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心的医患纠纷
本报记者 王丽云
新闻回放
医护人员戴头盔上班
2006年12月底，深圳市山厦医院医生护士戴钢制头盔上班，不仅值班医生在诊室内戴着钢盔给病人看病，连护士也不戴护士帽而用钢盔代替。医院其他工作人员，包括杂工和财务人员也戴上了钢盔。原来，医院因为与一死亡患者的家属发生纠纷，医生护士遭受一伙人围攻谩骂，为了安全，医院才出此下策。
百余人围堵医院致门诊瘫痪
2006年12月4日上午10时许，一家红会医院遭到四十余人围堵，陷入瘫痪。这些人自称患者家属，怀疑医生处置不当导致患者不治，他们分布在门诊部各个角落，对前来就诊的病人进行拦阻。七八名女子并排堵在门诊楼的大门口，对前来就诊的患者齐声高喊“无良医院医死人”，“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另一些亲属在抢救室设置灵堂，他们将死者摆在病床上，在周围堆放祭品，随后跪拜在病床下方，点燃香火开始哭号。下午3时30分，包括特警和防暴警在内的共百余警力先后赶到现场，局面才好转，死者亲属情绪有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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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冲突中患者家属被打死
2006年5月31日，河南内乡县人民医院。在与院方发生的冲突中，19岁的杜松林被打死。杜松林的姑父张建华因车祸受伤，在县人民医院不治身亡。家属怀疑医院耽误了治疗时机，向医院索要40万元赔偿费，而院方只答应先给3000元赔偿，其余的等张建华的法医鉴定出来后再说。杜松林等6人不愿意，带着花圈、水晶棺，找院领导“说事”，并燃放鞭炮。结果医患双方发生了混战。
职业“医闹”集体闹事要索赔
2006年，一种新的“职业”——“医闹”新鲜出炉。“医闹”们每天穿梭于各大医院之间，努力寻找“商机”，然后再采取扰乱医院就诊秩序的方式，向医院索取高额的赔偿。在医疗纠纷当事人获得了医院的赔偿后，他们再与其分红。
“闹医院”根源何在
, 百拇医药
刘先生(教师)：出现医患纠纷后，“闹医院”这种方式可能是目前老百姓认为最有效的。因为打官司会拖太长时间，医疗鉴定缺乏权威性与公正性，审判结果可能会让患者家属感到失望。
昆明一深受“医闹”之苦的某医院院长：“闹医院”现象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患方不能与医院达成协议时，就采用过激行为对医院施加压力，以获得赔偿。其次，医疗事故鉴定复杂。第三，有些医疗机构在进行诊疗时，操作确实存在不合格现象。第四，正当赔偿手续复杂。第五，巨额的利益驱使，这也是“医闹团体”出现的主要原因。
秦成勇(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发生交通事故后，不会出现“闹”的现象，是因为有相对健全的保障措施，当事人双方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妥善解决好赔付问题。医疗纠纷也一样，如果能够尽快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探索医疗职业保险模式，那么纠纷发生后，就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当然，医患双方需要相互信任，医方应该努力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而患方和社会也应该理解医疗的特殊性，因为医疗充满了未知数，存在高风险，这个风险是需要医患双方去共同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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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纠纷应理性解决
陈波(律师)：患者家属对医疗行为有疑问，可走法律程序，提请医学鉴定。到医院闹、向医院施加压力的做法，是一些患者家属常用的手段。一些医院在压力下，会拿出钱息事宁人，还有些医院则采取粗暴的方法把患者家属驱散。这样如果发生严重冲突，则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给医院和患者都增添麻烦和痛苦。
王安(教师)：如果患方认为医院存在过错，应按正规程序进行鉴定和诉讼。在法治社会，不应该出现这种大闹医院的现象，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医患关系的紧张，也从一方面证明了很多人的素质有待提高。
第三方有助调解医患纠纷
2006年4月，上海普陀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上海首家由政府出资，聘请法律、医疗界专家组成的群众性自治组织，通过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为调处本地区医疗机构与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供公益性服务。2006年11月，北京首家“医患纠纷调处工作站”挂牌成立。工作站的成立，改变了医患双方发生矛盾后，仅由医院内部工作人员直接与患者沟通解决的做法，转而交由纠纷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这样可以避免因患者及家属情绪过激、不信任医院造成的矛盾激化。调解人员的介入，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打破医患纠纷最终只能走诉讼途径的解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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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律师)：近年来，医患纠纷发生率逐年增多，尤其是群体性上访案、涉法涉诉案、伤害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民事诉讼虽然可以裁定谁是谁非，但医疗纠纷专业技术性极强，案件普遍存在调查取证难度大、审理周期长、诉讼成本高等特点，案由的不确定性和举证倒置，有时很难保证患者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往往官司赢了，身体垮了。医患纠纷的关键问题是经济杠杆，深层次问题是体制，大多数的医疗事故和医疗事件损害、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当事双方只侧重于经济理赔，因此，建立医患纠纷的调解机构势在必行。近几年各地在努力探索建立非诉讼机制，促进医患和谐，力争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医疗第一线，但没找到更切实有效的办法。人民调解机构正规、调解不收费、方式快捷便利、社会公信力高、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等特点，在解决医患纠纷时显示出极强的优势，是一种理性解决争端的平台，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当事双方仍协商不成，可以进入司法诉讼程序，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同时，调解专家对法律和医学知识的熟悉，也有利于弥补患者医疗信息不对称、法律常识不足等缺陷。
王海(警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出现，对医患双方都有好处，对减少“闹医院”等不理智行为有很好的疏导作用。在第三方的介入下，医患双方可以心平气和地交流沟通，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从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缓和医患关系，有利于促进医患双方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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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钏(医生)：是医生的责任，医生一定不会逃避，但经常遭受不理智患者及家属的威胁、殴打甚至杀害，医生这一群体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了。在很多不是医疗事故的时候，医生有理也说不清，挨了打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我们只能小心、小心、再小心，不一定要做的检查也要做，危险的治疗能不做就不做，其实最终受害的不还是病人吗？但愿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出现，能够让医患双方多些沟通，多些理解，让我们多点安全感。
钢盔不是医生的安全帽
医生和护士人人戴钢盔，显然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医院里满眼晃动的钢盔告诉世人，医患关系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坦率说，医患双方谁都不能从这种关系当中得到好处。患者无疑将是受害最大的一方，因为他们能够从带着这种心态的医生那里获得何等品质的医疗服务，是不难想象的：医生提出的医疗方案，首先着眼的，肯定是自身的风险最小化、责任最小化，至于这是不是最有利于患者的康复，倒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医生无疑也是这种敌对关系的受害者——付出了汗水、劳动乃至爱心，却不仅得不到尊重和感谢，反而被怀疑，被骚扰，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岂不令人心灰意冷？
, 百拇医药
“解铃还须系铃人”，医患关系走到今天，医院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本来在患者心目中，医生都是“白衣天使”，头上有救死扶伤的神圣光环。但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医院却长期、大量地透支患者对医生的崇敬和信任，这方面的黑幕已经被揭出很多，就在前不久，深圳人民医院还曝出了一天按25小时收费的丑闻。至于医疗事故的鉴定，更是被医院和卫生系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丧失了其应有的公信力。
在这种状况下，从患者的角度考虑，既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无法消除，那便只好在消除力量不对称上做文章；既然按照程序博弈成本过高且结局总是有利于医院，那便只好选择非程序博弈——这两点考虑都促使他们选择了“医闹”。而“医闹”的出现，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医生的优势，恢复了医患之间的力量平衡。当然，在“医闹”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之后，那些职业“医闹”无事生非，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市场”，也是可以想见的。
解开医患关系的死结，我们习惯的结论是要靠法律和制度。现在看来，法律和制度固然不可或缺，但医院和医生采取主动措施，重建患者对自己的信任，可能更加重要。在重建信任的过程中，医生务必要跳出“理性经济人”的窠臼，而多从中国古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中去寻找灵感。钢盔不能保证医生护士的安全，信任却可以做到。医患之间的信任，对医患双方都有利，究竟怎样做最好，医院应该好好想一想。 (郭松民),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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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戴头盔上班
2006年12月底，深圳市山厦医院医生护士戴钢制头盔上班，不仅值班医生在诊室内戴着钢盔给病人看病，连护士也不戴护士帽而用钢盔代替。医院其他工作人员，包括杂工和财务人员也戴上了钢盔。原来，医院因为与一死亡患者的家属发生纠纷，医生护士遭受一伙人围攻谩骂，为了安全，医院才出此下策。
百余人围堵医院致门诊瘫痪
2006年12月4日上午10时许，一家红会医院遭到四十余人围堵，陷入瘫痪。这些人自称患者家属，怀疑医生处置不当导致患者不治，他们分布在门诊部各个角落，对前来就诊的病人进行拦阻。七八名女子并排堵在门诊楼的大门口，对前来就诊的患者齐声高喊“无良医院医死人”，“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另一些亲属在抢救室设置灵堂，他们将死者摆在病床上，在周围堆放祭品，随后跪拜在病床下方，点燃香火开始哭号。下午3时30分，包括特警和防暴警在内的共百余警力先后赶到现场，局面才好转，死者亲属情绪有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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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冲突中患者家属被打死
2006年5月31日，河南内乡县人民医院。在与院方发生的冲突中，19岁的杜松林被打死。杜松林的姑父张建华因车祸受伤，在县人民医院不治身亡。家属怀疑医院耽误了治疗时机，向医院索要40万元赔偿费，而院方只答应先给3000元赔偿，其余的等张建华的法医鉴定出来后再说。杜松林等6人不愿意，带着花圈、水晶棺，找院领导“说事”，并燃放鞭炮。结果医患双方发生了混战。
职业“医闹”集体闹事要索赔
2006年，一种新的“职业”——“医闹”新鲜出炉。“医闹”们每天穿梭于各大医院之间，努力寻找“商机”，然后再采取扰乱医院就诊秩序的方式，向医院索取高额的赔偿。在医疗纠纷当事人获得了医院的赔偿后，他们再与其分红。
“闹医院”根源何在
, 百拇医药
刘先生(教师)：出现医患纠纷后，“闹医院”这种方式可能是目前老百姓认为最有效的。因为打官司会拖太长时间，医疗鉴定缺乏权威性与公正性，审判结果可能会让患者家属感到失望。
昆明一深受“医闹”之苦的某医院院长：“闹医院”现象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患方不能与医院达成协议时，就采用过激行为对医院施加压力，以获得赔偿。其次，医疗事故鉴定复杂。第三，有些医疗机构在进行诊疗时，操作确实存在不合格现象。第四，正当赔偿手续复杂。第五，巨额的利益驱使，这也是“医闹团体”出现的主要原因。
秦成勇(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发生交通事故后，不会出现“闹”的现象，是因为有相对健全的保障措施，当事人双方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妥善解决好赔付问题。医疗纠纷也一样，如果能够尽快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探索医疗职业保险模式，那么纠纷发生后，就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当然，医患双方需要相互信任，医方应该努力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而患方和社会也应该理解医疗的特殊性，因为医疗充满了未知数，存在高风险，这个风险是需要医患双方去共同承担的。
, http://www.100md.com
医患纠纷应理性解决
陈波(律师)：患者家属对医疗行为有疑问，可走法律程序，提请医学鉴定。到医院闹、向医院施加压力的做法，是一些患者家属常用的手段。一些医院在压力下，会拿出钱息事宁人，还有些医院则采取粗暴的方法把患者家属驱散。这样如果发生严重冲突，则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给医院和患者都增添麻烦和痛苦。
王安(教师)：如果患方认为医院存在过错，应按正规程序进行鉴定和诉讼。在法治社会，不应该出现这种大闹医院的现象，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医患关系的紧张，也从一方面证明了很多人的素质有待提高。
第三方有助调解医患纠纷
2006年4月，上海普陀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上海首家由政府出资，聘请法律、医疗界专家组成的群众性自治组织，通过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为调处本地区医疗机构与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供公益性服务。2006年11月，北京首家“医患纠纷调处工作站”挂牌成立。工作站的成立，改变了医患双方发生矛盾后，仅由医院内部工作人员直接与患者沟通解决的做法，转而交由纠纷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这样可以避免因患者及家属情绪过激、不信任医院造成的矛盾激化。调解人员的介入，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打破医患纠纷最终只能走诉讼途径的解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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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律师)：近年来，医患纠纷发生率逐年增多，尤其是群体性上访案、涉法涉诉案、伤害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民事诉讼虽然可以裁定谁是谁非，但医疗纠纷专业技术性极强，案件普遍存在调查取证难度大、审理周期长、诉讼成本高等特点，案由的不确定性和举证倒置，有时很难保证患者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往往官司赢了，身体垮了。医患纠纷的关键问题是经济杠杆，深层次问题是体制，大多数的医疗事故和医疗事件损害、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当事双方只侧重于经济理赔，因此，建立医患纠纷的调解机构势在必行。近几年各地在努力探索建立非诉讼机制，促进医患和谐，力争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医疗第一线，但没找到更切实有效的办法。人民调解机构正规、调解不收费、方式快捷便利、社会公信力高、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等特点，在解决医患纠纷时显示出极强的优势，是一种理性解决争端的平台，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当事双方仍协商不成，可以进入司法诉讼程序，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同时，调解专家对法律和医学知识的熟悉，也有利于弥补患者医疗信息不对称、法律常识不足等缺陷。
王海(警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出现，对医患双方都有好处，对减少“闹医院”等不理智行为有很好的疏导作用。在第三方的介入下，医患双方可以心平气和地交流沟通，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从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缓和医患关系，有利于促进医患双方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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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钏(医生)：是医生的责任，医生一定不会逃避，但经常遭受不理智患者及家属的威胁、殴打甚至杀害，医生这一群体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了。在很多不是医疗事故的时候，医生有理也说不清，挨了打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我们只能小心、小心、再小心，不一定要做的检查也要做，危险的治疗能不做就不做，其实最终受害的不还是病人吗？但愿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出现，能够让医患双方多些沟通，多些理解，让我们多点安全感。
钢盔不是医生的安全帽
医生和护士人人戴钢盔，显然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医院里满眼晃动的钢盔告诉世人，医患关系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坦率说，医患双方谁都不能从这种关系当中得到好处。患者无疑将是受害最大的一方，因为他们能够从带着这种心态的医生那里获得何等品质的医疗服务，是不难想象的：医生提出的医疗方案，首先着眼的，肯定是自身的风险最小化、责任最小化，至于这是不是最有利于患者的康复，倒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医生无疑也是这种敌对关系的受害者——付出了汗水、劳动乃至爱心，却不仅得不到尊重和感谢，反而被怀疑，被骚扰，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岂不令人心灰意冷？
, 百拇医药
“解铃还须系铃人”，医患关系走到今天，医院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本来在患者心目中，医生都是“白衣天使”，头上有救死扶伤的神圣光环。但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医院却长期、大量地透支患者对医生的崇敬和信任，这方面的黑幕已经被揭出很多，就在前不久，深圳人民医院还曝出了一天按25小时收费的丑闻。至于医疗事故的鉴定，更是被医院和卫生系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丧失了其应有的公信力。
在这种状况下，从患者的角度考虑，既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无法消除，那便只好在消除力量不对称上做文章；既然按照程序博弈成本过高且结局总是有利于医院，那便只好选择非程序博弈——这两点考虑都促使他们选择了“医闹”。而“医闹”的出现，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医生的优势，恢复了医患之间的力量平衡。当然，在“医闹”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之后，那些职业“医闹”无事生非，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市场”，也是可以想见的。
解开医患关系的死结，我们习惯的结论是要靠法律和制度。现在看来，法律和制度固然不可或缺，但医院和医生采取主动措施，重建患者对自己的信任，可能更加重要。在重建信任的过程中，医生务必要跳出“理性经济人”的窠臼，而多从中国古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中去寻找灵感。钢盔不能保证医生护士的安全，信任却可以做到。医患之间的信任，对医患双方都有利，究竟怎样做最好，医院应该好好想一想。 (郭松民),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