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彦青：“霸道”的病理学家
即使时隔3年之久，熟悉那场没有硝烟的战役的人都会忆起一个名字——丁彦青。是他，亲手操刀解剖了世界上第一例SARS患者的尸体，正是那次尸解得出的确凿证据，平息了学术界种种关于SARS病原体的传言。
病理是医学之母，这句话在丁彦青这里得到了有力的验证，也为SARS的临床治疗指明了方向。
【人物名片】
丁彦青
1950年7月出生，回族，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从事病理学教育及肿瘤病理学研究30余年，现任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主任兼南方医院病理科主任，病理学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2001年以来主持及完成国家“863”、“973”的项目分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各类省部级基金共14项，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5项及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大家•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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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丁，做学问的!
像丁彦青这样的教授，我们一直是渴望采访的。
得知丁彦青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是在9月9日的上午，那时丁教授正在北京领奖。9月11日，星期一，估计丁教授该回到南方医院了，于是拨打其办公室电话，一遍没人，两遍没人，三遍还是没人。还有10分钟就要下班了，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又拨打了那串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闭上眼睛听那边的动静。“喂，我是丁彦青，请讲。”嘿，是丁教授!我以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了采访愿望，丁教授说可能没有时间了，“明天下午我要去北京开会，月底才能回来”。“丁教授，半个小时能抽出来吗？”“那好吧，你今天先把采访提纲发给我，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他的爽快有点让人出乎意料。
南方医院医技楼5楼病理科最里面的一个房间，是丁彦青的办公室。书架、电脑、药瓶，旅行箱放在门边的沙发上，一副随时准备出发的架势。丁教授已经把我的采访提纲打印出来，每谈完一个话题，他就会在相应的序号旁边用蓝色水笔打个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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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丁彦青当时所在的学校不能继续开课，于是当兵，从做卫生员开始，被部队推荐上大学，然后留校做训导员，搞病理研究。“活泼的时候也很活泼，一静下心来就什么都忘了。”丁彦青认为自己属于那种很快就能进入角色的人，这种禀赋让他习惯了在实验室里长时间做研究而不感到乏味。
丁教授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看书做学问。其实，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大肠癌转移机制，研究SARS对他来说似乎有点专业不对口，他戏称。不过，那段经历也给他的学术生涯增添了异样而眩目的色彩。
采访完丁彦青的第三天，笔者到广州市一家三甲医院采访一位重症监护病房的负责人，该负责人看见笔者名片夹里丁彦青的名片，禁不住说道：“噢，老丁，做学问的!”
30多年前，他是一名机敏伶俐的新兵蛋子；今天，他是一言九鼎的病理学教授。家里，爱人对他的早出晚归习以为常；科室里，同事们对这位“霸道”的主任见惯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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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击非典优秀科技工作者”到“广东省第八届丁颖科技奖”，从“全军院校育才金奖”到获得今年的第二届“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他被数不清的光环笼罩着，让人几乎忘记了他也是一位多病缠身的患者，腰椎间盘突出、糖尿病、高血压、胆结石、肾癌术后。丁彦青，这个菜农的儿子，一生与疾病为敌，即使在被疾病“围攻”时也轻松面对，谈笑一挥间。
SARS来了!丁彦青提刀相向
走近尸体的右侧，他十指交叉紧了紧乳胶手套，轻轻闭上眼睛，静默了片刻。这片刻的静默，是丁彦青保持了30多年的仪式，或许这短暂的宁静，能让他体悟到生命的真谛。
即使时隔3年之久，熟悉那场没有硝烟的战役的人都会忆起一个名字——丁彦青。是他，亲手操刀解剖了世界上第一例SARS患者的尸体，正是那次尸解得出的确凿证据，平息了学术界种种关于SARS病原体的传言。病理是医学之母，这句话在丁彦青这里得到了有力的验证，也为SARS的临床治疗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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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11日清晨，人们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悦里，丁彦青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走进实验室。不久，院长和医教部的几个领导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开始丁彦青还以为是领导挨个科室来拜年呢。只见院长神态肃穆，一字一顿地说：“老丁，广东省卫生厅给了我们医院一个十分特殊而且极具危险性的任务，你敢接受吗？”“是解剖SARS病人的尸体？”从领导严肃的表情中，他已经猜测得八九不离十了。
“没问题!”丁彦青坚定地点了点头。“喂，我是丁彦青，你没有离开广州是吗？限你15分钟之内赶到科室，越快越好!”丁彦青这边接下任务，那边就逐个通知同事。他事后回忆，可能是早晨大家还没来得及出门的缘故，短短几分钟之内身边就聚集了10多个同事和学生。
“大家知道要解剖世界上第一例SARS病人尸体，都很兴奋。”人员集合后还不到半个小时，全世界第一例SARS病人的尸体就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运来了。
丁彦青走进尸检房，助手将覆盖在尸体上的白色遮布轻轻拉开，一具肿胀得变了形的SARS病尸横躺在众人面前。“你的身体能行吗？”领导们都知道丁彦青有腰椎间盘突出症，无不关切地问。“丁主任，我们上吧，您在一边指挥!”既是学生又是同事的副手这时声音有些哽咽，甚至带着央求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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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丁彦青都没有理会。他依次穿戴上一次性口罩、手套、帽子以及隔离衣，走近尸体的右侧，十指交叉紧了紧乳胶手套，轻轻闭上眼睛，静默了片刻。这片刻的静默，是丁彦青保持了30多年的仪式，或许这短暂的宁静，能让他体悟到生命的真谛。
他注视着这具特殊的尸体，缓缓伸出右手，助手很默契地递上一把解剖刀，他看了周围的医护人员一眼，示意他们离远一点。“吱”的一声，病尸的胸部被切开了，一股难闻的腥臭味喷涌而出……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丁彦青有点支持不住，大粒汗珠透过厚厚的镜片模糊了视线，尽管穿了3层隔离衣，但汗水还是渗透出来。在场的所有人员都为丁彦青捏着一把汗!要知道，这是曾经两次进行大手术还没有完全康复的病人啊!实在坚持不住了，丁彦青示意助手帮他揉揉腰。
“想想有点后怕，当时预防SARS的口罩和隔离衣还没有生产出来。”丁彦青称自己还是知道SARS的威力的，但是那时候只想完成任务，平息种种猜测，其他的都顾不上了。据丁彦青同事介绍，“丁教授那次解剖完以后，累得够呛，爬到5楼办公室就睡下不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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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三不准”，发出“这是科学”的呐喊
“这么大的灾难，万一诊断错了怎么办？”
“这是科学，不是我说它是病毒，而是它本身就是病毒。”
“在我们之前，有外国科学家对SARS病人进行穿刺活检，对肺部的病变特点进行了描述，但是没有确诊。”这例世界上最早的SARS尸体解剖，对丁彦青和他的团队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他们利用有利的条件分3个阶段进行具体研究：1.SARS病理变化研究，首次提出肺和免疫器官是SARS病毒攻击的主要靶器官；2.SARS病毒在人体内分布，发现人体皮肤汗腺、肾远曲小管等多个器官均存在SARS病毒，首次提出SARS除呼吸道、消化道外，还可能通过汗液和尿液传播的新观点；3.SARS发病免疫病理机制研究。
丁彦青介绍说，他们在第三阶段的研究成果中首次证实了人体存在SARS病毒功能性受体——“血管紧张素2受体”。之前，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已经在受SARS病毒感染的细胞中发现了“血管紧张素2受体”，这是一种SARS特异性功能受体，细胞内有了这种受体，就能与SARS病毒结合，导致发病。如果能够早期发现、阻断这一特异受体，就能阻止病毒侵入细胞。但哈佛大学的有关研究只是停留在细胞层面，此次丁彦青课题组首次在人体中找到并证明了这一受体的存在，这一结果对SARS的临床早期防治具有重大意义。丁彦青教授解释说，他们的研究发现，在SARS病毒侵入人体后，通过SARS功能性受体激活感染病毒的细胞，产生并释放过量的前炎症因子，由此引起免疫介导的肺损伤以及其他器官损伤，可能导致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在临床运用早期检测技术，找出这些前炎症因子，将有利于SARS的早期预防性治疗，减少SARS对人体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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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彦青教授告诉记者，外界只知道他解剖了3具具有典型意义的SARS尸体，事实上，他还进行了第4例SARS患者的尸体解剖。“这是广州一位抗非英雄的尸体，当时钟南山教授怀疑SARS脑病的存在，病理结果出来后确认其继发了曲霉菌感染。”丁彦青教授的这个结果出来以后，为临床合理使用激素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时研究的动力很大，但是压力也很大。”丁彦青教授认为压力主要是来自事件本身，“这么大的灾难，万一诊断错了怎么办？”还有一个压力是来自体制内的，丁彦青教授清晰地记得，当第一例SARS尸体解剖结果出来后，他得出了SARS病原体是病毒的结论。“北京的电话打过来质问，院士都说是衣原体，你为什么说是病毒？!”丁彦青教授苦笑着告诉记者：“这是科学，不是我说它是病毒，而是它本身就是病毒。上面规定，所有的研究结果一律不准外传、不准发布、不准发表。”对于当时一些莫名其妙的规定，丁彦青至今都感到难以理解……
事实上，丁彦青关于SARS的研究并没有结束，几天前，他带的一名博士还发表了一篇关于SARS前炎症因子在受体中表达的文章。研究主攻方向是大肠癌转移机制的丁彦青坦言，关于SARS的研究，为他的学术生涯增添了不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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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霸道，我霸的是正道!”
“有人说我经常在科室里嗷嗷叫，但我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我是为大家、为学术、为这个团队。”
丁彦青的“霸道”和他生性耿直有着天然的关系，他的老师兼领导朱梅刚教授对当年耿直的小丁印象很深：20年前，丁彦青在南京一家医院进修，当时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被医生三级会诊后，认定为纤维肉肿，前臂即将被切除。身为进修医生的丁彦青却觉得不像，仔细研究后他认为小伙子患的更像是假肉瘤性结膜炎。丁彦青找到一位软组织瘤专家，把自己的判断告诉他，最后证实，丁彦青的判断是对的。小伙子的手臂被丁彦青“救”下后，丁彦青便成了医院宣传教育的典型。
“有人说你曾经和校长拍桌子，是不是？”“英雄不提当年勇。呵呵，还是说一下吧。”丁教授被问得兴致很高，向记者介绍了当年叫板校长的前因后果。十几年前，丁彦青牵头的南方医院病理科率先开展多媒体教学，但是经费来源是个问题。丁彦青找到校长，校长说经济有点困难，5000元够不够？丁彦青当着众人的面说，“不行，我就要1万!”旁边的其他领导见校长被他弄得很难堪，忙打圆场说：“好吧，那我们再出5000吧。”就这样，耿直的丁彦青硬是把1万元的经费“啃”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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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农是病理科副主任，也是丁彦青亲手带出来的弟子，他很欣赏老师做事强硬的风格，认为丁彦青身上没有知识分子的文弱。在同事眼里，丁彦青的“霸道”，更体现在他没有私心，为了工作而敢于据理力争。
提起自己的“霸道”，丁彦青有点“沾沾自喜”。他欣慰地告诉记者：“我们病理教研室已经连续4年每年获得3项国家基金项目，连续3年每年获得4项国家基金项目，这在国内的高校恐怕也是极少见的吧？”病理科成立之初，学校给了4个病理医生的编制，但科室工作量太大，根本不够人用，丁彦青就再去向领导要人，1小时内把所有领导的电话都打了一遍，说明理由和利害关系。“最后成功了，学校把编制从4个人改为20人。”他认为别人说自己“霸道”，那是对他的一种欣赏，一种坚持己见的工作作风的肯定。“心底无私天地宽”，就算是面对领导，丁彦青也要坚持正确的立场。“领导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了解所有问题，你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把道理跟他们说清楚。”
“我霸道，我霸的是正道，谁还能不服我的气呢？”丁彦青认为自己的“霸道”一是因为自己是军人出身，做事风风火火，绝不拖泥带水；二是因为自己是科主任的缘故，必须在工作态度和学术成就上树立榜样，做出表率。“有人说我经常在科室里嗷嗷叫，但我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我是为大家、为学术、为这个团队。”丁彦青认为自己不“霸道”的时候也很和善，也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一旦他发火了，别人就不敢吭声，因为都知道丁主任是为了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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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应该这样为人师表。”
丁彦青认为过年、黄金周这些长假正是看书充电的好时候，把楼道口的大铁门一锁，中午叫外卖送过来，一个人在科室一呆就是一天，这样“大面积”的闲暇时光可以让他静下心来看一些专业书，看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等等。
采访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丁彦青教授日前获得的“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据记者了解，“国家教学名师奖”是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设立的，每两年评选一次，表彰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且长期从事基础课教学工作、在教学改革与实践中有所建树的教授，以推动教授走上讲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丁彦青的一个博士在家和爱人打赌：“你信不信，我敢肯定丁老师现在在办公室里。”博士的爱人说：“你别逗了，大年初一教授还不在家陪家人啊。”博士二话不说拨通了丁彦青办公室的电话，果然是丁彦青接的电话，博士大笑，“哈哈，丁老师新年好，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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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彦青向记者证实确有此事，“当然，我也不是每年的大年初一都在科室看书的。”丁彦青认为过年、黄金周这些长假正是看书充电的好时候，把楼道口的大铁门一锁，中午叫外卖送过来，一个人在科室一呆就是一天，这样“大面积”的闲暇时光可以让他静下心来看一些专业书，看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等等。丁彦青认为做学问就要有吃苦的精神，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的他刚工作的时候英语差得一塌糊涂，为了能读懂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成果，当年他硬着头皮把一本英文的病理学词典从头看到尾。
丁彦青现在可以说是南方医院年龄最大的科主任，他同时也认为自己是呆在科室时间最长的科主任，几乎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多他都会呆在科室里。他说，有的疑难标本的诊断还要他最后把关，只有他签字了，临床医生才放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要为科室的年轻人树立吃苦耐劳的榜样，“做学问，不仅要言传还要身教啊，我想，我应该这样为人师表。”丁彦青认为自己从前几任领导那里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和学术传统，他也要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丁彦青从事病理学教育及肿瘤病理学研究30余年来，光培养的研究生就有50多人，现在，这些学生都成为所属单位的骨干力量。尽管对研究抱着孜孜以求的不懈态度，但对于学术成果，丁彦青的心态豁达。今年1月，他的学生车小燕主持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理及诊断技术的基础与应用研究”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当时一起参与研究的丁彦青坚持把车小燕署为第一作者，因为“她年轻，这个荣誉对她比对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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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对疾病，“享受”痛苦
“对这些病我害怕吗？其实，我真的很少时间去想这些，由它们去吧。”
“我躺在病床上，打开随身听，塞上耳机听豫剧，眼睛看着天花板能看出幻觉来，浑身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丁彦青说的是在SARS之前他接受左侧肾切除手术，住在病房的日子，什么都不用去想，闲得甚至有点无聊，这就是丁彦青这位一生与疾病为敌的病理学教授对疾病的描述。
丁彦青的病可多了，先说腰椎间盘突出吧。1996年9月，丁彦青到成都参加一个学术大会，一天晚上，和山东的一位病理学教授看标本看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却起不来了，一动弹腰部就痛得钻心。“不行啊，下午还要赶回广州呢。”当年华西医科大学的步宏副校长亲自开车把丁彦青送到机场，4个人用担架把他抬上飞机，回到广州就马上做手术。这一住院倒好，丁彦青发现自己很能吃、小便很多，一检查，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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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例行体检，B超检查左肾下极有病变，当时没有任何临床表现，丁彦青就没有放在心上。2001年12月份的一天，丁彦青突然感到左侧腰部剧烈疼痛，一检查发现原来的病变已经发展成直径4.8厘米的癌变，别无选择，肾切除。一侧肾脏切除后，出于职业习惯，丁彦青要求医院拿一半去做诊断，留一半给自己。一辈子为别人做病理解剖，丁彦青这次拿自己的肾开刀。手术后第10天，还没出院，他就跑到病理教研室，切开了手术割下的那半边肾。“典型的肾透明细胞癌，癌细胞已经突破了包膜。”丁彦青将它做成了教学蜡块，放到教研室给学生做学习模型。
还有高血压，丁彦青也记不清具体有了多长时间，反正很久了，最高的时候达到170/130mmHg，平时维持在110/90mmHg。
丁彦青的桌子上，除了文件就是引人注目的一排排小药瓶，什么卡托普利啦，红景天啦。丁彦青指了指身后的旅行箱(丁教授上午接受记者采访，下午就要飞往北京开会)告诉记者，皮下注射胰岛素用的器具在里面，“那可是目前控制糖尿病最方便的方法”。
“对这些病我害怕吗？其实，我真的很少时间去想这些，由它们去吧。”得病以后，由于吸烟的习惯一直戒不掉，女儿和爱人不知道数落他多少次了。“他们很不欣赏我这一点。”丁彦青自嘲道。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6期, 百拇医药(刘景峰)
病理是医学之母，这句话在丁彦青这里得到了有力的验证，也为SARS的临床治疗指明了方向。
【人物名片】
丁彦青
1950年7月出生，回族，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从事病理学教育及肿瘤病理学研究30余年，现任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主任兼南方医院病理科主任，病理学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2001年以来主持及完成国家“863”、“973”的项目分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各类省部级基金共14项，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5项及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大家•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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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丁，做学问的!
像丁彦青这样的教授，我们一直是渴望采访的。
得知丁彦青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是在9月9日的上午，那时丁教授正在北京领奖。9月11日，星期一，估计丁教授该回到南方医院了，于是拨打其办公室电话，一遍没人，两遍没人，三遍还是没人。还有10分钟就要下班了，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又拨打了那串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闭上眼睛听那边的动静。“喂，我是丁彦青，请讲。”嘿，是丁教授!我以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了采访愿望，丁教授说可能没有时间了，“明天下午我要去北京开会，月底才能回来”。“丁教授，半个小时能抽出来吗？”“那好吧，你今天先把采访提纲发给我，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他的爽快有点让人出乎意料。
南方医院医技楼5楼病理科最里面的一个房间，是丁彦青的办公室。书架、电脑、药瓶，旅行箱放在门边的沙发上，一副随时准备出发的架势。丁教授已经把我的采访提纲打印出来，每谈完一个话题，他就会在相应的序号旁边用蓝色水笔打个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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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丁彦青当时所在的学校不能继续开课，于是当兵，从做卫生员开始，被部队推荐上大学，然后留校做训导员，搞病理研究。“活泼的时候也很活泼，一静下心来就什么都忘了。”丁彦青认为自己属于那种很快就能进入角色的人，这种禀赋让他习惯了在实验室里长时间做研究而不感到乏味。
丁教授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看书做学问。其实，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大肠癌转移机制，研究SARS对他来说似乎有点专业不对口，他戏称。不过，那段经历也给他的学术生涯增添了异样而眩目的色彩。
采访完丁彦青的第三天，笔者到广州市一家三甲医院采访一位重症监护病房的负责人，该负责人看见笔者名片夹里丁彦青的名片，禁不住说道：“噢，老丁，做学问的!”
30多年前，他是一名机敏伶俐的新兵蛋子；今天，他是一言九鼎的病理学教授。家里，爱人对他的早出晚归习以为常；科室里，同事们对这位“霸道”的主任见惯不怪。
, 百拇医药
从“抗击非典优秀科技工作者”到“广东省第八届丁颖科技奖”，从“全军院校育才金奖”到获得今年的第二届“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他被数不清的光环笼罩着，让人几乎忘记了他也是一位多病缠身的患者，腰椎间盘突出、糖尿病、高血压、胆结石、肾癌术后。丁彦青，这个菜农的儿子，一生与疾病为敌，即使在被疾病“围攻”时也轻松面对，谈笑一挥间。
SARS来了!丁彦青提刀相向
走近尸体的右侧，他十指交叉紧了紧乳胶手套，轻轻闭上眼睛，静默了片刻。这片刻的静默，是丁彦青保持了30多年的仪式，或许这短暂的宁静，能让他体悟到生命的真谛。
即使时隔3年之久，熟悉那场没有硝烟的战役的人都会忆起一个名字——丁彦青。是他，亲手操刀解剖了世界上第一例SARS患者的尸体，正是那次尸解得出的确凿证据，平息了学术界种种关于SARS病原体的传言。病理是医学之母，这句话在丁彦青这里得到了有力的验证，也为SARS的临床治疗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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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11日清晨，人们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悦里，丁彦青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走进实验室。不久，院长和医教部的几个领导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开始丁彦青还以为是领导挨个科室来拜年呢。只见院长神态肃穆，一字一顿地说：“老丁，广东省卫生厅给了我们医院一个十分特殊而且极具危险性的任务，你敢接受吗？”“是解剖SARS病人的尸体？”从领导严肃的表情中，他已经猜测得八九不离十了。
“没问题!”丁彦青坚定地点了点头。“喂，我是丁彦青，你没有离开广州是吗？限你15分钟之内赶到科室，越快越好!”丁彦青这边接下任务，那边就逐个通知同事。他事后回忆，可能是早晨大家还没来得及出门的缘故，短短几分钟之内身边就聚集了10多个同事和学生。
“大家知道要解剖世界上第一例SARS病人尸体，都很兴奋。”人员集合后还不到半个小时，全世界第一例SARS病人的尸体就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运来了。
丁彦青走进尸检房，助手将覆盖在尸体上的白色遮布轻轻拉开，一具肿胀得变了形的SARS病尸横躺在众人面前。“你的身体能行吗？”领导们都知道丁彦青有腰椎间盘突出症，无不关切地问。“丁主任，我们上吧，您在一边指挥!”既是学生又是同事的副手这时声音有些哽咽，甚至带着央求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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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丁彦青都没有理会。他依次穿戴上一次性口罩、手套、帽子以及隔离衣，走近尸体的右侧，十指交叉紧了紧乳胶手套，轻轻闭上眼睛，静默了片刻。这片刻的静默，是丁彦青保持了30多年的仪式，或许这短暂的宁静，能让他体悟到生命的真谛。
他注视着这具特殊的尸体，缓缓伸出右手，助手很默契地递上一把解剖刀，他看了周围的医护人员一眼，示意他们离远一点。“吱”的一声，病尸的胸部被切开了，一股难闻的腥臭味喷涌而出……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丁彦青有点支持不住，大粒汗珠透过厚厚的镜片模糊了视线，尽管穿了3层隔离衣，但汗水还是渗透出来。在场的所有人员都为丁彦青捏着一把汗!要知道，这是曾经两次进行大手术还没有完全康复的病人啊!实在坚持不住了，丁彦青示意助手帮他揉揉腰。
“想想有点后怕，当时预防SARS的口罩和隔离衣还没有生产出来。”丁彦青称自己还是知道SARS的威力的，但是那时候只想完成任务，平息种种猜测，其他的都顾不上了。据丁彦青同事介绍，“丁教授那次解剖完以后，累得够呛，爬到5楼办公室就睡下不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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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三不准”，发出“这是科学”的呐喊
“这么大的灾难，万一诊断错了怎么办？”
“这是科学，不是我说它是病毒，而是它本身就是病毒。”
“在我们之前，有外国科学家对SARS病人进行穿刺活检，对肺部的病变特点进行了描述，但是没有确诊。”这例世界上最早的SARS尸体解剖，对丁彦青和他的团队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他们利用有利的条件分3个阶段进行具体研究：1.SARS病理变化研究，首次提出肺和免疫器官是SARS病毒攻击的主要靶器官；2.SARS病毒在人体内分布，发现人体皮肤汗腺、肾远曲小管等多个器官均存在SARS病毒，首次提出SARS除呼吸道、消化道外，还可能通过汗液和尿液传播的新观点；3.SARS发病免疫病理机制研究。
丁彦青介绍说，他们在第三阶段的研究成果中首次证实了人体存在SARS病毒功能性受体——“血管紧张素2受体”。之前，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已经在受SARS病毒感染的细胞中发现了“血管紧张素2受体”，这是一种SARS特异性功能受体，细胞内有了这种受体，就能与SARS病毒结合，导致发病。如果能够早期发现、阻断这一特异受体，就能阻止病毒侵入细胞。但哈佛大学的有关研究只是停留在细胞层面，此次丁彦青课题组首次在人体中找到并证明了这一受体的存在，这一结果对SARS的临床早期防治具有重大意义。丁彦青教授解释说，他们的研究发现，在SARS病毒侵入人体后，通过SARS功能性受体激活感染病毒的细胞，产生并释放过量的前炎症因子，由此引起免疫介导的肺损伤以及其他器官损伤，可能导致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在临床运用早期检测技术，找出这些前炎症因子，将有利于SARS的早期预防性治疗，减少SARS对人体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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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彦青教授告诉记者，外界只知道他解剖了3具具有典型意义的SARS尸体，事实上，他还进行了第4例SARS患者的尸体解剖。“这是广州一位抗非英雄的尸体，当时钟南山教授怀疑SARS脑病的存在，病理结果出来后确认其继发了曲霉菌感染。”丁彦青教授的这个结果出来以后，为临床合理使用激素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时研究的动力很大，但是压力也很大。”丁彦青教授认为压力主要是来自事件本身，“这么大的灾难，万一诊断错了怎么办？”还有一个压力是来自体制内的，丁彦青教授清晰地记得，当第一例SARS尸体解剖结果出来后，他得出了SARS病原体是病毒的结论。“北京的电话打过来质问，院士都说是衣原体，你为什么说是病毒？!”丁彦青教授苦笑着告诉记者：“这是科学，不是我说它是病毒，而是它本身就是病毒。上面规定，所有的研究结果一律不准外传、不准发布、不准发表。”对于当时一些莫名其妙的规定，丁彦青至今都感到难以理解……
事实上，丁彦青关于SARS的研究并没有结束，几天前，他带的一名博士还发表了一篇关于SARS前炎症因子在受体中表达的文章。研究主攻方向是大肠癌转移机制的丁彦青坦言，关于SARS的研究，为他的学术生涯增添了不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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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霸道，我霸的是正道!”
“有人说我经常在科室里嗷嗷叫，但我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我是为大家、为学术、为这个团队。”
丁彦青的“霸道”和他生性耿直有着天然的关系，他的老师兼领导朱梅刚教授对当年耿直的小丁印象很深：20年前，丁彦青在南京一家医院进修，当时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被医生三级会诊后，认定为纤维肉肿，前臂即将被切除。身为进修医生的丁彦青却觉得不像，仔细研究后他认为小伙子患的更像是假肉瘤性结膜炎。丁彦青找到一位软组织瘤专家，把自己的判断告诉他，最后证实，丁彦青的判断是对的。小伙子的手臂被丁彦青“救”下后，丁彦青便成了医院宣传教育的典型。
“有人说你曾经和校长拍桌子，是不是？”“英雄不提当年勇。呵呵，还是说一下吧。”丁教授被问得兴致很高，向记者介绍了当年叫板校长的前因后果。十几年前，丁彦青牵头的南方医院病理科率先开展多媒体教学，但是经费来源是个问题。丁彦青找到校长，校长说经济有点困难，5000元够不够？丁彦青当着众人的面说，“不行，我就要1万!”旁边的其他领导见校长被他弄得很难堪，忙打圆场说：“好吧，那我们再出5000吧。”就这样，耿直的丁彦青硬是把1万元的经费“啃”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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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农是病理科副主任，也是丁彦青亲手带出来的弟子，他很欣赏老师做事强硬的风格，认为丁彦青身上没有知识分子的文弱。在同事眼里，丁彦青的“霸道”，更体现在他没有私心，为了工作而敢于据理力争。
提起自己的“霸道”，丁彦青有点“沾沾自喜”。他欣慰地告诉记者：“我们病理教研室已经连续4年每年获得3项国家基金项目，连续3年每年获得4项国家基金项目，这在国内的高校恐怕也是极少见的吧？”病理科成立之初，学校给了4个病理医生的编制，但科室工作量太大，根本不够人用，丁彦青就再去向领导要人，1小时内把所有领导的电话都打了一遍，说明理由和利害关系。“最后成功了，学校把编制从4个人改为20人。”他认为别人说自己“霸道”，那是对他的一种欣赏，一种坚持己见的工作作风的肯定。“心底无私天地宽”，就算是面对领导，丁彦青也要坚持正确的立场。“领导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了解所有问题，你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把道理跟他们说清楚。”
“我霸道，我霸的是正道，谁还能不服我的气呢？”丁彦青认为自己的“霸道”一是因为自己是军人出身，做事风风火火，绝不拖泥带水；二是因为自己是科主任的缘故，必须在工作态度和学术成就上树立榜样，做出表率。“有人说我经常在科室里嗷嗷叫，但我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我是为大家、为学术、为这个团队。”丁彦青认为自己不“霸道”的时候也很和善，也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一旦他发火了，别人就不敢吭声，因为都知道丁主任是为了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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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应该这样为人师表。”
丁彦青认为过年、黄金周这些长假正是看书充电的好时候，把楼道口的大铁门一锁，中午叫外卖送过来，一个人在科室一呆就是一天，这样“大面积”的闲暇时光可以让他静下心来看一些专业书，看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等等。
采访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丁彦青教授日前获得的“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据记者了解，“国家教学名师奖”是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设立的，每两年评选一次，表彰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且长期从事基础课教学工作、在教学改革与实践中有所建树的教授，以推动教授走上讲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丁彦青的一个博士在家和爱人打赌：“你信不信，我敢肯定丁老师现在在办公室里。”博士的爱人说：“你别逗了，大年初一教授还不在家陪家人啊。”博士二话不说拨通了丁彦青办公室的电话，果然是丁彦青接的电话，博士大笑，“哈哈，丁老师新年好，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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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彦青向记者证实确有此事，“当然，我也不是每年的大年初一都在科室看书的。”丁彦青认为过年、黄金周这些长假正是看书充电的好时候，把楼道口的大铁门一锁，中午叫外卖送过来，一个人在科室一呆就是一天，这样“大面积”的闲暇时光可以让他静下心来看一些专业书，看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等等。丁彦青认为做学问就要有吃苦的精神，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的他刚工作的时候英语差得一塌糊涂，为了能读懂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成果，当年他硬着头皮把一本英文的病理学词典从头看到尾。
丁彦青现在可以说是南方医院年龄最大的科主任，他同时也认为自己是呆在科室时间最长的科主任，几乎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多他都会呆在科室里。他说，有的疑难标本的诊断还要他最后把关，只有他签字了，临床医生才放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要为科室的年轻人树立吃苦耐劳的榜样，“做学问，不仅要言传还要身教啊，我想，我应该这样为人师表。”丁彦青认为自己从前几任领导那里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和学术传统，他也要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丁彦青从事病理学教育及肿瘤病理学研究30余年来，光培养的研究生就有50多人，现在，这些学生都成为所属单位的骨干力量。尽管对研究抱着孜孜以求的不懈态度，但对于学术成果，丁彦青的心态豁达。今年1月，他的学生车小燕主持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理及诊断技术的基础与应用研究”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当时一起参与研究的丁彦青坚持把车小燕署为第一作者，因为“她年轻，这个荣誉对她比对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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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对疾病，“享受”痛苦
“对这些病我害怕吗？其实，我真的很少时间去想这些，由它们去吧。”
“我躺在病床上，打开随身听，塞上耳机听豫剧，眼睛看着天花板能看出幻觉来，浑身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丁彦青说的是在SARS之前他接受左侧肾切除手术，住在病房的日子，什么都不用去想，闲得甚至有点无聊，这就是丁彦青这位一生与疾病为敌的病理学教授对疾病的描述。
丁彦青的病可多了，先说腰椎间盘突出吧。1996年9月，丁彦青到成都参加一个学术大会，一天晚上，和山东的一位病理学教授看标本看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却起不来了，一动弹腰部就痛得钻心。“不行啊，下午还要赶回广州呢。”当年华西医科大学的步宏副校长亲自开车把丁彦青送到机场，4个人用担架把他抬上飞机，回到广州就马上做手术。这一住院倒好，丁彦青发现自己很能吃、小便很多，一检查，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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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例行体检，B超检查左肾下极有病变，当时没有任何临床表现，丁彦青就没有放在心上。2001年12月份的一天，丁彦青突然感到左侧腰部剧烈疼痛，一检查发现原来的病变已经发展成直径4.8厘米的癌变，别无选择，肾切除。一侧肾脏切除后，出于职业习惯，丁彦青要求医院拿一半去做诊断，留一半给自己。一辈子为别人做病理解剖，丁彦青这次拿自己的肾开刀。手术后第10天，还没出院，他就跑到病理教研室，切开了手术割下的那半边肾。“典型的肾透明细胞癌，癌细胞已经突破了包膜。”丁彦青将它做成了教学蜡块，放到教研室给学生做学习模型。
还有高血压，丁彦青也记不清具体有了多长时间，反正很久了，最高的时候达到170/130mmHg，平时维持在110/90mmHg。
丁彦青的桌子上，除了文件就是引人注目的一排排小药瓶，什么卡托普利啦，红景天啦。丁彦青指了指身后的旅行箱(丁教授上午接受记者采访，下午就要飞往北京开会)告诉记者，皮下注射胰岛素用的器具在里面，“那可是目前控制糖尿病最方便的方法”。
“对这些病我害怕吗？其实，我真的很少时间去想这些，由它们去吧。”得病以后，由于吸烟的习惯一直戒不掉，女儿和爱人不知道数落他多少次了。“他们很不欣赏我这一点。”丁彦青自嘲道。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36期, 百拇医药(刘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