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医药现代化 专家称中医命运与国学相同(1)
1929年的争议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向来倡言“废止中医”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等人在会上提出四项议案，目标直指“废止中医”，这些议案的核心观点大多见于余岩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余岩认为，出于四个原因，中医必须废止：一，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学说是杜撰的；二，中医源自纬候之学，荒诞无稽；三，中医缺乏诊断方法，不能调查死因，进行疾病分类，无法防疫，更不能“强种优生”；四，中医理论和政府普及现代卫生科学的目的相抵触，阻碍社会科学化。
他为政府“废止中医”设计了自认为“渐进有效”的手段：中医必须前往卫生部门登记，申请职业执照才能执业，登记制度到一定年限即告终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同时禁止中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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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岩提案的奥妙在于，等登记在册的中医病老死后，中国将不再有中医从业人员，中医也将告自然消亡。这位毕业于大阪医科大学的留日医学生强调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会议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激进的余岩方案基础上有所折中，但基本吸收了余岩的意见，规定“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学校教育和禁止中医宣传”三条措施。
借政府之手推行西医废止中医，并非自1929年起，重要端倪在1913年已经发生。是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中医学和药学学科的设置纯取西方模式，中医被高等教育排除在外。次年，中医界即联络各地同业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北京请愿，要求将中医纳入大学，遭到拒绝；到1925年，教育界也主动动议，提出在高校中接受中医学科，但又因余岩等人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而未遂。大学无中医，自此即是中医界一块重要心病。这块心病直到1950年代国家设立中医学院才告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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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不久即由上海媒体捅了出来。上海中医界随即开始联络各地中医同行组织，商议组织抗议活动。各地中医团体代表于1929年3月中下旬在上海开会，并于3月20日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
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递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中医不能废止的理由，如中医确有疗效，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并能满足西医匮乏的地方患者就医需求等等。也是在同样旷日持久的请愿中，中医界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当时西药国产能力低，所需药品需要大量进口，而且，一旦议案变成事实，将导致大量中医药从业人员失业，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事已至此，“废止派”索性在上海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主张，力陈“废止中医”的必要，中医人士则撰文回应，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留学生的决心
, 百拇医药 回顾70多年前的争议，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余岩等人推动的“废止中医案”并未真正实施，一方面激进言论既不能解决西医无法在中国农村普及的现实，反而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存在诱发社会不稳的可能，这自然不为上台不久的国民党政府所乐见，另外，国民党政府内部大佬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分歧，并且由此事牵扯出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汪精卫、褚民谊等人主张止，而谭延?]、于右任、陈果夫等政要主张保存。中医仿效西医，在存废之争中，充分利用了政治力量的干预，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自然不出维持现状的老套。
经过1929年的争论，在国外学习西医进而主持国内医政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医的激烈态度，从此广为人知。其中余岩最激烈坚决，以至于后世中医界常将那些废止中医的激烈言行统统称作“余云岫现象”。
余岩，字云岫，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一度回国，两年后再次负笈日本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他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余氏在归国次年(1917年)，就写了一本全面批判中医的著作《灵素商兑》，将中医归为占星术、巫术与“不科学的玄学”一流，而完全将中医的临床效果视作偶然的巧合，高呼“坚决消灭中医”，理论来源与制度设计，则大多出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废止汉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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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学生一直是要求变革的重要力量，而留日学生往往态度和手段最激烈，不光在中医问题上如此。鲁迅留学日本并于1904年开始学习西医，对中医则一直持刻薄批评的态度。他著名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更是广为人知。传记作家说，这和他少年时代家道中落又目睹父亲患病不治的悲惨记忆有关，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鲁迅的很多同时代人比他更加激烈地批评乃至要求废止中医，尤以那些留日学生为甚，他们并非都有被中医所误的惨痛经验。实际上，留日学生对中医的激烈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气象所刺激。
中医6世纪传入日本，称作“汉方”，占据日本医疗主流一千多年，到19世纪中期与西医体系发生严重冲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将“废止汉方”作为全盘西化的一颗重要棋子，除了大力举办西医学校和医院，派学生出国学习之外，还立法规定医生执业考试以西医体系为标准，由于官方的汉方学校被废止，釜底抽薪的政策只需等少数被特许执业的汉方医生老死就收全功。鲁迅曾经说过“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果不其然，1929年通过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其旨趣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策的旨趣几乎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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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年在医政两界呼应余岩的，又是何许人物？1929年的全国卫生会议上，共有卫生委员17人与会，其中13人曾出国留学：7人留学美国，包括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在内，全部出自哈佛、耶鲁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三校，另有3人毕业于日本，2人毕业于法国的，1人毕业于英国。
此外，曾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是1907年回国的留日学生，任内制定学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排除在医学教育体系之外；一向身居高位又反对中医的汪精卫，是1903年赴日的留学生。
学习西医出身的留学生回国后主持医政，对国内医疗体制、医学教育和资源分配的设计，无不以西方国家的医政为榜样，以西方现代医学精神为导向，这对中医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http://www.100md.com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向来倡言“废止中医”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等人在会上提出四项议案，目标直指“废止中医”，这些议案的核心观点大多见于余岩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余岩认为，出于四个原因，中医必须废止：一，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学说是杜撰的；二，中医源自纬候之学，荒诞无稽；三，中医缺乏诊断方法，不能调查死因，进行疾病分类，无法防疫，更不能“强种优生”；四，中医理论和政府普及现代卫生科学的目的相抵触，阻碍社会科学化。
他为政府“废止中医”设计了自认为“渐进有效”的手段：中医必须前往卫生部门登记，申请职业执照才能执业，登记制度到一定年限即告终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同时禁止中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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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岩提案的奥妙在于，等登记在册的中医病老死后，中国将不再有中医从业人员，中医也将告自然消亡。这位毕业于大阪医科大学的留日医学生强调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会议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激进的余岩方案基础上有所折中，但基本吸收了余岩的意见，规定“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学校教育和禁止中医宣传”三条措施。
借政府之手推行西医废止中医，并非自1929年起，重要端倪在1913年已经发生。是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中医学和药学学科的设置纯取西方模式，中医被高等教育排除在外。次年，中医界即联络各地同业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北京请愿，要求将中医纳入大学，遭到拒绝；到1925年，教育界也主动动议，提出在高校中接受中医学科，但又因余岩等人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而未遂。大学无中医，自此即是中医界一块重要心病。这块心病直到1950年代国家设立中医学院才告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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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不久即由上海媒体捅了出来。上海中医界随即开始联络各地中医同行组织，商议组织抗议活动。各地中医团体代表于1929年3月中下旬在上海开会，并于3月20日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
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递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中医不能废止的理由，如中医确有疗效，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并能满足西医匮乏的地方患者就医需求等等。也是在同样旷日持久的请愿中，中医界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当时西药国产能力低，所需药品需要大量进口，而且，一旦议案变成事实，将导致大量中医药从业人员失业，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事已至此，“废止派”索性在上海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主张，力陈“废止中医”的必要，中医人士则撰文回应，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留学生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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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29年的争论，在国外学习西医进而主持国内医政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医的激烈态度，从此广为人知。其中余岩最激烈坚决，以至于后世中医界常将那些废止中医的激烈言行统统称作“余云岫现象”。
余岩，字云岫，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一度回国，两年后再次负笈日本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他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余氏在归国次年(1917年)，就写了一本全面批判中医的著作《灵素商兑》，将中医归为占星术、巫术与“不科学的玄学”一流，而完全将中医的临床效果视作偶然的巧合，高呼“坚决消灭中医”，理论来源与制度设计，则大多出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废止汉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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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学生一直是要求变革的重要力量，而留日学生往往态度和手段最激烈，不光在中医问题上如此。鲁迅留学日本并于1904年开始学习西医，对中医则一直持刻薄批评的态度。他著名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更是广为人知。传记作家说，这和他少年时代家道中落又目睹父亲患病不治的悲惨记忆有关，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鲁迅的很多同时代人比他更加激烈地批评乃至要求废止中医，尤以那些留日学生为甚，他们并非都有被中医所误的惨痛经验。实际上，留日学生对中医的激烈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气象所刺激。
中医6世纪传入日本，称作“汉方”，占据日本医疗主流一千多年，到19世纪中期与西医体系发生严重冲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将“废止汉方”作为全盘西化的一颗重要棋子，除了大力举办西医学校和医院，派学生出国学习之外，还立法规定医生执业考试以西医体系为标准，由于官方的汉方学校被废止，釜底抽薪的政策只需等少数被特许执业的汉方医生老死就收全功。鲁迅曾经说过“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果不其然，1929年通过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其旨趣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策的旨趣几乎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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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年在医政两界呼应余岩的，又是何许人物？1929年的全国卫生会议上，共有卫生委员17人与会，其中13人曾出国留学：7人留学美国，包括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在内，全部出自哈佛、耶鲁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三校，另有3人毕业于日本，2人毕业于法国的，1人毕业于英国。
此外，曾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是1907年回国的留日学生，任内制定学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排除在医学教育体系之外；一向身居高位又反对中医的汪精卫，是1903年赴日的留学生。
学习西医出身的留学生回国后主持医政，对国内医疗体制、医学教育和资源分配的设计，无不以西方国家的医政为榜样，以西方现代医学精神为导向，这对中医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