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医药现代化 专家称中医命运与国学相同(1)
认证之惑
为什么监管部门对于中药材市场出现的问题视而不见？骆诗文认为首先是业务水平不高。骆诗文告诉记者：“有的领导出口考察后发现国外都没有中药材市场，认为中药材专业市场是一种落后的经营方式，迟早要被新型的经营方式所替代。由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懂得中药，视中药材专业市场为负担，对中药材专业市场抱着让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
改造中药材市场正是“中药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意。
1992年，科技部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徐绍颖教授归国后，向科技部申请了“促进中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的课题。4年后，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下，有人提出来中医药怎么向国际接轨的问题。于是在原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司长甘师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随后，中国新药研究与开发协调领导小组提出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得到了国家批准。2001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官员给中央上书建议之后，2002年，中央决定实施《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其中特别提及：扩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中药产品的出口份额，争取2到3个中药品种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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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讲的是辨证施治，分寒热温平，年龄、男女、身体强弱、不同地域，用药都不一样，怎么能搞一刀切？国家药监局成立以后就把美国的FDA管理作为圣经在中国推行。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中西医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按西方西药的标准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药。”
医药行业是一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特殊行业。但骆诗文认为，通过GSP“洗牌”，涌进了许多有钱但不懂专业的人员，造成医药行业人员素质比历史任何时期都低，假冒伪劣事件层出不穷。“一次我去成都荷花池市场检查，发现一小伙过去同其父杀猪，碰上成都查处注水猪肉而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便去药市找了一个摊位经营起中药材来，所出售的人参真假都分不出，更说不上分等级规格。”
在国家药监局开展GMP改造认证中，把中药饮片厂也纳入了其范围。从而又一次出现了饮片厂GMP改造高潮。
上马GMP的初衷是淘汰小企业，但仅是饮片厂就多批了1000多家。“安徽亳州为获GMP认证的中药厂家，每家投资2000万-6000万元不等，年生产能力均在4000-5000吨之间。现在通过GMP认证已进入正常生产的饮片厂其生产量都没有达到设计能力，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你到北京昌平去看，有几个厂是开工的？所以有说法，不上GMP是等死，上了GMP是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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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饮片厂要把土地、机器设备、能源、人员、GMP改造所花费用计入成本。因此，中药饮片厂生产的中药饮片价格普遍比人工手工饮片高出几倍。
如北京同仁堂在亳州的中药饮片厂生产的当归片，每10克售价2.35元，即每公斤235元，而现在市场上人工切制的当归饮片也就是15-18元/公斤，消费者需要多掏出十几倍的钱抓药。去年在广东省召开的中药发展会上，不少中医药界人士反映，现在饮片销售在逐渐减少，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予以重视，而参加会议的有关领导讲，国家准备从中药扶持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给中医医疗单位做饮片补贴。骆诗文听了觉得不可思议：“粮食、副食品补贴是计划经济中的事，早已取消，而中药饮片从来就没有要国家补贴过，现在却要倒过头进行补贴!”
更危险的是，由于在GMP改造中企业负债过多，工厂无资金开发新产品，加上新药评审中的黑幕和不公正，企业普遍对开发新药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搞剂型改革和仿制。比如藿香正气水、六味地黄丸、清开灵等品种，便有多个或十多个剂型，几十和上百个厂家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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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平重复比任何时期都严重，而且更加公开化、合法化。药厂之间拼命砍价促销，利润锐减甚至是无利和亏损。于是，一些厂家就从投料上打主意，不按原批准处方的规格、等级投料，不按原工艺生产，出现合法的工厂生产劣药和假药。而国家药监局从来不检查工厂的投料，不从源头管好中药的质量，而且也没有配备这样的人员。此种情况如果不尽快改变，中成药将失去人们的信任，还谈什么发展。”
为上马GAP认证，国家投入资金，扶植中药科研项目。然而骆诗文认为：“研发方向错了，把国外研制西药的方法拿来研究中药，投入大量的资金，五六年来没搞出一个成果。所谓的中药针剂如鱼腥草、清开灵注射液，出了很大的问题。”
科技腐败比比皆是。“陕西有一个根本不懂中药的专家，一个人就承担了20多项GAP认证任务。有个企业搞天麻，这个专家帮着搞定40万元科研经费，自己从中拿了30万。研发新品种，按照GAP的要求，必须提交一个标准的提取物给有关部门。据说这个部门去年一年就将这些提取物私自卖给外国人赚了9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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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流的不仅是中药单体，还有我国保密的中药炮制技术。
“英国人用马兜铃减肥，直接切成片，一天到晚煮开了当茶饮，出了大问题。我们药典规定马兜铃要用蜂蜜炮炙解毒。炮炙可使中药减轻或消除毒性反应，改变中药的性味和归经，提高治疗效果。
“但现在我们普遍没有了专门的炮制人员，仅剩40多位高龄专家，没有继承，说句难听的话，死一位少一位。建国以来一本全国性的炮制规范都没有搞出来。”
但是国外却对我们这门至今被国家列为严格保密、不许外传的技术虎视眈眈。日本千方百计搜集我国中药饮片的加工炮炙技术，邀请有关专家去日本讲课，并录下操作全程。“近一两年来，日本津村顺天堂得到我国有关药监部门的支持和批准，分别在上海和深圳设立了中药经营机构。由国家科技部拨款1亿元人民币和国家药监局在亳州建立的中药饮片生产示范工程沪谯中药饮片厂在今年9月9日开业剪彩活动中，应邀参加剪彩活动的是日本人。而国家中医药局原主管中药的副局长就在亳州参加中药交流会，则未被邀请参加。日本人是以什么理由参与沪谯饮片厂的，具有什么资格，在中药饮片行业内的人都提出疑问。我曾同一位负责管理中药的领导谈起此事，他十分恼怒，声称科技是不分国界的，要说中药失密主要责任在鉴真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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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的中药饮片炮制专家王孝涛回忆说，日本汉方药界人士曾经邀请他去日本讲学，总是询问一些重要饮片的关键炮制的方法，而当他提出要参观对方的饮片企业时，却遭到了拒绝。
贾谦倒戈
骆老对“中药国际化”如鲠在喉。在南京参加一个中药GAP基地论证会时，他曾经不客气地问某负责官员：“我说中药现代化的标准贯彻了几年，钱花了不少，没有搞出一个成果。我搞了半辈子中药，还是不懂这中药现代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该官员答得有趣：“中药现代化，就是把中药典籍中令人难懂的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让人们都能接受。”
骆老一听当即在会上敞开了喉咙：“大家注意啊，某官员讲过了，中药现代化就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
在场的人苦苦忍住，没人敢笑。他们私下对骆诗文说：“就你敢讲这个话，谁都不敢得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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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曾在美国主修生物学专业的官员，手中掌握着几十亿元中药科研项目基金的发放。在他递给骆诗文的折叠式名片上，囊括了几乎全国所有的中医药大学(包括香港、澳门)的客座教授名衔。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以前在局里开会，我也是直接批评局里100多个领导编制，居然没有一个懂中药!我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只是尽我一个老共产党员在这个行业的责任。老朋友们曾经跟我说：‘你是我们这辈年纪最轻的，又在北京，再不讲，中药就完了。’”
骆诗文一直在找机会表达，可惜他数次想开的中药现代化辩论会都未果，只好每每在不相干的论坛上“借题发挥”。而他的老朋友、中药研究院的工程院院士程莘农、王孝涛也都憋了一肚子的话。
“我们真正敢公开说话还是在非典之后，以前没有实例，受到打压。非典期间，中药治疗一个病人才五六千元，没有什么副作用，西药是200万元，相差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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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召开的非典座谈会上，人们推荐骆诗文作为代表发言。他自然又不客气地炮轰了2002年实施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我开会时不知道这个纲要就是我的好朋友贾谦起草的。讲的时候他听得很认真，后来就进行了反思，逢会必检讨：大家都骂这个纲要是谁搞的，我就是那个执笔的人。我不懂中药，都是专家提供的材料。现在我接触了搞中医药的人多了，才发现我错了。”
贾谦是“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他曾是中药现代化的积极鼓吹者。他听到记者的转述不以为忤。“中医药不应当提倡与国际接轨。中医为什么一定要量化，量化只是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整体论、辩证法同样可以认识世界。”
他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反思》一文中推翻了以往所有的结论，并在其后的几篇文章中指出中药不等于植物药，不能把中药降低为植物药。据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官员连续三次打电话给贾谦：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刚给植物药开了门，认为中药可以进来，你却说中药不等于植物药，把门又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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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贾谦退休了，看到一个单位给中央写信渲染说洋中药洋中药进口大于出口，兵临城下，要迅速加大出口。他心想我研究国际化这么多年，怎么不知道这个情况？自己掏钱到海关去调查，发现到目前并没有一个洋中药进口。所谓4个亿的进口洋中药，只是做西药的原料药。“如果真是洋中药大举进口我们要放鞭炮庆祝了，这证明西方人开始认可中药，事实正好相反。我们一定要把中药打入国际市场是不现实的，我们的路走错了。”贾谦一连写了两个报告均没人理睬。“一个处长跟我说：老贾，你别再写了，还是想办法多从中央要点钱来。”
不过老贾的文章还是得到了回应。“过了几天有人来找我，说要谈谈中医药的事。他问了三点：原来的中药现代化方向现在还能不能继续下去；13亿人民，9亿农民，光靠西药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国还需要中医药，应该怎么发展。临走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科技部办公厅的主任。”
贾谦这几年的工作其实都是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他于2002年写出了《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反思》，进行了中药战略地位研究。2004年，进行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调研，吴仪同志进行了批示。去年提出了中医药发展的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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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已经退休，如今申请到了课题，就开始招兵买马。虽然名义上只有4个人，实际上在外围团结了一大批干将。‘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我会一直做下去。”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孙中山曾是一名医生，1925年他被确诊患有晚期肝癌的时候，有人希望他接受中医治疗，孙中山即说了这样一番话：
“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其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久，孙中山受冯电邀赴京，没想到抵京5天后就因肝疾复发，住进协和医院。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下，孙中山的医疗方案，成为1925年初举国关注的新闻事件。
, 百拇医药 西医表示对孙中山的病情无能为力，朋友、同志纷纷推荐中医治疗，但是孙中山不愿接受。协和医院同时对改用中医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院方表示，中医药不能进入协和，虽然孙中山地位尊崇，但若要改用中医药治疗，必须搬出医院。孙中山最终于2月18日出院，在北京的寓所内接受了3位名中医的治疗。可惜，“没装罗盘的船”同样没有到达目的地，孙中山最终于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逝世前后，关于中西医优劣的辩论在报纸上不绝于耳。自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人对这样的辩论，已经毫不陌生。4年后，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全国性的医疗体制确定在即，所有的辩论随即达到了最高潮。
如果放宽眼界就可以知道，2006年关于中医的争议，与1929年的辩论有着惊人的相似。那一年，在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上，主要由留学归来的西医界人士组成的会议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提案，旨在通过行政手段，彻底消除中医在中国的影响力。这一让中医界数十年后仍然余恨难消的事件，影响之大，中西医界卷入之深以及政治后果之复杂，则远非2006年的争议可以比拟。, 百拇医药
为什么监管部门对于中药材市场出现的问题视而不见？骆诗文认为首先是业务水平不高。骆诗文告诉记者：“有的领导出口考察后发现国外都没有中药材市场，认为中药材专业市场是一种落后的经营方式，迟早要被新型的经营方式所替代。由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懂得中药，视中药材专业市场为负担，对中药材专业市场抱着让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
改造中药材市场正是“中药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意。
1992年，科技部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徐绍颖教授归国后，向科技部申请了“促进中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的课题。4年后，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下，有人提出来中医药怎么向国际接轨的问题。于是在原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司长甘师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随后，中国新药研究与开发协调领导小组提出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得到了国家批准。2001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官员给中央上书建议之后，2002年，中央决定实施《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其中特别提及：扩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中药产品的出口份额，争取2到3个中药品种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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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讲的是辨证施治，分寒热温平，年龄、男女、身体强弱、不同地域，用药都不一样，怎么能搞一刀切？国家药监局成立以后就把美国的FDA管理作为圣经在中国推行。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中西医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按西方西药的标准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药。”
医药行业是一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特殊行业。但骆诗文认为，通过GSP“洗牌”，涌进了许多有钱但不懂专业的人员，造成医药行业人员素质比历史任何时期都低，假冒伪劣事件层出不穷。“一次我去成都荷花池市场检查，发现一小伙过去同其父杀猪，碰上成都查处注水猪肉而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便去药市找了一个摊位经营起中药材来，所出售的人参真假都分不出，更说不上分等级规格。”
在国家药监局开展GMP改造认证中，把中药饮片厂也纳入了其范围。从而又一次出现了饮片厂GMP改造高潮。
上马GMP的初衷是淘汰小企业，但仅是饮片厂就多批了1000多家。“安徽亳州为获GMP认证的中药厂家，每家投资2000万-6000万元不等，年生产能力均在4000-5000吨之间。现在通过GMP认证已进入正常生产的饮片厂其生产量都没有达到设计能力，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你到北京昌平去看，有几个厂是开工的？所以有说法，不上GMP是等死，上了GMP是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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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饮片厂要把土地、机器设备、能源、人员、GMP改造所花费用计入成本。因此，中药饮片厂生产的中药饮片价格普遍比人工手工饮片高出几倍。
如北京同仁堂在亳州的中药饮片厂生产的当归片，每10克售价2.35元，即每公斤235元，而现在市场上人工切制的当归饮片也就是15-18元/公斤，消费者需要多掏出十几倍的钱抓药。去年在广东省召开的中药发展会上，不少中医药界人士反映，现在饮片销售在逐渐减少，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予以重视，而参加会议的有关领导讲，国家准备从中药扶持资金中拿出一部分给中医医疗单位做饮片补贴。骆诗文听了觉得不可思议：“粮食、副食品补贴是计划经济中的事，早已取消，而中药饮片从来就没有要国家补贴过，现在却要倒过头进行补贴!”
更危险的是，由于在GMP改造中企业负债过多，工厂无资金开发新产品，加上新药评审中的黑幕和不公正，企业普遍对开发新药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搞剂型改革和仿制。比如藿香正气水、六味地黄丸、清开灵等品种，便有多个或十多个剂型，几十和上百个厂家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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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平重复比任何时期都严重，而且更加公开化、合法化。药厂之间拼命砍价促销，利润锐减甚至是无利和亏损。于是，一些厂家就从投料上打主意，不按原批准处方的规格、等级投料，不按原工艺生产，出现合法的工厂生产劣药和假药。而国家药监局从来不检查工厂的投料，不从源头管好中药的质量，而且也没有配备这样的人员。此种情况如果不尽快改变，中成药将失去人们的信任，还谈什么发展。”
为上马GAP认证，国家投入资金，扶植中药科研项目。然而骆诗文认为：“研发方向错了，把国外研制西药的方法拿来研究中药，投入大量的资金，五六年来没搞出一个成果。所谓的中药针剂如鱼腥草、清开灵注射液，出了很大的问题。”
科技腐败比比皆是。“陕西有一个根本不懂中药的专家，一个人就承担了20多项GAP认证任务。有个企业搞天麻，这个专家帮着搞定40万元科研经费，自己从中拿了30万。研发新品种，按照GAP的要求，必须提交一个标准的提取物给有关部门。据说这个部门去年一年就将这些提取物私自卖给外国人赚了9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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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流的不仅是中药单体，还有我国保密的中药炮制技术。
“英国人用马兜铃减肥，直接切成片，一天到晚煮开了当茶饮，出了大问题。我们药典规定马兜铃要用蜂蜜炮炙解毒。炮炙可使中药减轻或消除毒性反应，改变中药的性味和归经，提高治疗效果。
“但现在我们普遍没有了专门的炮制人员，仅剩40多位高龄专家，没有继承，说句难听的话，死一位少一位。建国以来一本全国性的炮制规范都没有搞出来。”
但是国外却对我们这门至今被国家列为严格保密、不许外传的技术虎视眈眈。日本千方百计搜集我国中药饮片的加工炮炙技术，邀请有关专家去日本讲课，并录下操作全程。“近一两年来，日本津村顺天堂得到我国有关药监部门的支持和批准，分别在上海和深圳设立了中药经营机构。由国家科技部拨款1亿元人民币和国家药监局在亳州建立的中药饮片生产示范工程沪谯中药饮片厂在今年9月9日开业剪彩活动中，应邀参加剪彩活动的是日本人。而国家中医药局原主管中药的副局长就在亳州参加中药交流会，则未被邀请参加。日本人是以什么理由参与沪谯饮片厂的，具有什么资格，在中药饮片行业内的人都提出疑问。我曾同一位负责管理中药的领导谈起此事，他十分恼怒，声称科技是不分国界的，要说中药失密主要责任在鉴真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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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的中药饮片炮制专家王孝涛回忆说，日本汉方药界人士曾经邀请他去日本讲学，总是询问一些重要饮片的关键炮制的方法，而当他提出要参观对方的饮片企业时，却遭到了拒绝。
贾谦倒戈
骆老对“中药国际化”如鲠在喉。在南京参加一个中药GAP基地论证会时，他曾经不客气地问某负责官员：“我说中药现代化的标准贯彻了几年，钱花了不少，没有搞出一个成果。我搞了半辈子中药，还是不懂这中药现代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该官员答得有趣：“中药现代化，就是把中药典籍中令人难懂的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让人们都能接受。”
骆老一听当即在会上敞开了喉咙：“大家注意啊，某官员讲过了，中药现代化就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
在场的人苦苦忍住，没人敢笑。他们私下对骆诗文说：“就你敢讲这个话，谁都不敢得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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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曾在美国主修生物学专业的官员，手中掌握着几十亿元中药科研项目基金的发放。在他递给骆诗文的折叠式名片上，囊括了几乎全国所有的中医药大学(包括香港、澳门)的客座教授名衔。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以前在局里开会，我也是直接批评局里100多个领导编制，居然没有一个懂中药!我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只是尽我一个老共产党员在这个行业的责任。老朋友们曾经跟我说：‘你是我们这辈年纪最轻的，又在北京，再不讲，中药就完了。’”
骆诗文一直在找机会表达，可惜他数次想开的中药现代化辩论会都未果，只好每每在不相干的论坛上“借题发挥”。而他的老朋友、中药研究院的工程院院士程莘农、王孝涛也都憋了一肚子的话。
“我们真正敢公开说话还是在非典之后，以前没有实例，受到打压。非典期间，中药治疗一个病人才五六千元，没有什么副作用，西药是200万元，相差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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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召开的非典座谈会上，人们推荐骆诗文作为代表发言。他自然又不客气地炮轰了2002年实施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我开会时不知道这个纲要就是我的好朋友贾谦起草的。讲的时候他听得很认真，后来就进行了反思，逢会必检讨：大家都骂这个纲要是谁搞的，我就是那个执笔的人。我不懂中药，都是专家提供的材料。现在我接触了搞中医药的人多了，才发现我错了。”
贾谦是“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他曾是中药现代化的积极鼓吹者。他听到记者的转述不以为忤。“中医药不应当提倡与国际接轨。中医为什么一定要量化，量化只是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整体论、辩证法同样可以认识世界。”
他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反思》一文中推翻了以往所有的结论，并在其后的几篇文章中指出中药不等于植物药，不能把中药降低为植物药。据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官员连续三次打电话给贾谦：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刚给植物药开了门，认为中药可以进来，你却说中药不等于植物药，把门又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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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贾谦退休了，看到一个单位给中央写信渲染说洋中药洋中药进口大于出口，兵临城下，要迅速加大出口。他心想我研究国际化这么多年，怎么不知道这个情况？自己掏钱到海关去调查，发现到目前并没有一个洋中药进口。所谓4个亿的进口洋中药，只是做西药的原料药。“如果真是洋中药大举进口我们要放鞭炮庆祝了，这证明西方人开始认可中药，事实正好相反。我们一定要把中药打入国际市场是不现实的，我们的路走错了。”贾谦一连写了两个报告均没人理睬。“一个处长跟我说：老贾，你别再写了，还是想办法多从中央要点钱来。”
不过老贾的文章还是得到了回应。“过了几天有人来找我，说要谈谈中医药的事。他问了三点：原来的中药现代化方向现在还能不能继续下去；13亿人民，9亿农民，光靠西药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国还需要中医药，应该怎么发展。临走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科技部办公厅的主任。”
贾谦这几年的工作其实都是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他于2002年写出了《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反思》，进行了中药战略地位研究。2004年，进行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调研，吴仪同志进行了批示。去年提出了中医药发展的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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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已经退休，如今申请到了课题，就开始招兵买马。虽然名义上只有4个人，实际上在外围团结了一大批干将。‘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我会一直做下去。”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孙中山曾是一名医生，1925年他被确诊患有晚期肝癌的时候，有人希望他接受中医治疗，孙中山即说了这样一番话：
“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其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久，孙中山受冯电邀赴京，没想到抵京5天后就因肝疾复发，住进协和医院。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下，孙中山的医疗方案，成为1925年初举国关注的新闻事件。
, 百拇医药 西医表示对孙中山的病情无能为力，朋友、同志纷纷推荐中医治疗，但是孙中山不愿接受。协和医院同时对改用中医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院方表示，中医药不能进入协和，虽然孙中山地位尊崇，但若要改用中医药治疗，必须搬出医院。孙中山最终于2月18日出院，在北京的寓所内接受了3位名中医的治疗。可惜，“没装罗盘的船”同样没有到达目的地，孙中山最终于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逝世前后，关于中西医优劣的辩论在报纸上不绝于耳。自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人对这样的辩论，已经毫不陌生。4年后，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全国性的医疗体制确定在即，所有的辩论随即达到了最高潮。
如果放宽眼界就可以知道，2006年关于中医的争议，与1929年的辩论有着惊人的相似。那一年，在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上，主要由留学归来的西医界人士组成的会议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提案，旨在通过行政手段，彻底消除中医在中国的影响力。这一让中医界数十年后仍然余恨难消的事件，影响之大，中西医界卷入之深以及政治后果之复杂，则远非2006年的争议可以比拟。,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