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执业医师法》谈如何废止“中医”
纪龙天
中国现有的《执业医师法》是一部粗糙的、矛盾的、违反时代潮流的法律!对它，以及它的配套文件，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事实上，呼吁对《执业医师法》进行修改，在2004年的《中国医学论坛报》上就已经有人发出这样的强音了。这样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确实，《执业医师法》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我想对它的修改在短期内就会进行。因此，站在一个中国公民的立场，我们不能不表示我们的关切。虽然这样的关切未必有用，不过有没有用是一回事，关不关切又是另一回事。由于关切，自然会派生出三个问号：
1，我们需要知道它将修向什么方向，是顺应时代潮流呢，还是挂档，然后开倒车，从而顺应那帮老家伙的“潮流”？
2，我们需要知道它将修成什么样子，是细腻而完善的，还是粗糙而残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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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需要知道它将修出什么后果，是可以在现实层面进行操作的，还是根本无法操作的，甚至与其他法律自相矛盾，从而使得某些条文变成空中楼阁？
在以上的三个问号之下，我们需要对现有《执业医师法》的历史、成因、内容，以及它造成的后果也有所认识。
这部《执业医师法》从实施到现在，一共七年。按照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先生的说法，这部《执业医师法》是由卫生部于1985年4月开始起草的。同时，我们也能了解到，《执业医师法》是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1998年6月26日)通过，并于1999年5月1日施行的。因此，它从起草到施行，一共花去了14年。可想而知，其间经过了多少人的努力。只是没想到，它竟然从施行的那天就已经开始作孽了!
我们先浅略的了解一下《医师法》在我国的历史。
在1936年，曾有过一部《中医条例》。这部《条例》是在1933年，由当时的29个中央委员提议，仿效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而制定出来的。诞生的原因乃是老家伙们要“中西医平等”、“中西医一视同仁”，当时有人反对，于是“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的帽子就飞过来了。这些死抱“国粹”的狂热的“准义和团成员”从来不肯理性的探讨问题，最喜欢给异己者扣“亡国灭种”的帽子。在“亡国灭种”这种大号帽子的威胁之下，没有人敢大声疾呼反对“中医”了。三年过后，《中医条例》终于出台。这也代表着“中医”与“西医”终于在法律上“平等”了。《条例》出台之后，老家伙们得意洋洋了好一阵，接着他们又憋不住想着要“凌驾于西医”了，于是又带着“延续香火”的理由——为了延续他们的“祖传”的“秘方”之香火，乃纠结巫医同道和“中医”的既得利益者，来向当时的政府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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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又整整闹了七年!闹得当时的政府头大，终于在1943年9月22日公布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部《医师法》。
后来，国民党被打跑了，那部《医师法》也被打去了台湾——对于当时的大陆地区来说，“反动派”的《医师法》当然也是“反动的”，所以是不会要的。从此，我国医疗界在整整50年(1949—1999)的时间里，没有一部《医师法》，有的只是一些《条例》，并且大多是“暂行”或“试行”的，诸如《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种痘暂行办法》、《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1951年)等等。而且，这些《条例》从五十年代末期，到进入“文革”时期就在实际上废除了、不管用了，全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基本瘫痪，医疗卫生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全部停滞。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医疗事业才开始飞快的发展，取得的成果之丰硕，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在医疗事业发展的同时，相关的法律制度却跟不上，还是只制定了一些《条例》，诸如《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等，另外还有一些部门规章。最值得惭愧的是，堂堂的一个有着两百多万医师的大国，竟然没有一部象样的《医师法》。这是多么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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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严格地说，在这部《执业医师法》施行之前，我国对医师执业管理的法律内容，一片空白，“目前，我国对医师执业的管理实际上无法可依”(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语，1999年6月23日)。在五十年里，对医师管理的一片空白，无法可依，使得这个古老而庞大的民族自产出了多少“巫医”、“密医”、“江湖郎中”？害死了多少人呢？这是恐怕是无法计算的。
也因此，这部《执业医师法》的诞生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如久旱逢甘霖，大大的滋润了一次。这七年来，《执业医师法》为我国医师执业的管理，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有法可依，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是《执业医师法》应该被肯定的地方。
——但是，对于一个要死心塌地的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我们看问题不能从这么下贱的、阿Q的角度去看——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部真正体现出“现代化的立法精神”的《执业医师法》。
何谓“现代化的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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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立法精神，体现在现实中，它的法律是完整的，落实的，可操作的，并且带有前瞻性的；体现在对待“传统”上，则沿用了印度圣雄甘地的那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博大精神，要改一下，改成“非暴力，不妥协”。“非暴力”代表在思想上将“传统”击败，“不妥协”是一种积极的精神，而“不合作”则是消极的。
在这样的大原则、大标准、大精神下，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执业医师法》中的条文，我们真要感叹：这到底是哪个土著部落的法律呀!这样的法律还有精神吗？
《执业医师法》中的毛病
我说《执业医师法》是粗糙的、矛盾的、违反时代潮流的，并非胡扯。只要有点法律学常识的人，都可以理解我的话，也都可以“抠”出《执业医师法》中的错误。下面，我把《执业医师法》中的一些毛病挑出来观赏一下：
第一，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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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大特色就是，行政部门什么都管，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一特色在《执业医师法》中的体现是，所有关于医师的执业管理的权力和任务，全都归在行政部门的头上，而不是医师行业自律组织管理。目前，发达国家对于医师的执业管理，一般采取行业自律组织管理。譬如成立类似“医师协会”这样的行业组织，由这个组织来进行医师的执业管理。这样，能够充分的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譬如，我国目前在会计师、律师行业中实行的就是行业的自律组织管理。这是很高明的。
然而，在《执业医师法》中，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能看到的仅仅是第七条的“十五字箴言”——“医师可以依法组织和参加医师协会。”说这十五个字是“箴言”，是因为关于“医师协会”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在《执业医师法》没有一个字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认为：只要你小子是个医师，你就可以拉上一伙医师来成立所谓的“医师协会”。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把一个没有职能规定的、“乌托邦”式空头的机构，写在法律文件里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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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修改《执业医师法》的最关键之处就是，把医师的执业管理从行政管理改成“医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并在《执业医师法》中设专门的章节，论述“医师协会”的职能和运作方式，从而达到行业的自律管理。
第二，医师的“资格考试”和“试用期”互相颠倒。
在《执业医师法》的第二章《考试和注册》中，第九条第一款规定：
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第十二条规定：
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第十三条规定：……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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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面的三条规定，我们可以把从“试用”到“考试”再到“注册”，用大白话来翻译，就是：一个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的本科生，毕业之后，必须先通过一年的试用期，然后才获得考试的资格，考试通过之后，可以取得医师资格，然后再向相关部门注册，注册通过之后，就是一位真正的“医师”了。
对比一下《律师法》和《注册会计师法》，我们就会发现，《执业医师法》中医师的“资格考试”和“试用期”互相颠倒了。在《律师法》的第六条和第八条中，在《注册会计师法》的第八条和第九条中，都规定了学生毕业之后，先“考试”，然后再“试用”。而《执业医师法》则刚好相反。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错位。我们也看不到关于这方面的解释。为什么不先“考试”，然后再“试用”呢？这很让人费解。并且，先“试用”后“考试”，这样的规定，带来的弊端是明显的：
1，一个学生毕业之后，在医院里过“试用期”，当他的考试成绩还没公布的时候，他就已经通过“试用期”而转正成“医师”了。这不是便宜了那些走后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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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些学生毕业之后，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没有直接进入医院“试用”，当他再重新回到医院时，往往会被医院拒用，因为他没有考试，因此没有医师资格证书，他又不是应届毕业生。这样的规定真是太不合理了。它缺乏一个缓冲，显得太仓促，使得医院和学生都无法适从。在这样的规定之下，一个学生毕业之后，必须马上去“试用”，如果一旦不“试用”或者延期了，那么你几年来的学费算是泡汤了，你在学校也是白干了。
我们实在不知道当时参与制定《执业医师法》的立法者们是怎么想出这样的馊注意的。
第三，矛盾，空话，无法操作。
《执业医师法》矛盾的地方有很多，譬如“一年的试用期”，与《劳动法》第二十一条的禁止性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互相矛盾，而且后者的“法律位阶”比前者高，因此前者变成了没有意义；关于是否停止医师执业的条文，则与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互相矛盾；同时，因为我国目前的医疗机构庞杂臃肿，医务人员多如牛毛，行政部门根本无暇管理，也管不了，因此，依法管理成空话，实际上又变成了无法可依；还有，《执业医师法》中的口号太多，医师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不明确，无法操作，并且，在这样的一部法律中，竟然写进了很多道德，这些都是不妥的。还有，医师的准入也显得很不严肃，譬如，律师资格考试，每年的合格率在10%左右，而医师资格考试的合格率竟然在80%以上。此外，有无法解释的或者有多种解释的条文(如第三十九条和第九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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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执业医师法》是一部粗糙的、矛盾的、违反时代潮流的法律，里面堆满了错误，已经跟不上复杂的现状，反而只能产生阻碍的作用，因此，对它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如何修改《执业医师法》中关于“中医”的部分
既然确认了要对《执业医师法》进行修改，那么我们就要大谈一下《执业医师法》里面关于“中医”的问题。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巫术”、“祝由”、“迷信”则是“中医”的全部，正所谓“灵素之渊源，实本巫祝”也。其实，严格说起来，来源于“巫”，这并不足以为“中医”病，也并不能成为苛责“中医”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现代医学在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萌芽，并在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换言之，在世界历史上，每个古老民族的传统医术其实都来源于“巫”或者“神话”。譬如，公元前3400年，埃及就已经有制作干化尸的技术了；公元前814年，古希腊就有神话中的“医神”阿斯克雷比亚；公元前685年，印度也有了记载病名和治病草药的《阿闼婆吠陀》(这是一本“巫祝”与“祭祀”的诗集)。但是，这些东西现在都成了历史上的烟雾，它们或许有它们在文化和学术上的价值，但却不可能重新用来治病救人，然而，“中医”却成了一个例外。虽然，在“中医”的历史上，出现过祖甲和有特异功能的扁鹊那种标志着“革新医术”的人，但是，他们自己信奉的那套更是充满了玄学的阴影。对于“中医”，我不禁要问：2400年前用的“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寸关尺”，2400年后却依旧在用，依旧拿来治病，有科学是这样的吗？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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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医”这种迷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演化成了中国百姓的信仰。也就是说，由于时光的流变，使得“中医”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指数函数，每当“中医”得道了，“民族感情”就飙升，反之，则小心灵受损了，丢脸了，不得了了。
所以，我实在要指出：有民族感情是未可厚非的，但是把民族感情和科学技术扯在一起，是“爱国不以其道”的行为，是千百年来，造成我们落后、愚昧、固步自封的顽疾!
现在，“中医”可算是得道了，我们只要看一下今天：满地摊都是“膏药”、“伪药”；报纸电视网络的广告里堆满了“祖传秘方”、神医自荐、壮阳广告、春药广告、病人答谢、中医在线、解毒逐邪讲座、人天通脏象系统讲座、阴阳五行讲座等等等等，置身于这样的玄学迷雾里，“民族感情”是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但是，现代医学的光明却被遮盖了。
“中医”之所以如此甚嚣尘上，《执业医师法》乃是其源头活水。因为，毫无疑问的，“中医”想要发展，继承一脉“秘方”之香火，它肯定要抢占两个地盘，一个是法律，一个是教育。事实上，只要在法律上站稳脚跟，获得法律的允许，那么教育上的地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穷本溯源，我们绝对要责怪《执业医师法》。在《执业医师法》中，除了第十一条对“中医”的考试内容和方法特定以外，其他的对“中医”和“西医”完全是对等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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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规定：中医只能使用“中医”、“中医师”、“中医生”、“国医”、“唐医”等名称，不能使用“医生”、“医师”、“医务所”、“医疗所”等西医常用的名称。中医的英译表示为“Herbalist”，意译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这种职称一直未被归属为“医务人员”的范畴，在社会上没有应有的地位。中医无权签署死亡证，也不能在处方上开任何西药，更不能使用注射；否则被认为是违法行为。香港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
如果《执业医师法》要重新修改，我的建议是，它的“立法精神”就有问题，应该从这里一刀扎下，然后再探讨枝节性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从枝节上去修改，不可能修好《执业医师法》。老实说，《执业医师法》在“立法精神”上简直就是神经错乱，它违背了中国进行医学现代化的大原则。它的毛病在于，它牺牲、浪费了有限的医学资源去容纳和发展“中医”，从而使中国的医学变得不三不四，大大的妨碍了医学现代化的脚步。本来，单单学习“西医”、全心全意地发展“西医”就已经使我们无暇他顾了，为什么还要添个“传统医学”来凑数？为什么还要叫上一帮不挂听筒的老家伙在那里“人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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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不可能离开现代医学，但是他们又要满足自己的“民族感情”，于是“中西医结合”的主意就出来了。这个主意真的是很能安慰焦灼状态下的国人心理。只是，我想问：一套是玄学，一套是科学，在事实上能结合得起来吗，二者能够兼容吗？坦白说吧，凡是有“中西医结合”这种想法的人，都是有着一颗“万古纲常”的头脑的人。
作为一个对“中医”的来源、历史和内容有所了解的人，我绝不相信“中医”有什么“歧黄妙术”、“祖传秘方”能够“包治百病”，能够使人“起死回生”。我认为，在对待“传统”方面，任其沉浮、消逝是可以的，但是纵容、鼓励它的泛滥则不行。并且，“中医”不但是传统，而且是传统中的传统，是传统的余孽。任何一个大脑神经还没错乱的、有科学常识的人，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都无法不认为虚妄的“中医”与严谨的“现代医学”根本就八竿子打不着，“中医”的“医生”其实是一帮江湖术士，“中医”所用的“术”根本就是“祝由”的变种，“中医理论”是地地道道的“巫术”、“迷信”。对这样的玩意，让它自生自灭还不行吗？又何必通过立法来鼓励它的泛滥？让它“一脉香火无断绝”还不行吗？又何必搞出“中医学院”来让它传宗接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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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中医理论”再被运用来治病，那么，这种行为实在已经满足了《刑法》的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三百条“利用迷信蒙骗他人”的前提，应该给予相应的惩罚，如果把人活活医死，那就罚得更重了，可以判三年以上七年以下，严重点的还判了七年以上；那些“无照行医”的“野医”和“江湖郎中”，法律则相对完整，如《执业医师法》中的第三十九条和《刑法》的第三百三十六条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六十一条完全可以罚他们罚个绰绰有余；“中医”用的“祖传秘方”、“灵丹妙药”实在也满足了《药品管理法》中对“假药”的定义：“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因此，“按假药论处”，应该依照该法的第七十四条进行没收并且罚款；此外，在广告方面，如果“中医理论”做广告，那么实在是违反了《广告法》的第四条“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和满足了第七条第六款“含有迷信内容”，同样的条文也可以用来制裁那些“未被化验过的中药”的广告，还包括了第十四条第一款“药品广告不得含有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从而杜绝“中医”吹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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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可否认的，某些中药确实能够治病，说不定还有奇效。因此，我认为目前应该做的是：把中药从“中医理论”中分离出来，并对这些药物进行科学化验，化验之后还可以用现代科技去开发中药。关键是分清楚里面的成分，确定疗效和副作用，免得害人。因为，任何一种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甚至是毒副作用的。总之，凡是没有经过科学“吃”过的药品，不管是黄帝还是白帝吃过，不管是李时珍还是李分钟吃过，都不能代表什么。所谓“经验科学”这样的说法其实本身就不科学。因为，经验有它的局限性和针对性，A吃了一种药活得好好的，未必代表B吃了就不会死，而且，某些中草药的副作用或者毒副作用导致的是慢性中毒，用经验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吃了这种药的人，还以为特补，估计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死的这么不明不白，这么像古龙小说里面的人物。
在修改《执业医师法》的时候，实在应该体现体现“现代化的立法精神”，绝不能向那些传统的余孽、“中医”和“中医”的既得利益者们妥协。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探讨细节的问题。譬如先把本文第二节中的毛病改过来；在对待“中医”方面，修改时应该把“中医”特定起来，限定“中医”的功能，最好在下次的条文中将“中医”归在文化和学术研究上，以后的《执业医师法》则不再提及；此外，完全废止《执业医师法》第十一条以及它的配套文件《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并在以后的法律上杜绝“中医”的“师承关系”；还有，取消在三甲以上的医院里必须设“中医”科的霸王规定；尽快出台《精神卫生法》和《执业药师法》以使得这两个领域有法可依；还有还有，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取代《刑法》和《广告法》惩罚迷信治病和医疗医药方面的夸大不实的广告；此外，最应该废除的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而制定出来的《中医药条例》和二十八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了新疆、西藏、广西、港澳台)的《发展中医条例》，里面没有一句话不是在“发展”中医。
总之，对《执业医师法》这部粗糙的、矛盾的、违反时代潮流的法律，以及它的配套文件，必须大改特改，从根本上改。
以上，就是我对修改《执业医师法》的关切。
还要说的一点是，实在应该解决“中医学院”这个问题了。对待“中医”，无非是要先在法律上废除它的特权，然后在教育上把它扫地出门，让它滚蛋，不要再误人子弟。因此，我认为，应该把“中医学院”中有关玄学的课程全部取消，并把“中医学院”更名为“医学院”。
2006·10·31, 百拇医药
中国现有的《执业医师法》是一部粗糙的、矛盾的、违反时代潮流的法律!对它，以及它的配套文件，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事实上，呼吁对《执业医师法》进行修改，在2004年的《中国医学论坛报》上就已经有人发出这样的强音了。这样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确实，《执业医师法》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我想对它的修改在短期内就会进行。因此，站在一个中国公民的立场，我们不能不表示我们的关切。虽然这样的关切未必有用，不过有没有用是一回事，关不关切又是另一回事。由于关切，自然会派生出三个问号：
1，我们需要知道它将修向什么方向，是顺应时代潮流呢，还是挂档，然后开倒车，从而顺应那帮老家伙的“潮流”？
2，我们需要知道它将修成什么样子，是细腻而完善的，还是粗糙而残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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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需要知道它将修出什么后果，是可以在现实层面进行操作的，还是根本无法操作的，甚至与其他法律自相矛盾，从而使得某些条文变成空中楼阁？
在以上的三个问号之下，我们需要对现有《执业医师法》的历史、成因、内容，以及它造成的后果也有所认识。
这部《执业医师法》从实施到现在，一共七年。按照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先生的说法，这部《执业医师法》是由卫生部于1985年4月开始起草的。同时，我们也能了解到，《执业医师法》是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1998年6月26日)通过，并于1999年5月1日施行的。因此，它从起草到施行，一共花去了14年。可想而知，其间经过了多少人的努力。只是没想到，它竟然从施行的那天就已经开始作孽了!
我们先浅略的了解一下《医师法》在我国的历史。
在1936年，曾有过一部《中医条例》。这部《条例》是在1933年，由当时的29个中央委员提议，仿效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而制定出来的。诞生的原因乃是老家伙们要“中西医平等”、“中西医一视同仁”，当时有人反对，于是“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的帽子就飞过来了。这些死抱“国粹”的狂热的“准义和团成员”从来不肯理性的探讨问题，最喜欢给异己者扣“亡国灭种”的帽子。在“亡国灭种”这种大号帽子的威胁之下，没有人敢大声疾呼反对“中医”了。三年过后，《中医条例》终于出台。这也代表着“中医”与“西医”终于在法律上“平等”了。《条例》出台之后，老家伙们得意洋洋了好一阵，接着他们又憋不住想着要“凌驾于西医”了，于是又带着“延续香火”的理由——为了延续他们的“祖传”的“秘方”之香火，乃纠结巫医同道和“中医”的既得利益者，来向当时的政府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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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又整整闹了七年!闹得当时的政府头大，终于在1943年9月22日公布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部《医师法》。
后来，国民党被打跑了，那部《医师法》也被打去了台湾——对于当时的大陆地区来说，“反动派”的《医师法》当然也是“反动的”，所以是不会要的。从此，我国医疗界在整整50年(1949—1999)的时间里，没有一部《医师法》，有的只是一些《条例》，并且大多是“暂行”或“试行”的，诸如《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种痘暂行办法》、《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1951年)等等。而且，这些《条例》从五十年代末期，到进入“文革”时期就在实际上废除了、不管用了，全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基本瘫痪，医疗卫生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全部停滞。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医疗事业才开始飞快的发展，取得的成果之丰硕，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在医疗事业发展的同时，相关的法律制度却跟不上，还是只制定了一些《条例》，诸如《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等，另外还有一些部门规章。最值得惭愧的是，堂堂的一个有着两百多万医师的大国，竟然没有一部象样的《医师法》。这是多么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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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严格地说，在这部《执业医师法》施行之前，我国对医师执业管理的法律内容，一片空白，“目前，我国对医师执业的管理实际上无法可依”(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语，1999年6月23日)。在五十年里，对医师管理的一片空白，无法可依，使得这个古老而庞大的民族自产出了多少“巫医”、“密医”、“江湖郎中”？害死了多少人呢？这是恐怕是无法计算的。
也因此，这部《执业医师法》的诞生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如久旱逢甘霖，大大的滋润了一次。这七年来，《执业医师法》为我国医师执业的管理，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有法可依，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是《执业医师法》应该被肯定的地方。
——但是，对于一个要死心塌地的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我们看问题不能从这么下贱的、阿Q的角度去看——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部真正体现出“现代化的立法精神”的《执业医师法》。
何谓“现代化的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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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立法精神，体现在现实中，它的法律是完整的，落实的，可操作的，并且带有前瞻性的；体现在对待“传统”上，则沿用了印度圣雄甘地的那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博大精神，要改一下，改成“非暴力，不妥协”。“非暴力”代表在思想上将“传统”击败，“不妥协”是一种积极的精神，而“不合作”则是消极的。
在这样的大原则、大标准、大精神下，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执业医师法》中的条文，我们真要感叹：这到底是哪个土著部落的法律呀!这样的法律还有精神吗？
《执业医师法》中的毛病
我说《执业医师法》是粗糙的、矛盾的、违反时代潮流的，并非胡扯。只要有点法律学常识的人，都可以理解我的话，也都可以“抠”出《执业医师法》中的错误。下面，我把《执业医师法》中的一些毛病挑出来观赏一下：
第一，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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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大特色就是，行政部门什么都管，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一特色在《执业医师法》中的体现是，所有关于医师的执业管理的权力和任务，全都归在行政部门的头上，而不是医师行业自律组织管理。目前，发达国家对于医师的执业管理，一般采取行业自律组织管理。譬如成立类似“医师协会”这样的行业组织，由这个组织来进行医师的执业管理。这样，能够充分的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譬如，我国目前在会计师、律师行业中实行的就是行业的自律组织管理。这是很高明的。
然而，在《执业医师法》中，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能看到的仅仅是第七条的“十五字箴言”——“医师可以依法组织和参加医师协会。”说这十五个字是“箴言”，是因为关于“医师协会”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在《执业医师法》没有一个字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认为：只要你小子是个医师，你就可以拉上一伙医师来成立所谓的“医师协会”。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把一个没有职能规定的、“乌托邦”式空头的机构，写在法律文件里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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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修改《执业医师法》的最关键之处就是，把医师的执业管理从行政管理改成“医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并在《执业医师法》中设专门的章节，论述“医师协会”的职能和运作方式，从而达到行业的自律管理。
第二，医师的“资格考试”和“试用期”互相颠倒。
在《执业医师法》的第二章《考试和注册》中，第九条第一款规定：
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第十二条规定：
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第十三条规定：……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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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面的三条规定，我们可以把从“试用”到“考试”再到“注册”，用大白话来翻译，就是：一个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的本科生，毕业之后，必须先通过一年的试用期，然后才获得考试的资格，考试通过之后，可以取得医师资格，然后再向相关部门注册，注册通过之后，就是一位真正的“医师”了。
对比一下《律师法》和《注册会计师法》，我们就会发现，《执业医师法》中医师的“资格考试”和“试用期”互相颠倒了。在《律师法》的第六条和第八条中，在《注册会计师法》的第八条和第九条中，都规定了学生毕业之后，先“考试”，然后再“试用”。而《执业医师法》则刚好相反。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错位。我们也看不到关于这方面的解释。为什么不先“考试”，然后再“试用”呢？这很让人费解。并且，先“试用”后“考试”，这样的规定，带来的弊端是明显的：
1，一个学生毕业之后，在医院里过“试用期”，当他的考试成绩还没公布的时候，他就已经通过“试用期”而转正成“医师”了。这不是便宜了那些走后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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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些学生毕业之后，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没有直接进入医院“试用”，当他再重新回到医院时，往往会被医院拒用，因为他没有考试，因此没有医师资格证书，他又不是应届毕业生。这样的规定真是太不合理了。它缺乏一个缓冲，显得太仓促，使得医院和学生都无法适从。在这样的规定之下，一个学生毕业之后，必须马上去“试用”，如果一旦不“试用”或者延期了，那么你几年来的学费算是泡汤了，你在学校也是白干了。
我们实在不知道当时参与制定《执业医师法》的立法者们是怎么想出这样的馊注意的。
第三，矛盾，空话，无法操作。
《执业医师法》矛盾的地方有很多，譬如“一年的试用期”，与《劳动法》第二十一条的禁止性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互相矛盾，而且后者的“法律位阶”比前者高，因此前者变成了没有意义；关于是否停止医师执业的条文，则与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互相矛盾；同时，因为我国目前的医疗机构庞杂臃肿，医务人员多如牛毛，行政部门根本无暇管理，也管不了，因此，依法管理成空话，实际上又变成了无法可依；还有，《执业医师法》中的口号太多，医师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不明确，无法操作，并且，在这样的一部法律中，竟然写进了很多道德，这些都是不妥的。还有，医师的准入也显得很不严肃，譬如，律师资格考试，每年的合格率在10%左右，而医师资格考试的合格率竟然在80%以上。此外，有无法解释的或者有多种解释的条文(如第三十九条和第九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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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执业医师法》是一部粗糙的、矛盾的、违反时代潮流的法律，里面堆满了错误，已经跟不上复杂的现状，反而只能产生阻碍的作用，因此，对它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如何修改《执业医师法》中关于“中医”的部分
既然确认了要对《执业医师法》进行修改，那么我们就要大谈一下《执业医师法》里面关于“中医”的问题。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巫术”、“祝由”、“迷信”则是“中医”的全部，正所谓“灵素之渊源，实本巫祝”也。其实，严格说起来，来源于“巫”，这并不足以为“中医”病，也并不能成为苛责“中医”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现代医学在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萌芽，并在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换言之，在世界历史上，每个古老民族的传统医术其实都来源于“巫”或者“神话”。譬如，公元前3400年，埃及就已经有制作干化尸的技术了；公元前814年，古希腊就有神话中的“医神”阿斯克雷比亚；公元前685年，印度也有了记载病名和治病草药的《阿闼婆吠陀》(这是一本“巫祝”与“祭祀”的诗集)。但是，这些东西现在都成了历史上的烟雾，它们或许有它们在文化和学术上的价值，但却不可能重新用来治病救人，然而，“中医”却成了一个例外。虽然，在“中医”的历史上，出现过祖甲和有特异功能的扁鹊那种标志着“革新医术”的人，但是，他们自己信奉的那套更是充满了玄学的阴影。对于“中医”，我不禁要问：2400年前用的“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寸关尺”，2400年后却依旧在用，依旧拿来治病，有科学是这样的吗？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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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医”这种迷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演化成了中国百姓的信仰。也就是说，由于时光的流变，使得“中医”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指数函数，每当“中医”得道了，“民族感情”就飙升，反之，则小心灵受损了，丢脸了，不得了了。
所以，我实在要指出：有民族感情是未可厚非的，但是把民族感情和科学技术扯在一起，是“爱国不以其道”的行为，是千百年来，造成我们落后、愚昧、固步自封的顽疾!
现在，“中医”可算是得道了，我们只要看一下今天：满地摊都是“膏药”、“伪药”；报纸电视网络的广告里堆满了“祖传秘方”、神医自荐、壮阳广告、春药广告、病人答谢、中医在线、解毒逐邪讲座、人天通脏象系统讲座、阴阳五行讲座等等等等，置身于这样的玄学迷雾里，“民族感情”是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但是，现代医学的光明却被遮盖了。
“中医”之所以如此甚嚣尘上，《执业医师法》乃是其源头活水。因为，毫无疑问的，“中医”想要发展，继承一脉“秘方”之香火，它肯定要抢占两个地盘，一个是法律，一个是教育。事实上，只要在法律上站稳脚跟，获得法律的允许，那么教育上的地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穷本溯源，我们绝对要责怪《执业医师法》。在《执业医师法》中，除了第十一条对“中医”的考试内容和方法特定以外，其他的对“中医”和“西医”完全是对等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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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规定：中医只能使用“中医”、“中医师”、“中医生”、“国医”、“唐医”等名称，不能使用“医生”、“医师”、“医务所”、“医疗所”等西医常用的名称。中医的英译表示为“Herbalist”，意译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这种职称一直未被归属为“医务人员”的范畴，在社会上没有应有的地位。中医无权签署死亡证，也不能在处方上开任何西药，更不能使用注射；否则被认为是违法行为。香港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
如果《执业医师法》要重新修改，我的建议是，它的“立法精神”就有问题，应该从这里一刀扎下，然后再探讨枝节性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从枝节上去修改，不可能修好《执业医师法》。老实说，《执业医师法》在“立法精神”上简直就是神经错乱，它违背了中国进行医学现代化的大原则。它的毛病在于，它牺牲、浪费了有限的医学资源去容纳和发展“中医”，从而使中国的医学变得不三不四，大大的妨碍了医学现代化的脚步。本来，单单学习“西医”、全心全意地发展“西医”就已经使我们无暇他顾了，为什么还要添个“传统医学”来凑数？为什么还要叫上一帮不挂听筒的老家伙在那里“人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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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不可能离开现代医学，但是他们又要满足自己的“民族感情”，于是“中西医结合”的主意就出来了。这个主意真的是很能安慰焦灼状态下的国人心理。只是，我想问：一套是玄学，一套是科学，在事实上能结合得起来吗，二者能够兼容吗？坦白说吧，凡是有“中西医结合”这种想法的人，都是有着一颗“万古纲常”的头脑的人。
作为一个对“中医”的来源、历史和内容有所了解的人，我绝不相信“中医”有什么“歧黄妙术”、“祖传秘方”能够“包治百病”，能够使人“起死回生”。我认为，在对待“传统”方面，任其沉浮、消逝是可以的，但是纵容、鼓励它的泛滥则不行。并且，“中医”不但是传统，而且是传统中的传统，是传统的余孽。任何一个大脑神经还没错乱的、有科学常识的人，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都无法不认为虚妄的“中医”与严谨的“现代医学”根本就八竿子打不着，“中医”的“医生”其实是一帮江湖术士，“中医”所用的“术”根本就是“祝由”的变种，“中医理论”是地地道道的“巫术”、“迷信”。对这样的玩意，让它自生自灭还不行吗？又何必通过立法来鼓励它的泛滥？让它“一脉香火无断绝”还不行吗？又何必搞出“中医学院”来让它传宗接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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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中医理论”再被运用来治病，那么，这种行为实在已经满足了《刑法》的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三百条“利用迷信蒙骗他人”的前提，应该给予相应的惩罚，如果把人活活医死，那就罚得更重了，可以判三年以上七年以下，严重点的还判了七年以上；那些“无照行医”的“野医”和“江湖郎中”，法律则相对完整，如《执业医师法》中的第三十九条和《刑法》的第三百三十六条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六十一条完全可以罚他们罚个绰绰有余；“中医”用的“祖传秘方”、“灵丹妙药”实在也满足了《药品管理法》中对“假药”的定义：“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因此，“按假药论处”，应该依照该法的第七十四条进行没收并且罚款；此外，在广告方面，如果“中医理论”做广告，那么实在是违反了《广告法》的第四条“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和满足了第七条第六款“含有迷信内容”，同样的条文也可以用来制裁那些“未被化验过的中药”的广告，还包括了第十四条第一款“药品广告不得含有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从而杜绝“中医”吹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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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可否认的，某些中药确实能够治病，说不定还有奇效。因此，我认为目前应该做的是：把中药从“中医理论”中分离出来，并对这些药物进行科学化验，化验之后还可以用现代科技去开发中药。关键是分清楚里面的成分，确定疗效和副作用，免得害人。因为，任何一种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甚至是毒副作用的。总之，凡是没有经过科学“吃”过的药品，不管是黄帝还是白帝吃过，不管是李时珍还是李分钟吃过，都不能代表什么。所谓“经验科学”这样的说法其实本身就不科学。因为，经验有它的局限性和针对性，A吃了一种药活得好好的，未必代表B吃了就不会死，而且，某些中草药的副作用或者毒副作用导致的是慢性中毒，用经验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吃了这种药的人，还以为特补，估计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死的这么不明不白，这么像古龙小说里面的人物。
在修改《执业医师法》的时候，实在应该体现体现“现代化的立法精神”，绝不能向那些传统的余孽、“中医”和“中医”的既得利益者们妥协。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探讨细节的问题。譬如先把本文第二节中的毛病改过来；在对待“中医”方面，修改时应该把“中医”特定起来，限定“中医”的功能，最好在下次的条文中将“中医”归在文化和学术研究上，以后的《执业医师法》则不再提及；此外，完全废止《执业医师法》第十一条以及它的配套文件《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并在以后的法律上杜绝“中医”的“师承关系”；还有，取消在三甲以上的医院里必须设“中医”科的霸王规定；尽快出台《精神卫生法》和《执业药师法》以使得这两个领域有法可依；还有还有，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取代《刑法》和《广告法》惩罚迷信治病和医疗医药方面的夸大不实的广告；此外，最应该废除的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而制定出来的《中医药条例》和二十八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了新疆、西藏、广西、港澳台)的《发展中医条例》，里面没有一句话不是在“发展”中医。
总之，对《执业医师法》这部粗糙的、矛盾的、违反时代潮流的法律，以及它的配套文件，必须大改特改，从根本上改。
以上，就是我对修改《执业医师法》的关切。
还要说的一点是，实在应该解决“中医学院”这个问题了。对待“中医”，无非是要先在法律上废除它的特权，然后在教育上把它扫地出门，让它滚蛋，不要再误人子弟。因此，我认为，应该把“中医学院”中有关玄学的课程全部取消，并把“中医学院”更名为“医学院”。
2006·10·31,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