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大辩论意义深远
作者：司履生
当前，关于中西医的辩论意义深远，其实质是对近代中国史上未能深入进行的，中途夭折或被篡改的走了样的，以一个新的愚昧代替旧的愚昧，始终在愚昧中徘徊的多次的思想解放运动，继续引向深入或再次进行补课的运动。
中国人大搞中西医结合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具体地说，是从10月底开始的。当时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几乎是一夜之间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跟其他各行各业的大跃进一样，这个中西医结合的群众运动，包括全国各省创办中医学院，各医学院校大学西医，设立中医科，都是这一号召的产物，所以也是大跃进的产物。当时，要我们学习中医，我们自然都得奉命学习，学校安排了业余学习计划，请校外的老中医讲课，讲南京中医学院编的中医学概论，要求每个在职的教师都得参加。那些老中医讲得玄而又玄，虚而又虚，什么心主神明，肝属木，脾属土等等，我们听得迷里迷糊，像腾云驾雾一样。有的老中医说话还高雅一些，有的说话粗俗不堪，大家还得耐着性子听着。因为那个时候也有个四化，即思想革命化，组织纪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而且学习中医是听不听老人家话跟不跟党走的大是大非问题，又刚刚经过反右，谁就是有熊心虎胆，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教研室必须进行有关中医的科研，在这个宝库里，发掘寻找光辉灿烂的金蛋蛋银蛋蛋。领导经常向我们介绍征集来的验方，要我们进行研究。我记得，我们当时选了几项，如用槐耳治疗肿瘤，柳枝接骨，和用鸡皮给人植皮等。这样的群众运动，其结果如何，我想，大家心里一定十分清楚。全国各医学院校都差不多一个样，造成的多大浪费，不用说，也是个天文数字。谢天谢地，这个运动没有坚持太长时间，因为不到一年，国内就遇到了那个三年大自然灾害，学校里的学中医运动就无人过问，就不了了之，我们也就算是解放了。再说，学中医，如果是把中医中的糟粕去掉也还算不错，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甚至是目前，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要人相信，气，经络，命门之火等等，特别是中医学院的教学只许学生背诵经典，这不是要让愚昧的，落后的东西继续统治人们的思想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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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二次学习中医，的确是在另一种革命形势下自发的自愿的。我们这些在医学院的基础课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进行教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6.26.指示的光辉道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去农村，白天劳动，晚上巡回医疗，不会看病绝对不行，于是每人买了一本北医编的农村医疗手册，上面全是常见病多发病用针灸和中草药的治疗办法，我们就遵照林副主席的教导，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背了几个穴位，记了几个单方验方，到了陕南陕北，既接受再教育，又给贫下中农治病。我是69年冬，先到彬县去了几个月，70年下半年又到城固县去了大半年。70年6-7月份还在城固、洋县、汉中乡下转了几周。当时农村那个穷困样子自然比现在更惨。其实，在我们下乡前，从59年起，每年都要到农村支援夏收，农民那个劳动的积极性，谁都看在眼里，谁心里都明白得像镜子一样，但我们还得自欺欺人，说农民的积极性很高，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再把自己臭骂一顿。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听过许多报告，说农村缺医少药，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结果，说是医学院培养的学生不愿意到农村去，只愿留到大城市，为老爷服务，等等。还说农民看不起病，现在培养的医生是农村留不住，养不起。的的确确，陕西当时农村大部分的工分一天只有几毛钱，最低的只有八分钱，连吃都吃不饱，还怎么能看起病。其实，农村之所以贫困，其原因谁都清楚，该如何解决，答案也十分明确。那时农村的问题，也就是现在说的三农问题。法子还是有人想了出来，在农村培训一批赤脚医生，下乡的，回乡的中学生，小学生，学上一两个星期，个把月，就靠一根针，一把草，给农民治起病来了，好像我们的政府真的对农民关心起来了，解决了农民的缺医少药问题。这个被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到底会怎么样，能否长久，现在似乎已经做了结论：我们全国至今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我们的医改是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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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当时我在农村巡回医疗的时候，我就对城乡在医疗资源上的不平等、巨大差别很是想不通。当时，城里人基本上都能享受的公费医疗，或者医保，都能到大医院看病，吃药打针，基本上不用掏一分钱。而在农村，用一根针，一把草，糊弄农民。如果真是一根针一把草能解决问题，那城里人，尤其是那些大官和他们的家里人为什么有病不去找赤脚医生诊治呢，为什么不用一根针一把草呢？而且，在我下乡的时候，也听到不少赤脚医生耽误病人，造成人命事故的事情。在彬县，我开始住的那个村子，光棍和鳏夫很多，全村没有几个年轻媳妇，一打听，大部分都是在生第一个小孩时死亡的，从49年说起，都20年了，那里还没有普及新法接生，我问他们遇见难产怎么办，他们形容得非常可怕，说是一个人揪着头发，再有一个人用膝盖顶住产妇的脊背，让产妇用力……，这不是硬要把人折腾死么？后来，我换到另一个村子，情况也不比前一个村子好许多，这个村子还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光棍和几个三年自然灾害时候从甘肃逃荒过来的妇女结婚成家，要说这种婚事也是很惨的，因为这些妇女都在甘肃成过家，在这里生了孩子，灾荒过后还想回甘肃，回不成了，有的那边还有孩子，想想看，她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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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还是转回来，我每天晚上在村子里转来转去，真正是用一根针在为贫下中农治病，因为除了这，我再也没有别的本事。记得有一个老两口，没儿没女的，住在一个很简陋的窑洞里，老头子患全身皮肤瘙痒症，痛苦不堪，什么土法子都用了，连666粉都往身上擦，也无济于事，我就是没办法，没别的药，只有一根针，我照着农村医疗手册，几乎把老头子的身上可以扎的穴位扎遍了，就是不顶用。回想当时报上整天登的那些赤脚医生所创造的奇迹，怎么就降临不到我的头上？那本农村医疗手册上收集的那些验方，我不知道有几个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那时，这本书可真是一部畅销书，编者也是为响应号召，适应形势而编的一个大部头著作，但却是乘老百姓之危赚了不少的钱。
70年，我到了城固，分到双溪公社卫生院。这个卫生院设在深山里面，地面很大，没几个人。卫生院里有7-8个医生，大部分是中医，还有两个刚从浙江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卫生院设备不错，能做常规化验，还有一套很好的手术器械。有6-7张病床。但是病人少的可怜，逢集才有20多个病人，平时根本就没病人。大家也就没多少事可干。那两位同学想开展手术，他们还真能干，的确能做一些常见的腹部手术，但手术的机会很少。一天，他们约了一个患疝气的小伙子，决定手术，那小伙子15岁，人很壮实，他们做手术，我在手术室里帮忙。手术是在局麻下进行的。前面进行得很顺利，到给病人缝皮时，病人喊痛得受不了。我把他们扔到污物桶里的安瓶拣起来，看了看。糟糕，原来，局麻用的不是普鲁卡因，弄错了，用的是10%盐水。我悄悄地告诉他们，他们也着急了，问会有什么后果，我也怕高渗盐水引起局部组织坏死，只好出主意，用生理盐水冲洗，稀释高渗盐水。就这样，那小伙子的伤口还是一期愈合。很明显，这个手术是在完全无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怪不得，在学校里听人介绍针刺麻醉经验时，一定要选好病人，最好的是农民，千万不能选知识分子。这就奇怪了，要是针麻真有效果，怎么会只在农民身上起作用呢。这不是为了证明某个理论，又在拿农民做试验吗？说得不好听一点，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医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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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中西医争论，我觉得，还应当很好地引向深入。甚至应当认真检讨我们仅有的医疗资源如何能做到最好的分配，甚至能发挥最大的效能。这不是一句话，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把城里的医生统统赶到农村去，给城里留下一些本事不大的医生，就能解决的。像刚才我说的，把一个卫生院放在山上，没有病人，又配上很好的医疗设备，但不能发挥很好的效益，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因之，政府决策者一定要真正做到科学地指导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就必须很好地调查研究，合理配制，而不是一哄而起，简单的按公社或现在的区县一分就行了。总之，从这一场辩论中，我觉得一个中西医的问题折射出我们国家的许多根本问题，一是对待中华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和糟粕问题，二是我们科学的制定医疗保障制度的问题，包括全国人民，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能无差别的公平的享受到国家的医疗资源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要不要靠科学和民主管理国家的问题。, 百拇医药
当前，关于中西医的辩论意义深远，其实质是对近代中国史上未能深入进行的，中途夭折或被篡改的走了样的，以一个新的愚昧代替旧的愚昧，始终在愚昧中徘徊的多次的思想解放运动，继续引向深入或再次进行补课的运动。
中国人大搞中西医结合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具体地说，是从10月底开始的。当时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几乎是一夜之间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跟其他各行各业的大跃进一样，这个中西医结合的群众运动，包括全国各省创办中医学院，各医学院校大学西医，设立中医科，都是这一号召的产物，所以也是大跃进的产物。当时，要我们学习中医，我们自然都得奉命学习，学校安排了业余学习计划，请校外的老中医讲课，讲南京中医学院编的中医学概论，要求每个在职的教师都得参加。那些老中医讲得玄而又玄，虚而又虚，什么心主神明，肝属木，脾属土等等，我们听得迷里迷糊，像腾云驾雾一样。有的老中医说话还高雅一些，有的说话粗俗不堪，大家还得耐着性子听着。因为那个时候也有个四化，即思想革命化，组织纪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而且学习中医是听不听老人家话跟不跟党走的大是大非问题，又刚刚经过反右，谁就是有熊心虎胆，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教研室必须进行有关中医的科研，在这个宝库里，发掘寻找光辉灿烂的金蛋蛋银蛋蛋。领导经常向我们介绍征集来的验方，要我们进行研究。我记得，我们当时选了几项，如用槐耳治疗肿瘤，柳枝接骨，和用鸡皮给人植皮等。这样的群众运动，其结果如何，我想，大家心里一定十分清楚。全国各医学院校都差不多一个样，造成的多大浪费，不用说，也是个天文数字。谢天谢地，这个运动没有坚持太长时间，因为不到一年，国内就遇到了那个三年大自然灾害，学校里的学中医运动就无人过问，就不了了之，我们也就算是解放了。再说，学中医，如果是把中医中的糟粕去掉也还算不错，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甚至是目前，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要人相信，气，经络，命门之火等等，特别是中医学院的教学只许学生背诵经典，这不是要让愚昧的，落后的东西继续统治人们的思想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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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当时我在农村巡回医疗的时候，我就对城乡在医疗资源上的不平等、巨大差别很是想不通。当时，城里人基本上都能享受的公费医疗，或者医保，都能到大医院看病，吃药打针，基本上不用掏一分钱。而在农村，用一根针，一把草，糊弄农民。如果真是一根针一把草能解决问题，那城里人，尤其是那些大官和他们的家里人为什么有病不去找赤脚医生诊治呢，为什么不用一根针一把草呢？而且，在我下乡的时候，也听到不少赤脚医生耽误病人，造成人命事故的事情。在彬县，我开始住的那个村子，光棍和鳏夫很多，全村没有几个年轻媳妇，一打听，大部分都是在生第一个小孩时死亡的，从49年说起，都20年了，那里还没有普及新法接生，我问他们遇见难产怎么办，他们形容得非常可怕，说是一个人揪着头发，再有一个人用膝盖顶住产妇的脊背，让产妇用力……，这不是硬要把人折腾死么？后来，我换到另一个村子，情况也不比前一个村子好许多，这个村子还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光棍和几个三年自然灾害时候从甘肃逃荒过来的妇女结婚成家，要说这种婚事也是很惨的，因为这些妇女都在甘肃成过家，在这里生了孩子，灾荒过后还想回甘肃，回不成了，有的那边还有孩子，想想看，她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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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我到了城固，分到双溪公社卫生院。这个卫生院设在深山里面，地面很大，没几个人。卫生院里有7-8个医生，大部分是中医，还有两个刚从浙江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卫生院设备不错，能做常规化验，还有一套很好的手术器械。有6-7张病床。但是病人少的可怜，逢集才有20多个病人，平时根本就没病人。大家也就没多少事可干。那两位同学想开展手术，他们还真能干，的确能做一些常见的腹部手术，但手术的机会很少。一天，他们约了一个患疝气的小伙子，决定手术，那小伙子15岁，人很壮实，他们做手术，我在手术室里帮忙。手术是在局麻下进行的。前面进行得很顺利，到给病人缝皮时，病人喊痛得受不了。我把他们扔到污物桶里的安瓶拣起来，看了看。糟糕，原来，局麻用的不是普鲁卡因，弄错了，用的是10%盐水。我悄悄地告诉他们，他们也着急了，问会有什么后果，我也怕高渗盐水引起局部组织坏死，只好出主意，用生理盐水冲洗，稀释高渗盐水。就这样，那小伙子的伤口还是一期愈合。很明显，这个手术是在完全无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怪不得，在学校里听人介绍针刺麻醉经验时，一定要选好病人，最好的是农民，千万不能选知识分子。这就奇怪了，要是针麻真有效果，怎么会只在农民身上起作用呢。这不是为了证明某个理论，又在拿农民做试验吗？说得不好听一点，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医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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