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横财，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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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今年实施的医保新政为美国市场上各制药巨头们带来了滚滚财源，但由联邦政府所引导的社会医保制度何去何从依然是个未知数。在国会，两党为各类医保制度改革法案开展了一场又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图为包括美国副总统切尼(右一)在内的数名国会政要进入参议院。
D计划，美国药业的“盛餐”
毋庸置疑，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美国的医保新政D计划已经成为促进药品销售增长的重要助推剂。
虽然美国是全球经济总量最高的国家，但由美国政府主管的社会医疗保障问题似乎一直乏善可陈。
在美国，大多数人的医疗保险问题通过各种商业化的医疗保险组织解决，只有被视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低收入者的医疗费用才被纳入到政府所主导的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与医疗困难补助制度(Medicaid)。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在一开始并没有考虑到要对参保对象的昂贵处方药进行经济补贴，因为在这项制度建立之时美国处方药支出微乎其微。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美国人每年消费处方药的总量高达2500亿美元，婴儿潮时代出生的美国人进入老年时代又加速了整个美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从而推动了一项新的老年人医保处方药受益计划，即D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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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新政D计划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为老年人支付大部分的医药费用，目前约有90%的美国老年人加入了这一计划，因而这项计划赢得了大部分老年人的支持与好感。
不过，医保改革提高老年人药品消费支付能力的最大赢家并非是这数千万的美国老人，而是整个医药产业。医保新政归根结底是提高美国贫穷的老年人群的支付能力，而这些人恰恰是药品消费的主力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美国的老年人有了负担药品开支能力之时，一直将美国作为医药营销主战场的全球各制药巨头也就挖到了金矿。
今年第三季度各大制药巨头的业绩状况颇能验证这一问题。除了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头号产品波利维与默克公司曾经的头号产品舒降之因遭遇仿制药竞争而影响业绩之外，大多数制药巨头们还是获得了较满意的业绩增长(见图表)。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每个制药巨头的销售额增长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美国的医保新政已经成为促进药品销售增长的重要助推剂。
, 百拇医药 分析家们普遍认为，一旦那些低收入者拥有了对昂贵的专利处方药的支付能力，美国制药巨头们得到的回报将相当可观。由于医保新政D计划并不直接由政府机构管理，更多是通过政府授权商业医保机构对这些美国老人的用药费用实施管理，由此相比较而言，医保新政D计划中的药品价格要高于联邦机构过去的社会医保计划中的药品价格。当然，所有的老年人购药费用最终都由政府财政支出，换言之，是美国的纳税人为制药巨头们带来了一笔横财。
与此同时，大约有650万原先受益于美国医疗困难补助制度(资助对低收入居民实行部分免费医疗服务的美国社会医保形式)的老年低收入者如今也改为实施D计划。在医疗困难补助制度实施过程中，美国联邦或州政府是药品的直接买家，它们往往对药品价格实施了严格的监控，并要求制药企业提供一定的折扣，而D计划仅仅是纳税人买单私营医保企业管理的模式，由此，D计划中的药品价格将普通高于医疗困难补助制度，制药巨头们再次从这650万美国低收入老人中获得一笔意外之财。
造成D计划药价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联邦政府被禁止在采购D计划用药时进行价格谈判，而这正是2003年美国国会就D计划立法时明确规定的。由于当时的美国国会由共和党把持，而这些向来被视为制药界的“政治盟友”们最终通过了有利于制药产业的法案。联邦政府最终被排斥在药价谈判桌之外，美国老年人的用药价格最终为制药巨头与大大小小的商业医保公司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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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D计划实施以来，美国制药行业普遍提高了专利药的批发价，涨幅约在3.6%左右。即便最终的用药价格依然是每个商业医保公司与制药企业谈判的结果，但在很多情况下，这650万美国医疗困难补助制度的原先受益者的实际用药开支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增长。据药物经济学家计算，原先美国联邦与州政府每年为这650万人支付的医疗补贴在140亿美元左右，但在医保D计划实施之后，这笔费用可能增至175亿美元。
目前，D计划到底能为制药企业带来多大的业绩增长还没有确实的数据，但D计划所带来的销售拉动作用已经随处可见——今年第一季度，葛兰素史克公司的抗癫痫药利必通(拉莫三嗪)销售增长了33%，达到3.05亿美元；阿斯利康公司精神病治疗用药思瑞康(喹硫平)销售增长29%，达到5.90亿美元；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抗凝血药物波利维销售增长26%，达到8.50亿美元。美国保德信证券集团的一名制药分析师认为，D计划可能使13个专利药今年新增20亿美元的收入。
“盛餐”难续，制药企业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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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制药产业还在享受2006年的这个新增长点时，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这样的“医保盛餐”还能持续多久？制药企业应当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规划以应对医保制度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
在美国政界，关于政府出面平抑医疗费用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就努力通过各种联邦或州医保计划获得药品折扣。在今年中期选举民主党重新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之后，关于控制药价的辩论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国会可能再将进口廉价药品合法化，可能立法建立类似于欧洲或加拿大的药品定价体系，甚至可能政府直接出面管制药品价格。不过，迄今为止，这一切还仅仅停留在口头。
为什么如今美国的药价问题会变得千夫所指？为什么当美国的药品消费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40%之时，其药品价格体系却显得如此脆弱？
答案或许正在于巨额的美国药品消费额与社会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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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刚刚建立社会医保体系之时，这些社会医保受益者的药费开支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到了2010年，预计药品开支将占美国政府为老年人与低收入者支付的所有医疗费用的37%，而美国私营医保公司为其参保者支付的医疗费用中处方药开支将会达到39%。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政府成为所有“弱势群体”保护者而成为药品的采购者之时，制药企业们将从此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客户。虽然目前政府还受法律所限，无法与药厂直接就价格问题进行谈判，但制药企业的确需要为药价被控制做好准备。
事实上，政府控制价格在美国并不是没有先例。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抑制社会医保受益者诊断费用增长过快，当时的美国联邦政府曾经对一系列的医疗服务亮出政府报价，从而平抑了社会医保资金的过快开支。
美国医药市场上的每一个制药巨头的确需要一个长期的战略性考虑，以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价格控制，即便现在政府干预药价实施与否以及何时实施依然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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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价控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前，制药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并非无所作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全有机会预防未来的危机。
第一，重视并支持数据整合。帮助一些数据采集与分析机构对遍布全美的各药店、医疗机构和医保机构的医疗、用药数据进行统计，从而帮助各企业雇主、医保计划以及联邦政府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健康分析以及医疗干预评估。由于药物治疗历来是所有治疗方案中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因此这一做法有利于从宏观的层面上引导美国联邦医保管理机构作出有利于保持药价的决定。
第二，为医保计划适度增加折扣。一旦政府获得了谈判药价的权力，未来此类谈判完全可能越来越激烈。不过，制药企业应该意识到，随着社会老龄化与政府对国民医疗事务介入程度的加深，每个政府的医疗计划规模都可能越来越大，制药企业涉入这些计划也会水涨船高地获得更多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制药企业应当更积极介入到这些政府采购的医疗计划中，同时适度增加供应药品的折扣，从而取悦于新医保模式下的这个最大采购者。
与此同时，一个适度的高折扣也将有利于制药企业在医疗界与病人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应当是相当聪明而重要的举动，更何况依靠“薄利多销”的方式增加销售额与利润历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古老的商业促销方式。
没有人能预测美国联邦政府主导的社会医保制度未来将是什么样，但也没有人会怀疑这个社会医保制度仍将进行更深层面的改革。为此，当美国的制药巨头们享受了新医保为它们带来的滚滚金钱之时，也不得不为未来的变化做好新准备与新战略。, http://www.100md.com(本报特约撰稿人 黄东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