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指病变的本质”如何演变而来(2)
2.悖论的形成
1962年10月王新华先生有云：“中医对疾病诊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证’上，它既不同于辨病治疗，又不同于对症治疗。”“‘同病异治’就是从一种疾病中，分析其矛盾的特殊性——不同的‘证’，从而针对证采取不同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异病同治’是在多种疾病中，找出其矛盾的共性——相同的‘证’，从而采取同一个治疗原则和方法。”“中医学上所述的‘证’，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为‘证候’，它是对一切疾病的症状和病机的总概括，‘八纲’即是证候归类的一般法则。‘证候’(不同于症候、症状)又是确定治疗原则的依据。一为‘证型’，它是在八纲之辨证法则的指导下，外感病结合六经、卫气营血、三焦；内伤病结合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精神气血津液等证候归类的方法，然后根据每一疾病的具体症状和病机，划分出若干类型，这就叫作‘证型’，它是制订治疗方法的依据。”“‘证’既不同于一个独立的疾病，又不同于一个独立的症状；但是它并不是脱离病和症而单独存在，实与病、症密切联系，没有病与症，也就无所谓‘证’了。”(王新华，“略论‘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江苏中医，1962，(10)：1)
, 百拇医药
针对王新华先生将证理解为一为证候，一为证型，而症状不在其内，症与证亦作了严格的区别等，笔名为“一鸣”的先生指出：“笔者不敢完全同意，个人认为证的概念是：概括地讲就是病情。具体地讲它包括人体在病变过程中所反映的局部症状、全身症状以及在病变过程中所反映的体征。症与证没有划分的必要，同时亦认为这样的划分是不够妥当的。”“决定治疗异同的绝对因素不是证而是病机。因此在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上，也就是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根本问题上，不是说任何疾病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而是说任何疾病病机同则治亦同，病机异则治亦异。”(一鸣，“读略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后”，江苏中医，1963，(3)：30)
“一鸣”是谁？从该文的行文风格、文字水平、见识深度上，笔者臆测可能为秦伯未先生。1963年先生又进一步详细论述道：“证字的正写应作證，证和證本来两个字，训诂不同，习惯上多因简化借用，兹亦依照一般习惯，以证代證。也有写作‘症’字，系證字的俗写，在《康熙字典》里没有这字、《辞海》注为‘症，俗字’。可见目前中医所用的‘證’、‘证’和‘症’，实际上是一个字和一个意义，正写应作‘證’，简写可作‘证’，也能俗写作‘症’。有认为证指证候，症指症状，把它们区别起来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在探讨文献时会发生错觉。至于证的字义，在医学上只是代表临床表现，一般对单独的证称为症状，由几个症状综合成一个病证时称为证候。比如头痛是症状，若与发热、身痛及脉浮等结合起来，便为外感证候。临床上从多种症状加以分析综合，探讨病因，确定证候，正像审理案件一样，必须搜集证件，摸清底情，然后给予适当的处理。所以辨证是如何去认识疾病，论治是怎样来确定治疗，为中医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其中有理论，有法则，联系到方剂和药物，这四个内容，密切结合，不可缺一，缺少任何一项，便不可能正确。同时，辨证论治是根据全面症状通过四诊八纲的分行综合，以探求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从而拟出治疗方针，给以适当的治疗。如果不深入地辨别症状或将症状孤立起来，便无法看到疾病的本质作出正确的结论，从而治法和处方用药也不可能中肯。”(引自秦伯未，李岩、张田仁、魏执真合著，《中医临证备要》，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239～241.)
, 百拇医药
学术界对“证”的争论如此激烈，不能不在中医学院新版教材中有所体现。1964年“二版”《中医诊断学讲义》的编写者试图将学界业已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揉合”在一起，但实际上却铸就了一个困惑中医学界已长达40年的“悖论”。该教材有云：“辨证求因，也是中医诊断的基本原则。就是在审察内外的方法基础上，根据病人一系列的具体证候(包括病人自觉证状和四诊检查所得)，加以分析、综合，求得疾病的本质和症结所在，而为临床治疗提供确切的依据。”“疾病是多样而复杂的，又是不断在变化的。因此，要正确认识疾病，就必须从病因、病位、病程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了解。了解的根据是什么？就是‘证’(证候)。”“人体发生疾病，便会发生一些异常现象：如头痛、发热、恶寒等。这些异常的现象，称为‘证状’。症状的出现，是机体有了病变的客观反映。通过证状，可以探求疾病的内在变化。因此，证状是辨证的重要依据之一。”“证候是辨证的基础。要详细搜集证候资料，就必须四诊合参。”“四诊的证候，是依靠医生在病人身上观察得来的。”“但辨证的‘证’字，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别的症状，也不仅是表面的综合证状群。所谓证或症状，既包括四诊检查所得，又包括内外致病因素，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了疾病的特征、性质和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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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既然承认“辨证”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疾病的本质和症结所在”，其依据是“证(证候)”，而什么是“证”或“证候”呢？按照教材编写者的“自注”，是指“病人自觉证状和四诊检查所得”，亦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症状”和“体征”，那么，“辨证”就是通过“分析”、“综合”患者的“症状”和“体征”而“求得疾病的本质和症结所在”的过程。应该说，这正确地反映了中医学几千年来关于“证”认识的本来面貌，也是前面所说的秦伯未先生等所主张的正确观点；但教材的编写者却话锋一转，认为“证”“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别的证状，也不仅是表面的综合证状群”，不仅全然自我否定了前面的观点，而且倾向性地认为：“所谓证或证状，既包括四诊检查所得，又包括内外致病因素，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了疾病的特征、性质和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症结。”既然说“证”(证候)是“辨证的基础”，“是依靠医生在病人身上”“四诊合参”而得来的，那就只能是“症状”和“体征”，而绝对不可能同时又是“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了疾病的特征、性质和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症结”的。这是一个在逻辑上不能成立的“悖论”。自此以后，虽然几经修订和改正，中医学界至今尚没有真正走出“证”既是“现象”——“病人自觉证状和四诊检查所得”，又是“本质”——“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了疾病的特征、性质和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症结”的“悖论”的怪圈。, 百拇医药(张效霞 山东中医药大学)
1962年10月王新华先生有云：“中医对疾病诊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证’上，它既不同于辨病治疗，又不同于对症治疗。”“‘同病异治’就是从一种疾病中，分析其矛盾的特殊性——不同的‘证’，从而针对证采取不同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异病同治’是在多种疾病中，找出其矛盾的共性——相同的‘证’，从而采取同一个治疗原则和方法。”“中医学上所述的‘证’，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为‘证候’，它是对一切疾病的症状和病机的总概括，‘八纲’即是证候归类的一般法则。‘证候’(不同于症候、症状)又是确定治疗原则的依据。一为‘证型’，它是在八纲之辨证法则的指导下，外感病结合六经、卫气营血、三焦；内伤病结合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精神气血津液等证候归类的方法，然后根据每一疾病的具体症状和病机，划分出若干类型，这就叫作‘证型’，它是制订治疗方法的依据。”“‘证’既不同于一个独立的疾病，又不同于一个独立的症状；但是它并不是脱离病和症而单独存在，实与病、症密切联系，没有病与症，也就无所谓‘证’了。”(王新华，“略论‘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江苏中医，196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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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王新华先生将证理解为一为证候，一为证型，而症状不在其内，症与证亦作了严格的区别等，笔名为“一鸣”的先生指出：“笔者不敢完全同意，个人认为证的概念是：概括地讲就是病情。具体地讲它包括人体在病变过程中所反映的局部症状、全身症状以及在病变过程中所反映的体征。症与证没有划分的必要，同时亦认为这样的划分是不够妥当的。”“决定治疗异同的绝对因素不是证而是病机。因此在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上，也就是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根本问题上，不是说任何疾病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而是说任何疾病病机同则治亦同，病机异则治亦异。”(一鸣，“读略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后”，江苏中医，1963，(3)：30)
“一鸣”是谁？从该文的行文风格、文字水平、见识深度上，笔者臆测可能为秦伯未先生。1963年先生又进一步详细论述道：“证字的正写应作證，证和證本来两个字，训诂不同，习惯上多因简化借用，兹亦依照一般习惯，以证代證。也有写作‘症’字，系證字的俗写，在《康熙字典》里没有这字、《辞海》注为‘症，俗字’。可见目前中医所用的‘證’、‘证’和‘症’，实际上是一个字和一个意义，正写应作‘證’，简写可作‘证’，也能俗写作‘症’。有认为证指证候，症指症状，把它们区别起来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在探讨文献时会发生错觉。至于证的字义，在医学上只是代表临床表现，一般对单独的证称为症状，由几个症状综合成一个病证时称为证候。比如头痛是症状，若与发热、身痛及脉浮等结合起来，便为外感证候。临床上从多种症状加以分析综合，探讨病因，确定证候，正像审理案件一样，必须搜集证件，摸清底情，然后给予适当的处理。所以辨证是如何去认识疾病，论治是怎样来确定治疗，为中医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其中有理论，有法则，联系到方剂和药物，这四个内容，密切结合，不可缺一，缺少任何一项，便不可能正确。同时，辨证论治是根据全面症状通过四诊八纲的分行综合，以探求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从而拟出治疗方针，给以适当的治疗。如果不深入地辨别症状或将症状孤立起来，便无法看到疾病的本质作出正确的结论，从而治法和处方用药也不可能中肯。”(引自秦伯未，李岩、张田仁、魏执真合著，《中医临证备要》，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23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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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证”的争论如此激烈，不能不在中医学院新版教材中有所体现。1964年“二版”《中医诊断学讲义》的编写者试图将学界业已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揉合”在一起，但实际上却铸就了一个困惑中医学界已长达40年的“悖论”。该教材有云：“辨证求因，也是中医诊断的基本原则。就是在审察内外的方法基础上，根据病人一系列的具体证候(包括病人自觉证状和四诊检查所得)，加以分析、综合，求得疾病的本质和症结所在，而为临床治疗提供确切的依据。”“疾病是多样而复杂的，又是不断在变化的。因此，要正确认识疾病，就必须从病因、病位、病程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了解。了解的根据是什么？就是‘证’(证候)。”“人体发生疾病，便会发生一些异常现象：如头痛、发热、恶寒等。这些异常的现象，称为‘证状’。症状的出现，是机体有了病变的客观反映。通过证状，可以探求疾病的内在变化。因此，证状是辨证的重要依据之一。”“证候是辨证的基础。要详细搜集证候资料，就必须四诊合参。”“四诊的证候，是依靠医生在病人身上观察得来的。”“但辨证的‘证’字，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别的症状，也不仅是表面的综合证状群。所谓证或症状，既包括四诊检查所得，又包括内外致病因素，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了疾病的特征、性质和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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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既然承认“辨证”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疾病的本质和症结所在”，其依据是“证(证候)”，而什么是“证”或“证候”呢？按照教材编写者的“自注”，是指“病人自觉证状和四诊检查所得”，亦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症状”和“体征”，那么，“辨证”就是通过“分析”、“综合”患者的“症状”和“体征”而“求得疾病的本质和症结所在”的过程。应该说，这正确地反映了中医学几千年来关于“证”认识的本来面貌，也是前面所说的秦伯未先生等所主张的正确观点；但教材的编写者却话锋一转，认为“证”“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别的证状，也不仅是表面的综合证状群”，不仅全然自我否定了前面的观点，而且倾向性地认为：“所谓证或证状，既包括四诊检查所得，又包括内外致病因素，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了疾病的特征、性质和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症结。”既然说“证”(证候)是“辨证的基础”，“是依靠医生在病人身上”“四诊合参”而得来的，那就只能是“症状”和“体征”，而绝对不可能同时又是“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了疾病的特征、性质和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症结”的。这是一个在逻辑上不能成立的“悖论”。自此以后，虽然几经修订和改正，中医学界至今尚没有真正走出“证”既是“现象”——“病人自觉证状和四诊检查所得”，又是“本质”——“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了疾病的特征、性质和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症结”的“悖论”的怪圈。, 百拇医药(张效霞 山东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