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而为的“山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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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药业的研发力量还是比较弱的。但是现在有一些小型的制药公司或者研发公司在成长。这些公司都有着各自的生命力。他们或者是有人投资，或者是自己投资。就像药明康德那样，有着国际化视野的一个团队利用国内的软硬件力量，专门给跨国药企做研发外包，这样的企业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所以中国的研发力量在这些企业而不在传统型的制药企业中，传统的制药企业对研发的理解和国外企业对研发的理解完全在两个层面。
20世纪末，戴晓畅回到云南昆明。在世界顶级的研究机构学习工作了8年，对国内显然落后的科研条件感到有些不适。但是很快他就组建起了云南大学药学院，并任院长，创建药学院博士点。
现在的戴晓畅，除了云南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头衔，其角色更多的是职业经理人——中美合资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这是一家在国内成长了近15年的云南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43岁的戴晓畅身材偏瘦，嘴上总有一抹淡淡的微笑。在记者的印象中，他并不像一个浑身散发着知识光芒的大学教授，也不是把架子高高端起的企业老总，而更像一个非常轻松幽默而不失儒雅的朋友。一个鲜明的细节是，言谈间他迸出几次“我们昆明人就是山里人，贝克诺顿也在山上”的诙谐之语。记者臆测，戴晓畅性格中的幽默也许来自天性，亦有可能受到8年美国生活的影响，但更多的，应该来自他经岁月历练后的从容和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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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晓畅自称“山里人”，但从销售队伍到掌门人，贝克诺顿俨然一个专业化运作、有着国际化视野的团队。在该公司2006年年会上，记者看到贝克诺顿极具专业素养和业务素质的销售人员汇集一堂。与西安杨森较为类似的是，贝克诺顿把工厂设在昆明，把销售公司设在上海。
1983年，戴晓畅从云南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云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两年。为了获取更多的专业知识，戴晓畅此后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戴晓畅与同学李良、周洪彬成立了年轻的科研小组，共同研究植物生理学的前沿研究课题，并负责项目的研发推广和大田实验。做研究时，由于大量的实验器材需要冷藏，他们踩着三轮车到商店买冰箱，当回到研究室时，三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3年后，年轻的科研小组研制出了新型高效植物生长调节剂“云大-120”，并说服云南省科委，最终将成果产业化。
1991年，课题刚一结束，戴晓畅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出国留学，到世界顶级的研究所去。由于有着较好的研究经历和专业背景，并且通过了考试和面试，美国史克利浦斯研究中心以全额奖学金录取了这位中国学生。戴晓畅先是在美国史克利浦斯研究中心化学系取得博士学位，而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留美8年期间，他主要从事利用体外进化技术研究开发可用于生物治疗的核酸酶，并在世界上首先实现用核酸酶断裂肽键，为以核酸酶为手段的新一代基因治疗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后来该成果以他为第一作者发表在《Scienc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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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出去就是为了回来
记者：1991年你在国内已经取得了第一个科研项目的成功，为什么想到出国而不是在国内发展？
戴晓畅：为了再提高。当时我联系美国史克利浦斯研究中心也是有道理的。在上海生化所读研的时候，我的导师在这个研究中心做过访问学者，所以我知道它是一个世界顶级的研究所。正好那一年它开始在全球招博士研究生，但计划很小，只招2个专业，每个专业招10个人，对每个人提供全额的奖学金。它应该是美国最难进的研究所之一，凭着在“云大-120”研究项目的经历，我很快就被录取了。
记者：当时，你有没有发现在美国的制药企业、大学和研究所里有中国人的身影？
戴晓畅：中国的留学生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是最多的。另外，在美国FDA也有不少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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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当时对美国的制药业有接触吗？
戴晓畅：一直都在关注，我研究的领域与制药行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美国，都是大学和研究所做基础研究，企业负责产业化，中间有很好的衔接体制。
记者：留美8年，你觉得这段人生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戴晓畅：整个认知层面的改变。8年的经历，让我认识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研究所，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怎么做，与产业是怎么结合的，美国的产业是怎么发展的。身在其中，就会有切身的体会。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老师，他们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非常真实地生活在其中。这个不是靠在国内读书能够获得的。中国有句古话“百闻不如一见”，你不仅见了，还参与到其中，所以肯定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记者：既然美国的科研条件等都很领先，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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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晓畅：我出国就是为了学习，就是为了回来。这和我的经历有关，我出国之前在国内教过书，做过研究，所以我知道在国内怎么样去获得成功，怎样的途径是合适的。所以我出国的时候就是抱定了主意要回国的。
研发往中国转移不可逆转
记者：你在美国的朋友对中国的制药业是怎么看的？
戴晓畅：很多人对此没有认识。有部分的人在关注，但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制药业还是很落后的。
记者：就你看来，现在中国制药业的研发力量到达哪个层次？
戴晓畅：中国制药业的研发力量还是比较弱的。但是现在有一些小型的制药公司或者研发公司在成长。这些公司都有着各自的生命力。他们或者是有人投资，或者是自己投资。就像药明康德那样，有着国际化视野的一个团队，利用国内的软硬件力量，专门给跨国药企做研发外包，这样的企业不是一个、两个，很多。所以中国的研发力量在这些企业而不在传统型的制药企业中，传统的制药企业对研发的理解和国外对研发的理解完全在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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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制药行业的前景在哪里？
戴晓畅：中国将来一定会成为药品制造大国，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就像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成为制造大国，逐一展开了国际竞争，现在很多中国制药企业已经开始与国外制药企业合作，进行委托生产。中国要成为研发大国，可能要走的路还比较长，但是研发往中国转移这个形势也是不可逆转的。这基于几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目前中国尤其是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城市，具备了很好的基础设施；二是中国有非常庞大的良好的教育体制，它制造了大量的训练有素的高级劳动力，而且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这两个基本要素，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相当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日益开放的经济环境，这些因素会让中国的制药行业紧跟在其他行业后面，走上国际舞台。
贝克诺顿专注三大领域
记者：你到贝克诺顿(KBN)两年了，这两年它的运营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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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晓畅：去年的销售增长是17%，利润增长是20%。2005年、2006年的发展趋势都是比较好的。我是2005年到KBN的。2005年与2004年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我们调整了思路，对企业和过去的产品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比如像阿莫西林、头孢克洛这样一些传统抗生素。
记者：具体进行了怎样的思路转变？
戴晓畅：这些药都是中国必不可少的，中国在推进更大的医保覆盖、“新农合”，给这些经典药物的普及带来了更好的机会。我们加强了阿莫西林、头孢克洛在连锁药店和社区的销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我们加强了在骨科领域的专业地位，比如阿法迪三、阿尔治这样的专业产品的份额有了较大的提升。
记者：你到KBN之后还有哪些具体的调整？
戴晓畅：一个是我刚才讲的，对抗生素产品有一个再认识，并不是说在国内有上百个批文我们就不能做了，恰恰相反，我们是在国内第一家引进阿莫西林的，质量也是最好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通过我们专业的市场推广，能够获得应有的市场份额。另外就是零售市场的开拓和社区医院市场的开拓。因为KBN像其他的外企一样，一直以来在国内是专注大中城市和中心医院的，但是随着政策的调整，国家要求小医院和社区诊所承担更多的医疗责任，KBN就是要适应国家政策的这种调整，来占有相应的份额。我们从2005年开始，就成立了一支专门的队伍来开拓这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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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销售队伍有多少人？OTC和处方药销售队伍的比例是怎样的？
戴晓畅：我们一共有200多人，其中OTC和社区诊所是并在一起的，共有60多人，其他的就是传统的开拓大中型医院的队伍。
记者：现有的产品结构怎样？未来会做调整吗？
戴晓畅：KBN是专业的制药企业，产品除了刚才讲的抗生素系列，还有骨科的阿法迪三。另外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产品领域，就是我们与日本生化学株式会社的合作，这是一个治疗退行性关节炎、在关节腔内注射的产品，就是阿尔治。现有的产品结构有抗生素系列、骨科领域和儿童药三大领域，我们一直比较专注这三大领域。KBN的理念是“普及全球医药成就”，以后也将继续专注这些领域，但不会局限于此，我们将不断发挥合资优势，通过成熟的国际合作网络，为中国百姓引进更多的优质优价的好药。
记者：贝克诺顿是一个合资公司，有哪些国外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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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晓畅：我们一直比较专注中国市场，同时也在开拓国际市场，但我们针对的是欧美主流市场之外的市场，如东盟。云南是开拓东盟市场的桥梁和窗口，对东盟市场我们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在东南亚有一些小的战略尝试，也许未来这会成为比较大的业务。
记者：具体是哪些国家？
戴晓畅：缅甸、越南，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完成了部分产品的注册，在非洲也有部分产品出口，现在我们正积极地寻求像中国香港和澳门这些地区的市场机会。
记者：KBN在持续成长，那你现在的忧虑是什么？
戴晓畅：忧虑是永远都有的。最大的忧虑来自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和政策的变化，现在发改委在持续不断地，而且是非常强势地降价，这些措施有积极的一面，但也会对医药市场和行业造成破坏。国内制药企业的利润持续下降，从长远角度来看，会使制药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情形变得更为严重，甚至会损害中国制药行业研发的动力，使中国制药行业难以有一个比较优势，去跟国际上的企业竞争。KBN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加强研发，困难比以前大多了，虽然我们有国际合作优势，但现在我们开展每一个研发项目都慎之又慎。, 百拇医药(钟可芬)