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人员的职业耻辱感从何而来
走了一个护士长,并不算是件多么引人注目的事件。尽管有许多她曾经服务过的孩子们舍不得,但是对于一份职业选择来讲,这些情感上的牵挂和纠缠不足以让人产生“坚守”的力量。因为这一走,走出了一个象征意义的东西,走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符号价值的东西,暗含的设问是,你如何看待这份职业?你之所以选择放弃的理由?这位护士长说,“现在周遭一切都在暗示我们,这个职业是可耻的,我们每个医务人员都被逼迫着对这个职业感到耻辱!”
这种感受终于是在这样的时刻说出来,是在这样的行动中说出来。所有的医务人员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可以想想,它是否算是一种真实的感受。
“神话”破灭
医疗行业毕竟肩负着太多的期待了,所谓“生命所系,健康相托”,所谓“白衣天使”。人们期待着化腐朽为神奇,化危难于无形,期待这个充满科学符号的职业,如同神灵的召唤,天使带领我们回到人间。科学已经不再是对真理的追求,而是神旨的显灵。我们不是在相信科学,而是相信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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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社会氛围恰恰与这个行业在转型社会中滋长的生存与发展的功利心不谋而合。所以,科学变得不具有普遍意义,它似乎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于是人们开始“长途跋涉”、“千里迢迢”的求医活动,这样的“看病难”构成了社会负重。当科学不可能有“灵丹妙药”的时候,功利交易失败,功利纷争兴起。
所以,现代社会中的医患关系,有点像失败的婚姻。医生以为患者会“常怀感恩之心”,患者以为医生总可以“妙手回春”,在神话被打破后,“天使”就变成了“妖魔”。
其实只要回到平凡世界里来,把医生当成是一个普通的人,把医疗行业当成一种普通的职业,又会怎样?
一个普通的人,当然需要有尊严的活着。他或者她从事的职业活动对社会有益时,应该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他或者她在职业生涯中,通过诚实劳动应当获得应得的报酬。当他或者她为社会贡献或者创造价值的时候,有理由要求获得名实相符的社会评价。
, 百拇医药
而当前环境下的医务人员确实在基本人身权利方面受到严重威胁和侵害,他们没有在职业活动中获得保证,在人身侵害发生的时候受到保护。他们的职业行为有可能犯错,有可能发生伤害,有可能出现犯罪,但是,无论如何,未经正当程序,不得非法剥夺他们的基本人身权利,这应该说来并非是法治精神下的过分要求。当暴力事件在医疗行业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医务人员的基本人身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所以,确实很难说,在医疗行业中,医务人员能够得到安全感或者活得有尊严。
由于医学教育上的经历,医务人员一般都是在因循专业知识和培训后所获得的能力与经验来开展工作。在社会转型期,知情权和自决权都在不断扩大和申张,但是,知情权是否可以深入专业内部挑战和质疑它的知识体系呢?自决权是否可以在与专业判断的冲突中颠覆扭曲强制专业行为呢?信任的基础在于彼此的尊重,对专业的尊重;对科学的尊重在于尊重专业的意见和秉持科学的态度。但是,“妖魔化”的舆论已经侵染人心,“我不相信!”的态度迫使医学必须拿出功利的结果,而这又恰恰是医学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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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错位
医务人员以执业为谋生手段。换言之,医务人员并非为公职人员履行职责而领取薪金;也不是神职人员传教布道而获得捐赠;他们乃是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来换取经济上的利益,而公众恰恰也是通过购买的方式来获得医疗服务。费用的支付也许通过“第三方”(保险、政府或者公益组织)、也许就只能是自己掏腰包。费用的免除也许是医务人员的“义诊”,也许是明示的其他免费服务。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服务可以是源自这个行业以及从业人员无条件的、当然的、免费的义务。
然而,事实上,从政府管制的价目表上,从医疗机构的财务报表上,我们看不到服务的价值,我们只能够看到有形物资的消耗和昂贵设备的使用,我们只能够看到在医生开具的检查和处方中才可以看到的价格及其背后的利益。行政部门和媒体舆论在控诉、反对和遏制这种在背后攫取利益的行为(大处方、大检查、开单提成、红包、回扣等)的同时,对专业服务的价值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迟钝反应,要么是集体沉默,要么是联合抵制。沉默的理由是说,公立医院就要体现公益性质,服务价格的低或无,正是公益性质的体现,正是公立创设的初衷。抵制的理由是说,如今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如果再增设更高更多的医疗服务价格,岂不是又要造成新一轮的费用上涨?有一种态度暗示着:既然在背后攫取了那么多的利益,好处给的够多了,还好意思再要吗?还有一种态度暗示着: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就是纵容把隐含的“潜规则”从背后放到了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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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喜欢在社会保障问题上怀念过去,那时,城市有公费医疗,农村有合作医疗。似乎是,那个时代里,不用钱也能办成事,或者说,用很少的钱办成很多的事。在这些人眼里,医疗简直就是一道符咒,贴在脑门上,就可保万事大吉。
其实,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的瓦解既有来自于社会转制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无力承担医疗(就当时的水平)发生的实际费用。在那个连基本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甚至无法获取的年代,怎么能得出医疗的供应完善(充足完备)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的结论?
自我迷失
于是,我们无法解释或者困惑近二十年来,这个发展中的行业都在干些什么?从医疗技术上看,他们到底能够发现的疾病、能够处理的情况是多了还是少了?所谓能力高低之争,所谓设备依赖之争,所谓代际观念(社会学术语,指代与代之间对某一问题观念上的异同──编者)之争,医疗进展在行业内混乱的争吵中模糊了。我们几乎忘记了,“放权”政策领导这个行业从此活跃起来,通过增加服务来获得收入,也强化了“有所劳必有所得”的社会主义分配观念。但是,“放权”手段是作为一种政策的“例外”而存在着,就像是说允许火车“外挂”。由于外挂列车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外挂列车逐渐比原有列车还要多。原有列车因为没法获利,所以压缩、忽视而几近成为摆设或者敷衍。这就是“体制病”的典型表现。业内多数新锐精干人员大多集中到了外挂列车,整个列车的利益倾斜在此,整个列车的利益冲突在此。他们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是观之,他们如何可能在行业内部或者社会外部获得公允的评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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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列车的服务员没有利润贡献于是在内部就受到排挤,外挂列车的服务员由于身处“灰色地带”(并非因为他们在获利或者趋利,而是因为他们是“放权”政策的受惠者,也是行走在边缘的受害者)而在外部受到鄙视,这样也就意味着所有的从业人员在整个系统机制中无法获得公正的对待。
耻辱感正是这种缺乏公正对待的合理反应。许多议论在揣度这个护士长行动的存在价值,是一种象征,是一种符号,抑或是一种开端。“进入”与“退出”按说也算是个人职业生涯的常态,但是,“耻辱感”实在是很严重的指控,它会反射到这个行业内部的每一个人心里,扪心自问,自己的感受会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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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张德丽的工作调动,在其工作的医院,甚至社会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互联网上更是众说纷纭。张德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年选择的是‘白衣天使’,并为之骄傲和付出,可现在周遭一切都在暗示我们,这个职业是可耻的,我们每个医务人员都被逼迫着对这个职业感到耻辱!”
一位网友说:从媒体报道中可见,张德丽用她20年如一日的行动践诺了南丁格尔的护士理念。然而今天,曾有的光荣与梦想都消失殆尽,以至于“天使”不得不选择逃离。
一个职业的吸引力,不只在于它的薪水待遇,更在于它的职业声望。临床医护救死扶伤的精神,塑造了崇高的职业声望,而其崇高的职业声望,也需要凝聚更多具有高尚情操和奉献精神的医护人员。白衣天使张德丽的离开,是一个典型标本,是对医护职业遭到“妖魔化”而声望下降的最好注脚。这显然是一种“逆淘汰”。, http://www.100md.com
这种感受终于是在这样的时刻说出来,是在这样的行动中说出来。所有的医务人员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可以想想,它是否算是一种真实的感受。
“神话”破灭
医疗行业毕竟肩负着太多的期待了,所谓“生命所系,健康相托”,所谓“白衣天使”。人们期待着化腐朽为神奇,化危难于无形,期待这个充满科学符号的职业,如同神灵的召唤,天使带领我们回到人间。科学已经不再是对真理的追求,而是神旨的显灵。我们不是在相信科学,而是相信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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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社会氛围恰恰与这个行业在转型社会中滋长的生存与发展的功利心不谋而合。所以,科学变得不具有普遍意义,它似乎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于是人们开始“长途跋涉”、“千里迢迢”的求医活动,这样的“看病难”构成了社会负重。当科学不可能有“灵丹妙药”的时候,功利交易失败,功利纷争兴起。
所以,现代社会中的医患关系,有点像失败的婚姻。医生以为患者会“常怀感恩之心”,患者以为医生总可以“妙手回春”,在神话被打破后,“天使”就变成了“妖魔”。
其实只要回到平凡世界里来,把医生当成是一个普通的人,把医疗行业当成一种普通的职业,又会怎样?
一个普通的人,当然需要有尊严的活着。他或者她从事的职业活动对社会有益时,应该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他或者她在职业生涯中,通过诚实劳动应当获得应得的报酬。当他或者她为社会贡献或者创造价值的时候,有理由要求获得名实相符的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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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前环境下的医务人员确实在基本人身权利方面受到严重威胁和侵害,他们没有在职业活动中获得保证,在人身侵害发生的时候受到保护。他们的职业行为有可能犯错,有可能发生伤害,有可能出现犯罪,但是,无论如何,未经正当程序,不得非法剥夺他们的基本人身权利,这应该说来并非是法治精神下的过分要求。当暴力事件在医疗行业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医务人员的基本人身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所以,确实很难说,在医疗行业中,医务人员能够得到安全感或者活得有尊严。
由于医学教育上的经历,医务人员一般都是在因循专业知识和培训后所获得的能力与经验来开展工作。在社会转型期,知情权和自决权都在不断扩大和申张,但是,知情权是否可以深入专业内部挑战和质疑它的知识体系呢?自决权是否可以在与专业判断的冲突中颠覆扭曲强制专业行为呢?信任的基础在于彼此的尊重,对专业的尊重;对科学的尊重在于尊重专业的意见和秉持科学的态度。但是,“妖魔化”的舆论已经侵染人心,“我不相信!”的态度迫使医学必须拿出功利的结果,而这又恰恰是医学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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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以执业为谋生手段。换言之,医务人员并非为公职人员履行职责而领取薪金;也不是神职人员传教布道而获得捐赠;他们乃是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来换取经济上的利益,而公众恰恰也是通过购买的方式来获得医疗服务。费用的支付也许通过“第三方”(保险、政府或者公益组织)、也许就只能是自己掏腰包。费用的免除也许是医务人员的“义诊”,也许是明示的其他免费服务。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服务可以是源自这个行业以及从业人员无条件的、当然的、免费的义务。
然而,事实上,从政府管制的价目表上,从医疗机构的财务报表上,我们看不到服务的价值,我们只能够看到有形物资的消耗和昂贵设备的使用,我们只能够看到在医生开具的检查和处方中才可以看到的价格及其背后的利益。行政部门和媒体舆论在控诉、反对和遏制这种在背后攫取利益的行为(大处方、大检查、开单提成、红包、回扣等)的同时,对专业服务的价值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迟钝反应,要么是集体沉默,要么是联合抵制。沉默的理由是说,公立医院就要体现公益性质,服务价格的低或无,正是公益性质的体现,正是公立创设的初衷。抵制的理由是说,如今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如果再增设更高更多的医疗服务价格,岂不是又要造成新一轮的费用上涨?有一种态度暗示着:既然在背后攫取了那么多的利益,好处给的够多了,还好意思再要吗?还有一种态度暗示着: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就是纵容把隐含的“潜规则”从背后放到了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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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的瓦解既有来自于社会转制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无力承担医疗(就当时的水平)发生的实际费用。在那个连基本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甚至无法获取的年代,怎么能得出医疗的供应完善(充足完备)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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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无法解释或者困惑近二十年来,这个发展中的行业都在干些什么?从医疗技术上看,他们到底能够发现的疾病、能够处理的情况是多了还是少了?所谓能力高低之争,所谓设备依赖之争,所谓代际观念(社会学术语,指代与代之间对某一问题观念上的异同──编者)之争,医疗进展在行业内混乱的争吵中模糊了。我们几乎忘记了,“放权”政策领导这个行业从此活跃起来,通过增加服务来获得收入,也强化了“有所劳必有所得”的社会主义分配观念。但是,“放权”手段是作为一种政策的“例外”而存在着,就像是说允许火车“外挂”。由于外挂列车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外挂列车逐渐比原有列车还要多。原有列车因为没法获利,所以压缩、忽视而几近成为摆设或者敷衍。这就是“体制病”的典型表现。业内多数新锐精干人员大多集中到了外挂列车,整个列车的利益倾斜在此,整个列车的利益冲突在此。他们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是观之,他们如何可能在行业内部或者社会外部获得公允的评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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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列车的服务员没有利润贡献于是在内部就受到排挤,外挂列车的服务员由于身处“灰色地带”(并非因为他们在获利或者趋利,而是因为他们是“放权”政策的受惠者,也是行走在边缘的受害者)而在外部受到鄙视,这样也就意味着所有的从业人员在整个系统机制中无法获得公正的对待。
耻辱感正是这种缺乏公正对待的合理反应。许多议论在揣度这个护士长行动的存在价值,是一种象征,是一种符号,抑或是一种开端。“进入”与“退出”按说也算是个人职业生涯的常态,但是,“耻辱感”实在是很严重的指控,它会反射到这个行业内部的每一个人心里,扪心自问,自己的感受会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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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张德丽的工作调动,在其工作的医院,甚至社会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互联网上更是众说纷纭。张德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年选择的是‘白衣天使’,并为之骄傲和付出,可现在周遭一切都在暗示我们,这个职业是可耻的,我们每个医务人员都被逼迫着对这个职业感到耻辱!”
一位网友说:从媒体报道中可见,张德丽用她20年如一日的行动践诺了南丁格尔的护士理念。然而今天,曾有的光荣与梦想都消失殆尽,以至于“天使”不得不选择逃离。
一个职业的吸引力,不只在于它的薪水待遇,更在于它的职业声望。临床医护救死扶伤的精神,塑造了崇高的职业声望,而其崇高的职业声望,也需要凝聚更多具有高尚情操和奉献精神的医护人员。白衣天使张德丽的离开,是一个典型标本,是对医护职业遭到“妖魔化”而声望下降的最好注脚。这显然是一种“逆淘汰”。,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