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时期医学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公元前770年，在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三个王朝，这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由兴起到繁荣，最后逐渐衰落的时期。
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国家统治机器如军队、刑法等也一代比一代强化，且对宗教职能给予特别重视。在属于夏纪年范围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卜骨存在，那时就已有巫教流行。商朝崇尚神鬼祖先，认为祖先是天神的化身。王是天帝祖先意志的代表，凡攻伐胜负，农业丰歉，疾病寿夭等都要卜问吉凶，有大批巫卜神职人员为商王供职，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殷墟甲骨文中有关疾病寿夭的卜辞很多，医药卫生活动也在巫卜统治之下。虽然几乎完全在巫卜的统计下，但医药卫生特别在对人体的认识，疾病诊疗水平提高，以及专业医的出现等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启蒙与变革，医学科学开始蒙芽。西周时巫人从政作用虽然逐渐削弱，但仍有强大影响。
第一节 卫生保健
第二节 商周医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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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
第四节 疾病的诊断和治病
第五节 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
第六节 巫与医药的关系
第一节 卫生保健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实践的丰富，人们对命的价值更加关注。《尚书.洪范》说：“五福：一曰寿, 二曰富, 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殷人思想中“五福”之“寿”、“康宁”、“考终命”(“考”即老，考终命指尽其天年)与居“六极”的“凶短折”、“疾”、“弱”均与健康长寿有关。
到了西周，健康氏寿的概念更为突出，金文中累见“万年眉寿”，“眉寿永年”、“眉寿无疆”等语，《诗经》中反映健康长寿的更多。如“馁我眉寿，黄无疆”。“东之君子，万寿无期”。人们如此重视生命，希望健康长寿，反映着卫生保健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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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卫生
从对殷代卜辞的研究和出土的殷周盥洗用具，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养成扫地、洗手、洗面、洗头、洗脚等卫生习惯。如：盥、沫、浴、洗等字之甲骨文象已给人以生动的印象。
甲文有帚、扫、宝鸡出土之青铜器中见有如子帚洒形的文字，(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1825页，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一版)。近年出土的殷周陶器和青铜器中，据考古学家研究，其中有洗脸、洗足的盆和喷洒地面的壶，陶器中有擦手去垢的陶搓，制作都相当考究。(杨建芳：《安阳殷墟》，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
殷代的贵族不仅用“汤”(热水)沐浴，而且还用潘，即煮热的浙米泔汁来沐发，《周礼》之“共(供)王之沐”。《疏》云“宫人，掌洁清之事，沐用潘、浴用汤。”三千多年前如此讲究的淋浴。无疑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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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卫生，《周易》：“无攸遂，在中馈，贞吉。”意思是说妇女把家务以及饮食卫生搞好，是吉利的征兆。可见饮食在这一时期已作为一件大事受到人们的注意。西周时期统治阶级的饮食，有专门机构与人员管理，以确保饮食营养与卫生保管等。如：“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
周人也养成了许多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如《周易》：“观颐，自求口实。”(《周易.上经.颐》)。意即要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又强调进食时要细嚼慢咽，不贪食过饱。
这一时期，还开始冷藏食品。《夏小正》记载：“三月参则伏……颁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夏小正》被认为是夏朝历书。可见我国远在三、四千年前就开始有藏冰的活动了。如《诗经》：“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诗经.风.七月》)。该诗是周人采冰的切实史料。《周礼》且有凌人之设。“凌阴”即藏冰的房子，“凌人”是掌管藏冰、用冰的专职官员。入春后，气温渐高，即将食物保存在置有冰的鉴中(即大口之罂)，这时期的冰室建筑，已很讲究，它可以把冰保存到夏天。王者把冰颁赐群臣，可见当时用冰范围已很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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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古代一些记载和传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注意用锻炼身体的方法来防治疾病。
舞蹈的历史悠久，在甲骨卜辞里就有记载。到西周时更发展为驱疫逐鬼的“傩舞”，剥去神秘的外衣，也有健身防疫的意义。田猎、角抵等体育活动在西周前后都有开展。可见我国人民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很早就把医疗与体育结合了起来，为后世导引、气功、按摩等保健体操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夏商周时期，性与生育的卫生也开始受到重视。限制“注混乱”在我国历史悠久，据传说，伏义氏“始制嫁娶”，“以重人伦之本”“民始不渎”。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进步，而且也是讲求性卫生的大前提。
二、环境卫生
夏商周时代，环境卫生已受到重视。首先是房屋建筑，注意了对环境的选择。如《诗经》记有“笃公刘，既溥且长，逝彼百泉，瞻彼溥原。??陟南冈，觏于京(高丘)。”(《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既溥且长。既景(日影)??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歌颂扬公刘定居时选择高燥、向阳、寒暖适宜，接近流泉的地方。《诗经》所歌颂的公刘择地建居室的时代约在夏代。瓦的使用是西周人的创造，由于瓦能排水、防晒、保护房屋，无疑对人的卫生保健是大有裨益，在岐山凤雏遗址(今陕西岐山)和扶风召陈遗址(陕西扶风县)出土有板瓦、筒瓦等瓦上还有瓦钉或瓦环。其居室建筑之卫生条件更为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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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甲骨卜辞研究，还可看出殷商时代已注意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如丁亥日要在室内外扫除和灭虫等。甲骨中还有“洒”字等，说明居室洒扫在当时已被重视。西周这方面的记载就更详细，且其统治阶级已设有专门管理清洁卫生的官职。负责宫廷内外的除草、除虫、以及清洁水源的工作。《周礼》还记道：“赤发氏掌除墙屋. 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诗经》还记有灭鼠的活动，强调洒扫庭院堵鼠洞，堵好鼠洞熏杀老鼠。对预防传染病流行，保护环境避免污染有积极意义。
清洁水源、注意饮水卫生。水源与环境卫生关系最大，故凿井而饮。远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夏商时，井凿的更深。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发现我国商代两眼水井，其结构坚固，至今仍很完整，还在井内发现了提水的陶罐。西周时已认识到凿井不仅是为了取水方便，而是为了更有利于清洁卫生，强调要经常淘井泥，使井水保持清洁。《周易》：记述一新来的邑主看到当地饮水情况说：井水太浊了，喝不得，要淘干净，才可汲用。《周易》强调：井壁垒好后，井水变得清凉爽口；要求人们打完井水后要加井盖，防止因炊污水而染病，才会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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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夏商周期时，人们对生活污水的处理也十分重视。代表夏商文化的淮阴平粮台古城遗址之宫殿地下已有陶排水管之设置。周原遗址之西周早期宫室所设之下水道之直经已达20-30厘米，长度为1米陶水管还与排水阴沟、明槽相连通，汲水排到院外的“大池”中，这是一套比较合理的排水设施，对于改善居住环境卫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周原陶水管的发现，不但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而且也为研究我国古代环境卫生设施及其在防病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线索。
第二节 商周医事制度
一、宫庭医生分工
商代有管理疾病的小臣：中国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释“小疾臣”认为：这种职官既医治疾病，也从事医疗管理工作。(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1943年)。它是我国文字迄今所见最早的医宫。周代医官是继承了商代医官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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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天宫》将宫廷医生分为以下几科：“食医，中士三人”，主要职责是“掌合王之六食、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食医，是管理饮食的专职医生，是宫廷内的营养医生，主管帝王膳食，是为王室贵族的健康长寿而专设的。“疾医?中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养万人之疾病”。疾医相当于内科医主。疾医已经不仅为王室服务，而且施治万民疾病。这说明“民”的社地地位已有所提高，并在宫廷医生治疗疾病时反映了重民思想。“疡医.下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疡医相当于外科医生，专管治疗各种脓疡、溃疡、金创、骨折等。疡医在宫廷医生中地位低于食医、疾医，属下士。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兽医主要治疗家畜之疾病或疮疡。(《周礼》成书的年代较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西周职官情况的真实记录，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相当曲折地反映了西周职官的情况，古文学家在全面清理西周铭文中职官材料之后，以西周当时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重新对《周礼》作了研究。认为《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因此，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是西周职官问题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周代宫廷，把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这是医学进步的一个标志，它有利于医生各专一科，深入研究。《周礼》宫廷医学的分科，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分科记载，开后世医学进一步分科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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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政机构设置：周代建立有较为完整的医政组织和相当严格的考核制度，为提高医生的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专职医疗人员，属天官冢宰统辖。
1.设医师之职官，总管医药行政。《周礼.天官，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在医师之下设有“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协助医师进行卫生行政管理。上士和下士主要协同医师管理医政；府二人管理宫廷药物库藏保管和供应；史二人管理宫廷文书和病案。徒二十人，看护病人或接受差役杂务。
2.医师考核与俸禄
《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医师负责年终考核医生，以其诊治病人的疗效优劣分为上……下五个级次，每个级别享受其相应的俸禄。这样的考核规定和报酬制度，出现在西周，实在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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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
《周礼》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积累原始病案资料，总结治疗经验和教训，无疑有其积极的促进作用，标志着周代医学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二)卫生防疫管理
天官属下设凌人“掌冰”，主管即凌阴(冰室)。“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夏颁冰，……秋刷。”其人员达90余人，一年四季，有着严格的工作秩序。“官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除其不镯，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井，指漏井，路厕；为其井]，是设有一种漏井，使污秽之水流入，以保洁除臭。宫人是负责宫廷中污水排除的职官。结合地下陶水管之发掘，可为文献记述的实证。饮食卫生方面，设有“内饔”职宫，其职责之一是“辨腥臊香之不可食者”，具有卫生检查监督之职。地官司徒之下有司救，设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人，其职责之一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即发生天灾疫病时进行巡回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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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官司寇之下有庶氏、翦氏、赤发氏、蝈氏、壶涿氏、蜡氏、野卢氏等，他们有的编制达百余人，执掌之事是各种各样的除害灭虫工作，方法是用牡菊、嘉草、莽草、等驱之、烧之、攻之、熏之、酒毒之、杀灭之，以及“令扫道路”。
(三)卜、祝、巫等设置
周代巫术仍较盛行，其设计也较多。如：大卜、掌占卜，其职司之一就是卜问疫病能否痊愈。大卜为众卜之长，由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其下有卜师，卜人数十人组成。
大祝，为祝官之长，有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年，求永贞。”除疠疫。
司巫，为群巫之长，掌群巫之政令。群巫中男巫、女巫均无数，男巫负责逐疫除疫病。女巫负责以草药熏浴，祛疫防病。
从《周礼》所载可以看出在西周后期医巫开始分离，专业医生出现，卜、祝、巫等神职人员失去对医药的控制，其地位下降。医学开始独立发展。此期，医学理论萌芽，食医结合，环境卫生思想的产生和实施等，都为医学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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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
一、对人体的认识
甲骨文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其中包含有可供研究殷商时期对人体、疾病认识的宝贵史料。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会意文字，从文字的形体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人体已有一定的认识。首，象人的侧面头形；耳，象耳的轮廓；目，象人的眼睛；鼻，象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从口中伸出状；齿，象牙齿从口中露出；项，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号标明；手，象手的侧面形。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号。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号。足字则象脚的形状。膝，在人的膝关节加指示符号。趾字就象脚趾形。眉则象眼睛上面长着眉毛。腋字即是在人的两腋下加指示符号，等等。
甲骨文中还有的器官、骨连接或一些生理现象的名称。心，象人的心脏形状，这是甲骨文中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内脏器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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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盘庚》是商王朝的文告，其中有“不忧朕心之攸困”及“今予其敷心腹肾肠”等语，可知当时也已知道肾、肠等其他内脏器官，只是目前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
此外还有骨架的象形、脊柱骨的象形。血字象在祭祀时将血盛于器皿之中。尿，人前加水点，象人遗尿之形。屎，人后下数点，象人遗屎形。泪，象目下垂泪，郭沫若谓当系涕之古字。
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反映生育功能的字。孕，表示怀孕后，腹内有胎儿。还有左为床形，右为孕妇，全字表示孕妇躺在床上待产。 冥，是用手接生。以及人的正面象形、产户、手的象形等。乳，象妇女在给待哺的婴儿喂奶，婴儿在口中含着乳头。
殷墟甲文涉及问孕育的卜辞很多，主要卜问：是否怀孕、什么时候分娩、是否顺利，以及预测分娩时间等卜辞。
商、周时期人们对人体的认识，是处在一个以直观的外部形态为主，并已经由表入里，认识到内脏器官的某些结构，由局部认识开始而涉及到人身整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一些现象，反映了商周时医学对解剖与生理的认识日益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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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疾病的认识
甲骨文中, 常见下列一类字形：
如床的象形，人体的象形，“汗”或其它液体的象形，整个意思是人躺在床上大汗淋漓。即疒字的多种写法。
甲骨卜辞中发现的疾病名称及种类颇多。中如“疒目”，“疒首”、“疒耳”、“疒自”、“疒口”、“疒齿”、“疒舌”、“疒手”、“疒肘”、“疒胫”、“疒止”、“疒足”、“疒身”、“疒腹”、“疒项”、“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等40多种病名，仍处于十分笼统的水平。例如：
疒首：“甲辰卜，出贞：王疒首，亡。”意思是：商王武丁患头病，是否延缠。
疒目：“贞：王其疒目。”(《合》一六五)意思是：商王武丁未眼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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疒耳：“贞：疾耳，佳有？”意思是：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
疒齿：“贞有疒齿不佳父乙”(《乙》四六二六)意为患齿疾，是否为父乙降祸。
疒舌：“甲辰卜、古贞：疒舌，佳(有)”意思是：得舌病，是否为祸害。《说文》：蚩虫也。“蚩”, 在此当是一种祸害人身体的虫子。
值得注意的是商朝人还能根据病人症状体征的若干特点加以相应命名，如：“疒软”“疒旋”，前者似为周身软弱无力之疾，旋，似为人头脑眩晕之义。
甲骨卜辞不仅载有“疒齿”,且有龋齿，鼻息肉等记载。“龋”字甲骨文象牙齿生虫的象形。
鼻息肉：甲文中有卜辞：“贞，妇好佳出，疒？”大意是妇好鼻子长出肉，是疾病吗？这是目前世界上首次见载的鼻息肉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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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应予重视的是殷墟甲文中的“疒疫”，反映我国传染病流行的最早记载。
卜辞中“疒年”当是疾病流行之年。也反映了当时传染病、流行病的认识水平。
西周是继商之后，对疾病的认识较之商朝有更多进步。参照《周礼》记载更连系季节，春、夏、秋、冬分别有?h首、痒疥、疟寒、嗽上气等疾。外科病也有肿、溃、金、折诸疡，分类更具体了。
第四节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一、疾病的诊断
殷商时代，人们己开始注意对疾病的诊断，从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主要是应用迷信手段，祈求神灵来判断所患之疾病，但卜辞终究为人所造。如：“丁己卜，贞：亡(无)降病”。降病，即患肛肿病也；“贞：今夕其雨病”。雨病，即六淫阴阳风雨晦明中之雨淫症也。到西周时人们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逐渐摆脱巫的束缚。如《周礼》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胝(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功。”这说明西周前后，在诊断疾病方面，已开始涉及到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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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气”，郑玄注为“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五声”，司马迁的解释生动而具体：“故音禾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五色”，郑玄注：“面貌青、赤、黄、白、黑也。”“九窍”多家注为“耳、目、鼻、口及前阴、后阴。”“九藏，”多家注为“心、肝、脾、肺、肾及胃、膀胱、大肠、小肠。”对“九窍”、“九藏”的认识，殷商甲骨卜辞及《尚书.盘庚》篇，已有诸多脏器之名。西周时的“九窍”、“九藏”之说，是在殷商时期对人体解剖认识基础上的总结，并反映了西周的脏腑不分，统称“藏”(即脏)的特点。
《周礼》所载有关“四诊”内容非常实际，是完全以病人的内外症状进行综合分析的，没有丝毫的神秘味道，为以后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重视诊断疾病的基础上，已开始强调病历的书写。《周礼》“凡邦之有疾病者，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些病历资料虽未保存下来，但说明病历记载在我国的历史是极其悠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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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疾病的治疗
(一)药物疗法和食疗
应用动、植物、矿物治疗疾病，虽在原始人类就开始了，但进入殷商后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是巫与医相混的时代。《周礼》“聚毒药以共医事”《尚书》“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说明商朝的医生已学会应用毒性较大或重剂药物治疗疾病了。殷商时期，还有两个重要的创造，一为酒应用于医药，二为汤液，即汤剂的发明。这在治疗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殷周时期，食疗已具有了一定的雏形，伊尹精于烹调。传说伊尹和商汤谈话时，就讲了许多烹调问题。其中就有“阳朴之姜，招摇之佳”的话。姜桂既是肴馔中的调味品，也是发汗解表的常用药物。所以有人认为“桂枝汤”是从烹调里分出来的最古处方之一。《周礼》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咳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周礼.天官冢宰下》)。五药即为草、木、虫、石、谷。食治、食养思想在西同时期的发展反映了对古代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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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治法
据卜辞统计涉及针灸治病的有2条，按摩治病的有6条，拔牙止痛的有4条，接骨复位的有一条。足见外用法，在殷商时代已普遍应用。
按摩远在原始社会就有了，人们自我保护的使用摩擦或抚摩手法，以缓解或解除疼痛的经验积累。通过对殷商甲骨文字的研究，使我们更肯定了这一疗法历史的悠久。
针砭治病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像一个人手持尖锐器具，治疗病人腹病疾病。殷商至西周针刺治疗，或者用的是砭石，隋代医家全元起认为：“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故命之针石。”近年出土的殷周随葬品中，有一种柄部雕作动物形态的玉制弯锥器，器形精美，据有关专家认为当是奴隶主专用的砭石针。如殷墟出土的原名“玉虎”，全长6厘米，虎作匍伏状，嘴下有穿孔，尾为锥体，锥角约40°。殷墟西区出土的一件原名“玉鱼”，近鱼口处穿孔，鱼身有鳍纹，鱼尾之外附加一鸟嘴形弯锥，锥角约45°等等。这些随葬品形小巧，针身细长而锋利，不可能是兵器、饰物或生产工具，当是为奴隶主制作的精美医疗工具--针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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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者1985年10月在广西武鸣县马义乡一处西周墓葬群中发掘出土青铜针两枚。据鉴定，确认为西周时期的针灸针。“灸”疗法，在殷商时已普遍应用，甲骨文的“x”字，手所持的草束火炷虽不能肯定其为艾草，但无疑是用以治病的草炷。实际上，古人发明“灸x”治病，起初只取其温热以驱寒，并不限于什么特定的草。《说文》：“x，烧也”；《一切经义》:“x，古文热”；《通俗文》：“燃火曰x，x亦烧也”。至西周，灸x可能已选用艾草，因为《诗经》已记有“采彼艾兮”，(《诗经.土风.采葛》)。毛注：“艾所以疗疾”。
疡医，即外科医生，他们治疗的疾病范围广泛，既有疮疡、痈肿，还有故伤与跌打损伤。“金疡”即指刀刃的创伤，它除包括战争、其它斗殴所致之创伤外，也包括刑罚所受之伤。
从《周礼》记载还可以看出西周前后对疮疡痛肿、跌仆、刀伤在治疗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既有“内治”也有“外治”，既有药治，也有食养。唐.贾公彦疏：“凡有疡者，受其药焉”。又说：“凡国中有疡，不须身来者，并于疡医取药焉”。“祝”，是“以药敷其伤处也”。“刮”是刮去脓血，相当现代的清疮；“杀”是以药物消除伤口坏死组织，所谓“以五毒攻之”，我国外科用汞砷之化学制剂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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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
一、天然药物知识的积累
人类对药物的认识、选择和应用，是从天然药开始的。夏、商、西周三代已在植物类药、动物类药和矿物类药的认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遗址中曾出土有30多种植物种仁，其中可作药用的有桃仁、杏仁、郁李仁等。在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杵臼、杵身和臼内存留有浓厚的朱砂痕迹，当为粉碎、研磨宋砂等矿物的器具。
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不但记载许多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有不少直接是记述药用的卜辞。如禾、粟、麦、菽、麻、葑、黍、马、牛、羊、豕、犬、鸡、玉、石等。
殷墟卜辞反映的药物知识，仅仅局限于巫医用药情况，还不能反映当时药用知识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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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比起殷人来更重视农业，而以植物药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药物学其形成与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诗经七月》中记载可入药用的(远志)、郁(郁李)、桑、蚕、蘩(白蒿)、萑苇(芦苇)、蜩(知了)、(野葡萄)、葵、菽、谷、枣、稻、瓜、壶(葫芦)、苴(麻子)、荼(苦莱)、樗、黍、麻、麦、稷、茅、韭等。《诗经》载有三百种可入药的动、植物和矿物，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的增多，周人到周原定居前后，已掌握制饴技术，留下了诗句。
药物知识与经验的积累，用药实践的发展，带来了药物理论的升华。《周礼》中提出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理论。五味是醯(味酸)，酒(味苦)，饴、蜜(味甘)，姜(味辛)，盐(味咸)；五谷是麻、黍、稷、麦、豆；五药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而是草木虫石谷五类药物，关于药物分类的思想已显出端倪。五行学说与药学的结合，药学与预防、药疗、良治实践的结合，是《周礼》所载药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的两个显著的特点。
二、酒的发明和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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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酒的发明
晋人江统在《酒诰》里载有：“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说明煮熟了的谷物，丢在野外，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可自行发酵成酒。人们受这种自然发酵成酒的启示，逐渐发明了人工酿酒。
我国最晚在夏代已能人工造酒。如《战国策》：“帝女令仪狄造酒，进之于禹。”据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遗址中，已有许多陶制酒器，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藁城县台西村商代墓葬出土之酵母，在地下三千年后，出土时还有发酵作用，汉代班固在《白虎通?考点》中亦有芳香的药酒意思的解释。罗山蟒张乡天湖商代墓地，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酒，它装在一件青铜所制的容器内，密封良好。至今还能测出成份，证明每一百毫升酒内含有8239毫克甲酸乙醋，并有果香气味，说明这是一种浓郁型香酒，与甲骨文所记载的相吻合。
周代，酿酒已发展成独立的且具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并设置有专门管理酿酒的“酒正”、“酒人”、“郁人”、“浆人”、“大酋”等管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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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酒的药用
酒是最早的兴奋剂(少量用之)和麻醉剂(大量用之)。酒的发明和应用，促使用药范围不断扩大。酒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制药剂、消毒杀菌的功效。《黄帝内经》指出古人作“汤液醪醴”，其医疗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古代医生治病时常借助于酒力，使药物取效。“酒为百药之长”即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再从古“t”字也可以看出古代医和酒的关系，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治病工也……从酉”。“t，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又说：“酉，八月黍成，可以酎酒。”在商代至周初文字凡是“飨酒”之酒都“酉”，甲骨文酉表示以罐储粮，发酵成酒，形似酒坛，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历史文化。从“t”字的结构可以看出“t”字用病声和酒二者会意组成，说明古代医疗与酒关系甚密，体现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汤液的创制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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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液即汤剂，是伊尹创制发明的。伊尹原是汤王的厨师，后被起用为宰相。《史记.殷本纪》：“伊尹以滋味说汤”《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伊尹既精烹调，又通医学。根据烹调饮食的经验以提高配制汤液的方法是很可能的。
汤液的创制发明，绝非是伊尹一个人，或非一个时期。汤液的发明，是无数先民通过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从采药用药与烹调中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
汤液的发明，是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跃进，标志着方剂的诞生，是医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
第六节 巫与医药的关系
巫，无论作为一种宗教、一种从事巫教职业的人，还是在广义上作为一种文化，其复合体是伴随着历史的前进从野蛮而跨进文明社会门坎的。在夏、商、西周时期，巫与医药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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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巫医及其职业
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原始的巫教意识开始形成，那时的巫尚未职业化。商以前的城子崖他(们)，可能拥有一些文化知识，是当时的文化人。
商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巫师，他(们)能代鬼神发言、歌舞等，还能医治疾病，有的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巫师群体内进一步分化，便出现了比较专职的巫医。殷墟甲骨文中的“巫妹”，就是一位治小儿病的女巫医。《周礼.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反映了巫医在朝野普遍存在。巫教观念的严重存在与积淀，是巫医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因而祭祀鬼神、禳除疾病的巫风盛行，大量反映在甲骨卜辞中。
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巫医的双重性(对医药的应用与阻碍)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参半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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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卜筮所涉及的诊疗知识
占卜在人类历史上曾广泛存在过，占卜除用巫术禳治之外，尚用药疗、灸疗、针疗、推拿按摩、助产和用手术拨牙、接骨复位等，然而这一切都被笼罩在巫术的氛围中。
卜辞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史料，是反映商周时期巫与医药的一面镜子，也产生了古代医案的萌芽。其中就有从得风病到死亡的全过程的记录，其先后经过一百七十六天，虽治疗语不详，但已有了医案记载的雏形。
《周易》中涉及疾病与医疗保健的若干理论思维与认识。
“(艮上艮下)[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是说只注意到背部而不保护全身，即只知局部而不顾整体，就象一座宅院无人居住一样没有用。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是说脚趾最易受伤，但人们却往往认为这是小毛病，不太注意它，这样身体是不可能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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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是说人的下肢肌肉丰满，但现在却不长肉了，这种局部反应可能是病态，使人心里不愉快。
“九三，艮不限，列其夤，厉、薰心。”这是说健康人的背厚腰圆，现在却腰胁部干瘦，这可能是一种病，使人心焦急。
“六四，艮其身，无咎。”是说要注意保护胸腹部，因为这是人体重要脏器之所在，保护得好才不会有病。
三、白巫术中的医药活动
白巫术从主观上是想在神秘的环境中预占到未来的情况，或采取有效的方式治愈病魔，给人以健康。卜筮巫术是商周时最常用于诊疗活动的巫术。除此之外，还有：
1、禁咒。在施行一些巫术前，要配合以语言，如咒枣治疟之术，其方式与敬重鬼神恰恰相反，而是以语言配以模仿巫术活动进行，禁咒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对鼓舞病人的勇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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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心可能有一定作用。
2、祝祭。是期望得到天帝、祖先和神灵的保护，有一定的精神作用，《史记》载：“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B其蚤(爪)，沉之河，以祝于神……成王病乃瘳。”
3、祝由。它是以语言为主要手段并辅以一些仪式的祛除病邪的巫术，《素问.移精变气论》说：“余闻古之治病者，唯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也。”可知祝由治病的巫术古已有之，行术者与患者都想通过祝说病由而使病邪解除，具有心理治疗的某种成分。
4、禹步。相传大禹本人常主持祭祀、占卜活动。《禁经》受禁肿法中说：“五日旦即作法禹步法，闭气握固，若治病时，作想此手作热铁，义想前人病如雪，手著病(处)即散。又治病时常在病人生气上，若病人头上有浮肿，不得顿治使尽即伤人，当留少许明日更治。”关于禹步的使用，尚有三、七、九步之区别，并记载与呼吸相配合的方法。禹步之法是逐渐形成的，但与夏、商、同时期的传承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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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祓除、傩舞及桃。这些均属于行为巫术，《周礼.女巫》“掌岁时拔除衅浴。”这种洗浴、清洁身体，在巫术观念中，认为可除灾灭病，特别是利用春天的桃花水洗涤妇女身上的不洁，名曰洁身洗垢，其目的为驱鬼求育。
傩舞之风，在周代颇盛，大傩是在腊月前驱逐疫鬼的一种巫术活动，用以驱除疫鬼，故名打傩，或驱傩。
桃??是用苕(芦苇花)作的桃木柄扫帚，古人认为它有驱赶魔鬼邪恶及疫病的作用。
6、卜筮测疾病。卜辞中诊断最灵的莫过于对妊娠和产期的推断。《易经》中关于“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都是对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
四、医巫的流变与趋向
巫是人类史前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巫产生以后，曾把人类医药的经验予以吸取、传承变异，给比较质朴的医药经验和朴素的知识披上一层灵光，在医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医巫合流的混杂阶段。夏、商正处在这个阶段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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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崛起，人们在造成一个人化的环境的同时，逐渐地打破神化的世界，显示了人的价值，不断冲淡了对神的信仰。到了周代，特别是周末，巫、医消长的趋势已有了反差，医药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从医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且愈向前发展，医巫的流向分歧愈明显。文化价值的取向成为医巫的分水岭，医药的取向是科学文明与精英文化，而巫则基本上转向下层位文化和神秘主义。
回顾巫医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当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之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在巫作为历史发展新生事物诞生及其发展之初期，巫医作为有知识之人在总结利用医药知识积累方面，其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然而，医学发展到运用唯物史观探求疾病病因、治疗的阶段时，巫医则在维护其唯心病因、治疗上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对抗，从而不再是促进的力量，而是转化为消极的阻碍势力，这种进步的取代约于西周之未。激烈争论和最终决裂于春秋战国时期。, 百拇医药
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国家统治机器如军队、刑法等也一代比一代强化，且对宗教职能给予特别重视。在属于夏纪年范围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卜骨存在，那时就已有巫教流行。商朝崇尚神鬼祖先，认为祖先是天神的化身。王是天帝祖先意志的代表，凡攻伐胜负，农业丰歉，疾病寿夭等都要卜问吉凶，有大批巫卜神职人员为商王供职，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殷墟甲骨文中有关疾病寿夭的卜辞很多，医药卫生活动也在巫卜统治之下。虽然几乎完全在巫卜的统计下，但医药卫生特别在对人体的认识，疾病诊疗水平提高，以及专业医的出现等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启蒙与变革，医学科学开始蒙芽。西周时巫人从政作用虽然逐渐削弱，但仍有强大影响。
第一节 卫生保健
第二节 商周医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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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
第四节 疾病的诊断和治病
第五节 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
第六节 巫与医药的关系
第一节 卫生保健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实践的丰富，人们对命的价值更加关注。《尚书.洪范》说：“五福：一曰寿, 二曰富, 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殷人思想中“五福”之“寿”、“康宁”、“考终命”(“考”即老，考终命指尽其天年)与居“六极”的“凶短折”、“疾”、“弱”均与健康长寿有关。
到了西周，健康氏寿的概念更为突出，金文中累见“万年眉寿”，“眉寿永年”、“眉寿无疆”等语，《诗经》中反映健康长寿的更多。如“馁我眉寿，黄无疆”。“东之君子，万寿无期”。人们如此重视生命，希望健康长寿，反映着卫生保健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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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卫生
从对殷代卜辞的研究和出土的殷周盥洗用具，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养成扫地、洗手、洗面、洗头、洗脚等卫生习惯。如：盥、沫、浴、洗等字之甲骨文象已给人以生动的印象。
甲文有帚、扫、宝鸡出土之青铜器中见有如子帚洒形的文字，(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1825页，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一版)。近年出土的殷周陶器和青铜器中，据考古学家研究，其中有洗脸、洗足的盆和喷洒地面的壶，陶器中有擦手去垢的陶搓，制作都相当考究。(杨建芳：《安阳殷墟》，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
殷代的贵族不仅用“汤”(热水)沐浴，而且还用潘，即煮热的浙米泔汁来沐发，《周礼》之“共(供)王之沐”。《疏》云“宫人，掌洁清之事，沐用潘、浴用汤。”三千多年前如此讲究的淋浴。无疑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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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卫生，《周易》：“无攸遂，在中馈，贞吉。”意思是说妇女把家务以及饮食卫生搞好，是吉利的征兆。可见饮食在这一时期已作为一件大事受到人们的注意。西周时期统治阶级的饮食，有专门机构与人员管理，以确保饮食营养与卫生保管等。如：“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
周人也养成了许多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如《周易》：“观颐，自求口实。”(《周易.上经.颐》)。意即要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又强调进食时要细嚼慢咽，不贪食过饱。
这一时期，还开始冷藏食品。《夏小正》记载：“三月参则伏……颁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夏小正》被认为是夏朝历书。可见我国远在三、四千年前就开始有藏冰的活动了。如《诗经》：“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诗经.风.七月》)。该诗是周人采冰的切实史料。《周礼》且有凌人之设。“凌阴”即藏冰的房子，“凌人”是掌管藏冰、用冰的专职官员。入春后，气温渐高，即将食物保存在置有冰的鉴中(即大口之罂)，这时期的冰室建筑，已很讲究，它可以把冰保存到夏天。王者把冰颁赐群臣，可见当时用冰范围已很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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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古代一些记载和传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注意用锻炼身体的方法来防治疾病。
舞蹈的历史悠久，在甲骨卜辞里就有记载。到西周时更发展为驱疫逐鬼的“傩舞”，剥去神秘的外衣，也有健身防疫的意义。田猎、角抵等体育活动在西周前后都有开展。可见我国人民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很早就把医疗与体育结合了起来，为后世导引、气功、按摩等保健体操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夏商周时期，性与生育的卫生也开始受到重视。限制“注混乱”在我国历史悠久，据传说，伏义氏“始制嫁娶”，“以重人伦之本”“民始不渎”。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进步，而且也是讲求性卫生的大前提。
二、环境卫生
夏商周时代，环境卫生已受到重视。首先是房屋建筑，注意了对环境的选择。如《诗经》记有“笃公刘，既溥且长，逝彼百泉，瞻彼溥原。??陟南冈，觏于京(高丘)。”(《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既溥且长。既景(日影)??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歌颂扬公刘定居时选择高燥、向阳、寒暖适宜，接近流泉的地方。《诗经》所歌颂的公刘择地建居室的时代约在夏代。瓦的使用是西周人的创造，由于瓦能排水、防晒、保护房屋，无疑对人的卫生保健是大有裨益，在岐山凤雏遗址(今陕西岐山)和扶风召陈遗址(陕西扶风县)出土有板瓦、筒瓦等瓦上还有瓦钉或瓦环。其居室建筑之卫生条件更为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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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甲骨卜辞研究，还可看出殷商时代已注意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如丁亥日要在室内外扫除和灭虫等。甲骨中还有“洒”字等，说明居室洒扫在当时已被重视。西周这方面的记载就更详细，且其统治阶级已设有专门管理清洁卫生的官职。负责宫廷内外的除草、除虫、以及清洁水源的工作。《周礼》还记道：“赤发氏掌除墙屋. 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诗经》还记有灭鼠的活动，强调洒扫庭院堵鼠洞，堵好鼠洞熏杀老鼠。对预防传染病流行，保护环境避免污染有积极意义。
清洁水源、注意饮水卫生。水源与环境卫生关系最大，故凿井而饮。远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夏商时，井凿的更深。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发现我国商代两眼水井，其结构坚固，至今仍很完整，还在井内发现了提水的陶罐。西周时已认识到凿井不仅是为了取水方便，而是为了更有利于清洁卫生，强调要经常淘井泥，使井水保持清洁。《周易》：记述一新来的邑主看到当地饮水情况说：井水太浊了，喝不得，要淘干净，才可汲用。《周易》强调：井壁垒好后，井水变得清凉爽口；要求人们打完井水后要加井盖，防止因炊污水而染病，才会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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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夏商周期时，人们对生活污水的处理也十分重视。代表夏商文化的淮阴平粮台古城遗址之宫殿地下已有陶排水管之设置。周原遗址之西周早期宫室所设之下水道之直经已达20-30厘米，长度为1米陶水管还与排水阴沟、明槽相连通，汲水排到院外的“大池”中，这是一套比较合理的排水设施，对于改善居住环境卫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周原陶水管的发现，不但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而且也为研究我国古代环境卫生设施及其在防病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线索。
第二节 商周医事制度
一、宫庭医生分工
商代有管理疾病的小臣：中国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释“小疾臣”认为：这种职官既医治疾病，也从事医疗管理工作。(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1943年)。它是我国文字迄今所见最早的医宫。周代医官是继承了商代医官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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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天宫》将宫廷医生分为以下几科：“食医，中士三人”，主要职责是“掌合王之六食、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食医，是管理饮食的专职医生，是宫廷内的营养医生，主管帝王膳食，是为王室贵族的健康长寿而专设的。“疾医?中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养万人之疾病”。疾医相当于内科医主。疾医已经不仅为王室服务，而且施治万民疾病。这说明“民”的社地地位已有所提高，并在宫廷医生治疗疾病时反映了重民思想。“疡医.下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疡医相当于外科医生，专管治疗各种脓疡、溃疡、金创、骨折等。疡医在宫廷医生中地位低于食医、疾医，属下士。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兽医主要治疗家畜之疾病或疮疡。(《周礼》成书的年代较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西周职官情况的真实记录，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相当曲折地反映了西周职官的情况，古文学家在全面清理西周铭文中职官材料之后，以西周当时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重新对《周礼》作了研究。认为《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因此，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是西周职官问题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周代宫廷，把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这是医学进步的一个标志，它有利于医生各专一科，深入研究。《周礼》宫廷医学的分科，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分科记载，开后世医学进一步分科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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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政机构设置：周代建立有较为完整的医政组织和相当严格的考核制度，为提高医生的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专职医疗人员，属天官冢宰统辖。
1.设医师之职官，总管医药行政。《周礼.天官，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在医师之下设有“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协助医师进行卫生行政管理。上士和下士主要协同医师管理医政；府二人管理宫廷药物库藏保管和供应；史二人管理宫廷文书和病案。徒二十人，看护病人或接受差役杂务。
2.医师考核与俸禄
《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医师负责年终考核医生，以其诊治病人的疗效优劣分为上……下五个级次，每个级别享受其相应的俸禄。这样的考核规定和报酬制度，出现在西周，实在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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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
《周礼》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积累原始病案资料，总结治疗经验和教训，无疑有其积极的促进作用，标志着周代医学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二)卫生防疫管理
天官属下设凌人“掌冰”，主管即凌阴(冰室)。“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夏颁冰，……秋刷。”其人员达90余人，一年四季，有着严格的工作秩序。“官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除其不镯，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井，指漏井，路厕；为其井]，是设有一种漏井，使污秽之水流入，以保洁除臭。宫人是负责宫廷中污水排除的职官。结合地下陶水管之发掘，可为文献记述的实证。饮食卫生方面，设有“内饔”职宫，其职责之一是“辨腥臊香之不可食者”，具有卫生检查监督之职。地官司徒之下有司救，设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人，其职责之一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即发生天灾疫病时进行巡回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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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官司寇之下有庶氏、翦氏、赤发氏、蝈氏、壶涿氏、蜡氏、野卢氏等，他们有的编制达百余人，执掌之事是各种各样的除害灭虫工作，方法是用牡菊、嘉草、莽草、等驱之、烧之、攻之、熏之、酒毒之、杀灭之，以及“令扫道路”。
(三)卜、祝、巫等设置
周代巫术仍较盛行，其设计也较多。如：大卜、掌占卜，其职司之一就是卜问疫病能否痊愈。大卜为众卜之长，由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其下有卜师，卜人数十人组成。
大祝，为祝官之长，有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年，求永贞。”除疠疫。
司巫，为群巫之长，掌群巫之政令。群巫中男巫、女巫均无数，男巫负责逐疫除疫病。女巫负责以草药熏浴，祛疫防病。
从《周礼》所载可以看出在西周后期医巫开始分离，专业医生出现，卜、祝、巫等神职人员失去对医药的控制，其地位下降。医学开始独立发展。此期，医学理论萌芽，食医结合，环境卫生思想的产生和实施等，都为医学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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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
一、对人体的认识
甲骨文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其中包含有可供研究殷商时期对人体、疾病认识的宝贵史料。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会意文字，从文字的形体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人体已有一定的认识。首，象人的侧面头形；耳，象耳的轮廓；目，象人的眼睛；鼻，象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从口中伸出状；齿，象牙齿从口中露出；项，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号标明；手，象手的侧面形。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号。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号。足字则象脚的形状。膝，在人的膝关节加指示符号。趾字就象脚趾形。眉则象眼睛上面长着眉毛。腋字即是在人的两腋下加指示符号，等等。
甲骨文中还有的器官、骨连接或一些生理现象的名称。心，象人的心脏形状，这是甲骨文中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内脏器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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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盘庚》是商王朝的文告，其中有“不忧朕心之攸困”及“今予其敷心腹肾肠”等语，可知当时也已知道肾、肠等其他内脏器官，只是目前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
此外还有骨架的象形、脊柱骨的象形。血字象在祭祀时将血盛于器皿之中。尿，人前加水点，象人遗尿之形。屎，人后下数点，象人遗屎形。泪，象目下垂泪，郭沫若谓当系涕之古字。
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反映生育功能的字。孕，表示怀孕后，腹内有胎儿。还有左为床形，右为孕妇，全字表示孕妇躺在床上待产。 冥，是用手接生。以及人的正面象形、产户、手的象形等。乳，象妇女在给待哺的婴儿喂奶，婴儿在口中含着乳头。
殷墟甲文涉及问孕育的卜辞很多，主要卜问：是否怀孕、什么时候分娩、是否顺利，以及预测分娩时间等卜辞。
商、周时期人们对人体的认识，是处在一个以直观的外部形态为主，并已经由表入里，认识到内脏器官的某些结构，由局部认识开始而涉及到人身整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一些现象，反映了商周时医学对解剖与生理的认识日益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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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疾病的认识
甲骨文中, 常见下列一类字形：
如床的象形，人体的象形，“汗”或其它液体的象形，整个意思是人躺在床上大汗淋漓。即疒字的多种写法。
甲骨卜辞中发现的疾病名称及种类颇多。中如“疒目”，“疒首”、“疒耳”、“疒自”、“疒口”、“疒齿”、“疒舌”、“疒手”、“疒肘”、“疒胫”、“疒止”、“疒足”、“疒身”、“疒腹”、“疒项”、“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等40多种病名，仍处于十分笼统的水平。例如：
疒首：“甲辰卜，出贞：王疒首，亡。”意思是：商王武丁患头病，是否延缠。
疒目：“贞：王其疒目。”(《合》一六五)意思是：商王武丁未眼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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疒耳：“贞：疾耳，佳有？”意思是：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
疒齿：“贞有疒齿不佳父乙”(《乙》四六二六)意为患齿疾，是否为父乙降祸。
疒舌：“甲辰卜、古贞：疒舌，佳(有)”意思是：得舌病，是否为祸害。《说文》：蚩虫也。“蚩”, 在此当是一种祸害人身体的虫子。
值得注意的是商朝人还能根据病人症状体征的若干特点加以相应命名，如：“疒软”“疒旋”，前者似为周身软弱无力之疾，旋，似为人头脑眩晕之义。
甲骨卜辞不仅载有“疒齿”,且有龋齿，鼻息肉等记载。“龋”字甲骨文象牙齿生虫的象形。
鼻息肉：甲文中有卜辞：“贞，妇好佳出，疒？”大意是妇好鼻子长出肉，是疾病吗？这是目前世界上首次见载的鼻息肉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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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应予重视的是殷墟甲文中的“疒疫”，反映我国传染病流行的最早记载。
卜辞中“疒年”当是疾病流行之年。也反映了当时传染病、流行病的认识水平。
西周是继商之后，对疾病的认识较之商朝有更多进步。参照《周礼》记载更连系季节，春、夏、秋、冬分别有?h首、痒疥、疟寒、嗽上气等疾。外科病也有肿、溃、金、折诸疡，分类更具体了。
第四节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一、疾病的诊断
殷商时代，人们己开始注意对疾病的诊断，从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主要是应用迷信手段，祈求神灵来判断所患之疾病，但卜辞终究为人所造。如：“丁己卜，贞：亡(无)降病”。降病，即患肛肿病也；“贞：今夕其雨病”。雨病，即六淫阴阳风雨晦明中之雨淫症也。到西周时人们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逐渐摆脱巫的束缚。如《周礼》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胝(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功。”这说明西周前后，在诊断疾病方面，已开始涉及到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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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气”，郑玄注为“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五声”，司马迁的解释生动而具体：“故音禾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五色”，郑玄注：“面貌青、赤、黄、白、黑也。”“九窍”多家注为“耳、目、鼻、口及前阴、后阴。”“九藏，”多家注为“心、肝、脾、肺、肾及胃、膀胱、大肠、小肠。”对“九窍”、“九藏”的认识，殷商甲骨卜辞及《尚书.盘庚》篇，已有诸多脏器之名。西周时的“九窍”、“九藏”之说，是在殷商时期对人体解剖认识基础上的总结，并反映了西周的脏腑不分，统称“藏”(即脏)的特点。
《周礼》所载有关“四诊”内容非常实际，是完全以病人的内外症状进行综合分析的，没有丝毫的神秘味道，为以后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重视诊断疾病的基础上，已开始强调病历的书写。《周礼》“凡邦之有疾病者，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些病历资料虽未保存下来，但说明病历记载在我国的历史是极其悠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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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疾病的治疗
(一)药物疗法和食疗
应用动、植物、矿物治疗疾病，虽在原始人类就开始了，但进入殷商后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是巫与医相混的时代。《周礼》“聚毒药以共医事”《尚书》“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说明商朝的医生已学会应用毒性较大或重剂药物治疗疾病了。殷商时期，还有两个重要的创造，一为酒应用于医药，二为汤液，即汤剂的发明。这在治疗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殷周时期，食疗已具有了一定的雏形，伊尹精于烹调。传说伊尹和商汤谈话时，就讲了许多烹调问题。其中就有“阳朴之姜，招摇之佳”的话。姜桂既是肴馔中的调味品，也是发汗解表的常用药物。所以有人认为“桂枝汤”是从烹调里分出来的最古处方之一。《周礼》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咳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周礼.天官冢宰下》)。五药即为草、木、虫、石、谷。食治、食养思想在西同时期的发展反映了对古代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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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治法
据卜辞统计涉及针灸治病的有2条，按摩治病的有6条，拔牙止痛的有4条，接骨复位的有一条。足见外用法，在殷商时代已普遍应用。
按摩远在原始社会就有了，人们自我保护的使用摩擦或抚摩手法，以缓解或解除疼痛的经验积累。通过对殷商甲骨文字的研究，使我们更肯定了这一疗法历史的悠久。
针砭治病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像一个人手持尖锐器具，治疗病人腹病疾病。殷商至西周针刺治疗，或者用的是砭石，隋代医家全元起认为：“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故命之针石。”近年出土的殷周随葬品中，有一种柄部雕作动物形态的玉制弯锥器，器形精美，据有关专家认为当是奴隶主专用的砭石针。如殷墟出土的原名“玉虎”，全长6厘米，虎作匍伏状，嘴下有穿孔，尾为锥体，锥角约40°。殷墟西区出土的一件原名“玉鱼”，近鱼口处穿孔，鱼身有鳍纹，鱼尾之外附加一鸟嘴形弯锥，锥角约45°等等。这些随葬品形小巧，针身细长而锋利，不可能是兵器、饰物或生产工具，当是为奴隶主制作的精美医疗工具--针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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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者1985年10月在广西武鸣县马义乡一处西周墓葬群中发掘出土青铜针两枚。据鉴定，确认为西周时期的针灸针。“灸”疗法，在殷商时已普遍应用，甲骨文的“x”字，手所持的草束火炷虽不能肯定其为艾草，但无疑是用以治病的草炷。实际上，古人发明“灸x”治病，起初只取其温热以驱寒，并不限于什么特定的草。《说文》：“x，烧也”；《一切经义》:“x，古文热”；《通俗文》：“燃火曰x，x亦烧也”。至西周，灸x可能已选用艾草，因为《诗经》已记有“采彼艾兮”，(《诗经.土风.采葛》)。毛注：“艾所以疗疾”。
疡医，即外科医生，他们治疗的疾病范围广泛，既有疮疡、痈肿，还有故伤与跌打损伤。“金疡”即指刀刃的创伤，它除包括战争、其它斗殴所致之创伤外，也包括刑罚所受之伤。
从《周礼》记载还可以看出西周前后对疮疡痛肿、跌仆、刀伤在治疗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既有“内治”也有“外治”，既有药治，也有食养。唐.贾公彦疏：“凡有疡者，受其药焉”。又说：“凡国中有疡，不须身来者，并于疡医取药焉”。“祝”，是“以药敷其伤处也”。“刮”是刮去脓血，相当现代的清疮；“杀”是以药物消除伤口坏死组织，所谓“以五毒攻之”，我国外科用汞砷之化学制剂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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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
一、天然药物知识的积累
人类对药物的认识、选择和应用，是从天然药开始的。夏、商、西周三代已在植物类药、动物类药和矿物类药的认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遗址中曾出土有30多种植物种仁，其中可作药用的有桃仁、杏仁、郁李仁等。在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杵臼、杵身和臼内存留有浓厚的朱砂痕迹，当为粉碎、研磨宋砂等矿物的器具。
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不但记载许多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有不少直接是记述药用的卜辞。如禾、粟、麦、菽、麻、葑、黍、马、牛、羊、豕、犬、鸡、玉、石等。
殷墟卜辞反映的药物知识，仅仅局限于巫医用药情况，还不能反映当时药用知识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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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比起殷人来更重视农业，而以植物药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药物学其形成与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诗经七月》中记载可入药用的(远志)、郁(郁李)、桑、蚕、蘩(白蒿)、萑苇(芦苇)、蜩(知了)、(野葡萄)、葵、菽、谷、枣、稻、瓜、壶(葫芦)、苴(麻子)、荼(苦莱)、樗、黍、麻、麦、稷、茅、韭等。《诗经》载有三百种可入药的动、植物和矿物，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的增多，周人到周原定居前后，已掌握制饴技术，留下了诗句。
药物知识与经验的积累，用药实践的发展，带来了药物理论的升华。《周礼》中提出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理论。五味是醯(味酸)，酒(味苦)，饴、蜜(味甘)，姜(味辛)，盐(味咸)；五谷是麻、黍、稷、麦、豆；五药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而是草木虫石谷五类药物，关于药物分类的思想已显出端倪。五行学说与药学的结合，药学与预防、药疗、良治实践的结合，是《周礼》所载药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的两个显著的特点。
二、酒的发明和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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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酒的发明
晋人江统在《酒诰》里载有：“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说明煮熟了的谷物，丢在野外，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可自行发酵成酒。人们受这种自然发酵成酒的启示，逐渐发明了人工酿酒。
我国最晚在夏代已能人工造酒。如《战国策》：“帝女令仪狄造酒，进之于禹。”据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遗址中，已有许多陶制酒器，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藁城县台西村商代墓葬出土之酵母，在地下三千年后，出土时还有发酵作用，汉代班固在《白虎通?考点》中亦有芳香的药酒意思的解释。罗山蟒张乡天湖商代墓地，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酒，它装在一件青铜所制的容器内，密封良好。至今还能测出成份，证明每一百毫升酒内含有8239毫克甲酸乙醋，并有果香气味，说明这是一种浓郁型香酒，与甲骨文所记载的相吻合。
周代，酿酒已发展成独立的且具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并设置有专门管理酿酒的“酒正”、“酒人”、“郁人”、“浆人”、“大酋”等管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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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酒的药用
酒是最早的兴奋剂(少量用之)和麻醉剂(大量用之)。酒的发明和应用，促使用药范围不断扩大。酒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制药剂、消毒杀菌的功效。《黄帝内经》指出古人作“汤液醪醴”，其医疗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古代医生治病时常借助于酒力，使药物取效。“酒为百药之长”即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再从古“t”字也可以看出古代医和酒的关系，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治病工也……从酉”。“t，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又说：“酉，八月黍成，可以酎酒。”在商代至周初文字凡是“飨酒”之酒都“酉”，甲骨文酉表示以罐储粮，发酵成酒，形似酒坛，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历史文化。从“t”字的结构可以看出“t”字用病声和酒二者会意组成，说明古代医疗与酒关系甚密，体现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汤液的创制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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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液即汤剂，是伊尹创制发明的。伊尹原是汤王的厨师，后被起用为宰相。《史记.殷本纪》：“伊尹以滋味说汤”《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伊尹既精烹调，又通医学。根据烹调饮食的经验以提高配制汤液的方法是很可能的。
汤液的创制发明，绝非是伊尹一个人，或非一个时期。汤液的发明，是无数先民通过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从采药用药与烹调中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
汤液的发明，是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跃进，标志着方剂的诞生，是医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
第六节 巫与医药的关系
巫，无论作为一种宗教、一种从事巫教职业的人，还是在广义上作为一种文化，其复合体是伴随着历史的前进从野蛮而跨进文明社会门坎的。在夏、商、西周时期，巫与医药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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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巫医及其职业
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原始的巫教意识开始形成，那时的巫尚未职业化。商以前的城子崖他(们)，可能拥有一些文化知识，是当时的文化人。
商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巫师，他(们)能代鬼神发言、歌舞等，还能医治疾病，有的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巫师群体内进一步分化，便出现了比较专职的巫医。殷墟甲骨文中的“巫妹”，就是一位治小儿病的女巫医。《周礼.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反映了巫医在朝野普遍存在。巫教观念的严重存在与积淀，是巫医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因而祭祀鬼神、禳除疾病的巫风盛行，大量反映在甲骨卜辞中。
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巫医的双重性(对医药的应用与阻碍)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参半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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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卜筮所涉及的诊疗知识
占卜在人类历史上曾广泛存在过，占卜除用巫术禳治之外，尚用药疗、灸疗、针疗、推拿按摩、助产和用手术拨牙、接骨复位等，然而这一切都被笼罩在巫术的氛围中。
卜辞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史料，是反映商周时期巫与医药的一面镜子，也产生了古代医案的萌芽。其中就有从得风病到死亡的全过程的记录，其先后经过一百七十六天，虽治疗语不详，但已有了医案记载的雏形。
《周易》中涉及疾病与医疗保健的若干理论思维与认识。
“(艮上艮下)[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是说只注意到背部而不保护全身，即只知局部而不顾整体，就象一座宅院无人居住一样没有用。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是说脚趾最易受伤，但人们却往往认为这是小毛病，不太注意它，这样身体是不可能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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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是说人的下肢肌肉丰满，但现在却不长肉了，这种局部反应可能是病态，使人心里不愉快。
“九三，艮不限，列其夤，厉、薰心。”这是说健康人的背厚腰圆，现在却腰胁部干瘦，这可能是一种病，使人心焦急。
“六四，艮其身，无咎。”是说要注意保护胸腹部，因为这是人体重要脏器之所在，保护得好才不会有病。
三、白巫术中的医药活动
白巫术从主观上是想在神秘的环境中预占到未来的情况，或采取有效的方式治愈病魔，给人以健康。卜筮巫术是商周时最常用于诊疗活动的巫术。除此之外，还有：
1、禁咒。在施行一些巫术前，要配合以语言，如咒枣治疟之术，其方式与敬重鬼神恰恰相反，而是以语言配以模仿巫术活动进行，禁咒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对鼓舞病人的勇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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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心可能有一定作用。
2、祝祭。是期望得到天帝、祖先和神灵的保护，有一定的精神作用，《史记》载：“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B其蚤(爪)，沉之河，以祝于神……成王病乃瘳。”
3、祝由。它是以语言为主要手段并辅以一些仪式的祛除病邪的巫术，《素问.移精变气论》说：“余闻古之治病者，唯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也。”可知祝由治病的巫术古已有之，行术者与患者都想通过祝说病由而使病邪解除，具有心理治疗的某种成分。
4、禹步。相传大禹本人常主持祭祀、占卜活动。《禁经》受禁肿法中说：“五日旦即作法禹步法，闭气握固，若治病时，作想此手作热铁，义想前人病如雪，手著病(处)即散。又治病时常在病人生气上，若病人头上有浮肿，不得顿治使尽即伤人，当留少许明日更治。”关于禹步的使用，尚有三、七、九步之区别，并记载与呼吸相配合的方法。禹步之法是逐渐形成的，但与夏、商、同时期的传承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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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祓除、傩舞及桃。这些均属于行为巫术，《周礼.女巫》“掌岁时拔除衅浴。”这种洗浴、清洁身体，在巫术观念中，认为可除灾灭病，特别是利用春天的桃花水洗涤妇女身上的不洁，名曰洁身洗垢，其目的为驱鬼求育。
傩舞之风，在周代颇盛，大傩是在腊月前驱逐疫鬼的一种巫术活动，用以驱除疫鬼，故名打傩，或驱傩。
桃??是用苕(芦苇花)作的桃木柄扫帚，古人认为它有驱赶魔鬼邪恶及疫病的作用。
6、卜筮测疾病。卜辞中诊断最灵的莫过于对妊娠和产期的推断。《易经》中关于“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都是对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
四、医巫的流变与趋向
巫是人类史前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巫产生以后，曾把人类医药的经验予以吸取、传承变异，给比较质朴的医药经验和朴素的知识披上一层灵光，在医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医巫合流的混杂阶段。夏、商正处在这个阶段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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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崛起，人们在造成一个人化的环境的同时，逐渐地打破神化的世界，显示了人的价值，不断冲淡了对神的信仰。到了周代，特别是周末，巫、医消长的趋势已有了反差，医药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从医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且愈向前发展，医巫的流向分歧愈明显。文化价值的取向成为医巫的分水岭，医药的取向是科学文明与精英文化，而巫则基本上转向下层位文化和神秘主义。
回顾巫医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当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之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在巫作为历史发展新生事物诞生及其发展之初期，巫医作为有知识之人在总结利用医药知识积累方面，其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然而，医学发展到运用唯物史观探求疾病病因、治疗的阶段时，巫医则在维护其唯心病因、治疗上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对抗，从而不再是促进的力量，而是转化为消极的阻碍势力，这种进步的取代约于西周之未。激烈争论和最终决裂于春秋战国时期。,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