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与92，生死时速!
定格我国脑死亡器官捐献移植惊心一幕
9月9日凌晨零点30分，只有6岁零5个月13天的闫靖，在父母的泪光中，离开了令他无限留恋的世界。被恶性脑瘤折磨了3年多以后，闫靖被宣判脑死亡，让他悲痛万分的父母惟一得到安慰的是，在经历了辗转反复之后，他们终于实现了器官捐献的愿望，闫靖的生命得到了另一种延续。
年幼的闫靖，成为中国第23位脑死亡器官无偿捐献的爱心天使，也是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成立后第2例成功捐献者，他捐出的肝脏和肾脏，拯救了3个人的生命，眼角膜预计将使另外3位患者重见光明。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120多例脑死亡判定的案例，涉及器官捐献的有30例，成功捐献的有23例，共捐出超过100个器官，使92位病人重获新生或者光明。”这些不断增加的数字，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器官移植研究院(以下简称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忠华烂熟于胸，“今年，我们还实现了脑死亡心脏捐献移植和肺移植零的突破，这两例捐献分别在7月1日和7月18日进行。它们的意义非常重大，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9月13日，陈忠华到广州出差期间，向记者说起发生在不久前的几例脑死亡器官捐献、移植案例时，十分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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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必争的16个小时
许多人对美国电影《生死时速》中争分夺秒的情景印象深刻，而现实中，脑死亡器官捐献、移植比这部电影还要惊心动魄。
2006年7月1日凌晨0：00，杭州，马克波罗假日酒店。
夜色弥漫，在酒店的会议厅里，陈忠华、福州协和医院心胸外科主任陈道中、福州协和医院副院长、胸外科副主任陈良万以及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医疗队队员正在紧张地交谈着，他们都是脑死亡器官捐献全国联合攻关项目(以下简称联合攻关项目)协作组的成员。1个小时之后，将有一次意义重大的脑死亡器官捐献，他们必须在此之前，再次明确此次捐献的技术规范及人文学要求，落实各个流程的配合细节及要求。
此前几个小时，武汉同济器官移植研究院、福州协和医院、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3个医疗队已经先后到达杭州，陈忠华也已经同浙江省中医院ICU主任及医务部主管会谈，并协商了器官捐献的可能性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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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工作必须按照既定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每一步的时间都要在掌握之中，因为它与生命息息相关。
凌晨1：00，病人家属代表向医院方签署了停止一切治疗(包括停止呼吸机)的知情同意书。随后向中华医学器官移植学分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器官移植研究所、教育部、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递交了《脑死亡自愿无偿器官捐献申请书》，并获得批准。
凌晨3：00，器官捐献手术医疗队全部准备就绪。ICU当班全体医护人员及捐献者杨杨(化名)的亲友在陈忠华教授的带领下向杨杨的遗体告别，随后撤除呼吸机。遗体移至在院内等候的器官捐献手术车。器官捐献手术正式开始。
凌晨4：00，心脏和其他器官一并取出，医疗队迅速进行处理，随即带着心脏经上海飞往济南。与此同时，济南第四医院，一位病人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他焦急等待的，就是这颗具有重大意义的心脏。
上午9：00，医疗队到达济南第四医院，风尘仆仆的三位心胸外科专家稍事休整，手术即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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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00，心脏移植手术圆满成功，心脏移植受者推出手术室，此时的陈道中、陈良万、戴炳光三人，经历了精神高度紧张的16个小时之后，才稍稍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捐献者杨杨所捐献的肝脏、肾脏及角膜也正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等其他3家医院，先后移植给了其他5位病人。
这一天，是我国第18例脑死亡器官捐献成功的一天，更是首例脑死亡心脏捐献移植取得成功的一天，它标志着我国心脏移植技术已经成熟：包括多中心合作、术前供体评估技术、远程心脏运输、长时间保存心脏及移植心脏复苏技术的全方位的突破及进步。
这一天，还是一部重要的管理条例——我国首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的生效之日，一切看似巧合，实则必然。
规避风险谨慎行事的执着
据了解，这些突破和进步，与多中心的协调合作与相关人员的执着追求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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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教育部、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依托器官移植研究院，启动了该器官捐献联合攻关项目。启动初期，项目协作组的成员只有器官移植研究院一家，同时由于人们对脑死亡的概念了解不够，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脑死亡=死亡”这个科学理念在国内临床实践中并没有获得认可(目前国内认可的死亡标准仍然是心死亡标准)，这使得以陈忠华为负责人的攻关项目协作组在宣传和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处处小心，规避可能的风险。
首要的一点，就是脑死亡的判定标准。据陈忠华介绍，目前国内并没有正式发布脑死亡的判定标准，仅在2003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公布了《中国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讨论稿，以下简称《中国标准》)，它是正在讨论的医学标准，其中对脑死亡判定的先决条件、临床判断、确认判断、脑死亡观察时间均有了明确的规定。而国际上关于脑死亡的判定标准有《美国哈佛标准》和《英国标准》，这两个《标准》的规定与《中国标准》略有不同。如何有效、准确而没有争议地对脑死亡进行判定，究竟选择哪一个标准来执行呢，这曾经让陈忠华思考了许久。“最后，我和项目协作组的一些成员商定，同时使用三个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做出的判定，必须符合所有的标准，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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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判定的时候，项目协作组也严格按照要求，初次判定之后，间隔12个小时再作一次判定，在可能的情况下，第24小时时还要进行第三次判定。每次判定均由神经内科专家等多科专家联合起来独立进行，器官移植医生并不参与判定的过程，这样能够更准确地获得结果。陈忠华说，只有多次判定结果完全一致，才可以得出脑死亡的结论，这一点我们一直严格遵守。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医院不愿‘放弃’对脑死亡患者的治疗和抢救，” 深圳狮子会眼库主任、眼科医院的姚晓明博士曾经多次参与脑死亡器官捐献，他告诉记者：“即使是家属自愿无偿捐献，有些医院也仅能和项目组进行有限的合作。”
“这是因为医院负责人有所顾虑，他们是出于规避法律风险和医疗纠纷的考虑。”到目前为止，经历了所有23例脑死亡器官捐献全过程的陈忠华遇到过不少类似的情形，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在进行脑死亡器官捐献的时候，项目协作组会要求患者家属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同时也会在患者病历上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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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者病历上，我们会把脑死亡的判定标准一条条列出来，根据患者当时的临床表现，注明他是否符合这些情况，如果多次判定都符合，我们会告诉家属，按照目前国内的心死亡标准，他还‘活’着，但是继续抢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家属决定停止‘治疗’，那么可能的法律风险要由他们负责。在患者家属自主决定之后，必须在病历和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病历上主要注明患者目前处于何种状态，家属自己决定停止‘治疗’，包括停止呼吸机。而知情同意书上主要把目前国内有关脑死亡的法律现状充分告知患者家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保护医疗机构，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民事和刑事纠纷。”陈忠华说。
如果家属有捐献器官的愿望，那么还需要向中华医学器官移植学分会、教育部、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提出申请，并签署《脑死亡自愿无偿器官捐献申请书》，还要提交有效的家属身份证明，获得批准之后，一切才能够继续进行。“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略，”陈忠华强调说，“我国目前尚未对脑死亡进行立法，作为多中心合作的一个研究项目，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先实践、后立法’，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和惯例，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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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就像打仗一样”
病人家属的签字仅仅是第一步，要完成最具意义的整个捐献和移植过程，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考验——它考验的是人与时间角力的能力。
脑死亡器官捐献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勇于承认“脑死亡=死亡”这个观点的科学性，还在于它爱心奉献的人文关怀，对于移植受者来说，脑死亡患者的器官质量要优于尸体器官捐献，它的移植存活率更高，对受者的生存质量也更有保障。这就要求，在获取器官前脑死亡患者的心跳和血压维持、获取器官的时间、术前供体质量评估、器官的远程运输和长时间保存、受者的选择和术前准备等十几个环节不能出一丝纰漏。
“整个过程就像打仗一样。”这是参与了此次脑死亡心脏捐献移植的陈忠华、陈道中等人共同的感受。
6月28日，首先接到患者杨杨家属电话的姚晓明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忠华，此时正在武汉天河机场准备飞往北京汇报工作的陈忠华当即决定，汇报完工作立刻飞到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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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下午，在杨杨家属表达捐献意愿的电话打出去刚刚24小时的时候，陈忠华已经组织了一批专家对杨杨进行初步的脑死亡判定。就在初步判定结论出来之后，陈忠华随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受者，因为只有受者首先确定下来，相关的医疗队才能赶往杭州，接下来的工作，包括多个医疗队回程路线和时间的确定、最佳获取器官的时间才能确定，而最关键的是此前脑死亡患者维持心跳、血压的用药方案，因为此时脑死亡患者的心跳和血压完全依赖呼吸机和药物，随时都有心脏停跳的可能，一旦出现心跳停止，很有可能前功尽弃，而如果预备的移植受者已经采取了手术前期措施，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特别的紧张，也特别的累，”陈忠华禁不住感叹，“这完全是和时间进行的赛跑，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考虑周全，时间分秒必争，计划必须走在变化的前面。”
陈忠华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例子。曾经有一次，在深圳某医院，一位脑死亡患者及其家属愿意无偿捐献器官，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就在各个医疗队赶往该医院的时候，这位捐献者突然出现心跳停止的现象，陈忠华一边打电话催促医疗队，一边和该院ICU主任轮流进行体外心脏按摩，整整半个小时，空气都紧张得凝固了，每一秒钟的流逝都那么的令人心痛，最后，当医疗队赶到的时候，尽管捐献者还维持着微弱的心跳，但是机体器官已经受损，即使可移植到受者体内但难以存活，捐献者最后的心愿没能实现，几位受者也不得不重新开始等待合适供体的痛苦过程。直到现在，陈忠华提及此事，仍禁不住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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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已经成熟，实践勇气尚欠
“其实我们的各项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对于脑死亡器官捐献，姚晓明觉得，真正的障碍不在技术本身，而是医院负责人的认同度。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我国存活时间最长的器官移植受者已经超过20年，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有上万例，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移植前病人的评价、移植中器官的存活状态和机体反应的综合评价、供者和受者的配型实验等方面来讲，我们都有了丰富的经验，”姚晓明说，“对于脑死亡供者的供体评估，陈忠华教授反复强调了四个‘100’的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即供者收缩压要在100mmHg，每小时尿量要大于100ml，血氧饱和度要达到100%，血红蛋白要达到100g/L，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术前供体评估和病人情况评估标准。”
但是，在面临一个充满爱心、有无偿捐献意愿的捐献者和家属时，却总有医院因为各种顾虑不愿意协助攻关项目组。“帮助爱心捐献者实现他们美好的愿望，深圳航空公司和南方航空公司曾经免费帮助运送器官或者为攻关项目组提供往返的公务舱，这是对逝去的捐献者爱心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姚晓明觉得，如果是某位医院负责人的家属需要移植器官，相信他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攻关项目组，“他们缺乏的是实践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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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脑死亡=死亡”的科学概念，脑死亡器官无偿自愿捐献的例数越来越多，地域也从武汉逐渐扩展到华南，也先后漫延至了长江以北和长城以北，而参与到攻关项目组的成员也越来越多。
“要成为攻关项目协作组的成员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从技术层面上讲，他们必须有一支技术精湛的团队，做过移植手术的例数比较多，当然也必须有一定的等待器官源的患者。从人文学和科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必须能够认同 ‘脑死亡=死亡’的科学概念，敢于寻求突破，能够理解脑死亡器官捐献攻关项目的重要性，要愿意为改变目前我国器官捐献的结构和比例而努力。”陈忠华介绍说，目前项目合作单位已经包括广东省中医院、桂林181医院等多家医院，涵盖了北京、南京、杭州、深圳、韶关、天门、衡阳、利川、宣化等地。
今年8月1日，陈忠华又向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成立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这个提案目前已经获得批准，第一任执行主席就是陈忠华，他想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和科学的器官捐献流程，到明年的1月1日，中国器官分配网(C-UNOS)也将开通使用，建立中国的器官共享网络的愿望将逐步实现。陈忠华希望更多的人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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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的成功
就在杨杨捐献成功之后半个月的7月18日，又有一位脑死亡患者实现了捐献器官、拯救他人的愿望。这是第21例脑死亡自愿无偿多器官联合捐献，因脑膜瘤二次手术救治无效脑死亡的另一位杨女士，共捐献出8个健康器官，救治了8位危重病人，成为我国到目前为止捐献器官最多、救人最多的捐献者。
来自武汉同济医院、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上海中山医院、无锡胸科医院、广东省中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眼科医院的七支医疗队聚集广州，在陈忠华的统一指挥和安排下，克服多种技术障碍、临床常规障碍，从脑死亡鉴定、签署器官捐献申请书、停止治疗、器官捐献、器官分流、器官接受者选择、实施各种移植到捐献者遗体丧务的安排，以及实际所发生医疗费用的财务结算等都达到了国际标准水平。其中，这还是我国首例脑死亡捐献肺移植成功的案例，它标志着我国的肺移植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在上海中山医院接受了杨杨女士心脏的温州患者王某，成为首位接受脑死亡心脏捐献后走出医院的受者，它的成功，是改变人们传统死亡观念，宣传“脑死亡=死亡”科学概念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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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基本上平均每2周，就会有一个脑死亡捐献成功的案例，人们认知程度的提高速度在加快，让我们感到欣慰。从技术和管理层面上来讲，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完善的体系，目前的任务就是如何扩大它的影响，让更多的医院参与其中，让更多的人获益。”对此，陈忠华和项目协作组的全体成员信心十足!
链接
脑死亡器官移植大事记
2000年7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利用脑死亡患者无偿捐献的器官成功进行了两例肾移植，由于该手术是在没有颁布脑死亡判定标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2003年2月，我国首例脑死亡公开判定和停止呼吸机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进行。
2003年11月，我国首例儿童脑死亡自愿无偿捐献在同济医院进行，两例尿毒症儿童因此重获新生，目前，这两个孩子非常健康。
2004年11月5日，我国首例脑死亡器官捐献的肝肾联合移植和胰肾联合移植获得成功。
2006年7月1日，我国首例脑死亡心脏捐献移植在杭州进行，移植手术获得成功。
2006年7月18日，我国首例脑死亡肺捐献移植和第二例脑死亡心脏捐献移植在广州进行，手术获得成功。目前，此例脑死亡心脏捐献移植受者已经走出医院，正在康复之中。(魏赟)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5期, 百拇医药
9月9日凌晨零点30分，只有6岁零5个月13天的闫靖，在父母的泪光中，离开了令他无限留恋的世界。被恶性脑瘤折磨了3年多以后，闫靖被宣判脑死亡，让他悲痛万分的父母惟一得到安慰的是，在经历了辗转反复之后，他们终于实现了器官捐献的愿望，闫靖的生命得到了另一种延续。
年幼的闫靖，成为中国第23位脑死亡器官无偿捐献的爱心天使，也是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成立后第2例成功捐献者，他捐出的肝脏和肾脏，拯救了3个人的生命，眼角膜预计将使另外3位患者重见光明。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120多例脑死亡判定的案例，涉及器官捐献的有30例，成功捐献的有23例，共捐出超过100个器官，使92位病人重获新生或者光明。”这些不断增加的数字，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器官移植研究院(以下简称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忠华烂熟于胸，“今年，我们还实现了脑死亡心脏捐献移植和肺移植零的突破，这两例捐献分别在7月1日和7月18日进行。它们的意义非常重大，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9月13日，陈忠华到广州出差期间，向记者说起发生在不久前的几例脑死亡器官捐献、移植案例时，十分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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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必争的16个小时
许多人对美国电影《生死时速》中争分夺秒的情景印象深刻，而现实中，脑死亡器官捐献、移植比这部电影还要惊心动魄。
2006年7月1日凌晨0：00，杭州，马克波罗假日酒店。
夜色弥漫，在酒店的会议厅里，陈忠华、福州协和医院心胸外科主任陈道中、福州协和医院副院长、胸外科副主任陈良万以及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医疗队队员正在紧张地交谈着，他们都是脑死亡器官捐献全国联合攻关项目(以下简称联合攻关项目)协作组的成员。1个小时之后，将有一次意义重大的脑死亡器官捐献，他们必须在此之前，再次明确此次捐献的技术规范及人文学要求，落实各个流程的配合细节及要求。
此前几个小时，武汉同济器官移植研究院、福州协和医院、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3个医疗队已经先后到达杭州，陈忠华也已经同浙江省中医院ICU主任及医务部主管会谈，并协商了器官捐献的可能性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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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工作必须按照既定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每一步的时间都要在掌握之中，因为它与生命息息相关。
凌晨1：00，病人家属代表向医院方签署了停止一切治疗(包括停止呼吸机)的知情同意书。随后向中华医学器官移植学分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器官移植研究所、教育部、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递交了《脑死亡自愿无偿器官捐献申请书》，并获得批准。
凌晨3：00，器官捐献手术医疗队全部准备就绪。ICU当班全体医护人员及捐献者杨杨(化名)的亲友在陈忠华教授的带领下向杨杨的遗体告别，随后撤除呼吸机。遗体移至在院内等候的器官捐献手术车。器官捐献手术正式开始。
凌晨4：00，心脏和其他器官一并取出，医疗队迅速进行处理，随即带着心脏经上海飞往济南。与此同时，济南第四医院，一位病人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他焦急等待的，就是这颗具有重大意义的心脏。
上午9：00，医疗队到达济南第四医院，风尘仆仆的三位心胸外科专家稍事休整，手术即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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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00，心脏移植手术圆满成功，心脏移植受者推出手术室，此时的陈道中、陈良万、戴炳光三人，经历了精神高度紧张的16个小时之后，才稍稍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捐献者杨杨所捐献的肝脏、肾脏及角膜也正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等其他3家医院，先后移植给了其他5位病人。
这一天，是我国第18例脑死亡器官捐献成功的一天，更是首例脑死亡心脏捐献移植取得成功的一天，它标志着我国心脏移植技术已经成熟：包括多中心合作、术前供体评估技术、远程心脏运输、长时间保存心脏及移植心脏复苏技术的全方位的突破及进步。
这一天，还是一部重要的管理条例——我国首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的生效之日，一切看似巧合，实则必然。
规避风险谨慎行事的执着
据了解，这些突破和进步，与多中心的协调合作与相关人员的执着追求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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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教育部、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依托器官移植研究院，启动了该器官捐献联合攻关项目。启动初期，项目协作组的成员只有器官移植研究院一家，同时由于人们对脑死亡的概念了解不够，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脑死亡=死亡”这个科学理念在国内临床实践中并没有获得认可(目前国内认可的死亡标准仍然是心死亡标准)，这使得以陈忠华为负责人的攻关项目协作组在宣传和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处处小心，规避可能的风险。
首要的一点，就是脑死亡的判定标准。据陈忠华介绍，目前国内并没有正式发布脑死亡的判定标准，仅在2003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公布了《中国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讨论稿，以下简称《中国标准》)，它是正在讨论的医学标准，其中对脑死亡判定的先决条件、临床判断、确认判断、脑死亡观察时间均有了明确的规定。而国际上关于脑死亡的判定标准有《美国哈佛标准》和《英国标准》，这两个《标准》的规定与《中国标准》略有不同。如何有效、准确而没有争议地对脑死亡进行判定，究竟选择哪一个标准来执行呢，这曾经让陈忠华思考了许久。“最后，我和项目协作组的一些成员商定，同时使用三个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做出的判定，必须符合所有的标准，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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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判定的时候，项目协作组也严格按照要求，初次判定之后，间隔12个小时再作一次判定，在可能的情况下，第24小时时还要进行第三次判定。每次判定均由神经内科专家等多科专家联合起来独立进行，器官移植医生并不参与判定的过程，这样能够更准确地获得结果。陈忠华说，只有多次判定结果完全一致，才可以得出脑死亡的结论，这一点我们一直严格遵守。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医院不愿‘放弃’对脑死亡患者的治疗和抢救，” 深圳狮子会眼库主任、眼科医院的姚晓明博士曾经多次参与脑死亡器官捐献，他告诉记者：“即使是家属自愿无偿捐献，有些医院也仅能和项目组进行有限的合作。”
“这是因为医院负责人有所顾虑，他们是出于规避法律风险和医疗纠纷的考虑。”到目前为止，经历了所有23例脑死亡器官捐献全过程的陈忠华遇到过不少类似的情形，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在进行脑死亡器官捐献的时候，项目协作组会要求患者家属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同时也会在患者病历上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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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者病历上，我们会把脑死亡的判定标准一条条列出来，根据患者当时的临床表现，注明他是否符合这些情况，如果多次判定都符合，我们会告诉家属，按照目前国内的心死亡标准，他还‘活’着，但是继续抢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家属决定停止‘治疗’，那么可能的法律风险要由他们负责。在患者家属自主决定之后，必须在病历和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病历上主要注明患者目前处于何种状态，家属自己决定停止‘治疗’，包括停止呼吸机。而知情同意书上主要把目前国内有关脑死亡的法律现状充分告知患者家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保护医疗机构，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民事和刑事纠纷。”陈忠华说。
如果家属有捐献器官的愿望，那么还需要向中华医学器官移植学分会、教育部、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提出申请，并签署《脑死亡自愿无偿器官捐献申请书》，还要提交有效的家属身份证明，获得批准之后，一切才能够继续进行。“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略，”陈忠华强调说，“我国目前尚未对脑死亡进行立法，作为多中心合作的一个研究项目，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先实践、后立法’，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和惯例，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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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就像打仗一样”
病人家属的签字仅仅是第一步，要完成最具意义的整个捐献和移植过程，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考验——它考验的是人与时间角力的能力。
脑死亡器官捐献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勇于承认“脑死亡=死亡”这个观点的科学性，还在于它爱心奉献的人文关怀，对于移植受者来说，脑死亡患者的器官质量要优于尸体器官捐献，它的移植存活率更高，对受者的生存质量也更有保障。这就要求，在获取器官前脑死亡患者的心跳和血压维持、获取器官的时间、术前供体质量评估、器官的远程运输和长时间保存、受者的选择和术前准备等十几个环节不能出一丝纰漏。
“整个过程就像打仗一样。”这是参与了此次脑死亡心脏捐献移植的陈忠华、陈道中等人共同的感受。
6月28日，首先接到患者杨杨家属电话的姚晓明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忠华，此时正在武汉天河机场准备飞往北京汇报工作的陈忠华当即决定，汇报完工作立刻飞到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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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下午，在杨杨家属表达捐献意愿的电话打出去刚刚24小时的时候，陈忠华已经组织了一批专家对杨杨进行初步的脑死亡判定。就在初步判定结论出来之后，陈忠华随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受者，因为只有受者首先确定下来，相关的医疗队才能赶往杭州，接下来的工作，包括多个医疗队回程路线和时间的确定、最佳获取器官的时间才能确定，而最关键的是此前脑死亡患者维持心跳、血压的用药方案，因为此时脑死亡患者的心跳和血压完全依赖呼吸机和药物，随时都有心脏停跳的可能，一旦出现心跳停止，很有可能前功尽弃，而如果预备的移植受者已经采取了手术前期措施，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特别的紧张，也特别的累，”陈忠华禁不住感叹，“这完全是和时间进行的赛跑，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考虑周全，时间分秒必争，计划必须走在变化的前面。”
陈忠华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例子。曾经有一次，在深圳某医院，一位脑死亡患者及其家属愿意无偿捐献器官，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就在各个医疗队赶往该医院的时候，这位捐献者突然出现心跳停止的现象，陈忠华一边打电话催促医疗队，一边和该院ICU主任轮流进行体外心脏按摩，整整半个小时，空气都紧张得凝固了，每一秒钟的流逝都那么的令人心痛，最后，当医疗队赶到的时候，尽管捐献者还维持着微弱的心跳，但是机体器官已经受损，即使可移植到受者体内但难以存活，捐献者最后的心愿没能实现，几位受者也不得不重新开始等待合适供体的痛苦过程。直到现在，陈忠华提及此事，仍禁不住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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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已经成熟，实践勇气尚欠
“其实我们的各项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对于脑死亡器官捐献，姚晓明觉得，真正的障碍不在技术本身，而是医院负责人的认同度。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我国存活时间最长的器官移植受者已经超过20年，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有上万例，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移植前病人的评价、移植中器官的存活状态和机体反应的综合评价、供者和受者的配型实验等方面来讲，我们都有了丰富的经验，”姚晓明说，“对于脑死亡供者的供体评估，陈忠华教授反复强调了四个‘100’的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即供者收缩压要在100mmHg，每小时尿量要大于100ml，血氧饱和度要达到100%，血红蛋白要达到100g/L，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术前供体评估和病人情况评估标准。”
但是，在面临一个充满爱心、有无偿捐献意愿的捐献者和家属时，却总有医院因为各种顾虑不愿意协助攻关项目组。“帮助爱心捐献者实现他们美好的愿望，深圳航空公司和南方航空公司曾经免费帮助运送器官或者为攻关项目组提供往返的公务舱，这是对逝去的捐献者爱心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姚晓明觉得，如果是某位医院负责人的家属需要移植器官，相信他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攻关项目组，“他们缺乏的是实践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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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脑死亡=死亡”的科学概念，脑死亡器官无偿自愿捐献的例数越来越多，地域也从武汉逐渐扩展到华南，也先后漫延至了长江以北和长城以北，而参与到攻关项目组的成员也越来越多。
“要成为攻关项目协作组的成员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从技术层面上讲，他们必须有一支技术精湛的团队，做过移植手术的例数比较多，当然也必须有一定的等待器官源的患者。从人文学和科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必须能够认同 ‘脑死亡=死亡’的科学概念，敢于寻求突破，能够理解脑死亡器官捐献攻关项目的重要性，要愿意为改变目前我国器官捐献的结构和比例而努力。”陈忠华介绍说，目前项目合作单位已经包括广东省中医院、桂林181医院等多家医院，涵盖了北京、南京、杭州、深圳、韶关、天门、衡阳、利川、宣化等地。
今年8月1日，陈忠华又向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成立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这个提案目前已经获得批准，第一任执行主席就是陈忠华，他想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和科学的器官捐献流程，到明年的1月1日，中国器官分配网(C-UNOS)也将开通使用，建立中国的器官共享网络的愿望将逐步实现。陈忠华希望更多的人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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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的成功
就在杨杨捐献成功之后半个月的7月18日，又有一位脑死亡患者实现了捐献器官、拯救他人的愿望。这是第21例脑死亡自愿无偿多器官联合捐献，因脑膜瘤二次手术救治无效脑死亡的另一位杨女士，共捐献出8个健康器官，救治了8位危重病人，成为我国到目前为止捐献器官最多、救人最多的捐献者。
来自武汉同济医院、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上海中山医院、无锡胸科医院、广东省中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眼科医院的七支医疗队聚集广州，在陈忠华的统一指挥和安排下，克服多种技术障碍、临床常规障碍，从脑死亡鉴定、签署器官捐献申请书、停止治疗、器官捐献、器官分流、器官接受者选择、实施各种移植到捐献者遗体丧务的安排，以及实际所发生医疗费用的财务结算等都达到了国际标准水平。其中，这还是我国首例脑死亡捐献肺移植成功的案例，它标志着我国的肺移植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在上海中山医院接受了杨杨女士心脏的温州患者王某，成为首位接受脑死亡心脏捐献后走出医院的受者，它的成功，是改变人们传统死亡观念，宣传“脑死亡=死亡”科学概念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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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基本上平均每2周，就会有一个脑死亡捐献成功的案例，人们认知程度的提高速度在加快，让我们感到欣慰。从技术和管理层面上来讲，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完善的体系，目前的任务就是如何扩大它的影响，让更多的医院参与其中，让更多的人获益。”对此，陈忠华和项目协作组的全体成员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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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器官移植大事记
2000年7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利用脑死亡患者无偿捐献的器官成功进行了两例肾移植，由于该手术是在没有颁布脑死亡判定标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2003年2月，我国首例脑死亡公开判定和停止呼吸机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进行。
2003年11月，我国首例儿童脑死亡自愿无偿捐献在同济医院进行，两例尿毒症儿童因此重获新生，目前，这两个孩子非常健康。
2004年11月5日，我国首例脑死亡器官捐献的肝肾联合移植和胰肾联合移植获得成功。
2006年7月1日，我国首例脑死亡心脏捐献移植在杭州进行，移植手术获得成功。
2006年7月18日，我国首例脑死亡肺捐献移植和第二例脑死亡心脏捐献移植在广州进行，手术获得成功。目前，此例脑死亡心脏捐献移植受者已经走出医院，正在康复之中。(魏赟)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5期,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