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中医”不是“中医”
当我们在批判中医不是科学而是“玄学”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很自然地将中医的希望寄托在中医的现代化上，即我们希望使中医转化为“现代中医”，让中医真正具备现代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性质，成为真正的现代医学。然而，“现代中医”与中医关系究竟怎样？中医转化为“现代中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或者说，“现代中医”的发展空间到底有多大？
当我们知道中医之所以不是科学的关键在于其方法论的非科学性(玄学性)，那么中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方法论的现代化，即在于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取代中医的“玄学”方法论。然而，当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被现代医学的“逻辑实证方法论”取代以后，“现代中医”还是中医吗？当然，在主要构成学科性质的学科方法论完全改变，即中医的“玄学”方法论被“现代中医”的科学方法论所否定以后，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现代中医”不是“中医”。但是，不是中医，又何以称“现代中医”？实际上，“现代中医”是“现代医学”，不称“现代中医”而统称“现代医学”是完全可以的，我们之所以称“现代中医”为“现代中医”(保留“中医”二字)，只是因为“现代中医”是从对中医“玄学”方法论的否定发展而来(中医成了“现代中医”的起点和主要资源)，即“现代中医”是以中医作为“资源”的“现代医学”，它的方法论是科学而不是“玄学”。它与中医构成了逻辑上下文关系，称“现代中医”是对这种上下文关系的“提示”，当这种“提示”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这种意义多出于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考虑)，“现代中医”的称谓将不再被人提及，即“现代中医”显然是一个临时性概念(尽管这个“临时”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也很长)。也许，“现代中医”在形式上还保留(也可以完全没有)某些中医的特点，但它实际上与中医不是一回事。例如，当我们用现代科学方法(药物化学)分析清楚了黄连为什么能够治疗某些“热证”(某些细菌感染性疾病)，是因为黄连中的抗菌物质——黄连素在起抗菌作用以后，我们从黄连中提取黄连素，并且可以采用化学合成黄连素，做成纯粹的黄连素药丸(不同于用黄连做成的中成药)，用以治疗某些细菌感染。这就是“现代中医”的内容之一。黄连素药丸“抗菌”治疗细菌感染(“现代中医”)的方法论与黄连根汤剂“清火”治疗“热证”(中医)的方法论完全不同，治疗的效果和副作用以及心理感受(如强烈的“苦味”引起的“恶心”、“痛苦”等等心理感受等)也非常不一样。再比如，针灸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可能”确实能够治疗某些病症，但肯定不是如我们中医所讲的“一根银针治百病”那样神乎其神。当我们用现代科学方法(不仅是现代医学方法)弄清楚了针灸为什么能够治疗某些疾病的原理以后(现在仍在研究之中，尚无实质性成果)，那么对针灸的方法可能会有很大的改造(针灸的部位、深浅、轻重、针的大小、针及部位的组合方式方法等)，甚至完全改变了，从而建立新的科学针灸方法，此时的针灸完全是依据新的科学原理而重新创造的不同于传统针灸的“针灸”——“现代针灸”，这样的“现代针灸”同样是“现代中医”的内容之一。但由于“现代针灸”的理论(包括方法论)再也不是中医的经络针灸学说(这一点也是肯定的)，而完全是根据现代科学建立起来的学说(它可能是一种“改造”的经络针灸学说，也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学说。)，所以“现代针灸”不是“针灸”(传统形态的针灸)，但“现代针灸”在形式上可能还保留针灸的某些特征(比如可能仍然用针等)，但也可能完全没有了针灸的特点(甚至连针也不用)。以至于“现代中医”完全没有必要考虑是否保留中医的特点(是否像中医)，甚至越是像中医可能越不是“现代中医”，因为越像可能保留中医玄学的东西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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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现代中医”的关键在于对中医的玄学方法论的否定，使之建立起现代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论。因此，有没有“逻辑实证”方法论是判断某种号称是“现代中医”的理论是不是真正的“现代中医”(现代医学)理论的根本依据。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时下众多由中医界的所谓学者撰写的所谓的“现代中医”理论，比如“现代中医内科学”、“现代中医外科学”、“现代中医妇科学”、“现代中医精神病学”、“现代中医肝病学”、“现代中医肾病学”、“现代中医皮肤病学”、“现代中医儿科学”、“现代中医美容学”、“现代针灸学”、“现代中药学”有关理论(有的已经成书)等等，其实都不是我所说的“现代中医”，原因在于这些所谓的“现代中医”并不是在现代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论下建立起来的，它们无一例外地仍然采用的是中医的玄学方法论，只不过它们都是用玄学方法论来附会现代医学，进行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将现代医学的理论与中医的理论进行玄学的对接，这种对接的表现有许多方面，如基础医学理论(如经络系统与神经血管淋巴系统想当然地对接等)、临床医学理论(将中医的某些疾病临床表现与现代医学的相应疾病的临床表现想当然地对接，将中医对某些疾病的治疗方法想当然地用于现代医学的某些疾病的治疗，或者将现代医学对某些疾病的治疗方法想当然地用于中医的某些疾病的治疗等等)、预防医学(将中医那套玄学的养生理论想当然地用于现代医学的某些疾病的预防等等)。所有这些对接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经过严谨的现代科学的“逻辑实证”的研究的，所有这种对接不仅实际上毫无科学依据，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一个“非逻辑实证”的玄学理论和一个“逻辑实证”的科学理论本身就是不同质的事物，如何能够对接？这种对接将原本清晰的现代医学的科学理论变成了模糊的玄学理论，以至于这种对接将可能出现严重的“谬误”，而对疾病的诊断、治疗等产生严重的危害。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如将肺结核合并结核脑病认为是中医的“白虎汤证”，而按“白虎汤证”治疗该病，病人只有死路一条；其它的传染病的中医诊治同样如此；另外，现代医学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疾病、神经精神疾病、肿瘤、血液淋巴系统疾病等等)，连现代医学都有许多未知，中医想当然地将自己与现代医学的相应疾病对接，又不做严谨的科学研究(这种严谨的科学研究谈何容易，因为中医玄学理论下的疾病往往涉及的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类疾病，甚至是跨系统的交叉类型的疾病，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医的疾病与现代医学的疾病根本就不能对接)，以至于所谓的“现代中医”对这些疾病的治疗简直是杀人不见血(因为，这些疾病是一种慢性过程，中医治疗的无效性以及包括不明副作用在内的有害性，病人和医生常常更不易于发现)。因此，真正的“现代中医”不可能再保留任何中医的玄学理论，更不用说系统玄学理论。妄图在保留中医的系统理论(必定是玄学的)条件下来建构“现代中医”，只会使所谓的“现代中医”因为同时扭曲了“中西医结合”中的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论和中医的玄学方法论而变得不伦不类，最终使“现代中医”成为玄学极致的“现代巫术”。可怕的是这样的将中医理论和现代医学理论胡乱对接的“现代巫术”越来越多，它们打着“中西医结合”的“现代科学”的荒谬旗号，愚弄大众，欺世盗名。今天，这种打着“现代科学”旗号的、却杀人不见血的荒谬的“现代中医”必须要受到现代科学的重新检验和批判，而检验的依据除了具体的科学研究证明外，就是首先要在方法论层面进行严格的科学学研究，看其是否符合现代科学的“基本”的普遍主义的原则、原理和方法。倘若在科学学上都经不起现代科学的“基本”的普遍主义的原则、原理和方法的检验，则无论怎样被说得天花乱坠，也毫无继续进行“实验研究”的必要(个别确实“有效”的“中西医结合”可以做一些实验科学研究)，因为现在的现代医学早已过了知识的原始积累的阶段，对近乎巫术的事物只有批判的必要而无科学实验研究的必要。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原则并不能不加分析、不加限制地应用于中医的任何方面，一种玄学的、甚至巫术的人类原始医学理论在现代医学早已超越了人类科学原始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以后，在总体上我们需要的是对那种原始科学理论的放弃，而不是对它的所谓“科学性”的实验研究证明(例如，我们决不会对迷信治病的“科学性”真的去进行科学研究)，因为它的所谓的“科学性”通过一般的科学学分析就很容易搞清楚；当然，这不是要完全排除对中医某些局部的科学性进行实验科学研究，以期发现对当代科学的新价值，但那是在发现了某种科学价值的“可能性”以后。对待中医我们只能如此，不然，必将造成巨大的科学资源的浪费(包括人、财、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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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所谓的“现代中医”，虽然没有荒谬的“中西医结合”，但是它将中医传统玄学内容根据现代人的“理解”进行“重新解读”，而这种重新解读遵循的又不是科学的原则，而仍然是玄学原则。这种“重新解读”更是以玄说玄(当然如果用科学原则，则导向的是对中医玄学的否定，而不会是对玄学的保留)，实际上这样的“现代中医”仍然是中医(传统中医)，它的建构(重新解读)不是科学的“逻辑实证”的结果，而是仍然在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玄学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发挥中医的“连蒙带猜”的结果(实际上，真正的“重新解读”必须要通过科学的“逻辑实证”的研究，没有这种研究，“重新解读”的科学依据从何而来？)；甚至进一步根据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如量子物理学等等)进行无边无际的玄学想象，将中医神化为现代科学的先知先觉者。这样的“重新解读”无论多么新颖，都使所谓的“现代中医”同样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巫术”。今天的中医界推出的众多所谓“现代中医”几乎无不是“现代巫术”，它们都不是我所说的真正的“现代中医”。检验这种“现代中医”是不是科学的，只需要看它的方法论(包括具体研究方法)是不是科学的(逻辑实证的)就可以证明，如果没有抛弃中医的玄学方法论而采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就证明它仍然是中医(传统中医)，而不是现代医学，即仍然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现代中医”。对那种荒谬的“现代中医”理论完全不必要傻乎乎地真的进行实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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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无疑问，不用现代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论对中医的某些局部科学性进行具体的科学研究(实验科学研究)，则根本无法建构真正的“现代中医”，因为“现代中医”首先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其次才是所谓的“中医”(实际上只是与“中医”有某种上下文联系)。而从现代科学意义上讲，能够转化为“现代中医”的只是中医理论体系中那些包含科学性的局部，而这些局部总的来说是极有限的，因为，在一种主要由非科学的“玄学”方法论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系统中，我们不能指望它包含“太多”的局部科学性。就中医的基础理论而言，经络、病因、诊法、辩证、治则、疗法等与现代医学相差甚远(尽管肯定包含某些局部的科学性)，尤其是经络的“玄学”成分更大，以至于它成为中医迷信的主要根源之一；而藏象、中药、方剂可能包含的局部科学性要多一些。但总的来说，中医的现代化不仅有限，而且很难，因为中医现代化不仅要解决科学方法论问题，还要解决“玄学”文化的思想禁锢问题(尤其在我们这个“玄学”根深蒂固的国度)。并且这种中医的现代化无可避免地只能成为现代医学的有限补充，至少我们尚未看到中医的现代化导致现代医学发生根本性革命的可能性。以至于未来的真正的“现代中医”不大可能系统化，而是零散性地、有机地融合在现代医学的某些方面，及至最后，医学也无所谓“现代中医”，更无所谓“中医”。所以真正的“现代中医”是中医的“消亡”，却也是中医的“新生”，它“消亡”的是中医的无用的“玄学”内容(这导致中医整体上的瓦解)，它“新生”的是中医的真正的“科学”内容，只不过这种“新生”融入到整个现代医学的博大生命系统中。也许这是中医最好的归属，难道中医的现代医学转型的“新生”(哪怕这种“新生”是不怎么起眼的，但也很难说!)，不比中医死而不僵的继续“杀人不见血”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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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不是中医，以及“现代中医”的有限可能性，不免让国人感到沮丧和失望，但这又无可奈何。实际上中医的危机是自身的内在危机，而不是现代医学自身的内在危机；就象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内在危机，而不是现代文化自身的内在危机一样。在中医的当代社会实践中，我们虽然也看到了中医现代化的某些可能性，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挂羊头(中医)，卖狗肉(现代医学或荒谬的中西医结合)” 的自欺欺人(将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称作“西医”也是一种殖民主义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中医院是主要靠中医生存的(这几乎是医学界的共识)，倒是中医养活了许多抗蒙拐骗的江湖郎中。中医的“补充”地位和日渐衰落已经是既存事实，这种“衰落”主要指在现代科学观念和方法论影响下的人们对“中医信念”的越来越理性和深入的动摇和抛弃，这种动摇和抛弃对中医的发展是致命的，即使有再多的中医学院、再多的中医博士、再多的中医医院、再多的“神医”、再多的中医发展经费、再多的政府支持……也无济于事。
中医虽然日渐衰落，但中国人的健康就因此更没有保障吗？恰恰相反，在中医衰落的同时是现代医学的勃兴。中医岂可与现代医学同日而语？!事实上，世界各民族在它们的古代都有类似于我们的中医的传统医学(比如用草药治病)，但当现代医学发展起来以后，其它民族迅速丢弃了近乎巫术的传统医学，只有我们的中医还在大行其道(包括藏医、回医等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方法论上与中医没有本质区别，都属于中医。)，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有许多人(尤其是中医界，包括中医学界)认为这正是中医生命力的表现，也许我们并不能否认这一观点，但是这种有悖于现代科学的“玄学”的生命力并不是我们应该推崇的，就像迷信在当代同样还有生命力一样，难道我们应该推崇迷信？!何况中医的生命力是在中国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观念并不发达、并不深入人心情况下的生命力，它正反映出我们的科学与文化的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没有中医的西方，其医学水平远远超过了既有中医，又有现代医学，还有所谓的“中西医结合”的中国，难道这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么？显然这不能排除中医对现代医学发展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卫生资源分配、卫生需求甚至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建国以来，中医占有大量的卫生资源，但几十年来的中医就像几千年来的中医一样，对整个世界医学或中国医学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贡献，无论在基础、临床、预防医学方面都没有对现代医学作出任何关键性的突破，而只有对现代医学重大科技成果的玄学附会。难道我们还有必要为中医的现代化而导致中医(传统中医)的消亡而杞人忧天吗？, http://www.100md.com(吴味)
当我们知道中医之所以不是科学的关键在于其方法论的非科学性(玄学性)，那么中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方法论的现代化，即在于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取代中医的“玄学”方法论。然而，当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被现代医学的“逻辑实证方法论”取代以后，“现代中医”还是中医吗？当然，在主要构成学科性质的学科方法论完全改变，即中医的“玄学”方法论被“现代中医”的科学方法论所否定以后，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现代中医”不是“中医”。但是，不是中医，又何以称“现代中医”？实际上，“现代中医”是“现代医学”，不称“现代中医”而统称“现代医学”是完全可以的，我们之所以称“现代中医”为“现代中医”(保留“中医”二字)，只是因为“现代中医”是从对中医“玄学”方法论的否定发展而来(中医成了“现代中医”的起点和主要资源)，即“现代中医”是以中医作为“资源”的“现代医学”，它的方法论是科学而不是“玄学”。它与中医构成了逻辑上下文关系，称“现代中医”是对这种上下文关系的“提示”，当这种“提示”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这种意义多出于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考虑)，“现代中医”的称谓将不再被人提及，即“现代中医”显然是一个临时性概念(尽管这个“临时”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也很长)。也许，“现代中医”在形式上还保留(也可以完全没有)某些中医的特点，但它实际上与中医不是一回事。例如，当我们用现代科学方法(药物化学)分析清楚了黄连为什么能够治疗某些“热证”(某些细菌感染性疾病)，是因为黄连中的抗菌物质——黄连素在起抗菌作用以后，我们从黄连中提取黄连素，并且可以采用化学合成黄连素，做成纯粹的黄连素药丸(不同于用黄连做成的中成药)，用以治疗某些细菌感染。这就是“现代中医”的内容之一。黄连素药丸“抗菌”治疗细菌感染(“现代中医”)的方法论与黄连根汤剂“清火”治疗“热证”(中医)的方法论完全不同，治疗的效果和副作用以及心理感受(如强烈的“苦味”引起的“恶心”、“痛苦”等等心理感受等)也非常不一样。再比如，针灸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可能”确实能够治疗某些病症，但肯定不是如我们中医所讲的“一根银针治百病”那样神乎其神。当我们用现代科学方法(不仅是现代医学方法)弄清楚了针灸为什么能够治疗某些疾病的原理以后(现在仍在研究之中，尚无实质性成果)，那么对针灸的方法可能会有很大的改造(针灸的部位、深浅、轻重、针的大小、针及部位的组合方式方法等)，甚至完全改变了，从而建立新的科学针灸方法，此时的针灸完全是依据新的科学原理而重新创造的不同于传统针灸的“针灸”——“现代针灸”，这样的“现代针灸”同样是“现代中医”的内容之一。但由于“现代针灸”的理论(包括方法论)再也不是中医的经络针灸学说(这一点也是肯定的)，而完全是根据现代科学建立起来的学说(它可能是一种“改造”的经络针灸学说，也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学说。)，所以“现代针灸”不是“针灸”(传统形态的针灸)，但“现代针灸”在形式上可能还保留针灸的某些特征(比如可能仍然用针等)，但也可能完全没有了针灸的特点(甚至连针也不用)。以至于“现代中医”完全没有必要考虑是否保留中医的特点(是否像中医)，甚至越是像中医可能越不是“现代中医”，因为越像可能保留中医玄学的东西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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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现代中医”的关键在于对中医的玄学方法论的否定，使之建立起现代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论。因此，有没有“逻辑实证”方法论是判断某种号称是“现代中医”的理论是不是真正的“现代中医”(现代医学)理论的根本依据。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时下众多由中医界的所谓学者撰写的所谓的“现代中医”理论，比如“现代中医内科学”、“现代中医外科学”、“现代中医妇科学”、“现代中医精神病学”、“现代中医肝病学”、“现代中医肾病学”、“现代中医皮肤病学”、“现代中医儿科学”、“现代中医美容学”、“现代针灸学”、“现代中药学”有关理论(有的已经成书)等等，其实都不是我所说的“现代中医”，原因在于这些所谓的“现代中医”并不是在现代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论下建立起来的，它们无一例外地仍然采用的是中医的玄学方法论，只不过它们都是用玄学方法论来附会现代医学，进行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将现代医学的理论与中医的理论进行玄学的对接，这种对接的表现有许多方面，如基础医学理论(如经络系统与神经血管淋巴系统想当然地对接等)、临床医学理论(将中医的某些疾病临床表现与现代医学的相应疾病的临床表现想当然地对接，将中医对某些疾病的治疗方法想当然地用于现代医学的某些疾病的治疗，或者将现代医学对某些疾病的治疗方法想当然地用于中医的某些疾病的治疗等等)、预防医学(将中医那套玄学的养生理论想当然地用于现代医学的某些疾病的预防等等)。所有这些对接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经过严谨的现代科学的“逻辑实证”的研究的，所有这种对接不仅实际上毫无科学依据，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一个“非逻辑实证”的玄学理论和一个“逻辑实证”的科学理论本身就是不同质的事物，如何能够对接？这种对接将原本清晰的现代医学的科学理论变成了模糊的玄学理论，以至于这种对接将可能出现严重的“谬误”，而对疾病的诊断、治疗等产生严重的危害。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如将肺结核合并结核脑病认为是中医的“白虎汤证”，而按“白虎汤证”治疗该病，病人只有死路一条；其它的传染病的中医诊治同样如此；另外，现代医学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疾病、神经精神疾病、肿瘤、血液淋巴系统疾病等等)，连现代医学都有许多未知，中医想当然地将自己与现代医学的相应疾病对接，又不做严谨的科学研究(这种严谨的科学研究谈何容易，因为中医玄学理论下的疾病往往涉及的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类疾病，甚至是跨系统的交叉类型的疾病，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医的疾病与现代医学的疾病根本就不能对接)，以至于所谓的“现代中医”对这些疾病的治疗简直是杀人不见血(因为，这些疾病是一种慢性过程，中医治疗的无效性以及包括不明副作用在内的有害性，病人和医生常常更不易于发现)。因此，真正的“现代中医”不可能再保留任何中医的玄学理论，更不用说系统玄学理论。妄图在保留中医的系统理论(必定是玄学的)条件下来建构“现代中医”，只会使所谓的“现代中医”因为同时扭曲了“中西医结合”中的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论和中医的玄学方法论而变得不伦不类，最终使“现代中医”成为玄学极致的“现代巫术”。可怕的是这样的将中医理论和现代医学理论胡乱对接的“现代巫术”越来越多，它们打着“中西医结合”的“现代科学”的荒谬旗号，愚弄大众，欺世盗名。今天，这种打着“现代科学”旗号的、却杀人不见血的荒谬的“现代中医”必须要受到现代科学的重新检验和批判，而检验的依据除了具体的科学研究证明外，就是首先要在方法论层面进行严格的科学学研究，看其是否符合现代科学的“基本”的普遍主义的原则、原理和方法。倘若在科学学上都经不起现代科学的“基本”的普遍主义的原则、原理和方法的检验，则无论怎样被说得天花乱坠，也毫无继续进行“实验研究”的必要(个别确实“有效”的“中西医结合”可以做一些实验科学研究)，因为现在的现代医学早已过了知识的原始积累的阶段，对近乎巫术的事物只有批判的必要而无科学实验研究的必要。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原则并不能不加分析、不加限制地应用于中医的任何方面，一种玄学的、甚至巫术的人类原始医学理论在现代医学早已超越了人类科学原始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以后，在总体上我们需要的是对那种原始科学理论的放弃，而不是对它的所谓“科学性”的实验研究证明(例如，我们决不会对迷信治病的“科学性”真的去进行科学研究)，因为它的所谓的“科学性”通过一般的科学学分析就很容易搞清楚；当然，这不是要完全排除对中医某些局部的科学性进行实验科学研究，以期发现对当代科学的新价值，但那是在发现了某种科学价值的“可能性”以后。对待中医我们只能如此，不然，必将造成巨大的科学资源的浪费(包括人、财、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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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所谓的“现代中医”，虽然没有荒谬的“中西医结合”，但是它将中医传统玄学内容根据现代人的“理解”进行“重新解读”，而这种重新解读遵循的又不是科学的原则，而仍然是玄学原则。这种“重新解读”更是以玄说玄(当然如果用科学原则，则导向的是对中医玄学的否定，而不会是对玄学的保留)，实际上这样的“现代中医”仍然是中医(传统中医)，它的建构(重新解读)不是科学的“逻辑实证”的结果，而是仍然在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玄学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发挥中医的“连蒙带猜”的结果(实际上，真正的“重新解读”必须要通过科学的“逻辑实证”的研究，没有这种研究，“重新解读”的科学依据从何而来？)；甚至进一步根据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如量子物理学等等)进行无边无际的玄学想象，将中医神化为现代科学的先知先觉者。这样的“重新解读”无论多么新颖，都使所谓的“现代中医”同样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巫术”。今天的中医界推出的众多所谓“现代中医”几乎无不是“现代巫术”，它们都不是我所说的真正的“现代中医”。检验这种“现代中医”是不是科学的，只需要看它的方法论(包括具体研究方法)是不是科学的(逻辑实证的)就可以证明，如果没有抛弃中医的玄学方法论而采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就证明它仍然是中医(传统中医)，而不是现代医学，即仍然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现代中医”。对那种荒谬的“现代中医”理论完全不必要傻乎乎地真的进行实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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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无疑问，不用现代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论对中医的某些局部科学性进行具体的科学研究(实验科学研究)，则根本无法建构真正的“现代中医”，因为“现代中医”首先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其次才是所谓的“中医”(实际上只是与“中医”有某种上下文联系)。而从现代科学意义上讲，能够转化为“现代中医”的只是中医理论体系中那些包含科学性的局部，而这些局部总的来说是极有限的，因为，在一种主要由非科学的“玄学”方法论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系统中，我们不能指望它包含“太多”的局部科学性。就中医的基础理论而言，经络、病因、诊法、辩证、治则、疗法等与现代医学相差甚远(尽管肯定包含某些局部的科学性)，尤其是经络的“玄学”成分更大，以至于它成为中医迷信的主要根源之一；而藏象、中药、方剂可能包含的局部科学性要多一些。但总的来说，中医的现代化不仅有限，而且很难，因为中医现代化不仅要解决科学方法论问题，还要解决“玄学”文化的思想禁锢问题(尤其在我们这个“玄学”根深蒂固的国度)。并且这种中医的现代化无可避免地只能成为现代医学的有限补充，至少我们尚未看到中医的现代化导致现代医学发生根本性革命的可能性。以至于未来的真正的“现代中医”不大可能系统化，而是零散性地、有机地融合在现代医学的某些方面，及至最后，医学也无所谓“现代中医”，更无所谓“中医”。所以真正的“现代中医”是中医的“消亡”，却也是中医的“新生”，它“消亡”的是中医的无用的“玄学”内容(这导致中医整体上的瓦解)，它“新生”的是中医的真正的“科学”内容，只不过这种“新生”融入到整个现代医学的博大生命系统中。也许这是中医最好的归属，难道中医的现代医学转型的“新生”(哪怕这种“新生”是不怎么起眼的，但也很难说!)，不比中医死而不僵的继续“杀人不见血”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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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不是中医，以及“现代中医”的有限可能性，不免让国人感到沮丧和失望，但这又无可奈何。实际上中医的危机是自身的内在危机，而不是现代医学自身的内在危机；就象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内在危机，而不是现代文化自身的内在危机一样。在中医的当代社会实践中，我们虽然也看到了中医现代化的某些可能性，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挂羊头(中医)，卖狗肉(现代医学或荒谬的中西医结合)” 的自欺欺人(将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称作“西医”也是一种殖民主义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中医院是主要靠中医生存的(这几乎是医学界的共识)，倒是中医养活了许多抗蒙拐骗的江湖郎中。中医的“补充”地位和日渐衰落已经是既存事实，这种“衰落”主要指在现代科学观念和方法论影响下的人们对“中医信念”的越来越理性和深入的动摇和抛弃，这种动摇和抛弃对中医的发展是致命的，即使有再多的中医学院、再多的中医博士、再多的中医医院、再多的“神医”、再多的中医发展经费、再多的政府支持……也无济于事。
中医虽然日渐衰落，但中国人的健康就因此更没有保障吗？恰恰相反，在中医衰落的同时是现代医学的勃兴。中医岂可与现代医学同日而语？!事实上，世界各民族在它们的古代都有类似于我们的中医的传统医学(比如用草药治病)，但当现代医学发展起来以后，其它民族迅速丢弃了近乎巫术的传统医学，只有我们的中医还在大行其道(包括藏医、回医等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方法论上与中医没有本质区别，都属于中医。)，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有许多人(尤其是中医界，包括中医学界)认为这正是中医生命力的表现，也许我们并不能否认这一观点，但是这种有悖于现代科学的“玄学”的生命力并不是我们应该推崇的，就像迷信在当代同样还有生命力一样，难道我们应该推崇迷信？!何况中医的生命力是在中国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观念并不发达、并不深入人心情况下的生命力，它正反映出我们的科学与文化的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没有中医的西方，其医学水平远远超过了既有中医，又有现代医学，还有所谓的“中西医结合”的中国，难道这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么？显然这不能排除中医对现代医学发展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卫生资源分配、卫生需求甚至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建国以来，中医占有大量的卫生资源，但几十年来的中医就像几千年来的中医一样，对整个世界医学或中国医学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贡献，无论在基础、临床、预防医学方面都没有对现代医学作出任何关键性的突破，而只有对现代医学重大科技成果的玄学附会。难道我们还有必要为中医的现代化而导致中医(传统中医)的消亡而杞人忧天吗？, http://www.100md.com(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