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健康的护卫者——记扎鲁特旗农牧区基层卫生工作者
扎鲁特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西北部，共辖有6个镇、5个乡，14个苏木(蒙语，相当于乡镇)、252个嘎查(蒙语，相当于村)，还有14个国营农牧林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包括满、回、朝鲜、达翰尔、鄂伦春等10余个少数民族的地区，农牧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1%。全旗有26所卫生院和271个嘎查的村卫生室。在扎鲁特旗最偏远的牧区——阿日昆都楞苏木和吐布沁嘎查，记者见证了那里的医疗卫生工作环境，并采访了在偏远农牧区的基层卫生工作者。
阿日昆都楞苏木卫生院
记者从通辽市中心出发，日夜兼程，走了600多里路，才到达扎鲁特旗的阿日昆都楞苏木卫生院。这所卫生院简陋得都比不上中等经济水平地区的村卫生室。卫生院仅有9名职工，其中有4名是中专学历的蒙医，另外4名因没有学历或仅有非医学学历等原因而缺乏执业医师资格，只有院长孟桂琴是1992年毕业于内蒙古蒙医学院的本科生。但是，卫生院的服务范围却达230平方公里，有20多个自然村、5500多人。
, 百拇医药
管理下属13个行政村的村卫生室，特别是药品的监督管理，是卫生院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例如，卫生院对所有村卫生室的用药必须统一向旗卫生局认可合格的药厂统一购进、定价；同时，还要对这些村卫生室在实际工作中的药品价格、质量、品种进行时时监督管理，如果发现药价高于卫生院或自进了质量不合格的药品，都要进行处理。
下乡进行妇幼保健是卫生院的又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到乌力木吉、海拉苏台等农业村，人口比较集中，有的村能达到上千人口，卫生工作人员到那里去还不算是最艰苦的；大部分乡村地广人稀，如到最远的乡村——哈日努拉嘎查，由于没有直通的道路，要先坐公共汽车到100多里地以外的霍林郭勒市住一夜，第二天再坐80里地的火车，然后步行20里地才能到达那里。
卫生院还有一项繁琐而责任重大的工作——计划免疫及传染病防治。为了方便群众，工作人员每两个月就必须深入到嘎查去做一次计划免疫的儿童给药。孟桂琴说：“为了给一个孩子打针，我们经常得走50里、100里地。”如果发生了麻疹、乙肝等传染病疫情，工作人员还得立刻下乡到现场去打防疫针。恰逢隆冬下雪季节，内蒙古牧区地面的积雪常常有半米深，牧区的老百姓居住得又非常分散，工作人员就得在茫茫草原的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长时间地艰难行走，时有冻伤发生。
, 百拇医药
另外，卫生院还负责农牧民慢性病、常见病的治疗。尽管牧区的多数自然村只有十几户人家，但工作人员都必须深入乡村到牧民家上门诊治。
卫生院的门诊业务及卫生工作人员的收入如何？每个月到卫生院就诊的病人约20多例，处方值大多在10元左右；由于农牧民普遍相信中、蒙医药，而且家庭经济不富裕，廉价有效的中药和蒙药就成为必备药品，约占药物总品种的50%，而用药量达总药量的80%。卫生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国家拨款解决50%，平均每人每月为1000元。此外，卫生院近50%没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卫生工作人员，还要轮流参加学历与考试培训。谈起这些，孟桂琴眼圈有些发红，她低声说：“除了要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外，50%的工资还得我们自己挣，赔了赚了都是自己的事，难啊!”
吐布沁嘎查卫生室
在阿日昆都楞苏木，记者参观了其卫生院所管辖的吐布沁嘎查卫生室，并采访了那里惟一的乡村医生——额尔敦·乌力吉。卫生室就设在额尔敦的家中。40岁的额尔敦，初中毕业后就到卫生院拜师学医，而且每年都参加扎鲁特旗卫生学校的短期培训。现在，他凭着20年的乡村从医工龄和中专学历，已自然注册了乡村医生执业资格。他所在的嘎查，是牧民居住的村子，有500多人。平时，牧民们都到远处游牧去了，孩子们也都到各处上学去了，每周最多有几个病人来就诊，有时甚至一个也没有。只有在春、冬季节牧民们回家以及孩子们放假时，到卫生室就诊的病人才会多一些。不过，在病人“淡季”，有一些随父母游牧的、在计划免疫内的儿童必须要定时给药，还有夏季最热时游牧的牧民容易发生疾病，因此，额尔敦常常要骑着马或摩托车到散落在大草原深处的游牧蒙古包中巡诊。卫生室只备有常用药品，即50～60种蒙、中成药和100余种西药；给病人开处方每张不到10元，卫生室每年的业务收入在3000～4000元，纯利润约占1/3，而卫生室购进药品的钱都由额尔敦自己出。过去，在农牧业为集体所有制时，生产大队每年会给额尔敦一点报酬，但近七、八年以来，由于村里的田地都被老百姓承包了，大队没有经济来源了，也就没有钱给他了。
, 百拇医药
这样低的收入显然不能养活额尔敦及其全家6口人。“你们靠什么生活呢？”记者不禁问。“我们家养着40多头牛、200多只羊，还种着50亩地，生活是够了。”他回答说。“你学医、当乡村医生，得不到多少利益，为什么还要学、要干呢？”记者又问。“我没想过靠学医、当乡村医生挣钱，只是认为学会了这门知识就能为老百姓看病，也就能得到大家的尊重。你看，这不，有的老百姓因为治好了病，就送头牛或送只羊来感谢我!那么，我就更应该当一名好的乡村医生，因为牧区太需要好医生了!”额尔敦说这番话时，面带幸福的微笑。
医改要首重生命保障
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题之一是落实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有很多现实的体现，而民众的医疗卫生保障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回顾我国医改的进程，毛泽东同志早于1965年就明确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卫生工作和人民健康。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医疗卫生部门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997年和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分别做出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力图推动我国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从这些进程可以看到，高层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是非常关注的，高层的决心早已下了，问题的关键在执行。
, 百拇医药
事实上，从当前有关医改的讨论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种种声音，总是试图为今后的医改加上种种限制条件。在一些人所坚持的条件中，就包括有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但人口多、人均经济水平低、社会保障能力差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中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医疗卫生发展水平必须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滞后。
但是，这种“医改阶段论”的含义有令人奇怪之处。我们都知道，医疗卫生的本质就是治病救人。人命关天，无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社会体制之下，这都是一样的，如果硬要在医改前面加一些限制条件，这显然有违医改的初衷和其基本职能。
什么叫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滞后”？当一些地方高楼大厦、豪华别墅平地起，固定资产投资迭创新高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考虑到我们目前所处的“初级阶段”呢？为什么一到该给老百姓出点钱、谋点福利的时候，就马上遇到了“初级阶段”的限制？事实上，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它的福利性质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政府向民众提供必要的医疗卫生保障。在中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的时候，政府完全有能力向民众提供和改善医疗卫生保障。
在强调和谐社会的今天，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应该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医疗卫生保障问题。要知道，卫生部门承担的不是发展经济的任务，也不是促进一个行业的产值增长，也不是管理好医院就行，它的根本任务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保障。所以，社会大众生命权的保障，是这场医改的关键与核心，这是不能仅仅以“初级阶段”来解释的。所谓治病救人，尽力而为，在保障生命权的条件下，应该做的是能够“超前”就“超前”，它不是在做社会资源分配，也不是在做行业平衡，只有由此出发，我们对医改的结果才会有乐观的期待。(陈功), 百拇医药(胥晓琦)
阿日昆都楞苏木卫生院
记者从通辽市中心出发，日夜兼程，走了600多里路，才到达扎鲁特旗的阿日昆都楞苏木卫生院。这所卫生院简陋得都比不上中等经济水平地区的村卫生室。卫生院仅有9名职工，其中有4名是中专学历的蒙医，另外4名因没有学历或仅有非医学学历等原因而缺乏执业医师资格，只有院长孟桂琴是1992年毕业于内蒙古蒙医学院的本科生。但是，卫生院的服务范围却达230平方公里，有20多个自然村、5500多人。
, 百拇医药
管理下属13个行政村的村卫生室，特别是药品的监督管理，是卫生院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例如，卫生院对所有村卫生室的用药必须统一向旗卫生局认可合格的药厂统一购进、定价；同时，还要对这些村卫生室在实际工作中的药品价格、质量、品种进行时时监督管理，如果发现药价高于卫生院或自进了质量不合格的药品，都要进行处理。
下乡进行妇幼保健是卫生院的又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到乌力木吉、海拉苏台等农业村，人口比较集中，有的村能达到上千人口，卫生工作人员到那里去还不算是最艰苦的；大部分乡村地广人稀，如到最远的乡村——哈日努拉嘎查，由于没有直通的道路，要先坐公共汽车到100多里地以外的霍林郭勒市住一夜，第二天再坐80里地的火车，然后步行20里地才能到达那里。
卫生院还有一项繁琐而责任重大的工作——计划免疫及传染病防治。为了方便群众，工作人员每两个月就必须深入到嘎查去做一次计划免疫的儿童给药。孟桂琴说：“为了给一个孩子打针，我们经常得走50里、100里地。”如果发生了麻疹、乙肝等传染病疫情，工作人员还得立刻下乡到现场去打防疫针。恰逢隆冬下雪季节，内蒙古牧区地面的积雪常常有半米深，牧区的老百姓居住得又非常分散，工作人员就得在茫茫草原的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长时间地艰难行走，时有冻伤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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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卫生院还负责农牧民慢性病、常见病的治疗。尽管牧区的多数自然村只有十几户人家，但工作人员都必须深入乡村到牧民家上门诊治。
卫生院的门诊业务及卫生工作人员的收入如何？每个月到卫生院就诊的病人约20多例，处方值大多在10元左右；由于农牧民普遍相信中、蒙医药，而且家庭经济不富裕，廉价有效的中药和蒙药就成为必备药品，约占药物总品种的50%，而用药量达总药量的80%。卫生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国家拨款解决50%，平均每人每月为1000元。此外，卫生院近50%没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卫生工作人员，还要轮流参加学历与考试培训。谈起这些，孟桂琴眼圈有些发红，她低声说：“除了要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外，50%的工资还得我们自己挣，赔了赚了都是自己的事，难啊!”
吐布沁嘎查卫生室
在阿日昆都楞苏木，记者参观了其卫生院所管辖的吐布沁嘎查卫生室，并采访了那里惟一的乡村医生——额尔敦·乌力吉。卫生室就设在额尔敦的家中。40岁的额尔敦，初中毕业后就到卫生院拜师学医，而且每年都参加扎鲁特旗卫生学校的短期培训。现在，他凭着20年的乡村从医工龄和中专学历，已自然注册了乡村医生执业资格。他所在的嘎查，是牧民居住的村子，有500多人。平时，牧民们都到远处游牧去了，孩子们也都到各处上学去了，每周最多有几个病人来就诊，有时甚至一个也没有。只有在春、冬季节牧民们回家以及孩子们放假时，到卫生室就诊的病人才会多一些。不过，在病人“淡季”，有一些随父母游牧的、在计划免疫内的儿童必须要定时给药，还有夏季最热时游牧的牧民容易发生疾病，因此，额尔敦常常要骑着马或摩托车到散落在大草原深处的游牧蒙古包中巡诊。卫生室只备有常用药品，即50～60种蒙、中成药和100余种西药；给病人开处方每张不到10元，卫生室每年的业务收入在3000～4000元，纯利润约占1/3，而卫生室购进药品的钱都由额尔敦自己出。过去，在农牧业为集体所有制时，生产大队每年会给额尔敦一点报酬，但近七、八年以来，由于村里的田地都被老百姓承包了，大队没有经济来源了，也就没有钱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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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低的收入显然不能养活额尔敦及其全家6口人。“你们靠什么生活呢？”记者不禁问。“我们家养着40多头牛、200多只羊，还种着50亩地，生活是够了。”他回答说。“你学医、当乡村医生，得不到多少利益，为什么还要学、要干呢？”记者又问。“我没想过靠学医、当乡村医生挣钱，只是认为学会了这门知识就能为老百姓看病，也就能得到大家的尊重。你看，这不，有的老百姓因为治好了病，就送头牛或送只羊来感谢我!那么，我就更应该当一名好的乡村医生，因为牧区太需要好医生了!”额尔敦说这番话时，面带幸福的微笑。
医改要首重生命保障
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题之一是落实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有很多现实的体现，而民众的医疗卫生保障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回顾我国医改的进程，毛泽东同志早于1965年就明确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卫生工作和人民健康。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医疗卫生部门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997年和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分别做出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力图推动我国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从这些进程可以看到，高层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是非常关注的，高层的决心早已下了，问题的关键在执行。
, 百拇医药
事实上，从当前有关医改的讨论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种种声音，总是试图为今后的医改加上种种限制条件。在一些人所坚持的条件中，就包括有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但人口多、人均经济水平低、社会保障能力差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中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医疗卫生发展水平必须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滞后。
但是，这种“医改阶段论”的含义有令人奇怪之处。我们都知道，医疗卫生的本质就是治病救人。人命关天，无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社会体制之下，这都是一样的，如果硬要在医改前面加一些限制条件，这显然有违医改的初衷和其基本职能。
什么叫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滞后”？当一些地方高楼大厦、豪华别墅平地起，固定资产投资迭创新高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考虑到我们目前所处的“初级阶段”呢？为什么一到该给老百姓出点钱、谋点福利的时候，就马上遇到了“初级阶段”的限制？事实上，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它的福利性质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政府向民众提供必要的医疗卫生保障。在中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的时候，政府完全有能力向民众提供和改善医疗卫生保障。
在强调和谐社会的今天，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应该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医疗卫生保障问题。要知道，卫生部门承担的不是发展经济的任务，也不是促进一个行业的产值增长，也不是管理好医院就行，它的根本任务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保障。所以，社会大众生命权的保障，是这场医改的关键与核心，这是不能仅仅以“初级阶段”来解释的。所谓治病救人，尽力而为，在保障生命权的条件下，应该做的是能够“超前”就“超前”，它不是在做社会资源分配，也不是在做行业平衡，只有由此出发，我们对医改的结果才会有乐观的期待。(陈功), 百拇医药(胥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