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之耻与仁术之痛
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华佗故事虽是正史与传说相参，医学与文学融合，却更加至情至性、至善至美。“华佗再世”、“元化重生”是老百姓对精诚大医由衷的赞美，“青囊”还成为中医的别称。然而近来不断有另类的声音在互联网、报刊流传开来。如有人认为，入仕做官才是华佗的人生目标，从医只是“业余爱好”，华佗有孤傲矜技的瑕疵，其死责任不全在曹操，在于自己“恃能求官爵，惨遭杀身祸”；而且作为军医请假回家、超期不返，犯了军纪法规，是“无良神医”。这些人断章取义，立异标新，虽无法否认华佗作为“神医”之卓越成就，却横加指责其道德“无良”，似乎是从学术研究出发，其实缺乏确切史料佐证，哗众取宠。华佗一再受到恶搞、诬陷和攻击，发生于医患关系失谐、以及“取消中医”的沉渣泛起的今天，不能不引起严重关注与深刻反思。
从《华佗传》说起
《华佗传》的版本，一是见于陈寿《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一是见于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两篇各有这样的记述：
, http://www.100md.com
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
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
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
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陈寿《三国志·魏书·方技传》)
好像都是说：华佗不愿作医生，而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时刻在寻找走上仕途的机会，因为恃才傲物，而惹怒了曹操。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也断言：“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莫非华佗在品德上真有若干缺陷？华佗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我们不禁要问：华佗果真“性恶”吗？他为何“耻”以医见业？他究竟“悔”什么？“厌”什么？华佗之死谁之罪？给我们怎样的警示？
华佗为何“耻”以医见业？
, 百拇医药
华佗不是说无意于仕途的吗？难道不应朝廷征召只是作秀？当医生理应正遂所愿，耻从何来呢？
联系上下文，“佗之绝技，皆此类也。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这句话在范晔《华佗传》中是在“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之后。对照陈寿《华佗传》“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句也是在“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之后。显然，华佗之“耻”与曹操之召有关。华佗引以为耻的，非为“医”，而是“常在曹操左右之侍医”。
侍医供人使唤，形同仆役，奈英雄无用武之地，郁郁难得意，闷闷不自由，虽能依附权贵，却非华佗理想。士人追求的是精神上的通达，而非声名、地位的显赫，遭受胁迫，华佗以为耻。如此而已。
华佗“悔”什么？“厌”什么？
华佗无意仕途而专事医药，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既然认定了自己的选择，就该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可是华佗“悔”了。“悔”什么呢？悔不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士人，悔困于曹营被蔑视为桀骜不驯的“小人”、“鼠辈”，悔不能尽普救天下苍生之责。陈寿谓“佗恃能厌食事”，“厌食事”即厌恶食俸禄事奉曹操，厌的是做曹操的侍医，而非厌的是行医。华佗的“耻”、“悔”、“厌”是完全一致的。他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士可杀而不可辱，为了崇高的医学理想甚至不惜献出生命。
, 百拇医药
华佗之死谁之罪？
华佗既治权贵，亦疗贫贱，对曹操虽无谄媚之举，但也尽心尽力，当曹操“得病笃重”时，华佗认为：“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医家并非神仙，至今也不能包医百病，但曹操对“恒事攻治”失去了耐心，极端不信任、情绪化地认为，华佗借医治疑难病症而企求攫取重金、抬高身价，故意不为他去除病根。
曹操不仅多疑，而且暴虐。在曹操眼里，华佗不过是一介方士，连名士都不是。曹操虽然知道华佗医术高明，但名医多多，除华佗外，“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非但毫不足惜，鄙薄之意更溢于言表。扁鹊曾提出“六不治”，首列“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华佗怎能不倍感压抑和失意，而“耻”而“悔”。也许他已经料到迟早会因业医之“过”而遭非命。
华佗之耻是医学之耻。华佗之死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是医学的悲哀。
反思贬损华佗
, 百拇医药
世界各民族的传说中都有医学之神，寄托着人类对生命健康的永恒向往、对苍生大医的虔诚礼赞。最为著名的如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之子阿斯克勒庇俄斯。作为历史人物的华佗也在民间传说、小说家言、方志典籍的众星捧月中成为中国的医学之神。也许不必神化华佗，但有些人借反对造神、还华佗本来面目之口而竭力妖魔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瑕斑，遮其光辉，则是我们不能听之任之的。因为贬损华佗意恐不止于“焚琴煮鹤，暴殄天物”。
当前医疗纠纷一触即发，医患关系失谐，患者抱定医德滑坡、白衣天使俱成含灵巨贼，任凭医者深心凄怆，不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稍有不满，即刻变脸，怀疑在先，暴虐在后，患者随时有可能变成“曹操”，面对失谐的执业环境，有些医生难免会消极、沉闷、“其意自悔”，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自虑吉凶，明哲保身。恶劣的医患关系必定使医患双方都得到伤害，阻碍了医学的进步。
郁达夫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大医昭日月，青囊惠神州。任凭喧嚣鼓噪，郑声难乱雅乐，华佗医道将永远闪耀在祖国医学辽阔的星空。, http://www.100md.com(朱杰 江苏省兴化市中医院)
从《华佗传》说起
《华佗传》的版本，一是见于陈寿《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一是见于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两篇各有这样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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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
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
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
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陈寿《三国志·魏书·方技传》)
好像都是说：华佗不愿作医生，而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时刻在寻找走上仕途的机会，因为恃才傲物，而惹怒了曹操。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也断言：“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莫非华佗在品德上真有若干缺陷？华佗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我们不禁要问：华佗果真“性恶”吗？他为何“耻”以医见业？他究竟“悔”什么？“厌”什么？华佗之死谁之罪？给我们怎样的警示？
华佗为何“耻”以医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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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不是说无意于仕途的吗？难道不应朝廷征召只是作秀？当医生理应正遂所愿，耻从何来呢？
联系上下文，“佗之绝技，皆此类也。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这句话在范晔《华佗传》中是在“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之后。对照陈寿《华佗传》“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句也是在“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之后。显然，华佗之“耻”与曹操之召有关。华佗引以为耻的，非为“医”，而是“常在曹操左右之侍医”。
侍医供人使唤，形同仆役，奈英雄无用武之地，郁郁难得意，闷闷不自由，虽能依附权贵，却非华佗理想。士人追求的是精神上的通达，而非声名、地位的显赫，遭受胁迫，华佗以为耻。如此而已。
华佗“悔”什么？“厌”什么？
华佗无意仕途而专事医药，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既然认定了自己的选择，就该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可是华佗“悔”了。“悔”什么呢？悔不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士人，悔困于曹营被蔑视为桀骜不驯的“小人”、“鼠辈”，悔不能尽普救天下苍生之责。陈寿谓“佗恃能厌食事”，“厌食事”即厌恶食俸禄事奉曹操，厌的是做曹操的侍医，而非厌的是行医。华佗的“耻”、“悔”、“厌”是完全一致的。他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士可杀而不可辱，为了崇高的医学理想甚至不惜献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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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之死谁之罪？
华佗既治权贵，亦疗贫贱，对曹操虽无谄媚之举，但也尽心尽力，当曹操“得病笃重”时，华佗认为：“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医家并非神仙，至今也不能包医百病，但曹操对“恒事攻治”失去了耐心，极端不信任、情绪化地认为，华佗借医治疑难病症而企求攫取重金、抬高身价，故意不为他去除病根。
曹操不仅多疑，而且暴虐。在曹操眼里，华佗不过是一介方士，连名士都不是。曹操虽然知道华佗医术高明，但名医多多，除华佗外，“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非但毫不足惜，鄙薄之意更溢于言表。扁鹊曾提出“六不治”，首列“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华佗怎能不倍感压抑和失意，而“耻”而“悔”。也许他已经料到迟早会因业医之“过”而遭非命。
华佗之耻是医学之耻。华佗之死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是医学的悲哀。
反思贬损华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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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民族的传说中都有医学之神，寄托着人类对生命健康的永恒向往、对苍生大医的虔诚礼赞。最为著名的如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之子阿斯克勒庇俄斯。作为历史人物的华佗也在民间传说、小说家言、方志典籍的众星捧月中成为中国的医学之神。也许不必神化华佗，但有些人借反对造神、还华佗本来面目之口而竭力妖魔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瑕斑，遮其光辉，则是我们不能听之任之的。因为贬损华佗意恐不止于“焚琴煮鹤，暴殄天物”。
当前医疗纠纷一触即发，医患关系失谐，患者抱定医德滑坡、白衣天使俱成含灵巨贼，任凭医者深心凄怆，不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稍有不满，即刻变脸，怀疑在先，暴虐在后，患者随时有可能变成“曹操”，面对失谐的执业环境，有些医生难免会消极、沉闷、“其意自悔”，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自虑吉凶，明哲保身。恶劣的医患关系必定使医患双方都得到伤害，阻碍了医学的进步。
郁达夫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大医昭日月，青囊惠神州。任凭喧嚣鼓噪，郑声难乱雅乐，华佗医道将永远闪耀在祖国医学辽阔的星空。, http://www.100md.com(朱杰 江苏省兴化市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