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医学探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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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20日
4. 关于批判的批判
4.1.关于中医学是自然哲学的批判。中医学是一门科学。但是很多人由于自己的错误理解却把中医学的知识体系定性为“自然哲学”并在阉割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其贬为“经验医学”。这是一种非常流行而又十分错误的观点。产生这种错误的观点是对中医学和哲学都一知半解而又望文生义的那些人，他们缺少严谨的治学态度，更不用说其具有科学的态度了。批判这种错误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仍然不时出现在一些现代的报刊上，并俨然以一副正确者模样自居，是造成中医缺乏自信并导致学术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错误的观点已经误导了几代人并正在危害那些刚走进学校大门的年轻一代，他们不断的扩散和相互影响并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也正是这种学术氛围窒息了中医学理论创新，使理论科学工作者本应具有的思辨特长反而在畏惧“哲学思辩”的幌子下望而却步。上百年来中医学没有多少本来风格的理论医学进展，反而掉头外向扑在还原论产物的西医学中企图取得突破或意外发展，结果是违背了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反倒应了邯郸学步和南辕北辙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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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有自然哲学成份，但中医学不是自然哲学，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观点，是一种本末倒置性质的错误。但是很多人却行宋玉之辩，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故一叶障目，泰山不见。其或学识不够，或信心不足，或追赶髦，或哗众取宠，或吹毛求疵，等不一而足，其德才识皆有问题。攻讦中医，数典忘祖，是谓无德；断章取义，所论错误，是谓无才；见解不明，以讹传讹，是谓无识。这个问题就象那些奉行“中医学有不科学的成分就谓中医不科学”的推理一样，是一种主观的片面的观点，这种人为数不少，跟着一起瞎起哄的人更多。不批判这种流行错误，势必影响中医学的正确发展。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自然哲学是一个内涵尚不十分确定的概念，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国家中所指内涵差异较大，这是源于世界文化与科学尚难完全统一的原故。如《辞海》认为，拉丁文中的白然哲学多指自然科学，有时也专指物理学，牛顿名著就冠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可能是源于那个时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完全分化的原故，而该文化体系中相应的概念自然也就未完全分化。又如《辞海》认为，德文中的自然哲学在十七到十九世纪初叶指一种企图包括并代替自然科学的哲学，而恩格斯批判的正是这种哲学思潮，但他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自然辩证法学说来取代这种学科地位。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认为自然哲学是“旨在将关于自然的实际特征问题作为一个实在来进行考察，并分为物理学哲学和生物学哲学两个部门。所探究的是自然实在最基本、最广阔和最原始的特征，并作出评价。形而上学、世界观、人类学和伦理学的涵义的探究是以人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理解来决定他们在许多领域内的信念和态度为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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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哲学也是一个处于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从牛顿时代到恩格斯时代是如此，在现代也是如此。其内涵不断发生着变化，其中有地缘文化的因素，有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也有政治色彩的因素等。如我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就是直接承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而国外则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史等学科。而在二十世纪末叶我国也有向这方面发展的趋势。我国对自然哲学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也自是必然之举，这种观点扩展到中医学术界并产生负面影响也自是预料之中的事，其无非是褒义的或贬义的两大倾向。
当西方文化成为一个强势文化时，我们就不得不使用西方文化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当我们又用这些概念来反观中国文化时，就不得不在其中寻找相应的对应物，于是东方文化中的阴阳五行等就成了西方文化中自然哲学的对应物，尽管阴阳五行等并不纯粹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而在中医中离这个角色就更相去甚远了，虽然在名称上完全一样。对于这一类问题是一个类似“金银盾”的问题，看见金的一面就会说是金盾，看见银的一面就会说是银盾。其错误在于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结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看实际内容，说具体一点就是要看阴阳五行等应用中的具体语境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否则就会本末倒置，主次混淆，这样岂有不错之理。牛顿的著作虽然冠有自然哲学之名，但人们还是普遍的将其看成是自然科学著作。中医学虽然也有阴阳五行等概念，但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理论模型而运用于实践之中。既在整体上用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五的观点来把握对象，更重要的是又在其中的具体对象上不断的应用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五的观点来细化，因而逼近了我们需要认识的目标而达到了解决问题的目的，而不是从总的画面去把握自然而扮演自然哲学的角色。所以《中医新知识辞典》也认为自然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的哲学学说。它研究自然界的本原、普遍本质、基本特征及客观规律，是自然知识的哲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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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细心一点就会发现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等内容与哲学上阴阳五行等内容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当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阴阳五行等这些“精品”后，中医学事实上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次上。中医学除了在“理”上拓展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外，还在“象”和“数”方面拓展了阴阳的内容。如“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其阴阳，以别刚柔”。以及“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些内容显然不是自然哲学能涵盖得了的。又如中医学中的五行观念与哲学上的五行观念也有本质的不同，如木之性，土之性等就为五脏之性打下了伏笔。又如从五行生克到五行乘侮等也有理论上质的飞跃，不但如此，它与现代西方科学控制论的反馈原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和殊途同归之势，显然这些也与自然哲学等相去甚远。我们能根据其名同(而实异)就能以自然哲学一概而论就一棍子打死吗？这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是本本主义的错误。我们时常会因生活中碰到类似刻舟求剑的故事而笑破肚皮，而我们为何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到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观的变迁反倒视而不见，这不也是犯了一个跟刻舟求剑性质一样的错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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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不会一蹴而就，从五行休王到五行有常胜和五行无常胜的论争也就可见一斑了。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与其把阴阳五行学说看成是自然哲学，为何不把它们看成是一簇理论模型呢？在中医学术中本来就是如此操作的，为何只重其名而不重其实呢？! 自然哲学有什么不好？在牛顿时代如此，在21世纪也是如此，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还存在一个正在发展的自然哲学流派。在中国，于光远就是坛主。 恩格斯关于自然哲学的论述被很多人掐头去尾予以转载，我们只要通读全文就不会给中医学扣上自然哲学的桂冠，不过扣上了也别怕。在整个中医学各个学科体系之中需要有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的中医学哲学片段。 马克思主义是需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发展。我们今天有必要对恩格斯的自然哲学观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式的发展，因为那已是百多年以前的观念了。自然科学已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文科学那有掉队之理呢？!
我国那些指责中医学为自然哲学时，多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语录来作为理论依据。
恩格斯这段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恩格斯在讨论了三大发现即细胞，能的转化，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时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它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方式描绘出一幅自然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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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确的是，恩格斯把自然哲学的对象与目的定格为：“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一幅总的图画。”显而易见，中医学描绘的不是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或总的图画。中医学描绘的是一幅关于人体生命健康状态和或疾病状态及其识别与控制的图画。所以关于中医学是自然哲学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4.2.关于思辨的评价。我们知道，迄今为止的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科学只要不断向前发展，就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而自然哲学所担负的使命也必然不能完结，它必须又要构画新的自然界联系的图景，因而自然哲学家的境遇也必然会象画家一样应对着不断变化的境遇而进行新的构思，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就是这样不断进步的。思辨在这里也自然会有用武之地，自然哲学等发展到今天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可以认为对整个自然界的思辨那是自然哲学家的任务，而对任何具体对象的思辨那则是不同科学学科的任务，它们只是因面对的对象不同和目的不同，自然哲学才与自然科学分道而行，而思辨则是所有文化与科学产生的源泉，而不是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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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毫无疑问，这些自然哲学的时代特征，恩格斯对此作了肯定的描述。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了这段论述是恩格斯用来针对德国古典哲学而言的，或者说是针对那个时代以前的自然哲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而言的，思格斯并没有把这些确定为不可更改的或一成不变的教义，这无疑是正确的。错误的反倒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把它看成是绝对真理，把它看成是自然哲学的教义，并把它拿来针对中医学，这无疑又是一个刻舟求剑式的错误。这里既有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更有实质内容的不同。在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并没有完全分化的时代，它在人们心中是：自然哲学就是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也就是自然哲学。这从牛顿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史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而这也是无法对思辨的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作出分别的佐证。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客观的公正的评价了这种思维形式，肯定了其中的自然科学价值。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也处于一种混沌的未分化状态，当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分道扬镳之时，人们自然会从思辩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关注自然科学的实证特征，而表现出对思辨科学的厌恶。恩格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敏锐的抓住思辨对于科学的价值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其后的一些理论科学正是在这样崎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仅以思辨的特征来概括自然哲学是不完善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自然哲学发展到今天，其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对中医学不求甚解的人，那些对中医学别有用心的人想通过这一点来诋毁中医学甚至想取消中医学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其中有些人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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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然哲学的特点和中医学的特点以及上面的初步分析，我们说中医学不是自然哲学，大家还是容易接受这一点的，但对中医学的思辩特征肯定还是会心存疑虑。 对于思辩，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总是不尽一致。爱因斯坦认为：“任何理论都是思辩性的，当一个理论的基本概念(比如力、压力、质量这些概念)比较‘接近于经验’时，它的思辨特征就不可能那么容易识别出来。可是如果有这样一种理论，为了要从前提推出那些能同观察相对照的结论，需要应用繁难复杂的逻辑过程，那些对认识论分析没有经验的人，以及那些在他们所熟悉的领域里觉察不到理论思维的可靠性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都会感到厌恶”。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可以肯定的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位极擅长理论思维的科学家，也正如他本人对理性思辨的赞誉一样。可是他这种科研模式是明显的有别于西方科学研究的经典模式，以至于他的理论在初期不大为科学界所接受，而正是这位爱因斯坦对中国科学家们没有采用西方的形式逻辑体系加系统实验的研究模式也取得同样伟大成就而感到惊奇。直觉告诉我们，爱因斯坦式和中国式的研究会不会有共同的神韵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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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初步讨论了自然哲学与思辨和自然科学的大致关系后，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幻想、臆想、想像、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幻想不但是构成人文科学而且也是构成自然科学的一种能力。列宁关于幻想写道：“有人以为，只有诗人才需要幻想，这是没有理由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是需要幻想的，甚至没有它就不可能发明微积分”。幻想是最先进入科学领地的探索要素之一，.因为幻想是人类想像能力的一种形式,而这种思维能力不可避免的也要用于科学领域的探索,或者可以说成是科学的先行探索尖兵.我们且不说国外很多关于幻想与科学的美传,就以中国古代嫦娥奔月的故事到我国今天的嫦娥工程也是如此.由此看来,从幻想到想象，从想像到思维，从思维到科学。它们之间不是绝对孤立和互不相干，我们只要有效的使用这把双刃剑，它同样可成为“打造”科学的利器。
臆想是一种主观想像，就这一点来说，它同幻想一样是人类的一种想像力，如臆度、臆断，但它比幻想而言还要贴近实际对象一些，只不过主观方面的因素多一些而客观性的因素少一些罢了。世界上没有那一位科学是在完全客观的基础才去展开思维的吧，总是通过不断的思考与观察来逼近认识目的的，既或那些洞察力很强的科学家也要有多年的积累和相当的一个潜移默化过程才能一蹴而就，而不可能会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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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里奇是19世纪对想像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把幻想做了对比，认为幻想“正是从时间和空间的程序中解放出来的记忆力模式”。而把想像具有的生命力说成是发现世界的更深奥真理的道路使者。所以想像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赖勒认为，想像的活动是一种摹拟表演，中医学中的很多思维活动就是摹拟表演，或者说是叫思辨。想像、假设、幻想、摹拟、理想、模拟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也是现代中医学最有开发前景的领域，想像所能提供的不过是假设的可能真实的世界的意识，它是开辟了认识的道路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它同其它科学中的定律和原理一样，并不只是认识的终结，也是认识的一个基础或一个起点，同我国传统的立象以尽意的本质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科学品位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优劣或先进落后之分，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东方科学的不滞于象和西方科学的滞于象各有千秋，它的利或弊只能是相对于具体操作者的能力水平或知识境界及应用时等才是有意义的，离开此去抽象的谈论是一种平庸的和肤浅的见解，除了发泄一点对中医学的困惑和对无知者误导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主张想像会提供另一种真实性的人必须通过提出正当的理由或解释，来扩张想像这个词的含义。或者说，不管它反映的是精神对象还是反映物质对象，它必须是作为一种思维语言形式或理论模型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映象形式，即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说是提供了“过河”的“桥”或“船”，如禅宗的公案、易学中的法象、中医学的藏象等也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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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想像在人的意识中主要功能就是在结果真正到达之前就把它理想化。想象的另一个功能与劳动过程中必须计划自己的行动有关。马克思写道：“蜘蛛的工作与织工的工作相类似；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曾使许多以建筑师为业的人惭愧，但是最劣的建筑师都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筑师以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己经在他脑筋中把它构成”。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分清想像活动与思维活动。“想像不仅是创造种类丰富的活动产品，也是创造抽象概念产物的一个因素”。想像是现实的改造性的反映过程，理想是创造想像的特殊形式，理想的创造性取决于它的社会目的性和想像构思的广度。理想的特殊性是它不直接体现为某物。但是创造性理想所包含的思想在以后可能成为技术科学及社会改造的基础。由此看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六经、八纲等都是中国特色的理想化方法的产物，其可控的思想实验条件与西方科学中的可控的实验室实验各自独树一帜而又交相辉映，共谱世界文化与科学的乐章。
把中医学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核心概念的名词或把中医学核心概念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神韵，或者说由于高度抽象和思辨特征而产生与自然哲学不恰当的关联，尤其是对中医学、科学理论、自然哲学中思辨的不正确认识，在讨论自然哲学及思辨与中医学的正确关系之后。我们再也不会为中医学的自然哲学和思辨而感到惴惴不安，但还是要为建构新时代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新秩序而劳作，而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科学本质与特征的研究则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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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关于经验医学论。在我们分析了上面那些没有科学的对待中医学的观点之后，发现他们都是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而走向两个极端：一边是给中医学戴上一顶空洞的大帽子，讥之为“自然哲学”；另一边则是给中医学扣上一顶紧扎的小帽子，诮之为“经验医学”，一个屹立在东方的“科学巨人”竞被这帮不肖子孙涂抹得象个“文化怪物”。这些人缺少精神上的“中国脊梁”，患的是“文化侏儒”病，他们的病根都是否定中医学的“灵魂”--基础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给中医基础理论正名，确定中医学核心知识体系理所当然的成为其基础理论，其错误观念也就会象日出云散而灰飞烟没，其关于中医学是“经验医学”的流言谬语也就不攻而破了。
4.3.1.关于科学理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它是由人类努力理解自然的规则而建构的有力工具，“由人类的想象力构想出的广阔领域的系统性概念化结构。它包括关于物体和事件内在规律性的经验定律的体系；这些物体和事件既可以是所观察到的，也可以是假定的；由这些定律所提出的结构并设计用科学的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事物”。我们不难发现，中医学中既有大量的可以观察到的客观事实以及关于它们的内在规律性的经验体系，也有大量人工假设体系以及按照中医学理论思维模式就能被理解或解释。如关于证的理论及其建构。它同其它科学的经验层次一样，都是一定背景理论指导下的观察，从通过观察来实现从四诊到四诊合参的思维，经历了一种主客互动的关系，他既要根据眼前的客观现实资料，又要借鉴自己以往经验来校正，他还要参考别人的经验依据，并根据教科书上的一般标准来比对。但这些仍可以说是属于经验层次，在理论上还必须进一步解决证的基础理论，以及处理证与证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证的集合体系，如八纲、六经等就是其体现。如果再深入些，还要解决基础理论之间的统一，以及保持中医学核心概念与其传统文化核心概念在深层思想内涵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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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理论同其它科学理论一样，一个目的：寻找科学规律；两个世界：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三个统一：客观世界的统一，主观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科学理论说到底就是一个用语言客观的合理的反映对象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不仅要应对非常直观的经验层次，如解剖学、诊断学等，还要应对十分抽象的理论思维层次，如理论物理学、系统科学、中医学等。在经验层次上，我们可以用一些具体的客观的实物映象作为科学中用来思维、言说、书面交流的参照物而作为知识的基础，如细胞分子等，并以此作为阶梯而递进。但是在一些更为复杂对象的抽象如信息、道等我们却难以寻觅到这样的原型来予以表述，事实上在理论科学层次上，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明显带有客观标记的概念或理论模型来作为思维过程中指南的“路标”而用，而那时我们就不得不创造或由科研共同体约定一些“人造物”作为科学理论中的“坐标参考系”而用，否则我们在理论思维的过程中就会没有前进的“基础”和“方向”，并必然导致迷茫而迷失。但这并不是在虚幻中前进，这些理论之物如模型等对应着复杂的客观现实及其复杂的关系，它们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宽泛语境中的一种映象集。显然科学理论形式的不同，这既有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认识论的不同，背景理论的不同，研究目的不同等等，但终归是根于主客观两方面具体的因素不同所致，理论的不同形式则是这些综合因素汇聚而形成的产物。当我们面对着复杂的统一的生命现象(用还原论方式又对它显得无能为力时)，而又不得不对它进行理论表述，中医学等就应运而生了。而这也就是整体论模式所必然遇到的课题，但也必将产生适应整体论模式的理论模型。而这样一来必将导致对整体论模式下局部和个体的弱化和对因果关系的漠视，以至形成对还原论模式的自然抵制。相反在还原论那里，局部下的具体物质本体则是认识的基础，其因果关系则是理论的必然延伸，决定论则是其理论的终极目标。但是这种理论模式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其应用范围也是相当有限的。所以从全局看，从最终看，整体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理论模式，而还原论却不过是对整体论的补充而已，因为它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对整体的极限化认识。局部不能代表整体，一个加和体也不是整体，这也就是现代西方科学对复杂问题中的“突现”不得不进行理论思考，并把非线性问题提到一个历史未有的高度，而这些思考只不过是还原论模式在向整体论模式过渡或转型进行的理性修补而已。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会得到一个必然的结论：科学理论必然是不相同的，除了因具体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不同外，在科学理论模式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中西医学理论形式不同则是必然现象。如果我们强求采用西医学的研究方式和理论形式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为它违反了科学和科学理论的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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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科学理论的分化与多样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科学理论中也出现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分化，即一个以客观标记为主要特征的实证化知识体系；一个以统一自洽范式为主要特征的整体论知识体系，他们分别代表经验科学和理论科学的两个方向。根据这种观点，可以肯定中医学属于理论科学领域，而西医学则属于经验科学领域。所以西医学就明显具有以客观标记为主要特征的色彩，而中医学的理论建构却难以以此与其理论相匹配而与哲学观念的思辩色彩近似。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是理论思维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宽泛领域进行抽象的必然体现，而不是哲学与科学的分界。在这里仍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既或同处于理论科学领域的不同学科的科学理论也是十分不同的，比如数学、理论物理学、系统科学、中医学等就存在着在具体理论形式上迥然各异。但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标志着客观世界的统一，主观世界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在相当程度上的统一。如果把这些观点放到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则是东方科学由一到亿的演化和由同求异的认识总路线，相反西方科学则是经历了由亿至一的进化和由同求异的认识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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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在其学科中保持着连续性，但在不同学科的理论形式上却呈现一种跳跃性，而且不同学科的理论还具有五光十色的亮点，也正是这些不同学科的不同特征的理论精品而使科学理论丰富多彩。
定理：多出现在数学中，如勾股定理等。其特征是逻辑性强、术语简明性等。
定律：多出现在物理学中，如热力学三定律，牛顿力学运动定律等。其特征是广泛性、概念性、抽象性等。
原理：多出现在理论物理学中，如狭义相对论的光速不变原理，相对性原理，其特征是从最基本的事实中抽象出一些基本的道理，然后再以些推演和拓展理论。
模型：多出现在一些理论科学中，如理论物理学和系统科学。其又分为数学模型，如量子力学中的薛定谔波动方程等，理论模型如系统、信息、耗散结构等。其特征是抽象性强，运用范围广泛，反映了对象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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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理论“精品”多体现为理论模型形式，如气、太一、阴阳、五行等等。其特征是相似性、模拟性、复杂性、思辨性、统一性等。
科学理论中的精品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尤其是模型，又特别是中医学中的理论模型，由于它们具有相似性复杂性统一性等特征，因而具有系统科学的横向特征而似哲学的泛义性，也正是由于这一特征它破坏了一般科学概念内涵的特殊性指谓性色彩，但是这种理论模型的应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要受多种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对象具体性和语境性条件。象禅宗的指月公案一样，既要明指也要明月更要明用才行。也象幡动风到心动一样是一种主客合一的境界，那些指责阴阳等是自然哲学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也更不了解中医学所致。而现代理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不可言说的言说出来并使其具有时代化和国际化的特征。
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对模型理论及中医学也作了相关研究。国防科技大学 董光壁教授在研究了西方与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之后，认为李约瑟并没能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理论特征。他的结论是中国不仅有科学而是似乎也可以说有理论科学，不过它的特征不是公理论而是模型论的。模型论科学把理论看作一簇与经验同构的模型，用模型化方法表达理论，用“同构”概念来说明理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数学关系和物理关系。模型的优势在于，除部分地包括对实际观察到的现象描述外，还可以包含许多非实在因素对应的结构。模型是理论的一种逻辑演算形式，是一种理论化了的理论形式，其中的命题不一定要看成真的，但在它们的集合中必须是可逻辑推论的。运用模型可以从原始观察陈述出发，推论出尚未观察到的一些有关的命题，而这些推论的结果又可以成为新的初始命题，由此不断地去寻找越来越多的可观察性质。北京大学孙小礼教授认为模型的方法也是现代科学的核心方法。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认为中医学采用了模型的方法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模型论科学。所谓“模型”是指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是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物质模型是以某种速度、形式相似、人造或自然的模型实体去再现原型，物质模型是摸拟实验赖以进行的物质手段，思维模型是人们在头脑中创造出来的，并且运用它在思维中进行逻辑推理、数学演算和“思想实验”，可分为形象的(唯象的)模型和符号的(标志性的)模型，前者是以理想的或想象的形态去近似地反映客体，后者是借助于专门的符号、线条，并按一定的形式组合起来去描述客体。中国传统医学，从《内经》开始采用思维形式的模型法(而不采用物质模型法)，其思维模型主要有：阴阳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河洛卦象数理模型，可统称为“象数符号模型”。而以阴阳五行为最基础模型，它是中医及整个中国传统科学建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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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江博士认为：在传统知识论中一般把知识定义为“被证明为合理的真信念”。知识被描述为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承述：s知道p当且仅当：(1)p为真；(2)s相信p；(3)s有充分的理由相信p。很显然经验科学理论就符合这一知识模式。但是在梯格尔反例中“s有一个被证明是合理的但却是虚假的信念，借助于根据这个信念的推论，他正当的相信某种碰巧为真的东西，并且因此获得了一个合理的真信念，而这个信念却又不是知识”于是就产生了“知识是什么？”和“可能的知识是什么”的争论和对传统知识概念的置疑。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我们关于知识命题的信念的内容与信念之间要有因果联系”和把知识的三重定义的第三条件变成“虚拟假设p不是(是)，s不会(也会)相信p”的观点来修正，其基本点都是把确证看成是属于认识者内在的心灵活动，但是这种辩护必须要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前提并强调逻辑论证的必然性作用，但是他仍然无法避免怀疑论的诘难，说到底这是经验事实与逻辑真的关系问题，既对有关经验事实的判断不可能有逻辑的必然性问题。显然这样经历了一个强调外在客观向内在理解的转移，并不再企图去发现永恒的知识标准和终极性的知识基础。我们放弃传统的知识论，并承认知识的必要条件没有实现，我们转向信念，即把信念看成是被证明为合埋的或比其它信念得到了更多的证明并在合理信念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论。同传统的知识论一样也是在假定我们能理解一个命题并能确定性的论证命题而进行的。于是当代知识论表现为从论证在向理解的发展趋势。由此看来科学理论中的模型不是一种实证性知识或是一种确证性知识，它是一种理解性知识，它在科学理论知识体系中只是一种过河的“桥”或“船”，是一种科学理论的工具，是一种科学知识的载体，同中国文化中立象尽意得意忘象的传统一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所有的科学理论一样它们只是科研活动中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为何不执着于科学的目的而执着于此科学的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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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不复存在的经验医学论。对科学和科学理论寄于太多的厚望，或把它们看成是绝对真理化身的代表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行为，尤其是对复杂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对简单间题研究所取得的效果。只有这样科学理论才能被摆在一个合适的位子上，因此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相对于一般文化知识体系而言，它们只不过主要体现为一种专业化的色彩而己。所以那些认为中医学没有科学理论并把其知识体系归结为自然哲学是毫无道理的，尤其当我们批判了中医学是自然哲学的错误观点并确立了中医学知识体系属于科学理论的范畴后，我们应当进一步讨论中医学是经验医学的观点。经验医学或经验科学至少应表现出这样一种特征：即在其知识体系上不以理论科学的思辨特征占主导地位和以知识体系直观性客观标记性与经验性为主要特征，而中医学的特征正好与此相反，尽管中医学中也有经验知识体系，但它始终不占有在学科中的主导地位。既是这样，经验医学论还复存在么!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采取从正面批判“自然哲学”论，并顺便确立中医理论科学的地位而取消“经验医学”论的简捷所在。
正是：
登高不知高何在，
渐渐又见一山衰。
始终不渝向前进，
原来高自足下来。, 百拇医药
4.1.关于中医学是自然哲学的批判。中医学是一门科学。但是很多人由于自己的错误理解却把中医学的知识体系定性为“自然哲学”并在阉割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其贬为“经验医学”。这是一种非常流行而又十分错误的观点。产生这种错误的观点是对中医学和哲学都一知半解而又望文生义的那些人，他们缺少严谨的治学态度，更不用说其具有科学的态度了。批判这种错误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仍然不时出现在一些现代的报刊上，并俨然以一副正确者模样自居，是造成中医缺乏自信并导致学术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错误的观点已经误导了几代人并正在危害那些刚走进学校大门的年轻一代，他们不断的扩散和相互影响并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也正是这种学术氛围窒息了中医学理论创新，使理论科学工作者本应具有的思辨特长反而在畏惧“哲学思辩”的幌子下望而却步。上百年来中医学没有多少本来风格的理论医学进展，反而掉头外向扑在还原论产物的西医学中企图取得突破或意外发展，结果是违背了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反倒应了邯郸学步和南辕北辙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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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有自然哲学成份，但中医学不是自然哲学，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观点，是一种本末倒置性质的错误。但是很多人却行宋玉之辩，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故一叶障目，泰山不见。其或学识不够，或信心不足，或追赶髦，或哗众取宠，或吹毛求疵，等不一而足，其德才识皆有问题。攻讦中医，数典忘祖，是谓无德；断章取义，所论错误，是谓无才；见解不明，以讹传讹，是谓无识。这个问题就象那些奉行“中医学有不科学的成分就谓中医不科学”的推理一样，是一种主观的片面的观点，这种人为数不少，跟着一起瞎起哄的人更多。不批判这种流行错误，势必影响中医学的正确发展。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自然哲学是一个内涵尚不十分确定的概念，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国家中所指内涵差异较大，这是源于世界文化与科学尚难完全统一的原故。如《辞海》认为，拉丁文中的白然哲学多指自然科学，有时也专指物理学，牛顿名著就冠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可能是源于那个时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完全分化的原故，而该文化体系中相应的概念自然也就未完全分化。又如《辞海》认为，德文中的自然哲学在十七到十九世纪初叶指一种企图包括并代替自然科学的哲学，而恩格斯批判的正是这种哲学思潮，但他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自然辩证法学说来取代这种学科地位。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认为自然哲学是“旨在将关于自然的实际特征问题作为一个实在来进行考察，并分为物理学哲学和生物学哲学两个部门。所探究的是自然实在最基本、最广阔和最原始的特征，并作出评价。形而上学、世界观、人类学和伦理学的涵义的探究是以人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理解来决定他们在许多领域内的信念和态度为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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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哲学也是一个处于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从牛顿时代到恩格斯时代是如此，在现代也是如此。其内涵不断发生着变化，其中有地缘文化的因素，有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也有政治色彩的因素等。如我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就是直接承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而国外则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史等学科。而在二十世纪末叶我国也有向这方面发展的趋势。我国对自然哲学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也自是必然之举，这种观点扩展到中医学术界并产生负面影响也自是预料之中的事，其无非是褒义的或贬义的两大倾向。
当西方文化成为一个强势文化时，我们就不得不使用西方文化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当我们又用这些概念来反观中国文化时，就不得不在其中寻找相应的对应物，于是东方文化中的阴阳五行等就成了西方文化中自然哲学的对应物，尽管阴阳五行等并不纯粹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而在中医中离这个角色就更相去甚远了，虽然在名称上完全一样。对于这一类问题是一个类似“金银盾”的问题，看见金的一面就会说是金盾，看见银的一面就会说是银盾。其错误在于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结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看实际内容，说具体一点就是要看阴阳五行等应用中的具体语境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否则就会本末倒置，主次混淆，这样岂有不错之理。牛顿的著作虽然冠有自然哲学之名，但人们还是普遍的将其看成是自然科学著作。中医学虽然也有阴阳五行等概念，但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理论模型而运用于实践之中。既在整体上用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五的观点来把握对象，更重要的是又在其中的具体对象上不断的应用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五的观点来细化，因而逼近了我们需要认识的目标而达到了解决问题的目的，而不是从总的画面去把握自然而扮演自然哲学的角色。所以《中医新知识辞典》也认为自然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的哲学学说。它研究自然界的本原、普遍本质、基本特征及客观规律，是自然知识的哲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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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细心一点就会发现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等内容与哲学上阴阳五行等内容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当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阴阳五行等这些“精品”后，中医学事实上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次上。中医学除了在“理”上拓展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外，还在“象”和“数”方面拓展了阴阳的内容。如“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其阴阳，以别刚柔”。以及“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些内容显然不是自然哲学能涵盖得了的。又如中医学中的五行观念与哲学上的五行观念也有本质的不同，如木之性，土之性等就为五脏之性打下了伏笔。又如从五行生克到五行乘侮等也有理论上质的飞跃，不但如此，它与现代西方科学控制论的反馈原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和殊途同归之势，显然这些也与自然哲学等相去甚远。我们能根据其名同(而实异)就能以自然哲学一概而论就一棍子打死吗？这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是本本主义的错误。我们时常会因生活中碰到类似刻舟求剑的故事而笑破肚皮，而我们为何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到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观的变迁反倒视而不见，这不也是犯了一个跟刻舟求剑性质一样的错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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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不会一蹴而就，从五行休王到五行有常胜和五行无常胜的论争也就可见一斑了。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与其把阴阳五行学说看成是自然哲学，为何不把它们看成是一簇理论模型呢？在中医学术中本来就是如此操作的，为何只重其名而不重其实呢？! 自然哲学有什么不好？在牛顿时代如此，在21世纪也是如此，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还存在一个正在发展的自然哲学流派。在中国，于光远就是坛主。 恩格斯关于自然哲学的论述被很多人掐头去尾予以转载，我们只要通读全文就不会给中医学扣上自然哲学的桂冠，不过扣上了也别怕。在整个中医学各个学科体系之中需要有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的中医学哲学片段。 马克思主义是需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发展。我们今天有必要对恩格斯的自然哲学观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式的发展，因为那已是百多年以前的观念了。自然科学已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文科学那有掉队之理呢？!
我国那些指责中医学为自然哲学时，多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语录来作为理论依据。
恩格斯这段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恩格斯在讨论了三大发现即细胞，能的转化，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时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它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方式描绘出一幅自然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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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确的是，恩格斯把自然哲学的对象与目的定格为：“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一幅总的图画。”显而易见，中医学描绘的不是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或总的图画。中医学描绘的是一幅关于人体生命健康状态和或疾病状态及其识别与控制的图画。所以关于中医学是自然哲学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4.2.关于思辨的评价。我们知道，迄今为止的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科学只要不断向前发展，就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而自然哲学所担负的使命也必然不能完结，它必须又要构画新的自然界联系的图景，因而自然哲学家的境遇也必然会象画家一样应对着不断变化的境遇而进行新的构思，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就是这样不断进步的。思辨在这里也自然会有用武之地，自然哲学等发展到今天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可以认为对整个自然界的思辨那是自然哲学家的任务，而对任何具体对象的思辨那则是不同科学学科的任务，它们只是因面对的对象不同和目的不同，自然哲学才与自然科学分道而行，而思辨则是所有文化与科学产生的源泉，而不是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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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毫无疑问，这些自然哲学的时代特征，恩格斯对此作了肯定的描述。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了这段论述是恩格斯用来针对德国古典哲学而言的，或者说是针对那个时代以前的自然哲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而言的，思格斯并没有把这些确定为不可更改的或一成不变的教义，这无疑是正确的。错误的反倒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把它看成是绝对真理，把它看成是自然哲学的教义，并把它拿来针对中医学，这无疑又是一个刻舟求剑式的错误。这里既有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更有实质内容的不同。在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并没有完全分化的时代，它在人们心中是：自然哲学就是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也就是自然哲学。这从牛顿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史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而这也是无法对思辨的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作出分别的佐证。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客观的公正的评价了这种思维形式，肯定了其中的自然科学价值。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也处于一种混沌的未分化状态，当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分道扬镳之时，人们自然会从思辩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关注自然科学的实证特征，而表现出对思辨科学的厌恶。恩格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敏锐的抓住思辨对于科学的价值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其后的一些理论科学正是在这样崎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仅以思辨的特征来概括自然哲学是不完善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自然哲学发展到今天，其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对中医学不求甚解的人，那些对中医学别有用心的人想通过这一点来诋毁中医学甚至想取消中医学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其中有些人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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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然哲学的特点和中医学的特点以及上面的初步分析，我们说中医学不是自然哲学，大家还是容易接受这一点的，但对中医学的思辩特征肯定还是会心存疑虑。 对于思辩，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总是不尽一致。爱因斯坦认为：“任何理论都是思辩性的，当一个理论的基本概念(比如力、压力、质量这些概念)比较‘接近于经验’时，它的思辨特征就不可能那么容易识别出来。可是如果有这样一种理论，为了要从前提推出那些能同观察相对照的结论，需要应用繁难复杂的逻辑过程，那些对认识论分析没有经验的人，以及那些在他们所熟悉的领域里觉察不到理论思维的可靠性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都会感到厌恶”。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可以肯定的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位极擅长理论思维的科学家，也正如他本人对理性思辨的赞誉一样。可是他这种科研模式是明显的有别于西方科学研究的经典模式，以至于他的理论在初期不大为科学界所接受，而正是这位爱因斯坦对中国科学家们没有采用西方的形式逻辑体系加系统实验的研究模式也取得同样伟大成就而感到惊奇。直觉告诉我们，爱因斯坦式和中国式的研究会不会有共同的神韵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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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初步讨论了自然哲学与思辨和自然科学的大致关系后，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幻想、臆想、想像、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幻想不但是构成人文科学而且也是构成自然科学的一种能力。列宁关于幻想写道：“有人以为，只有诗人才需要幻想，这是没有理由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是需要幻想的，甚至没有它就不可能发明微积分”。幻想是最先进入科学领地的探索要素之一，.因为幻想是人类想像能力的一种形式,而这种思维能力不可避免的也要用于科学领域的探索,或者可以说成是科学的先行探索尖兵.我们且不说国外很多关于幻想与科学的美传,就以中国古代嫦娥奔月的故事到我国今天的嫦娥工程也是如此.由此看来,从幻想到想象，从想像到思维，从思维到科学。它们之间不是绝对孤立和互不相干，我们只要有效的使用这把双刃剑，它同样可成为“打造”科学的利器。
臆想是一种主观想像，就这一点来说，它同幻想一样是人类的一种想像力，如臆度、臆断，但它比幻想而言还要贴近实际对象一些，只不过主观方面的因素多一些而客观性的因素少一些罢了。世界上没有那一位科学是在完全客观的基础才去展开思维的吧，总是通过不断的思考与观察来逼近认识目的的，既或那些洞察力很强的科学家也要有多年的积累和相当的一个潜移默化过程才能一蹴而就，而不可能会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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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里奇是19世纪对想像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把幻想做了对比，认为幻想“正是从时间和空间的程序中解放出来的记忆力模式”。而把想像具有的生命力说成是发现世界的更深奥真理的道路使者。所以想像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赖勒认为，想像的活动是一种摹拟表演，中医学中的很多思维活动就是摹拟表演，或者说是叫思辨。想像、假设、幻想、摹拟、理想、模拟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也是现代中医学最有开发前景的领域，想像所能提供的不过是假设的可能真实的世界的意识，它是开辟了认识的道路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它同其它科学中的定律和原理一样，并不只是认识的终结，也是认识的一个基础或一个起点，同我国传统的立象以尽意的本质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科学品位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优劣或先进落后之分，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东方科学的不滞于象和西方科学的滞于象各有千秋，它的利或弊只能是相对于具体操作者的能力水平或知识境界及应用时等才是有意义的，离开此去抽象的谈论是一种平庸的和肤浅的见解，除了发泄一点对中医学的困惑和对无知者误导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主张想像会提供另一种真实性的人必须通过提出正当的理由或解释，来扩张想像这个词的含义。或者说，不管它反映的是精神对象还是反映物质对象，它必须是作为一种思维语言形式或理论模型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映象形式，即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说是提供了“过河”的“桥”或“船”，如禅宗的公案、易学中的法象、中医学的藏象等也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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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想像在人的意识中主要功能就是在结果真正到达之前就把它理想化。想象的另一个功能与劳动过程中必须计划自己的行动有关。马克思写道：“蜘蛛的工作与织工的工作相类似；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曾使许多以建筑师为业的人惭愧，但是最劣的建筑师都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筑师以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己经在他脑筋中把它构成”。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分清想像活动与思维活动。“想像不仅是创造种类丰富的活动产品，也是创造抽象概念产物的一个因素”。想像是现实的改造性的反映过程，理想是创造想像的特殊形式，理想的创造性取决于它的社会目的性和想像构思的广度。理想的特殊性是它不直接体现为某物。但是创造性理想所包含的思想在以后可能成为技术科学及社会改造的基础。由此看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六经、八纲等都是中国特色的理想化方法的产物，其可控的思想实验条件与西方科学中的可控的实验室实验各自独树一帜而又交相辉映，共谱世界文化与科学的乐章。
把中医学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核心概念的名词或把中医学核心概念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神韵，或者说由于高度抽象和思辨特征而产生与自然哲学不恰当的关联，尤其是对中医学、科学理论、自然哲学中思辨的不正确认识，在讨论自然哲学及思辨与中医学的正确关系之后。我们再也不会为中医学的自然哲学和思辨而感到惴惴不安，但还是要为建构新时代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新秩序而劳作，而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科学本质与特征的研究则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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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关于经验医学论。在我们分析了上面那些没有科学的对待中医学的观点之后，发现他们都是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而走向两个极端：一边是给中医学戴上一顶空洞的大帽子，讥之为“自然哲学”；另一边则是给中医学扣上一顶紧扎的小帽子，诮之为“经验医学”，一个屹立在东方的“科学巨人”竞被这帮不肖子孙涂抹得象个“文化怪物”。这些人缺少精神上的“中国脊梁”，患的是“文化侏儒”病，他们的病根都是否定中医学的“灵魂”--基础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给中医基础理论正名，确定中医学核心知识体系理所当然的成为其基础理论，其错误观念也就会象日出云散而灰飞烟没，其关于中医学是“经验医学”的流言谬语也就不攻而破了。
4.3.1.关于科学理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它是由人类努力理解自然的规则而建构的有力工具，“由人类的想象力构想出的广阔领域的系统性概念化结构。它包括关于物体和事件内在规律性的经验定律的体系；这些物体和事件既可以是所观察到的，也可以是假定的；由这些定律所提出的结构并设计用科学的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事物”。我们不难发现，中医学中既有大量的可以观察到的客观事实以及关于它们的内在规律性的经验体系，也有大量人工假设体系以及按照中医学理论思维模式就能被理解或解释。如关于证的理论及其建构。它同其它科学的经验层次一样，都是一定背景理论指导下的观察，从通过观察来实现从四诊到四诊合参的思维，经历了一种主客互动的关系，他既要根据眼前的客观现实资料，又要借鉴自己以往经验来校正，他还要参考别人的经验依据，并根据教科书上的一般标准来比对。但这些仍可以说是属于经验层次，在理论上还必须进一步解决证的基础理论，以及处理证与证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证的集合体系，如八纲、六经等就是其体现。如果再深入些，还要解决基础理论之间的统一，以及保持中医学核心概念与其传统文化核心概念在深层思想内涵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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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理论同其它科学理论一样，一个目的：寻找科学规律；两个世界：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三个统一：客观世界的统一，主观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科学理论说到底就是一个用语言客观的合理的反映对象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不仅要应对非常直观的经验层次，如解剖学、诊断学等，还要应对十分抽象的理论思维层次，如理论物理学、系统科学、中医学等。在经验层次上，我们可以用一些具体的客观的实物映象作为科学中用来思维、言说、书面交流的参照物而作为知识的基础，如细胞分子等，并以此作为阶梯而递进。但是在一些更为复杂对象的抽象如信息、道等我们却难以寻觅到这样的原型来予以表述，事实上在理论科学层次上，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明显带有客观标记的概念或理论模型来作为思维过程中指南的“路标”而用，而那时我们就不得不创造或由科研共同体约定一些“人造物”作为科学理论中的“坐标参考系”而用，否则我们在理论思维的过程中就会没有前进的“基础”和“方向”，并必然导致迷茫而迷失。但这并不是在虚幻中前进，这些理论之物如模型等对应着复杂的客观现实及其复杂的关系，它们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宽泛语境中的一种映象集。显然科学理论形式的不同，这既有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认识论的不同，背景理论的不同，研究目的不同等等，但终归是根于主客观两方面具体的因素不同所致，理论的不同形式则是这些综合因素汇聚而形成的产物。当我们面对着复杂的统一的生命现象(用还原论方式又对它显得无能为力时)，而又不得不对它进行理论表述，中医学等就应运而生了。而这也就是整体论模式所必然遇到的课题，但也必将产生适应整体论模式的理论模型。而这样一来必将导致对整体论模式下局部和个体的弱化和对因果关系的漠视，以至形成对还原论模式的自然抵制。相反在还原论那里，局部下的具体物质本体则是认识的基础，其因果关系则是理论的必然延伸，决定论则是其理论的终极目标。但是这种理论模式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其应用范围也是相当有限的。所以从全局看，从最终看，整体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理论模式，而还原论却不过是对整体论的补充而已，因为它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对整体的极限化认识。局部不能代表整体，一个加和体也不是整体，这也就是现代西方科学对复杂问题中的“突现”不得不进行理论思考，并把非线性问题提到一个历史未有的高度，而这些思考只不过是还原论模式在向整体论模式过渡或转型进行的理性修补而已。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会得到一个必然的结论：科学理论必然是不相同的，除了因具体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不同外，在科学理论模式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中西医学理论形式不同则是必然现象。如果我们强求采用西医学的研究方式和理论形式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为它违反了科学和科学理论的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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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科学理论的分化与多样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科学理论中也出现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分化，即一个以客观标记为主要特征的实证化知识体系；一个以统一自洽范式为主要特征的整体论知识体系，他们分别代表经验科学和理论科学的两个方向。根据这种观点，可以肯定中医学属于理论科学领域，而西医学则属于经验科学领域。所以西医学就明显具有以客观标记为主要特征的色彩，而中医学的理论建构却难以以此与其理论相匹配而与哲学观念的思辩色彩近似。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是理论思维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宽泛领域进行抽象的必然体现，而不是哲学与科学的分界。在这里仍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既或同处于理论科学领域的不同学科的科学理论也是十分不同的，比如数学、理论物理学、系统科学、中医学等就存在着在具体理论形式上迥然各异。但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标志着客观世界的统一，主观世界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在相当程度上的统一。如果把这些观点放到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则是东方科学由一到亿的演化和由同求异的认识总路线，相反西方科学则是经历了由亿至一的进化和由同求异的认识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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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在其学科中保持着连续性，但在不同学科的理论形式上却呈现一种跳跃性，而且不同学科的理论还具有五光十色的亮点，也正是这些不同学科的不同特征的理论精品而使科学理论丰富多彩。
定理：多出现在数学中，如勾股定理等。其特征是逻辑性强、术语简明性等。
定律：多出现在物理学中，如热力学三定律，牛顿力学运动定律等。其特征是广泛性、概念性、抽象性等。
原理：多出现在理论物理学中，如狭义相对论的光速不变原理，相对性原理，其特征是从最基本的事实中抽象出一些基本的道理，然后再以些推演和拓展理论。
模型：多出现在一些理论科学中，如理论物理学和系统科学。其又分为数学模型，如量子力学中的薛定谔波动方程等，理论模型如系统、信息、耗散结构等。其特征是抽象性强，运用范围广泛，反映了对象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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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理论“精品”多体现为理论模型形式，如气、太一、阴阳、五行等等。其特征是相似性、模拟性、复杂性、思辨性、统一性等。
科学理论中的精品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尤其是模型，又特别是中医学中的理论模型，由于它们具有相似性复杂性统一性等特征，因而具有系统科学的横向特征而似哲学的泛义性，也正是由于这一特征它破坏了一般科学概念内涵的特殊性指谓性色彩，但是这种理论模型的应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要受多种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对象具体性和语境性条件。象禅宗的指月公案一样，既要明指也要明月更要明用才行。也象幡动风到心动一样是一种主客合一的境界，那些指责阴阳等是自然哲学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也更不了解中医学所致。而现代理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不可言说的言说出来并使其具有时代化和国际化的特征。
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对模型理论及中医学也作了相关研究。国防科技大学 董光壁教授在研究了西方与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之后，认为李约瑟并没能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理论特征。他的结论是中国不仅有科学而是似乎也可以说有理论科学，不过它的特征不是公理论而是模型论的。模型论科学把理论看作一簇与经验同构的模型，用模型化方法表达理论，用“同构”概念来说明理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数学关系和物理关系。模型的优势在于，除部分地包括对实际观察到的现象描述外，还可以包含许多非实在因素对应的结构。模型是理论的一种逻辑演算形式，是一种理论化了的理论形式，其中的命题不一定要看成真的，但在它们的集合中必须是可逻辑推论的。运用模型可以从原始观察陈述出发，推论出尚未观察到的一些有关的命题，而这些推论的结果又可以成为新的初始命题，由此不断地去寻找越来越多的可观察性质。北京大学孙小礼教授认为模型的方法也是现代科学的核心方法。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认为中医学采用了模型的方法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模型论科学。所谓“模型”是指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是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物质模型是以某种速度、形式相似、人造或自然的模型实体去再现原型，物质模型是摸拟实验赖以进行的物质手段，思维模型是人们在头脑中创造出来的，并且运用它在思维中进行逻辑推理、数学演算和“思想实验”，可分为形象的(唯象的)模型和符号的(标志性的)模型，前者是以理想的或想象的形态去近似地反映客体，后者是借助于专门的符号、线条，并按一定的形式组合起来去描述客体。中国传统医学，从《内经》开始采用思维形式的模型法(而不采用物质模型法)，其思维模型主要有：阴阳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河洛卦象数理模型，可统称为“象数符号模型”。而以阴阳五行为最基础模型，它是中医及整个中国传统科学建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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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江博士认为：在传统知识论中一般把知识定义为“被证明为合理的真信念”。知识被描述为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承述：s知道p当且仅当：(1)p为真；(2)s相信p；(3)s有充分的理由相信p。很显然经验科学理论就符合这一知识模式。但是在梯格尔反例中“s有一个被证明是合理的但却是虚假的信念，借助于根据这个信念的推论，他正当的相信某种碰巧为真的东西，并且因此获得了一个合理的真信念，而这个信念却又不是知识”于是就产生了“知识是什么？”和“可能的知识是什么”的争论和对传统知识概念的置疑。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我们关于知识命题的信念的内容与信念之间要有因果联系”和把知识的三重定义的第三条件变成“虚拟假设p不是(是)，s不会(也会)相信p”的观点来修正，其基本点都是把确证看成是属于认识者内在的心灵活动，但是这种辩护必须要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前提并强调逻辑论证的必然性作用，但是他仍然无法避免怀疑论的诘难，说到底这是经验事实与逻辑真的关系问题，既对有关经验事实的判断不可能有逻辑的必然性问题。显然这样经历了一个强调外在客观向内在理解的转移，并不再企图去发现永恒的知识标准和终极性的知识基础。我们放弃传统的知识论，并承认知识的必要条件没有实现，我们转向信念，即把信念看成是被证明为合埋的或比其它信念得到了更多的证明并在合理信念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论。同传统的知识论一样也是在假定我们能理解一个命题并能确定性的论证命题而进行的。于是当代知识论表现为从论证在向理解的发展趋势。由此看来科学理论中的模型不是一种实证性知识或是一种确证性知识，它是一种理解性知识，它在科学理论知识体系中只是一种过河的“桥”或“船”，是一种科学理论的工具，是一种科学知识的载体，同中国文化中立象尽意得意忘象的传统一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所有的科学理论一样它们只是科研活动中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为何不执着于科学的目的而执着于此科学的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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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不复存在的经验医学论。对科学和科学理论寄于太多的厚望，或把它们看成是绝对真理化身的代表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行为，尤其是对复杂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对简单间题研究所取得的效果。只有这样科学理论才能被摆在一个合适的位子上，因此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相对于一般文化知识体系而言，它们只不过主要体现为一种专业化的色彩而己。所以那些认为中医学没有科学理论并把其知识体系归结为自然哲学是毫无道理的，尤其当我们批判了中医学是自然哲学的错误观点并确立了中医学知识体系属于科学理论的范畴后，我们应当进一步讨论中医学是经验医学的观点。经验医学或经验科学至少应表现出这样一种特征：即在其知识体系上不以理论科学的思辨特征占主导地位和以知识体系直观性客观标记性与经验性为主要特征，而中医学的特征正好与此相反，尽管中医学中也有经验知识体系，但它始终不占有在学科中的主导地位。既是这样，经验医学论还复存在么!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采取从正面批判“自然哲学”论，并顺便确立中医理论科学的地位而取消“经验医学”论的简捷所在。
正是：
登高不知高何在，
渐渐又见一山衰。
始终不渝向前进，
原来高自足下来。,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