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海归医生举报同行“草菅人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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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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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gie |
核心提示：深圳美籍华人医生曾延华实名在网上声讨其同事兼上级——深圳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临时负责人陈建良，称其“7例手术死亡6例，什么手术都敢开，都不怕病人死”。陈以“名誉侵权”为由将曾告上法庭，法院认定，曾延华发表于网络文章基本失实
“7例死亡6例”争端
连日来，记者约见了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多名医生，一部分医生干脆表示“不知情”，而接受采访的医生都无一例外地表示，脑动脉瘤夹闭术是衡量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水准的“标志性手术”，“这个手术有的水平顶尖的医生做两三个小时就做好了，有的医生却要做十几个小时。”神经外科医生黄建国(化名)向记者解释。记者随后联系院方采访，深圳市人民医院公共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两名医生之间的矛盾，院方不介入。
按照陈建良的解释，曾延华罗列的7个动脉瘤死亡病例，只有3例是自己主刀，有2例是由广州南方医院漆松涛教授主刀，有2例是由神经外科原科室主任吴耀晨教授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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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过各种动脉瘤手术，成功的是多数，2005年有几例失败，这也是事实。1998年，我从韩国学习回来，我主刀做了神经外科第一例动脉瘤夹闭术，我做的动脉瘤手术例数是最多的。你高尔夫打得好，我游泳游得好，你就把你的高尔夫成绩跟我的游泳成绩来比，这是不行的!”陈建良自称“什么手术都做，并且什么大手术都是我做”，他也承认，动脉瘤夹闭术是自己所在的整个神经外科的弱项，这个手术的量并不多，医院神经外科科室的水平在全国而言也不能算高。
深圳市人民医院信息科在今年6月30日出具的神经外科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到2005年，神经外科全科16名医生，手术1381例，死亡161例，死亡率11.7%；陈建良手术177例，死亡19例，死亡率为10.7%。在陈建良看来，这是一组相当有说服力的数据，他强调：“这177例全都是比较复杂的神经外科手术，曾延华单挑出动脉瘤夹闭术一项出来，是缺乏依据的。样本越大，才越能说明问题，你不能在短时间内用一种手术来说明问题，每个人在医疗过程中都不是100%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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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查阅了7例动脉瘤患者的相关住院病案，其中有3例陈建良任术者；有两例为广州南方医院漆松涛教授任术者，陈建良任一助；有一例陈建良任术者，吴耀晨任一助；有一例为陈建良和神经外科原科室主任吴耀晨教授同时任术者，陈建良名字在前，为第一术者，吴耀晨名字在后，为第二术者。
“我是科主任，不管是陈建良还是其他医生，手术一旦出现困难或遇到危险，他们感到这个手术再做下去把握性不大，就会叫我上去，后面那段手术可能是我做的。整个手术多数都是这种情况，我上去也不能改变局势。这个时候我是第二术者，按照惯例主要承担责任的还是第一术者。”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原科室主任吴耀晨认为，医学上出现的问题应该由专门的医学鉴定委员会来鉴定，在医学上风险系数比较高的动脉瘤夹闭术的成功与否跟术者经验紧密相关，除此之外，术中病人麻醉的各种情况、病人是否具有手术适应症等诸多因素也影响到动脉瘤夹闭术的效果，“7例中死6例，这确实是客观存在，这个东西造不了假，病案室都能查出来，但具体死亡率为什么这么高还得再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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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意见相持不下时，2006年5月24日晚到5月25日上午，深圳市卫生局邀请到北京天坛医院赵继宗教授、解放军总医院周定标教授、上海华山医院周良辅教授这三位国内神经外科的著名专家，对曾延华的投诉信中提及的“陈建良2005年1月至12月7例颅内动脉瘤手术死亡6例和2例垂体瘤手术病例；以及曾延华自己2005年11月至12月所做的4例颅内动脉瘤手术，无一例死亡”共13份病例资料进行了讨论。记者拿到的一份盖有深圳市卫生局公章的三位医学专家的讨论意见认为，陈、曾二人所提供的病历资料表明，“陈建良和曾延华医生在这些病人的处理中的态度是积极的、工作是认真的；从提供的资料中均未发现两位医师对病人的处理违反诊疗常规；由于临床经验不足，有的病人的手术适应症、手术时机掌握欠恰当，手术操作和术后处理欠规范，效果不理想。”
就曾延华反映的问题，至2006年9月12日，深圳市卫生局出具的一份处理意见指出：“医院应制定擅自散发有损害医院形象信息的处理规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鉴于曾延华反映的情况与实际出入较大，医院应对曾延华同志进行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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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最终采信了这两份来自医疗管理部门的处理意见。方舟子认为：“法院既然受理了此案，就应该去认定曾延华所说的是否事实，涉及的专业问题由专业机构做出鉴定是必要的，但应该找与原被告都没有利害关系的独立的专业机构。”
但如果曾延华要申请特定鉴定委员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可能面临司法上的一定困难，律师秦茂宪分析：“这起名誉侵权纠纷中，法庭判定的是被告散布的事实是否与客观事实符合，当地卫生局组织的专家委员会的鉴定结果具有一定公信力，也确实不能证明原告造成了恶性的医疗效果和奇高的死亡率。按照医疗事故鉴定提起的相关规定，医患双方可以要求法庭指定特定的鉴定委员会针对6例病例做出重新鉴定，但被告的身份既不是医院，也不是患方，因此无法提出鉴定要求。”
两名医生的内耗“战争”
“这件事情再搞下去就变成双方相互揭丑了!”在陈建良看来，曾延华之所以到处散发材料，不过是“出于争夺科室主任、学科带头人的职务”，而并非“以良心唤起公理和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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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里对竞选主任年龄要求是50岁以下，老曾53岁了，早就超龄了。”医生黄建国(化名)对此不以为然。陈建良说：“就是因为超龄了，所以他就更恼火，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一定要将我拿下。他把我搞臭了，我在这个地方呆不下去了，他还是可以回美国。”
“这些年来，我断断续续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工作了不到4年时间。我在美国一直是做神经外科的基础研究，在美国做神经外科医生必须通过美国的外国医学生医学专业考试，在神经外科接受8年的住院医生训练后方能动手术刀。我要回国是因为我喜欢做神经外科的临床医生，喜欢握手术刀的感觉。”曾延华告诉记者。作为归国人才，曾延华称自己的收入并不算高，“我回国不是为了钱，在美国，我的年薪是5万多美元，现在我每月的工资平均不会超过5000元，跟科室其他医生差不多，陈建良的工资肯定比我高。”
不可否认，对于神经外科的医生们而言，曾延华与陈建良之间的“官司”已经演变成为内耗极其严重的一场“战争”。“老曾在国外呆久了，摸不清国内的情况了，这几乎是一个人和一个系统的斗争”——一名医生这样向记者形容曾延华数月来的动作。“咱们医院还从来没出现过这种医生告医生，最后不得不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争端的情况。”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裴江(化名)这样感叹。他感到科室内部的斗争已经影响到就诊病人，有些病人听说科室有矛盾就转院了，“病人总体数量少了”。跟陈、曾二人共事多年的医生李乐阳(化名)表示自己非常不希望看到科室现在的局面，他自己的情绪也为此受到很大影响。“他们两个人在科室基本上已经不说话了。俗语说‘家和万事兴’，科室跟家庭是一样的，科室搞垮了，对每个医生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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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江看来，学术争论应该通过更为理智的学术渠道来解决，“他们也许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我还没有跟上他们的思路。”
对陈、曾二人手术水平高低的比较也成为一个备受关心的话题。“我和陈建良的技术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我曾经跟科室其他医生讲，我带的学生都比他强，业务上他需要10年时间才能赶上我的水平。”曾延华对记者这样评论陈建良，毫不迟疑。
“不能说我的临床十分成熟，每一手术都无可挑剔，但我可以说，在神经外科领域同年资中我是优秀的，在深圳和广东省我是突出的，在我们科室，我的综合素质包括临床能力无可取代。”陈建良自我评价。
在一些同事的眼中，仿佛“空降部队”的曾延华在神经外科并未受孤立。“老曾很较真，想着用很少的钱帮病人治大病，是书呆子一个，以前他就可以连续看几十个小时的书。”医生黄建国告诉记者，曾延华采用实名投诉的做法是“公开的”。“陈建良什么手术他都做，他做得多，得到的锻炼的机会就多，他的技术属于中上，但还不足以成为学科带头人。相比之下，曾延华的年资高些，手术效果比陈建良的好些。”黄建国认为。
裴江则告诉记者，“曾医生在学术上有追求，与我们相处得也不错，他从美国回来，对我来说，是来了一个很强的医生，对我的学习会更好。他和陈建良两个人的手术水平都高，都是我的老师。”
2006年9月26日上午11点左右，阳光晃得人几乎睁不开眼。凌晨4点从手术台上刚下来的曾延华黑着眼圈，背上他随身携带的深蓝色运动挎包，走到深圳市人民医院对面的复印店，挎包满满当当装着的是他为上法庭准备的各类材料甚至学历和出国证明。复印店的老板娘很热情，手臂遥指对面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你要找工作啊？你是美国回来的，又是博士，肯定能进那个医院。”曾延华点点头，若有所思。,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