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时报年底巨献：医生患者互掏心里话
2007年很快就要到了。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医疗改革浮出水面、平价医院开始在各地兴办、社区医院得到重视、药价再次下调、医疗广告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细数医疗卫生领域的种种大事，我们发现，“医患关系”依然是大家最为关注、也最有体会的一个话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其作为今年最后一期的主题，与搜狐网合作推出了大型网上直播节目：医患面对面。
直播于12月18日晚进行。医方代表有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助理高海鹏和北京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宋海涛，与他们面对面的患者代表是4位热心网友。现场的热烈气氛出乎我们意料，更让人感觉到医患关系的重要以及双方交流的必要。我们摘录了其中一些精彩发言，希望对广大读者有所借鉴。
现在的医患关系最不好
王拥军：到今年，我做医生就24年了。这么多年来，医患关系最不好的时候就是现在：医生很委屈，患者也伤心，都不满意，包括政府对现状也不是很满意，这就是中国医疗目前的状况。其实，医患之间的争执、摩擦每天都会有，但以前更多是因为医疗质量，现在主要和费用有关。原来个人负担少，医患关系非常好；现在个人负担比例越来越高，大家都希望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而后者有时又达不到要求，矛盾就产生了。医疗保障体制不能保证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需求，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技术水平、再好的设施都用不上，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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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鹏：医患关系本应是和谐的：病人为了康复，医生希望治好病，目标一致。但是目前，医患关系确实不太和谐。
网友：我觉得医患关系最关键的是沟通不够，各说各话。我认为应该倡导患者和医生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医患之间缺少信任
宋海涛：经常有患者自己带设备，记录下整个行医过程，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信任医生的做法，很反感。看医生是为了把病治好，而不是看医生说话怎么样。医生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一点错都没有。如果患者拿着摄像机或录音机来看病，会给医生很大压力。
网友：我觉得这是对医疗信任感的缺失。我小时候在农村，乡村诊所的大夫可能跟患者认识，一般不会开很多药或采取不适当的医疗手段，一般都比较务实。上次看一个报道，也谈到一些大企业有厂办医院，这种医院与患者的诚信关系不一样。现在的医院就像流水作业，看完就算，没指望患者得病后再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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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海涛：作为医生，我非常希望病人能够康复，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过来。我希望他能进行全程治疗，而不是像刚才说的流水作业。流水作业不利于医生事业的发展，对病人也没有好处。每个医生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如果一个病人换了十个八个医生，对他来讲并不好。如果信任一个医生，就应该反复看这个医生，这对康复非常有好处。
王拥军：医疗的关键在于对机构的信任。你对某家医院不信任，就不要选择它。
医生无法对每一个人微笑
网友：宋大夫说的是好医生的想法。有些医生一上午看70个病人，怎么保证他们都有这样的医德？我上次看病，医生看都没看我几眼，我怎么还会来找他复诊？
高海鹏：这位网友说的是事实。一个医生一上午看10个病人很从容，但实际上可能有40多个病人等着，不快不行。很多三级医院医疗资源有限，需求却很多——有谁愿意一上午看六七十个病人，弄得头昏脑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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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我一直想问：100个患者里，有多少根本用不着挂专家号？
王拥军：一半以上。我们现在的医疗资源利用非常不合理。舆论给医生的压力是来了就得看，不能限号。我上周四出门诊，看了12个病人，出来又碰上一个老先生。他说等了我3个星期，没办法，我只能给他看完。我想这种压力来自中国的医疗体制，绝对不是医患矛盾。我们的有些患者，本来只是小病、症状很轻，也要找专家，我不理解：5毛钱就能解决的，为什么还要花200块钱看专家号——中国再穷，老百姓看病时都要找最好的医生、到最好的医院，这是整个医疗体制造成的。
网友：我今天感冒得很厉害，但我不愿意去大医院，而是选择去社区医院。大医院的医生不愿意跟你交流，觉得这个病小，不当回事，开一点口服药就完了。我知道，看有些病只需要很短时间，但还是觉得有时医生很仓促。为什么？就是因为医生自始至终没抬头看我，让人觉得他很急，或者不当回事。
高海鹏：如果总是一上午看六七十个病人，医生可能连沟通的意愿都没有了。医生也跟患者一样是普通人，不能要求他1分钟、5分钟看一个病人，还要一直微笑，这样的话只能肌肉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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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医生不怕患者提问
网友：但我了解到，还是有很多医生不好好跟患者沟通。一个网友做了12年透析，各地都去过，积累了很多经验，喜欢跟医生探讨，但有的医生就很不高兴——这反映出医生当中有很多人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患者有权了解自己的病，医生不要反感。我也希望各位在你们医院里多带头，让医生都能平心静气地对待患者的疑问。
宋海涛：我不怕病人提问题。我遇到的病人基本都会问：吃了这药是不是就好了，有没有副作用，手术能保证不出问题吗……这很常见。什么叫沟通，就是病人提问，我去想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怎么让他理解。比如说他问“手术能保证不出问题吗”，我就要说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其实，患者提了这些问题，反而能沟通得更好。
网友：在看病过程中，我遇到过两三次医生说“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开点药就行了”。作为患者，我确实想把自己的病了解得更清楚，哪怕很严重，说了也就塌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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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海涛：我记得年轻时看病，医生占绝对优势，经常会说不好听的话。现在的医生态度反而好一些。医生要充分尊重患者，这是前提。我遇到过一个大夫，说话很不客气，病人也跟着不客气，两句话说完就要拿病历走人，结果打了起来。充分尊重患者是良好医德、修养的体现。反过来，作为患者，要求医生有修养是必要的。如果医生真的说出不合适的话，那就不要看了，因为他不具备当医生的资格。
药价不是医院定的
网友：说起医德，我想到今年大家都在说的商业贿赂问题。从患者角度来讲，一个医生给我开很多药，我会觉得他肯定是为了拿回扣。而且，我觉得小医院根本拿不到回扣，做药的都盯着大医院，一级、社区医院没有医药代表。
王拥军：我先说一个观点：收入低不是拿回扣的理由。在我接触的医生中，没有人因为利益驱使给病人用了不该用的药。回扣肯定存在，如果不存在，国家就不用治理商业贿赂。回扣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有关部门批药的时候，同一个药批了10个厂家，他们之间的竞争就可能带来回扣问题。美国只有6家药品零售商，我国却有2万多家，争来争去全是暗箱操作，太混乱了。另外一个问题是药品虚高定价，中间利润太高了。但是，定价的是有关部门，不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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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我认为患者应该有选药的权利。我研究过药，比如斯达舒一盒卖20块钱，同样的药大多2元、1.5元。我就不信药效差那么多倍!不同的病人应该选择不同的药，比如我经济收入还行，就可以用20块钱的药，但如果我很穷，那就限制在2块钱以内。
王拥军：药品是极特殊的商品，患者不能自行选择，否则会带来麻烦。就拿阿司匹林为例，一个小厂家的阿司匹林，吃一天可能吸收10%，大公司的贵几倍，但吸收效果也好得多。最关键的时候用最好的武器，如果病到了急性期，医生不可能跟你商量。
宋海涛：比如治疗一个病人，有各个档次的药，如果我知道他没钱，就会问他，这类药很贵，你能承受吗？如果药的价格一天超过100块，我就会跟病人讲。但是抢救病人的时候，我不会管这些，什么药管用就用什么。抢救病人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不可能为了省钱，很大的手术拿青霉素来预防感染。这是平衡关系，绝大多数医生不会因为一个药有什么利益才去用它，而是这个药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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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纠纷，医院更愿打官司
网友：我想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患者看病时带摄像机和录音机？主要是医疗服务质量本身没有监控。就像最近出现医闹，也是因为长期没有监控，我说是医生治死的，医生说不是我治死的，没有东西证明。患者带摄像机，我觉得就是想留一个证据，以防出问题。
王拥军：我觉得医疗记录是很完善的。根据国家规定，门诊病历保存30年，住院病历50年；每一张化验单、检查单都不能遗漏。我管医疗，非常希望遇到纠纷时，受害者从一开始就求助于法律，借助第三方医疗鉴定。医院如果遗漏记录，官司不用打，输的肯定是医院——证据丢了，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我是全国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专家从内心偏袒医院。医疗鉴定可以重复做，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偏袒同一个医方。
网友：病人找医闹一是图快，二是希望多获得赔偿。我觉得出了事故，医方还是希望尽量隐藏，而患者摸不着门，找不到专业的人搜集证据，求助法律的比例就不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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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拥军：医闹每周都能遇到，说到底还是对法律的认识不够。有些患者觉得通过私了的方式能获得更多赔偿，其实这种行为扰乱了医疗秩序。医闹都是为了钱才来的，没有谁是为了公正。如果为了公正，我们有司法。医院不会隐瞒医疗事故，出了事有人惩罚我们，这对提高医疗质量有好处。从医院角度讲，出了医疗纠纷，我希望进行第三方鉴定，这么做更有帮助。
高海鹏：当你劝患者走第三方鉴定或法律途径时，80%—90%的人不走，就要跟你闹。医患纠纷本质是民事纠纷，当双方达不成共识，只能走第三方鉴定。为什么大部分患者不肯走，还是对司法没信心，对人际关系没信心。
医患矛盾映射整个社会
网友：听了专家的话，我确实觉得以前的一些认识过于主观。希望以后的医患交流都能做到“各取所需”。
高海鹏：管了7年的医患关系，我想说，它是现代社会复杂人际关系的一部分，要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待它。现在的商家跟顾客之间关系好吗？我不觉得，可是相关讨论的激烈程度怎么也比不上医患关系，为什么？因为后者涉及到人的生命。我买了本书，错别字多，我下次不买这家出版社的。但医患之间出了问题，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为什么医患关系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会比商家跟顾客的关系多，是因为医疗行业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中国正处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会带来很多人际关系的碰撞，其中当然也会包括医患关系。当这种转型完成，当和谐社会的目标真正达到，我相信医患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王拥军：医患之间出现信任危机，其背景是全社会。患者的满意度建立在：一是疾病的好转；二是良好的沟通，没有沟通疾病好转不了；三是服务。我们目前的教育目的仅仅是使疾病好转，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对。医疗不是纯自然科学，还有人文学，我们应该教育医生学会沟通，它是一门科学。现在老说微笑服务，这不是真正的沟通。病人需要的不仅是微笑，更需要塌实、放心。
【来源：生命时报-环球时报】 【作者：吴翔】, http://www.100md.com
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其作为今年最后一期的主题，与搜狐网合作推出了大型网上直播节目：医患面对面。
直播于12月18日晚进行。医方代表有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助理高海鹏和北京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宋海涛，与他们面对面的患者代表是4位热心网友。现场的热烈气氛出乎我们意料，更让人感觉到医患关系的重要以及双方交流的必要。我们摘录了其中一些精彩发言，希望对广大读者有所借鉴。
现在的医患关系最不好
王拥军：到今年，我做医生就24年了。这么多年来，医患关系最不好的时候就是现在：医生很委屈，患者也伤心，都不满意，包括政府对现状也不是很满意，这就是中国医疗目前的状况。其实，医患之间的争执、摩擦每天都会有，但以前更多是因为医疗质量，现在主要和费用有关。原来个人负担少，医患关系非常好；现在个人负担比例越来越高，大家都希望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而后者有时又达不到要求，矛盾就产生了。医疗保障体制不能保证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需求，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技术水平、再好的设施都用不上，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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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鹏：医患关系本应是和谐的：病人为了康复，医生希望治好病，目标一致。但是目前，医患关系确实不太和谐。
网友：我觉得医患关系最关键的是沟通不够，各说各话。我认为应该倡导患者和医生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医患之间缺少信任
宋海涛：经常有患者自己带设备，记录下整个行医过程，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信任医生的做法，很反感。看医生是为了把病治好，而不是看医生说话怎么样。医生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一点错都没有。如果患者拿着摄像机或录音机来看病，会给医生很大压力。
网友：我觉得这是对医疗信任感的缺失。我小时候在农村，乡村诊所的大夫可能跟患者认识，一般不会开很多药或采取不适当的医疗手段，一般都比较务实。上次看一个报道，也谈到一些大企业有厂办医院，这种医院与患者的诚信关系不一样。现在的医院就像流水作业，看完就算，没指望患者得病后再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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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海涛：作为医生，我非常希望病人能够康复，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过来。我希望他能进行全程治疗，而不是像刚才说的流水作业。流水作业不利于医生事业的发展，对病人也没有好处。每个医生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如果一个病人换了十个八个医生，对他来讲并不好。如果信任一个医生，就应该反复看这个医生，这对康复非常有好处。
王拥军：医疗的关键在于对机构的信任。你对某家医院不信任，就不要选择它。
医生无法对每一个人微笑
网友：宋大夫说的是好医生的想法。有些医生一上午看70个病人，怎么保证他们都有这样的医德？我上次看病，医生看都没看我几眼，我怎么还会来找他复诊？
高海鹏：这位网友说的是事实。一个医生一上午看10个病人很从容，但实际上可能有40多个病人等着，不快不行。很多三级医院医疗资源有限，需求却很多——有谁愿意一上午看六七十个病人，弄得头昏脑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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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我一直想问：100个患者里，有多少根本用不着挂专家号？
王拥军：一半以上。我们现在的医疗资源利用非常不合理。舆论给医生的压力是来了就得看，不能限号。我上周四出门诊，看了12个病人，出来又碰上一个老先生。他说等了我3个星期，没办法，我只能给他看完。我想这种压力来自中国的医疗体制，绝对不是医患矛盾。我们的有些患者，本来只是小病、症状很轻，也要找专家，我不理解：5毛钱就能解决的，为什么还要花200块钱看专家号——中国再穷，老百姓看病时都要找最好的医生、到最好的医院，这是整个医疗体制造成的。
网友：我今天感冒得很厉害，但我不愿意去大医院，而是选择去社区医院。大医院的医生不愿意跟你交流，觉得这个病小，不当回事，开一点口服药就完了。我知道，看有些病只需要很短时间，但还是觉得有时医生很仓促。为什么？就是因为医生自始至终没抬头看我，让人觉得他很急，或者不当回事。
高海鹏：如果总是一上午看六七十个病人，医生可能连沟通的意愿都没有了。医生也跟患者一样是普通人，不能要求他1分钟、5分钟看一个病人，还要一直微笑，这样的话只能肌肉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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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但我了解到，还是有很多医生不好好跟患者沟通。一个网友做了12年透析，各地都去过，积累了很多经验，喜欢跟医生探讨，但有的医生就很不高兴——这反映出医生当中有很多人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患者有权了解自己的病，医生不要反感。我也希望各位在你们医院里多带头，让医生都能平心静气地对待患者的疑问。
宋海涛：我不怕病人提问题。我遇到的病人基本都会问：吃了这药是不是就好了，有没有副作用，手术能保证不出问题吗……这很常见。什么叫沟通，就是病人提问，我去想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怎么让他理解。比如说他问“手术能保证不出问题吗”，我就要说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其实，患者提了这些问题，反而能沟通得更好。
网友：在看病过程中，我遇到过两三次医生说“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开点药就行了”。作为患者，我确实想把自己的病了解得更清楚，哪怕很严重，说了也就塌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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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说起医德，我想到今年大家都在说的商业贿赂问题。从患者角度来讲，一个医生给我开很多药，我会觉得他肯定是为了拿回扣。而且，我觉得小医院根本拿不到回扣，做药的都盯着大医院，一级、社区医院没有医药代表。
王拥军：我先说一个观点：收入低不是拿回扣的理由。在我接触的医生中，没有人因为利益驱使给病人用了不该用的药。回扣肯定存在，如果不存在，国家就不用治理商业贿赂。回扣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有关部门批药的时候，同一个药批了10个厂家，他们之间的竞争就可能带来回扣问题。美国只有6家药品零售商，我国却有2万多家，争来争去全是暗箱操作，太混乱了。另外一个问题是药品虚高定价，中间利润太高了。但是，定价的是有关部门，不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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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我认为患者应该有选药的权利。我研究过药，比如斯达舒一盒卖20块钱，同样的药大多2元、1.5元。我就不信药效差那么多倍!不同的病人应该选择不同的药，比如我经济收入还行，就可以用20块钱的药，但如果我很穷，那就限制在2块钱以内。
王拥军：药品是极特殊的商品，患者不能自行选择，否则会带来麻烦。就拿阿司匹林为例，一个小厂家的阿司匹林，吃一天可能吸收10%，大公司的贵几倍，但吸收效果也好得多。最关键的时候用最好的武器，如果病到了急性期，医生不可能跟你商量。
宋海涛：比如治疗一个病人，有各个档次的药，如果我知道他没钱，就会问他，这类药很贵，你能承受吗？如果药的价格一天超过100块，我就会跟病人讲。但是抢救病人的时候，我不会管这些，什么药管用就用什么。抢救病人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不可能为了省钱，很大的手术拿青霉素来预防感染。这是平衡关系，绝大多数医生不会因为一个药有什么利益才去用它，而是这个药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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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我想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患者看病时带摄像机和录音机？主要是医疗服务质量本身没有监控。就像最近出现医闹，也是因为长期没有监控，我说是医生治死的，医生说不是我治死的，没有东西证明。患者带摄像机，我觉得就是想留一个证据，以防出问题。
王拥军：我觉得医疗记录是很完善的。根据国家规定，门诊病历保存30年，住院病历50年；每一张化验单、检查单都不能遗漏。我管医疗，非常希望遇到纠纷时，受害者从一开始就求助于法律，借助第三方医疗鉴定。医院如果遗漏记录，官司不用打，输的肯定是医院——证据丢了，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我是全国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专家从内心偏袒医院。医疗鉴定可以重复做，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偏袒同一个医方。
网友：病人找医闹一是图快，二是希望多获得赔偿。我觉得出了事故，医方还是希望尽量隐藏，而患者摸不着门，找不到专业的人搜集证据，求助法律的比例就不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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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鹏：当你劝患者走第三方鉴定或法律途径时，80%—90%的人不走，就要跟你闹。医患纠纷本质是民事纠纷，当双方达不成共识，只能走第三方鉴定。为什么大部分患者不肯走，还是对司法没信心，对人际关系没信心。
医患矛盾映射整个社会
网友：听了专家的话，我确实觉得以前的一些认识过于主观。希望以后的医患交流都能做到“各取所需”。
高海鹏：管了7年的医患关系，我想说，它是现代社会复杂人际关系的一部分，要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待它。现在的商家跟顾客之间关系好吗？我不觉得，可是相关讨论的激烈程度怎么也比不上医患关系，为什么？因为后者涉及到人的生命。我买了本书，错别字多，我下次不买这家出版社的。但医患之间出了问题，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为什么医患关系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会比商家跟顾客的关系多，是因为医疗行业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中国正处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会带来很多人际关系的碰撞，其中当然也会包括医患关系。当这种转型完成，当和谐社会的目标真正达到，我相信医患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王拥军：医患之间出现信任危机，其背景是全社会。患者的满意度建立在：一是疾病的好转；二是良好的沟通，没有沟通疾病好转不了；三是服务。我们目前的教育目的仅仅是使疾病好转，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对。医疗不是纯自然科学，还有人文学，我们应该教育医生学会沟通，它是一门科学。现在老说微笑服务，这不是真正的沟通。病人需要的不仅是微笑，更需要塌实、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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