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盘废医”到“废医存药”——简论俞樾对中医药的态度转变
近代史上，说到否定中医、废止中医，人们便会溯源到清末学者俞樾的身上。确实，因他最早提出否定中医中药，使他成为废止中医第一人(余瀛鳌，蔡景峰《医药学志(中国文化通志)》1998年)。俞樾(1821～1906年)，浙江湖州德清县人，经学大师。其著述收入《春在堂全书》，卷帙繁富，凡一百七八十种近五百卷。俞樾对中医药学有所研究，能够处方治病。
很多人都因为痛失亲人而立志发奋学医，但是同一种事情往往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俞樾的废止中医言论却是出于家庭不幸，命运多舛，亲人罹病，哀叹无助，愤然而发泄于医。也就是说，俞樾不说医学的好，其实是缘于“医患关系”的紧张，表现在一个著名文人的身上就是以文字为载体痛快地发泄一番。
通过考查不难发现，俞樾出于对医学无助而发泄愤恨的废医言论，是从“全盘废医”到“废医存药”的，最后又是被他自己奉药倡医的实际行动所否定了的。他的废医言论并非坚决和一贯，有认识不断转变的过程，他的言论中不乏重视医药之说，并见其用中医理论指导驭药选方。晚年亲服药物却疾延年并施药他人的实际行动与效果，证明了他废止中医中药的言论是一种错误认识，这是其宝贵的自我否定。但即使这样，俞樾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的废医言论，却仍被有些后来人奉为反对中医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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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无助愤而废医
俞樾享年86岁，可谓寿终正寝，可是他的家人却屡遭不幸。俞樾19岁(1840年)与外表姐姚氏(舅父家之四女)成亲。二人一生恩爱，育有二男二女。大约从1860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先是长女婚后不久丈夫突然病故，后次子祖仁染重病后几近成废，1872年，长兄俞林溘然病逝，1879年夫人姚氏病故，1881年长子英年早卒，两子一死一废，给俞樾带来的创痛很深，1882年他最疼爱的小女绣孙突然病逝，更使他悲伤交加，精神几近崩溃。
学者刘泽生认为：“俞樾个人生活的不幸，应是他提出废止中医非常重要的内因。”(《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这时的俞樾，是否对医药彻底失去了信心不得确定，但他以文献考据为依据的《废医论》提出的是十分明确的“全盘废医”的观点，“脉也虚、药也虚、医亦虚”，而最终“医不可恃”、“药不可恃”，故只能“全盘废医”。俞樾认为治疗疾病的惟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去疾篇》)。
, 百拇医药
“研究中医药理论，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从文献到文献，忽视古今医药的实践，难免得出荒谬的结论。”(郝先中《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而俞樾晚年恰恰对他所掌握的中医理论在自身和他人身上进行了实践并获得验证，所以他的“全盘废医”观点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
《废医论》变脸“废医存药”
俞樾后来的体弱多病，使这位“衰翁”(诗中自称)再也“不能坚持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了。医药相关，俞樾既然有病要药治，奉行药物却疾了，自然药不虚了；“药虚论”不成立，原来经考据而自圆其说的《废医论》也就不再成立了。但即使是在药物却疾之时，俞樾却不愿意推翻自己的《废医论》，而是折衷地提出了经过部分修改的《医药说》。
他转而说自己相信中药，作不足二千字的短文《医药说》(《春在堂全书·宾萌集补篇·卷六》)，改换名堂来个“废医存药”，坚持割裂医药之间的联系，说医可废而药不可废，甚至还把中药汤剂与中药丸散对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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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认为当世庸医充斥，对自己没有找到高明的医生感到十分的无奈。“不知医”之医可废，而“知医”之医不可求，这正是他对自己亲人灾厄疾病却无助，不遇治病良医，转而将心头之愤恨对整个医学进行极端发泄的自我注脚。
说俞樾全盘废医和废医存药与他后来的实践验证相矛盾，还说他始终流于文字游戏，更有另外的证明。那就是他从未向政府提出过“废医”的主张，相反，却屡见他对政府提出要重视医药的言论，如他多次上书要求刊印《内经》，主张“宜多刻古医书”，指望“名医出世”。他对清朝的官员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认识或态度：“诸子之中，其有益民生日用者莫切于医家”等。
结语：俞樾的转变只差一小步
从《废医论》到《医药说》，俞樾完成了从“全盘废医”到“废医存药”的转变，其言论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俞樾晚年尝药却疾并配药兼施药他人，寿享86岁，他能够赖“药饵”却疾延年，施药他人也“往往有奇效”，正是由于他读过中医经典著作，是有中医理论的根基来指导驭药选方的。
俞樾对中医中药的实践活动，印证了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医药学这一临床实践学科的科学实用价值。实践与实效是教育了俞樾的，他能够从“全盘废医”到“废医存药”，不能不说他迈出了一大步。但只差一小步，否则他自己是完全可以消解他对中医中药认识上自相矛盾的怪论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此需要另加强调的是，俞樾家中的疾病灾难，如果一定要怪罪到医学头上，其实有一条可能是他没有去想或没有想到的，那就是近亲结婚对他亲生子女带来的伤害是不能忽视的因素(孙子陛云丧妇后俞樾又为他聘表妹即绣孙第六女为孙妇，即俞平伯生母)。对于这一点，涉及到俞樾废医这一研究课题的学者中却少有人提及。, 百拇医药(丁兆平 山东中医药大学)
很多人都因为痛失亲人而立志发奋学医，但是同一种事情往往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俞樾的废止中医言论却是出于家庭不幸，命运多舛，亲人罹病，哀叹无助，愤然而发泄于医。也就是说，俞樾不说医学的好，其实是缘于“医患关系”的紧张，表现在一个著名文人的身上就是以文字为载体痛快地发泄一番。
通过考查不难发现，俞樾出于对医学无助而发泄愤恨的废医言论，是从“全盘废医”到“废医存药”的，最后又是被他自己奉药倡医的实际行动所否定了的。他的废医言论并非坚决和一贯，有认识不断转变的过程，他的言论中不乏重视医药之说，并见其用中医理论指导驭药选方。晚年亲服药物却疾延年并施药他人的实际行动与效果，证明了他废止中医中药的言论是一种错误认识，这是其宝贵的自我否定。但即使这样，俞樾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的废医言论，却仍被有些后来人奉为反对中医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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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无助愤而废医
俞樾享年86岁，可谓寿终正寝，可是他的家人却屡遭不幸。俞樾19岁(1840年)与外表姐姚氏(舅父家之四女)成亲。二人一生恩爱，育有二男二女。大约从1860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先是长女婚后不久丈夫突然病故，后次子祖仁染重病后几近成废，1872年，长兄俞林溘然病逝，1879年夫人姚氏病故，1881年长子英年早卒，两子一死一废，给俞樾带来的创痛很深，1882年他最疼爱的小女绣孙突然病逝，更使他悲伤交加，精神几近崩溃。
学者刘泽生认为：“俞樾个人生活的不幸，应是他提出废止中医非常重要的内因。”(《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这时的俞樾，是否对医药彻底失去了信心不得确定，但他以文献考据为依据的《废医论》提出的是十分明确的“全盘废医”的观点，“脉也虚、药也虚、医亦虚”，而最终“医不可恃”、“药不可恃”，故只能“全盘废医”。俞樾认为治疗疾病的惟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去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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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医药理论，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从文献到文献，忽视古今医药的实践，难免得出荒谬的结论。”(郝先中《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而俞樾晚年恰恰对他所掌握的中医理论在自身和他人身上进行了实践并获得验证，所以他的“全盘废医”观点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
《废医论》变脸“废医存药”
俞樾后来的体弱多病，使这位“衰翁”(诗中自称)再也“不能坚持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了。医药相关，俞樾既然有病要药治，奉行药物却疾了，自然药不虚了；“药虚论”不成立，原来经考据而自圆其说的《废医论》也就不再成立了。但即使是在药物却疾之时，俞樾却不愿意推翻自己的《废医论》，而是折衷地提出了经过部分修改的《医药说》。
他转而说自己相信中药，作不足二千字的短文《医药说》(《春在堂全书·宾萌集补篇·卷六》)，改换名堂来个“废医存药”，坚持割裂医药之间的联系，说医可废而药不可废，甚至还把中药汤剂与中药丸散对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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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认为当世庸医充斥，对自己没有找到高明的医生感到十分的无奈。“不知医”之医可废，而“知医”之医不可求，这正是他对自己亲人灾厄疾病却无助，不遇治病良医，转而将心头之愤恨对整个医学进行极端发泄的自我注脚。
说俞樾全盘废医和废医存药与他后来的实践验证相矛盾，还说他始终流于文字游戏，更有另外的证明。那就是他从未向政府提出过“废医”的主张，相反，却屡见他对政府提出要重视医药的言论，如他多次上书要求刊印《内经》，主张“宜多刻古医书”，指望“名医出世”。他对清朝的官员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认识或态度：“诸子之中，其有益民生日用者莫切于医家”等。
结语：俞樾的转变只差一小步
从《废医论》到《医药说》，俞樾完成了从“全盘废医”到“废医存药”的转变，其言论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俞樾晚年尝药却疾并配药兼施药他人，寿享86岁，他能够赖“药饵”却疾延年，施药他人也“往往有奇效”，正是由于他读过中医经典著作，是有中医理论的根基来指导驭药选方的。
俞樾对中医中药的实践活动，印证了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医药学这一临床实践学科的科学实用价值。实践与实效是教育了俞樾的，他能够从“全盘废医”到“废医存药”，不能不说他迈出了一大步。但只差一小步，否则他自己是完全可以消解他对中医中药认识上自相矛盾的怪论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此需要另加强调的是，俞樾家中的疾病灾难，如果一定要怪罪到医学头上，其实有一条可能是他没有去想或没有想到的，那就是近亲结婚对他亲生子女带来的伤害是不能忽视的因素(孙子陛云丧妇后俞樾又为他聘表妹即绣孙第六女为孙妇，即俞平伯生母)。对于这一点，涉及到俞樾废医这一研究课题的学者中却少有人提及。, 百拇医药(丁兆平 山东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