹或喇蛄(小龙虾)为中间宿主,由于具有游走性,感染后临床表现多样,可累及肺、肝、腹腔、中枢和皮肤等多处组织和器官,临床误诊者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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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卫生部组织的全国性重要寄生虫病流行病学调查,还是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掌握的资料,都显示了近年来部分地区寄生虫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并已成为影响我国食品安全和人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一些疾病如血吸虫病在疫区受到重视,但总体上人们对寄生虫病防治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而此次北京人初期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辗转求医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师对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陌生”。
在采访中,甘教授提到了让他感觉不可思议而又令人尴尬的2个事例。有1例患者在食用福寿螺后当天既出现头枕部剧烈疼痛,行走时加重,伴有颈部强直感。患者次日就诊于某医院,头颅CT检查未见异常,给予卡马西平、甘露醇等对症治疗,效果欠佳。6月26日患者就诊于另一家医院,腰穿测颅压400 mmH2O ,疑诊结核性脑膜炎,给予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吡嗪酰胺(HREZ)抗结核治疗及甘露醇等,症状好转出院。7月28日患者症状再次加重,遂就诊于第三家医院,接受第二次腰穿测颅压330 mmH2O,继续HREZ抗结核治疗5天。 8月3日患者入住第四家医院进行抗结核治疗,接受多次腰穿进行诊断和抗结核治疗,使用大量激素,症状仍无好转。8月23日患者到北京友谊医院门诊就诊,方明确诊断——嗜酸粒细胞增多性脑膜脑炎,遂接受常规治疗。目前患者已出院,正在康复中。从发病到明确诊断期间,该患者先后就诊于5家医院,住院70天,腰穿5次,花费3万余元,在精神和经济上承受了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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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让人感到尴尬的事例是,在甘教授会诊的病人中,一些在其他医院就诊却不能确诊的患者,在看到媒体有关“福寿螺事件”的报道后,主动提醒医师自己是否患了“广州管圆线虫病”,并要求请有经验的医师会诊。
甘教授说,其实不只是广州管圆线虫病,近年来日渐多见的肺吸虫病、肝吸虫病,医师不认识或意识不到的病例很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有些病如广州管圆线虫病是较新的食源性寄生虫病,过去多发于南方,北方的医师见到的病例少,不了解。另一方面人们普遍对其重视不够。有的医师认为寄生虫病是感染科的事。但实际上,目前许多食源性寄生虫病患者就诊时分布在各个不同科室。如肺吸虫病患者可能就诊于呼吸科、消化科、神经科等;脑囊虫病患者可能就诊神经科等,这就需要各科医师不仅要注重各自所从事专业的知识更新,也应该注意学习相关学科的知识。如上述辗转多家医院不能确诊的脑膜脑炎患者。如果医师在其脑脊液检查时除常规内容外,再加上一项“分类”,就可发现其脑脊液中嗜酸粒细胞比例增高,在嗜酸粒细胞增多性脑膜脑炎中,最直接相关的就是广州管圆线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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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博士说,其实,一般情况下寄生虫病的诊断并不困难,难的是医师是否能想到患者的疾病可能是寄生虫作祟。在北京“福寿螺事件”发生后,受北京市卫生局委托,北京热带病研究所为北京多家三级医院及二级医院相关科室的医师,进行有关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治相关知识及技能培训。医师只需上1天课,再实习1次,对相关知识了解、掌握了,诊治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阴博士说,临床医师对寄生虫病相关知识知晓度低,也与多年来学术界导向相关。学科细分或许对某一学科的发展有好处,但对整个医学的发展是否有益呢?另外,从管理部门来说,不能因为所谓某种疾病减少了,就放松、甚至放弃对这种疾病的研究。当今社会国际化趋势是不能回避的现实,而地域界限也早已被便利的交通工具打破。2003年SARS暴发流行已经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此次北京的“福寿螺事件”又再次警示人们。防治寄生虫病是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的系统工程,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寄生虫病监测体系,研究制订重点寄生虫病防治标准、技术规范及工作方案,从而保证我国寄生虫防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