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医院“治贿运动”遭遇尴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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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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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gie |
核心提示：9月30日，是医疗系统内部“自查自纠”的截止日期。三月前，声势浩大的医院“治贿行动”逐渐演变为“整风运动”，波及百万医生。高强要求涉案者“主动讲清问题，并上缴有关钱物”，“既不搞人人过关，又不能留下死角”。席卷全国医院“治贿风暴”自始
司法介入
尽管卫生部与高检在关于“自查自纠”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保护临床医生的原则，但“运动”一旦启动，亦难以避免一些普通医务人员受到牵连，乃至面临牢狱之灾。
以“治贿行动”开展得较为火热的福建省为例。9月27日，古田县人民法院审理了古田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吴鸿尧涉嫌介绍贿赂案，并波及古田县医院小儿科主任曾敏及陈炜、阮以斌、林嵩四名医生面临起诉。
据《财经》记者了解，古田县医院共有医生100多名，是古田县惟一的公立医院，担负全县40多万人口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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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古田县检察院接到该院一名医生实名举报后，介入调查，查出急诊科医生吴鸿尧帮助药商张慎图推销“斯坦定”、“开力”、“益左欣”等药物。吴鸿尧先后找到包括曾敏、陈炜等在内的30多名医生，要求在给患者用药中尽量使用张所推销的药品；同时，于每月初汇总医生各自所报药品的使用量，然后从张处领取回扣，再分发给医生。
自2003年3月至2005年12月间，张共计由吴经手，向相关医生贿送现金13万多元，吴鸿尧获得8000多元。
检方从药品开单记录中，推算出曾敏等四人自2003年3月至2005年12月，共从抗生素类药物“益左欣”中获得回扣1.5万元至1.9万元。曾敏等已将钱款如数上交，但很有可能仍将受到起诉。
据《财经》记者了解，小儿科是古田县医院最小的科室之一，现仅有七名医生；其余三人，一人身兼院党委书记，两人是没有处方权的住院医师。受到指控的曾敏等四名医生目前仍在工作中，但身心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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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儿科主任曾敏介绍，该院儿科本属效益较差的科室，至2003年左右几乎年年亏损。后通过药品收入，小有盈余，维持运转。这次“运动”令该科室处于半瘫痪状态，该院其他医生亦人人自危。
其他一些地方亦有类似情况。2005年6月，福建宁德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终审判处福鼎市医院的华某等三名医生一年半有期徒刑，缓期执行。此为福建首例医生因吃回扣被判刑、又被注销其医师资格的案例。
“消极医疗”之虞
事实上，对医院商业贿赂问题的司法介入，直至去年仍多是针对医院行政管理人员及涉及商业采购的药剂科人员，很少涉及普通临床医生。此番大范围的“自查自纠”运动，甚至发展到某些地区司法对临床医生的量刑，令许多医生、尤其县级基层医院的多数医生，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
一个相应的后果是医务人员情绪跌入低潮。“现在，不少医生状况很差，能少看几个病人就少看几个。”福建省某三级甲等医院医生对《财经》记者说，“你看的病人多了，风险也大。这个阶段，谁都怕摊上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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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财经》了解，北京、福建等多家医院的出诊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一方面是整风治贿行动难如人愿，一方面是医护人员的声誉和工作热情空前降低。此种现实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
“对以药养医这个体制问题，单纯靠行政手段打压，最终造成消极医疗，并使整个医药行业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将是我们最痛心的失败。”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在与《财经》记者的一次交谈中曾表示。
“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财经》记者采访的诸多医务界人士都指出，一方面是医生待遇偏低、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一方面是仍需整顿的药品流通秩序。因此，在药品流通中，“回扣”已成常态，临床医生则时时处于这一灰色链条的最终一环。(参见《财经》2005年第26期“药价之谜”)整治这一灰色链条当然是必要的，但如何做到标本兼治，是医学界业内人士最为关注的问题。
无论如何，医院的正常运行是需要巨大资金成本的。这部分成本来源有三：政府投入，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加成收入。卫生经济学会数据显示，国家每年为县级医院的行政拨款占其支出不足20%。这些行政拨款，往往按照事业单位通行的办法，由中央财政专户层层下发，其数额仅能支付一小部分人员的基本工资。而医院医疗服务收入，一直定价偏低，不足以支撑医院庞大支出。医院的收入故而主要来源于药品加成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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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允许公立医院可在药品进价基础上加15%，并享受免税待遇。但这一政策显然仍难满足医院需要。实践中，大多数医院对药品的加价幅度达25%。因而药品收入及检查费用维系着公立医院的运转，医院的奖金分配机制亦与此息息相关，且每常以科室为基础进行统计。
有数据显示，药品收入已占中国医院总收入的40%-50%或更高(在县级医院则达70%以上)，检查收入达30%—40%，而行政拨款则仅占20%左右；直接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诊疗收入(即通常的挂号费)却仅占5%-10%左右。而在欧美等国，医生的主要收入均来自诊疗费用，并按出诊时间计算。
这种“以药养医”的体制有其历史成因及功绩，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负效应也日益显著，目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体制从需方加剧了药品流通体制的无序，推动医药费上涨，并且直接导致医德医风败坏。与此同时，纵以药之合规加成收入养医，仍无法使医生收入达到工薪层中高收入的水平，并进一步成为医院普遍默许医生收取“回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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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治贿运动”开展前，不少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分为三部分，即工资、科室奖金及药品回扣。《财经》曾对三级甲等医院合理收入进行过多方调查，发现北京大医院主任医生的合理收入计入工资及奖金仅为5000元左右，其中奖金约在3000多元，一般与科室“药品收入”直接相关。至于个人“回扣”之潜在收入，则属不可明言的灰色部分，多时可高于合法奖金收入。据此，其收入总合可接近万元。这一标准，事实上与目前北京高校教授的真实收入取齐。
很显然，倘现行体制不做改变，则“治贿整风”的治标之举纵收一时之效，医生群体收入偏低所体现的激励不足仍然令人忧虑。
除了体制矛盾难以协调，以行贿重罪治理体制痼疾的办法，在法学界亦存在极大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属公共权利，利用公共权利谋取私利应属受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处方权是医生个人的私有知识权利。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孙东东便认为，医生的处方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权利，和国家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利是不一样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亦承认，目前审理商业贿赂案件的标准存在一定混乱，但具体的标准尚未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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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0年，由国务院体改办牵头，联合卫生部等八部委起草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即已提出规模财政补贴，实行“医药分开”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并设计了以提高医生诊疗费为补偿机制的医药分离的改革方案。同时，还计划以宁波、柳州等四城市试点，逐步推行。然而因种种原因，改革一直未能推开，试点也从未进行。
时至今日，当时医改面临的诸多困境及问题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新一轮医改讨论已近两年亦未见新意，且迟迟难以形成具体的可操作的指导方案。
专门查处商业贿赂问题的监察部驻卫生部监察局局长王大方亦表示：“有些问题还要从制度的建立上去彻底解决。”惟标本兼治，治本为主，从根本上解决体制之弊，公众殷殷以待的清明、发达、高效的医疗界才会成为现实。,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