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存废”口水战背后的中医困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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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求生存，很多中医院尽量避免开价格低的中药，而采取西医疗法，这样好赚钱。”“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
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
——张功耀领衔发起的《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主要诉求
张功耀，将成为英雄？还是被钉上耻辱柱？
自清末有人发表《废医论》，一百多年来，关于中医的争论几乎没有停止过。在2006年，因为湖南长沙一个叫张功耀的教授，它重新达到了一个高潮。“日新月异的科学，与从来不进步、以鬼混过日子的中医之间的搏斗是不可避免的。”张将几个月的精力都投入到对中医理论的批判上，倡言“告别中医中药”。那些向中医“宣战”的言词激烈的檄文，使他成为很多人眼中的英雄。当然，认为他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似乎更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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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走火入魔。”56岁的张头发花白，坐在家中的椅子上，习惯性地借助手势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身处争议的漩涡中，他也感觉疲累了。
自今年4月以来，张功耀在网络上就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也意识到那篇流传甚广的《告别中医中药》已经成为历史文献。而他被传统媒体关注则始于10月7日，他领衔发起《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引起轩然大波。卫生部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并称“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则称，“取消中医”是“对科学的肆意否定”。
在“征集签名”的示范效应下，有关中医的讨论愈发成了一场大众狂欢。有人发出呼吁，要征集百万人签名力挺中医药；中国医通网的创始人郑奎飞甚至在网上发布了《征集取消西医的公告》。在张功耀和他的伙伴用高亢的污辱性言词来指称中医中药时，注定了一场混战的即将发生。
有关中医困境与发展的理性探讨，事实上已经被口水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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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中医”变“反中医斗士”
在一种理论的指引下，他否定了自己从前的中医实践，相信了这样两个等式：西医=科学医学，按照西医的科学规范，中医理论有许多不符合之处。因此中医=伪科学，该被打倒。
在2000年之前，张功耀对中医的思考停留在他的20岁。
在高中和大学之间，张功耀的生命中出现了5年的断档。那是文革末期，在湖南郴州的农村，他在朋友家看到被收缴上来的中医书籍，这令他着迷。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之后，他开始尝试给熟识的人治病。张功耀不会针灸和诊脉，那时只凭着《药性歌括400味》和《汤头歌》两部小书来给别人开中药处方。
张功耀最后一次给人看病是在1979年。他在读大学期间回老家，还有熟人找他开单子，说他的药方“很灵”。比较有成就感的一次治疗是在他祖父的病体上展开的。“那天他正吃着饭突然就倒下了，迷糊不醒。”张功耀说，接下来9天的时间内，祖父像个植物人，脸色潮红，接受大家的喂食，但不排泄。他根据祖父的一些症状开了一剂凉药，结果如他所愿，祖父逐渐康复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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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功耀对中医的态度的逆反，是在他50岁时开始的。那时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科学技术哲学教程》的教材，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到“伪科学”。他在网络上搜索关键字“伪科学”，居然找到这样一篇文章：《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他开始阅读网上热闹的中医争论，并调整自己的思维。
对张功耀而言，转变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可以说非常容易。张功耀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理论影响思维方式的典型人物。在一种理论的指引下，他否定了自己从前的中医实践，相信了这样两个等式：西医=科学医学，按照西医的科学规范，中医理论有许多不符合之处。因此中医=伪科学，该被打倒。
2006年4月，他的第一篇檄文《告别中医中药》辗转了几家刊物之后，终于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虽然在编辑的要求下删去了部分过激的语句，但整篇文章仍有着浓重的火药味。他在文章中说：中医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举其要者，有如下一些：一、装腔作势，欺骗患者。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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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他甚至言词激烈的表示，“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
接下来，美国纽约市一位叫王澄的华人康复科医生，最终“成就”了张功耀，使他成为当之无愧注定被载入史册的“反中医斗士”。
签名公告建议“取消中医”
在卫生部明确表态“反对”之后，这个话题陡然升温不少。浙江等地的中医提出要“打响中医保卫战”。张功耀所在地的湖南中医界的反响更为强烈。
“你们千万不要上你们骗子中医老师的当。”这句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话出自王澄的《写给中医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策反”中医院校学生“和教育部以及你们的学院商量一下，尽快把你们的医学学习内容转换成100%的西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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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中医”是王澄长久以来的愿望。今年10月初，国家发改委开始征集民众对新医改的建议，这被他看做是一次机会。王澄开始和张功耀商讨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
张功耀说，王澄草拟了一份初稿传给他，他把其中言词过于激烈的部分删改掉之后，形成目前网上流传的《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王澄认为还是以国内学者领衔提出比较好，就把张功耀的名字放在他自己的前面。
和张、王二人此前的文章相比，这篇公告的措辞缓和得多。他们的诉求主要有以下几点：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
这篇公告的影响之大，超出了张功耀的意料之外。“原来很多人认为我和王澄俩神经病，天天发文章(批中医)。”张功耀对它产生的效果非常满意，“根据一个网站的调查，现在有2万多人支持我们。这就不是我俩神经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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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至记者截稿时，在公告上签名表示支持的，包括未按规范标明自己单位和职务的化名者，一共只有一百四五十人。在卫生部明确表态“反对”之后，这个话题陡然升温不少，传统媒体开始频繁采访张功耀。浙江等地的中医为此提出要“打响中医保卫战”。
张功耀所在地的湖南中医界的反响更为强烈。在看过当地的《三湘都市报》对张功耀的专访之后，湖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主任医师荣新奇出离愤怒了。他马上给《三湘都市报》打了电话，向张功耀下“战书”：我愿意出钱请张功耀来我们医院来考察一个月，看看中医药到底能不能治病。在和院长通过电话之后，他们决定由8名资深中医出面接受记者采访，回应张功耀的种种观点。
《三湘都市报》的热线更是被打爆，而在252个打进来的电话中，只有2个人表示支持张功耀。对张功耀的质疑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作为一个哲学教授，他有能力与资格评判中医药么；为什么对几千年来中医药所起的巨大作用视而不见；中医有糟粕，西医难道就完美无缺么？为什么不辩证地看待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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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戏协原副主席、老作家丁楠在网上写下自己亲见的中医治病活人的典型案例，并呼吁大家都这样做，他的目标是发动100万人签名力挺中医药。
记者在湖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进行采访时，该院主要领导取消了周五下午的例会，七八个有名望的老中医在会议室向记者表达他们的意见。荣新奇在咨询了律师和法院之后，决定起诉张功耀诽谤。“关于中医的学术争议很多，很正常。中医也需要发展，但说中医理论是伪科学，中医是骗子，中医治疗是害人，性质就变了。”
中医百年“存废”危机
求生存牵涉了中医的大量精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始终处于受歧视、遭挤压的状态中。改革开放之后，相较于西医，中医越来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70年前，荣新奇的舅爷吴汉仙也曾卖力地为中医正名。那时，中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制度层面的存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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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湖南省卫生试验处制定了《湖南省卫生十年计划》，其中规定：“首先撤除省城各校中医，学生不得服用国药，一律改为西医西药，……”计划一出，中医界哗然。时任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副校长的吴汉仙作为请愿代表之一，发动了请愿、罢工和游行示威等多项抗议活动。最终该计划中有关消灭中医的重要内容被删除。
在此之后，国民党政府仍然对发展中医持消极不作为态度。1935年，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冯玉祥等人提议的《政府对于中西医应平等待遇案》。但此后，关于“医药卫生等机关应添设中医”、“应准中医设立学校”等内容却一直不予公布。吴汉仙再次站了出来，赴京请愿。
湖南是著名的中医故乡，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古医术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之一，“医圣”张仲景也曾在这里悬壶济世。民国时期，湖南中医所面临的困境，只是全国性的废除中医运动的一部分。早在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就发表《废医论》，对中医提出激烈批评。迨民国初年，中医又面临来自政府的挑战。北洋政府在改新学制时，完全不把中医列入课程。南京国民政府的废止中医活动更加激烈。在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之后，1929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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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这位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西医毕业生，以日本明治维新时取缔汉方医为榜样，认为“旧医(中医)一日不除……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他在“废止中医案”中提出了6项逐步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虽然因中医界人士的抗议，“废止中医案”被搁置，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始终处于受歧视、遭挤压的状态中。
现年90岁的中医谢子衡是“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汪逢春的弟子。他说，当时中医界很多人批判余云岫，但他还是挺佩服这个人，喜欢读他的医书。“他有他的偏见，但也有合理的部分。他是不很了解中医的情况。”谢子衡说，西医的确有它的先进之处，当时汪逢春等中医并不排斥西医，在很多时候也与西医合作。
不过，求生存牵涉了中医的大量精力。香港中西医结合创会委员及学术小组组长区结成说，由于余云岫急于立新，企图把中医连根拔起，触发了中医对存亡危机的抗争。更由于废止中医的威胁延绵弥漫整整20年，令有意义的中国医学现代化问题不能合理地讨论。
中医重新受到重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有关中医的争论仍未中断。这与毛泽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在50年代初，卫生部高层也曾出台很多限制中医发展的政策和规定，但最终导致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中西医结合”也在这一时期被正式提了出来。
文革的到来再次给中医的发展带来打击，虽然那个时候赤脚医生遍及乡村，他们普遍采用一些中医中药方法给群众治病，但中医的发展事实上出现了退步。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医药(中医中药)的发展和现代医药(西医西药)的发展一道被写入宪法。中医依然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但相较于西医，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